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拿大人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的历史变迁看当代中国提升国家形象的路径

刘晓彤(Liu Xiaotong)李丹青(Li Danqing)

国家形象,即社会公众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认识和综合评价,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投影。它主要由以经济、军事为主的硬实力和以文化、价值取向为主的软实力组成。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不仅可以提高国家的社会地位,增进与其他国家的交流,还可以提升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本文拟从加拿大人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的历史变迁看当代中国如何提升国家形象。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加拿大人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自然也呈现出不同的认知。总体上看,加拿大人对近现代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主要是从历史和文化的维度出发,而对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则主要受到国家实力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

一、历史变迁中的近现代中国国家形象

西方人早期的中国国家形象主要来自他们的先辈们对16世纪到18世纪中期中国的记述,诸如《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广博与富饶的描述,西方传教士门多萨和利玛窦对“大中华帝国”形象的塑造。这是中国国家形象被美化的时期,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是一个繁荣、富饶和强大的东方帝国,中国的四大发明让西方人赞叹不已。然而,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在欧洲蓬勃兴起,与此同时,古老的中国却闭关锁国,高傲地将来自西方的商人以及外交官一次又一次拒之门外,使得中国国家形象逐渐呈现出下滑的趋势,自大而落后开始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总体概括。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后,在接踵而至的战争和外交危机下,中国不断地以委曲求全的姿态示人,封建落后的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列强嘲笑的对象,随之而起的是屡战屡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弱国形象。具体微观形象有“东亚病夫”的精神形象,“小脚女人”和“猪尾巴”的社会风俗形象,“面黄肌瘦” “食不果腹” “流离失所”的民众形象,“一盘散沙” “满地烟馆”的民族形象,“兵丁羸弱”和“鸟枪古炮”的国防形象,官员无知、贪墨的官场形象等。这些形象并非凭空捏造,从西方人的日记、报纸、杂志上可以看到更加犀利的描述。笔者认为,近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反面凸显是将中华民族本身某些劣根性在近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放大,外力冲击下的近代中国由于封建制度的僵化与民族自身对于外界反应的抗拒,使得国家形象在这个时候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黯淡时期。

此外,那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也能从早期移民海外的中国人形象中看出,或者说那时移民海外的中国人的形象深深地影响中国国家形象。在加拿大,移民初期,华人被加拿大政府和白人视为“低等”人群,肮脏、愚蠢、怪异。中国移民加拿大的历史始于1858年弗雷塞河的淘金热,当时加拿大白人在情感上对华人厌恶至极,华人当时的处境极端困难。移民大部分是中国南部的农民,在加拿大从事体力劳动或卑微职业,当淘金工人,开旅店、饭馆等,中国人被白人称为“yellow bellies”(黄色的肚子),“chinks”( “中国人”的贬义称呼)以及“猴子”等,中国人甚至被认为是“不忠诚的”和“不诚实的”,因为形象恶劣,华人遭到殴打、侮辱的事情时有发生。

一方面,华人早期的负面形象源于加拿大政府和白人的种族偏见,而不是在对个体特征严谨、仔细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基于巴柔的形象学理论,对他者的形象建构是与本民族意识形态基本内容和运作机制相共谋的。首先,种族优越论在白人中流行,种族优越感让白人歧视任何种族,尤其是黑人和黄种人。其次,中国的落后加剧了华人的卑微形象。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东西方关系从彼此尊重、敬仰变成了殖民和被殖民,这一状态因为清政府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屡败和国家多年混乱的局面进一步恶化。由此,中国被视为落后和贫穷的国家,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华侨在白人眼里,同样是中国人的一部分,不可能因为移居西方土壤就改变他们的形象,即便他们更改了国籍和语言,也不能改变他们的肤色和民族传统、特征,也难逃被西方人贴上根深蒂固的模式化中国人形象的标签。再次,白人社会的种族偏见由于政府宏观权力运作得以深化。政府把极偏僻和租金低廉的地段卖给或租给中国人,使华人远离白人居住区,并且颁布一系列的歧视政策,使华裔加拿大人的地位降到加拿大社会等级体系的最底层,加拿大政府和人民拒绝承认华人是加拿大社会的一员。同时,加拿大政府推行同化政策,要求中国人放弃自己的语言、传统和价值观,放弃自己的身份。最后,主流媒体从微观意义上也助长、形成和固定如此负面的华人形象,在耻辱的年代,中国人是每日新闻的一部分,“与时代排华趋势相伴的是报纸上关于中国移民带来的邪恶的恐怖故事,媒体用邪恶来合理化对华裔加拿大人的虐待”。另一方面,模式化的华人负面形象造成的忧虑和恐慌更加深了白人群体对华人的排斥,早期的移民试图逃离白人圈,同时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才建立起唐人街。

在1885—1922年限制移民期间,华人在加拿大的形象更加丑恶、堕落。自1885年起,加拿大政府强行向华人征收额外的人头税,从1885年的50加元,增加到1900年的100加元,1904年的500加元,以此限制华人移民。在限制移民政策的推波助澜下,白人甚至把卖淫、赌博、吸食鸦片、不讲卫生等恶习和陋习与中国人画等号。直到唐人街和华人职业的转变,华人的形象才慢慢有所改观。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全线贯通,所有华人全部被解散为界,华裔加拿大人无论是在地域分布,还是居住方式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前,华人主要居住在矿山乡镇和旷野工地形成的唐人街里,以矿山工人和筑路工人为主,人员流动性大;此后,华人主要迁往城市,职业从以矿山工人和筑路工人为主变为以服务业者为主。1886年至1900年间,洗衣业成为唐人街最赚钱、最稳定的行业。20世纪初建立起的唐人街具有稳定性特征,华人身份意识、维权意识开始苏醒。同时,华人自身也为生存做出了一定努力,加拿大社会也从藐视华人转为开始予以关注,这些都为华人形象的改观奠定了基础。华人主动的身份探求始于20世纪初的一些华人商界领袖和基督教徒的尝试。

在新的历史时期,加拿大唐人街向华人精神家园的转变与加拿大政府奉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多元文化政策最先是1971年由特鲁多政府提出,旨在保证每一个种族,任何文化背景的加拿大人在加拿大都有平等的机会,这个政策还承认任何加拿大人均有保留和维护自己文化传统的基本权利。如今,在推崇多元文化主义的加拿大,各民族文化如鱼得水、百花齐放,如此宽松的环境更使唐人街成为华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华人正面形象的塑造地。首先,如今的华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法语,语言已经不是他们融入加拿大社会的主要障碍;其次,新一代的华人移民以技术移民居多,他们大部分是医生、工程师、教师等,有一技之长,相对有竞争力;再次,华人的身份意识加强,华人逐渐认识到要真正融入加拿大主流社会,必须融入白人的日常生活,因此他们选择由以前的集中居住,改为浸润到加拿大的每一个角落,了解白人文化,也易于白人了解华人和中国文化,有利于互相尊重。新唐人街代表了华人的新态度:与加拿大主流社会融合,同时又保留中国文化。加拿大当代作家、编辑、教育家罗伯特·汤普金曾经这样描述新唐人街:“不再贴有歧视标签,唐人街如今象征着不畏艰难险阻的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

二、意识形态、国家实力交织下的当代中国国家形象

(一)新中国成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也割断了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只能来自新闻报道或者书籍,中国从“香格里拉”变成了“人间地狱”,被视为恐怖的红色恶魔。比如说1955年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的畅销书《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虽然承认现在中国人已经不挨饿了,承认中国已经开始了真正的工业化,但又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人性为代价的。“人们不管走到哪里,都穿着蓝布衣服……6亿中国人都穿着同样的制服。”“今天的中国人越来越顺从,最后变成一群绵羊,或者说,一座蚂蚁山。”在西方国家的舆论报道中,常见这样的描写:中国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地方,中国人不仅没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在物质上也是极度匮乏。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西方许多国家的民众发现其实中国人并不像奥威尔在《1984》中描写的那样:每个人都像一个机器人,监视无处不在。中国人也有丰富的感情,中国也是一个热爱世界和平的国家。在1997—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履行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并向一些周边国家提供金融援助和贷款,塑造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进一步使得中国形象在西方得到了改善,特别是吸引了不少西方国家年轻人的注意,这从21世纪初在西方多个国家掀起的中国热便可见一斑。

(二)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

如果说中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国家形象改变的开始,那么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则是中国国家形象进一步提升的一个里程碑。奥运会是全球的体育盛事,世界各大媒体蜂拥而至,各类宣传不断,中国站在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下成为世界的焦点,因此这也是中国塑造国家形象的最好时机之一。此次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赴加拿大的调研则是希望获知北京奥运会后加拿大人对中国形象的整体认知。在这次调研中,笔者采访了不少加拿大人,并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不少加拿大人对中国的看法。在采访中,不少加拿大人表示他们主要是通过网络和电视来了解中国,而且他们也认为许多关于中国的报道都是听西方媒体怎么说,没有更多地听到中国自己的声音。在采访的过程中,许多受访者表示对中国不甚了解,对中国的认识只是停留在表面。当问及北京奥运会对中国形象的影响时,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北京奥运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如传播了和谐理念等。在派发问卷的时候,问卷中有一项要求受访者根据对中国的整体印象,采用打分的方式反映对中国的好感度。从下页图中的数据来看,仅有11.0%的人打分在4分及以下,有43.0%的人打分偏高(7分及以上),选择分数靠中间的占46. 0% (5分22. 7% , 6分23. 3%)。这说明加拿大人对中国整体好感度较高,中国整体形象较好。

图1加拿大人对中国整体好感度

这显示虽然加拿大的部分民众对中国有偏见,但这并没有对加拿大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在笔者对加拿大民众进行采访的时候也得到了印证,他们大多都表示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排名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实体,因此大部分加拿大人认为中国事实上已经崛起了,还指出北京奥运会对于提升中国形象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此外,接受采访的不少年轻人也表示,他们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是出于对中华文化的好奇或者热爱。这显示了加拿大人对中国形象的整体评价是比较高的,但是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很多人接受采访谈及中国时,对中国的政治认同度普遍不高,误认为中国是一个无人权的国家;加拿大人对中国生产的商品如食物的看法非常负面。高达78%的人认为中国生产的食品质量差,高达69%的人认为中国制造的工业产品质量不高。此外,在对国家的看法上,年轻人与老年人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中年(35 ～44岁)和老年(64岁以上)人群在对中国好感度上的评分都在7分及7分以上,高于年轻人群体。但年青一代加拿大人观念上更倾向于平等,比起前几年,他们对中国有更多正面的看法。其中也有一些被采访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有爱恨交加的矛盾心态。接受采访的一位加拿大人这样说:“我认为加拿大应该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合作伙伴,但可惜的是,双方存在一个无法相互信任的问题。”而不了解中国的加拿大人大都持消极的看法,因为他们片面认为中国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这些都会对中国国家形象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需要引起我们的密切关注。

三、国家形象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通过各个层面的各种行动所呈现的综合印象,这种印象会随着人们关注的重点和世界潮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此,国家形象的塑造和维护是一项必须持续进行的工作。在社会多元化及经济贸易高度发展的情境下,各类社会精英、公众人物、国民素质、商品与服务的质量,在国家形象中的比重也日益加大。通过各种政策与管理机制,对国家的有形和无形力量进行全面提升,才是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良方。刘继南等学者则认为:“国家形象看似无形,实则有形,因为国家的'有形'发展会因为国家的'无形'形象而被增进或被制约。国家形象的好坏对提高或降低国家的国际地位,促进或恶化其对外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刘明则认为,获得世界上多数国家所认同的“正面形象”是建立国家品牌的先决条件,也是一个国家走向国际舞台的“特别通行证”,并且也是在国际互动中的“特殊的润滑剂”和处理国际事务时必须占据的“道德高地”。这正是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世界各国,特别是各个大国,都不断努力为自己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让自己更为国际社会所接纳的原因。而这也正是约瑟夫·奈认为“权力来自魅力”的原因,而国家形象正是国家魅力的来源。此外,在全面提升国家形象之前必须认清国家形象与国家软实力之间的关系及国家软实力的意义。国家软实力的意义与功能就是“说服”和“同化”。要发挥这个功能,就必须先赢得他人的“信任”与“尊敬”。因为唯有在“互信”和“互敬”的环境中,才有可能达成“说服”和“同化”的目标。换言之,无论自己的主张和行动有多饱含善意,如果被他人进行负面解读,被视为一种干涉、压迫、掠夺或占有的阴谋,那么这些主张和行动就注定失败。在这种充满疑虑的情境中,是没有说服或同化对方的希望的,因此,良好国家形象的塑造是发挥国家软实力的前提。

这些年,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输出中国文化的举措还没有见到真正效果,反而引起了西方的警惕和反对。有西方市民反对在当地建立孔子学院,中国传媒发起的海外攻势也遭到非难。有人认为,树立国家形象只需说明中国实际情况即可。笔者则认为,加强对外宣传固然重要,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仅仅说明中国实际情况并不一定有助于改善国家形象,必须下决心转变观念与思维,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推动世界进入以形象制胜的时代,各国都把国家形象战略作为全盘规划中的重要任务。虽然目前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国家形象的变化是非常迅速的,一个小细节的处理不当便会有损国家形象。而且在这样一个注重国家形象的时代,中国如果不想方设法稳定乃至提升目前的国家形象及增强吸引力,那么在未来发展的道路上将会举步维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国际影响力迅速扩大,但中国在文化与传媒领域的软实力大大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国家软实力蕴藏着极大的提升空间。我们还要看到,通过外交、经贸、传播、文化与教育向世界展现出来的中国国家形象,虽然总体上是一个迅速崛起和现代化的大国的正面形象,但中国同时还展示了一个极为复杂、矛盾、不确定的国家形象,对此必须有一个基本认识。而且国家软实力是国家形象得以塑造的重要基础,因此,为了更好地提升国家形象,中国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认识和利用国际主流媒体,国内媒体变被动为主动

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不仅仅依靠国外媒体在国际社会的宣传报道,还需要国内媒体及时、迅速、完整地将第一手资料输送到国际社会供公众参考。首先,媒体的报道讲求时效性,这就要求中国各大媒体在遇到公共性突发事件的时候,必须在第一时间进行相关报道,及时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公之于众,以免给他人抹黑中国国家形象的机会;其次,我们需要了解国际传媒发展和运作的规则,在以事实说话的同时,还要注意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以国外受众能体会和理解的语言来说话。近年来,国际、国内媒体给公众造成一种普遍的印象,即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发展,中国正在走向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但仅靠外国媒体、政治家和学术精英的言论,并不能完整地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国外大多数民众对中国既缺乏了解的渠道,也缺乏亲自深入了解的兴趣。这种状况使得普通民众易于被西方媒体和政客所影响和利用。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看起来茫然无知,但当某种特殊刺激出现的时候,他们头脑中关于中国的模糊印象会被唤醒,形成情绪化且强烈、持久的中国观。这种刺激可能是报纸上关于中国产品质量的报道,也可能是电视上全力抢救地震伤员的中国军人,甚至有可能是在街头遇见的一个中国游客,或者突然到他们的小镇上开设商店、矿厂的中国商人。这个时候,点就会替代面,一个人会感染一群人。一个普通的中国留学生、游客或者商人,在不经意间,就会给一群对中国无所了解的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像在一张白纸上滴下墨汁一样,哪怕只是小小的一滴,都可能集中了那个外国人对中国全部的目光。在现代大众政治之下,这些民众有可能成为决定未来中国形象和中外关系的关键力量。此外,我们还要主动与各种外媒进行沟通和交流,让外国人从更多渠道获得中国的相关信息,让外国人听到中国的声音,这样他们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也会更加客观。在报道机制上,我们应该改变传统的宣传或推广模式,在坚持主体性的同时,也应尝试更多地站在海外受众的角度,了解他们对中国知识的需求,做到有的放矢。比起通常所说的“推广中国文化”,强调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以及孔子学院在其中的作用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因为前者是单向进程,而后者是双向交流。

(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强民间交流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步提升,许多国家都发现一个现象:在国际事务中,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许多事情根本无法得到良好的解决。对此,中国应该抓住机遇,进一步加深与国际社会的交往,认识到参与解决国际事务和国际争端的重要性,并且积极地投身其中,以实际行动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著名的“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曾说过:“以挪威为例,挪威虽然只有500万人口,却大力投入一系列海外援助计划,并积极参与许多国际维和任务,这使得挪威拥有了超出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影响力。”挪威所定位的价值观为他国所认同,从而增强了挪威的软实力,提升了国家形象。通过积极地与国际社会交流,中国可以更加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使得国际社会可以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从而得到国际社会的进一步认同,达成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的目的。

除了在传媒上凸显当代中国外,中国民众也是国家形象塑造过程的主体之一。在资讯闭塞和改革开放之前,很多外国人只能通过当地的唐人街和海外华人间接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随着中国人以旅游、学习和工作等方式大规模地走出国门,以及外国访华游客的日益增多,每个民众的行为都在塑造着国家形象。我们在采访安大略省旅游、文化和体育厅厅长陈国治时,他说:“截至2010年,安大略省接待了约九万的中国游客,现在游客数量翻倍增长。”此外,2013年2月,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应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邀请出任该省旅游文化形象大使,陈厅长在多伦多向姜昆颁发了聘书。他说,姜昆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中国家喻户晓。同时,中国人最熟悉的加拿大人之一——大山是姜昆的徒弟,现居住在多伦多。所以,姜昆是向中国人民介绍安大略省旅游文化资源的合适人选。可以说由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国艺术家担任两国旅游文化的宣传大使,更有利于中加两国的文化交流。

2006年,国家有关部门颁布了《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然而个别中国人大声喧哗、不排队、在非吸烟处“吞云吐雾”等现象仍时有发生。当然,杜绝这类不文明行为的最终目的不是给外国人看,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文明、和谐与自信的中国社会。因此,从国内做起,在实现社会公平、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同时,从每一个细节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我国的每一位出国旅游者、每一位访问学者或学生、每一位商人等,都是中国形象的代表。他们行为得当,对于中国国家形象来说,是大有裨益的。毕竟多一分了解,才能少一分误解。

(三)输出中国文化产品,学习国外传播文化的经验

熊猫、中医、京剧、功夫,这些代表中国形象的词汇早已为国际社会所耳熟能详,但是如果每次看到的东西都是一成不变的,没有任何的创新元素,人会视觉疲劳的。著名的中国问题的研究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这样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产品:“世界知道中国有多古老,无须再去强调。真正需要的只是以简单的方式去了解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在备受期待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将其辉煌的古老文化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让人赞叹不已,同时也让人略带遗憾地感慨,其中能够体现中国现代文化元素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成果。当然,呼唤中国现代创新文化元素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推翻和否定。但如果只是一味沉迷在中国的古老文化之中,中国的现代文化是不会取得进步的。在此次深度访谈中我们发现,很多没来过中国也很少接触媒体的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与现实偏差极大,极易被电影所误导,如《卧虎藏龙》《末代皇帝》等,这些电影既不能反映真实的中国历史,也不能代表现在的中国,这极易给外国人塑造一种不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因此中国应该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添加现代文化元素,实现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完美结合,提高中国文化的吸引力,进而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此外,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国家向海外传播文化的经验,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尊重外国人的学习习惯,而不是一味地限定传播内容,用中国思维来指导外国人。尊重他国人民的思维方式,或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四)增加投入国家形象广告,让中国国家形象生动起来

一百年前,英国小说家道格拉斯说过一句话:透过广告可以发现一个国家的理想。那么国家形象广告则对国家理想的表现更具针对性、对国家良好形象的塑造更具推动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下的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正在经历着一次空前激烈、异常深刻的社会转型,而国家形象广告则能及时地、正面地、目的明确地告诉外国友人:我们的国家此刻是什么样子。中国曾于2008年、2009年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先后播过《人物篇》《中国制造、世界合作》等国家形象广告,从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美丽热情的面孔,再到向世界伸出热情合作的手,潜移默化地向世人展现了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对时下的中国威胁论给予了侧面的反击,对向海外正面宣传中国起了积极的作用。其实,国家形象广告是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公共外交,是指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种国际交往形式,公共外交的主要任务是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手段,向世界介绍本国国情、解释本国政府的政策与观点,消除他国公众可能存在的误解;通过展示本国文化和价值观,积极影响他国公众对本国的认知,提升国家的形象和增强影响力,以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多投放国家形象广告,是主动在更高层次与外国友人交流,无形中也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气质。同时也有益于中国的正面国家形象的塑造。另外,中国国家形象广告更是一种长期投资。中国在国外增加国家形象广告,是国家主动、系统营销中国文化的良好表现。只有把中国文化营销到外国去,才能更好地应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英、美、日、韩等文化强国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让中外文化拥有平等交流的机会,促进中国文化强国形象的建立与发展。

(五)注重企业在国家形象塑造方面的作用

企业品牌和国家形象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对于企业来说,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国家形象是企业的“公共产品”,良好的国家形象为企业的海外发展提供重要支撑。而反过来说,企业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企业在公共外交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世界上大多数民众对中国并不关心,其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和大多数外国民众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以任何传播方式向“不关心中国的大多数人”宣传中国,其效果都是非常有限的。只有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才能让“不关心中国的大多数中国人”与中国利益相融、相关,使中国企业活动渗透到对象国普通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跨国企业产品的生产销售、人员的涉外交往、企业文化所折射出的国家文化都会影响外国民众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国家要把企业的国际品牌形象塑造纳入公共外交的顶层设计,企业也要把维护国家形象、传播中国文化作为企业品牌树立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石,只有企业、政府和智库机构相互协调配合,公共外交才能更好地开展。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 William Metcalfe. Understanding Canada. New York: New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2.

[2]刘继南等.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国际关系的新视觉.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

[3]刘明.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传播.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

[4]王思齐.国家软实力的模式建构——从传播视角进行的战略思考.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5]王希怡,蒋林.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软实力”概念首创者约瑟夫·奈:中美彼此增加吸引力可减少误会.广州日报,http: //gzdaily. dayoo. com/html/2010 - 12/30/content_1229280. htm,2010-12 -30.

[6][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沈晓雷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7]陈昊苏.加强公共外交提升国家形象.对外大传播,2009 (12) .

1Eugene D. Jaffe & Israel D. Nebenzahl. National Image and CompetitiveAdvantage :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untry - of - Origin Effect. Copenhagen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1.

2程曼丽.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国际新闻界,2007 (3).

3Nagashima Akira. A . Comparison of Japanese and U. S. Attitudes TowardForeign Products. Journal of Marketing, 1986 (34) : pp. 66-74.

4 Martin I. & Eroglu S. Measuring a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 Coun-try Image.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ch, 1993 ( 28) : pp. 191 -210.

5张昆,徐琼.国家形象刍议.国际新闻界,2007 (3).

6刘小燕.关于传媒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002 (2).

7程曼丽.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国际新闻界,2007 ( 3).

8范红.国家形象的多维塑造与传播策略.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2)

9徐剑,刘康,韩瑞霞,曹永荣.媒介接触下的国家形象构建——基于美国人对华态度的实证调研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 (6) : 17 -24.

10关世杰.美、德、俄、印民众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问卷调查分析(上).对外传播,2012 (12) :39.

11转引自[美]爱德华·赛义德.想像的地理及其表述形式:东方化东方.见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1.

12吴秀明.文化转型与百年文学“中国形象”塑造.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3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