唯物史观研究
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
一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哲学教学和哲学宣传中，存在着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对唯物史观的创立意义大谈特谈，而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却避而不谈。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它的理论来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虽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却又认为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一讲到历史唯物主义，就认为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理论的全新创造，是和以往的一切历史观根本对立的，没有理论上的继承关系。在许多包括苏联的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就很少或根本没有论述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问题。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历史事实就是这样，唯物史观没有其理论的来源。
难道事实果真如此吗？回答是否定的。人类思想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真正的理论都要继承前辈们的思想成果，都是前人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在借鉴前人的思想资料，吸收前人的合理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现实而产生和发展的。唯物史观的创立纵然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变革，但它也具有人类思想发展的一般特性，不能脱离人类思想发展史的轨道。就是说，它同样体现了继承性和变革性的统一。
恩格斯曾经指出：“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绝不可能创立。”[1]而我们知道，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因此，也可以说，没有德国哲学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在1890年10月27日给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提及：“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2]每一个时代的哲学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更是这样，它也要以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自己的理论前提。恩格斯后来在回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对他和马克思的影响时曾说：“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3]列宁也说：“大家知道（也许巴札罗夫不知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且大家也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过他而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到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的。”[4]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是如此之大，难道在唯物史观创立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没有从费尔巴哈那里得到些什么吗？
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中对马克思评价道：“马克思是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里三个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5]在《共青团的任务》中，列宁在谈到马克思的学说为什么能掌握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时说：“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更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6]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列宁还讲道：“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问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7]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列宁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8]列宁的上述论述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优秀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历史唯物主义难道与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就没有继承关系吗？
从唯物史观的发展史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优秀思想的继承。早在大学时期，马克思就对希腊晚期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作了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就是《博士论文》（1841）。1843年5月至10月，马克思从科伦移居莱茵省的小城克罗茨纳赫，在那里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著作。如亨利希的《法国史》、拉彭贝尔格的《英国史》、施密特的《法国史》、瓦格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路德维希的《近五十年代史》、哈密尔顿的《北美洲》、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等，马克思将这些研究记录下来，著成了《克罗茨纳赫笔记》。同时，他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了极为深入的研究，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正是借助于丰富的历史知识，才使马克思做出了运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国家和法的问题的最初尝试。同样，青年恩格斯在其思想转变过程中也曾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1839年10月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他曾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写出了他的心里话。[9]他深入地钻研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每晚必读，完全被他的宏伟思想吸引住了。[10]
从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也可看出它对人类优秀思想的吸收和继承。譬如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曾明确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很久以前，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11]再如，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学说，正是借鉴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才得以丰富和发展。恩格斯在讲到为什么要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时曾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遗言。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论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12]恩格斯对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作了高度评价。
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唯物主义地解决了以往人们没有能够解决的社会历史领域里的问题，而且是辩证地解决了。没有辩证法贯穿其中，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彻底。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正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当有人要全面否定黑格尔哲学并把它当作一条“死狗”对待的时候，马克思挺身而出，公开宣称他是黑格尔的学生。他说：“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13]在这里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和它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看，发现唯物史观的时机已经到了，它的出现是以往历史理论的必然的逻辑的结果，它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也已经具备。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曾说：“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末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就证明……做到这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将被发现。”[14]倘若说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天才的独创，对以往的思想理论没有丝毫的继承，岂不等于说如果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史观就永远不会出现？那么历史的必然性又从何谈起呢？
综上所述，结论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对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继承，它也不能脱离世界文明的发展大道，对它的理论来源问题必须作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
二
既如上述，为何长期以来我们忽视甚至否认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呢？其原因可作如下分析：
第一，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最伟大的革命，它宛如一轮东升的朝阳，与它的灿烂光辉相比，一切以往的历史理论在它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了。唯物史观的创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的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15]它廓清了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迷雾，使得对社会历史的研究真正成为科学，并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眼光来考察历史，“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16]。它的创立为社会主义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规划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遵循的道路。”[17]正是由于它的创立，使得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被赶了出去，唯物主义才完全地占据了统治地位。唯物史观创立的意义之伟大，其理论体系之完整、严密和科学，其内容之丰富和深刻，是以往的任何一种历史理论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它所实现的变革如此深刻和全面，竟是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它的光芒是如此耀眼，在它面前，旧的历史观似乎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于是乎，历史的联系模糊了，理论上的继承关系被特别突出的变革的伟大意义遮掩。
第二，正因为唯物史观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实现的变革的意义如此重大，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中的地位如此之高，也因为它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地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从而使其和所有的唯心主义及所有的旧的唯物主义区别开来。所以，维护它的崇高地位，维护它的纯洁性，便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播过程中，总是尽力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同以往历史观的区别和对立，自觉不自觉地否认它们之间的联系。人们担心，如果承认唯物史观有其理论来源，就会妨碍把唯物史观看成是崭新的历史观，就会低估唯物史观创立的伟大意义，降低唯物史观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崇高的科学地位，从而低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学上的伟大贡献，这就有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光辉形象。因而，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问题避而不谈。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他们不懂得避而不谈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不仅不会突出唯物史观创立的伟大意义，而且适得其反，会引起种种疑问，给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派提供口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们与以往的理论没有联系，而恰恰在于他们解决了前人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前人在理论上所达到的顶点，恰恰是他们理论的出发点。列宁在谈到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时曾说，这“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8]。不谈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会给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派提供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口实，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上就一度出现过。大家知道，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许多著作，如《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唯物主义史论丛》《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中都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作过充分的论述。而问题的缘由就是以米海洛夫斯基为首的民粹派否认“经济唯物主义”（这是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与“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联系，认为唯物史观不是人类优秀思想的继续，应该将之抛弃。因此，否认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对正确说明唯物史观创立的伟大意义并无益处。
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虽然也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作过论述，但这些论述都只是原则性的，没有专门或系统地加以分析。一些原则性的论述又统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更多的地方提到的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没有直接涉及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情况也使人们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在客观上造成了人们只提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而不提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的现象。
第四，受列宁对黑格尔历史哲学评价的影响。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这样评价过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他说：“一般说来，历史哲学所提供的东西非常之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在这里，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在这门科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前迈进了最大的一步。而黑格尔在这里则已经老朽不堪，成了古董。”[19]有人就依此为据认为，既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所提供的东西非常之少……黑格尔在这里则已经老朽不堪，成了古董”，那就当然没有什么可值得继承的了。这种观点没有看到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多次指出黑格尔的某些关于社会历史问题的见解“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20]恩格斯也曾经这样来评价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一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了的、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21]显而易见，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历史观作了高度的评价。难道列宁的评价是自相矛盾并和恩格斯不一致吗？完全不是。问题在于有些同志对列宁的评价作了片面的、机械的理解。恩格斯的评价是就黑格尔历史观的积极方面来说的，是把黑格尔与前人相比较而言的。因此说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宏伟”的，是“值得钦佩”的。而列宁的评价是就黑格尔的历史观与唯物史观相比较而言的。与唯物史观相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之后，黑格尔的历史观确实是“提供的东西非常之少”，确实是“老朽不堪，成了古董”。因此，绝不能以列宁的片断评价为依据而否定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否定它与以往历史观的继承关系。
第五，受斯大林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推广说的影响。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曾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22]这种观点既影响着苏联哲学界，也影响着中国哲学界。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和运用，那么讲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也就是讲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因此，也就出现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只讲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而不讲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的现象。
第六，普列汉诺夫早在1895年写《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时就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作过深入的探讨。可是，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普列汉诺夫的不公正的评价，使得我们对他的探讨也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和充分的重视。以中国来说，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问题被忽视了三十多年，在根源上是与“左”的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的。一些同志认为，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一定要特别地突出其革命性，对历史唯物主义这门党性尤强的科学就更是如此，以至于用革命性来代替它的科学性。我们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去批判唯心主义历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学说。似乎只有大讲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对立才能充分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党性、阶级性。如果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有其理论来源，岂不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资产阶级的东西发生了联系？岂不是抹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性？岂不是为资产阶级的学说评功摆好？这是一个政治问题、立场问题。因此，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在那种不宽松的学术环境中，要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问题又谈何容易！
第七，从理论工作者本身来说，迷信权威、固守成见也使得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长期被忽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苏联引进的，以至于有些人把苏联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了不可移易的。既然苏联没有讲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我们也就不能讲，既然权威人物没有提出，我们也就不能提出。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就唯权威之命是从，不去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作深入的探讨。
三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呢？
第一，人类社会是一个发展过程，人类思想同样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以将任何一个阶段加以割裂。任何一种真正的思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历史必然性，都是以往的理论发展的逻辑的完成和继续，都是以前人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为自己理论的起点，都要对前人的思想成果进行批判性的继承。作为思想领域中的最大科学成果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更是如此。正是有这种理论上的继承关系，才体现了人类思想史的连续性及其内在联系，对人类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也才有规律可循，从而才能真正地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一定要放到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的环境中去理解，切不可以偏概全、断章取义。任何一种真正的理论、任何一位严肃的思想家都会保持理论上逻辑的一贯性，如果不能保持其逻辑的一贯性，就证明其理论的不彻底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保持了逻辑的一贯性的，是彻底的。这种理论不仅对他事物、对他人适用，对自己本身照样适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任何理论都要批判继承前人思想遗产的思想对其理论组成部分的历史唯物主义也适用。在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在只言片语上是会找到字面上的“矛盾”。但是，一定要考察经典作家们的基本观点和一贯思想，要考察他们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在怎样的语言环境中来加以论述的，绝不能把一贯的思想、系统的思想加以割裂，不能把一定条件下的论述绝对化、片面化。否则，不仅会带来理论上的混乱，而且会造成实践上的失误。
第三，理论的发展需要一种安定团结的环境和民主和谐的气氛，要使从事理论探讨的人有一种安全感，才能使他们具有信心和理论上的勇气，才能促进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在“左”的影响下，那种人人自危的现象，只能挫伤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扼杀理论发展的勃勃生机。我们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就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它指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就要牢记历史教训，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坚持对思想性质的问题采取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说，用教育和疏导的方法去解决。”[23]它着重指出，“必须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大大活跃起来”，“学术和艺术问题，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这样做的目的，是正确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学术和艺术的指导作用，造成科学文化发展所必需的安定团结的环境和民主和谐的气氛，使它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24]可以说，这是我国三十多年来学术理论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正确总结。
第四，必须破除迷信权威的心理，以促进理论的发展。迷信权威不仅是长期以来人们忽视唯物史观理论来源的一个原因，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这也是我国学术不够繁荣、理论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权威是应该有的，但对权威的迷信和崇拜，必然会使我们跪在权威的脚下，对权威的观点进行诠释，述而不作。这样，理论的研究就难以获得突破性的进展。这方面的教训，尤其值得牢记。
［原文发表于《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565.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89.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8.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86.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80.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7.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41-442.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2.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40.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44-546.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2.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78.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7.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43.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2.
[1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2.
[19] 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51.
[20] 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44-348.
[2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1.
[22]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24.
[23]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
[24]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