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有着多个名字的乔治·艾略特
1.1.1 从外省走出来的“女莎士比亚”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世界文化名人乔治·艾略特(GeorgeEliot，1819—1880)原名玛丽·安·伊文思(Mary Ann Evans)，又名玛丽安·伊文思和玛丽·安·克罗斯。她是一个有着多个名字的女人，每个名字代表着不同的人生阶段。她出生在华里克郡，与维多利亚女王同年出生，经历了 19 世纪中间的 60年。1841年，玛丽·安·伊文思和父亲搬到考文垂，结识意欲建构反中产阶级文化的知识先锋布雷夫妇和汉内尔夫妇等人。他们受到不信国教者的一些先进思想的影响，科学地看待文化和生活。她在与思想激进的外省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接触的过程中，很快失去宗教信仰，并对知识生活充满向往。但在那个时代失去信仰让她的生活变得复杂，她需要对宗教、对人类、对社会拿出一系列假设和态度，来指导自己的生活。把名字改成玛丽安，标志着她从此步入知识求索之旅。她在翻译作品的过程中受到重要思想家观点的浸染。德国神学家和《圣经》批评家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人文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LudwigA.Feuerbach)、法国哲学家和人本宗教的缔造者孔德(Auguste Comte)的重要思想对她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1849年她父亲逝世后，玛丽·安在瑞士作出人生中的重大决定——到伦敦去写作和谋生。《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助理编辑的身份使她有机会和大都市知识精英交流，其中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的思想对她产生了重大影响。刘易斯则成了她终身伴侣、文学导师和知音。1857年，38 岁的她取笔名为乔治·艾略特，据说取自乔治·桑和刘易斯之名，而姓至今还是一个谜1。
这位生活在男权主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外省女子通晓7 种文字:英语、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希伯来文、希腊文，翻译过神学、伦理学和哲学书籍，担任过主流期刊《威斯敏斯特评论》杂志编辑。她是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文学界的领军人物，哲学杂志《思想》创刊人萨利(JamesSully)1879年在刊物发表《乔治·艾略特的艺术》，第一次把文学家名字写进标题。而在麦克多纳(Josephine McDonagh)眼中，艾略特受到全世界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高度评价。当年，屠格涅夫称她是 “健在的最伟大的小说家”; 詹姆斯(Henry James)回忆 1869年与她初遇时就 “爱上她”;读者以书、鲜花、游戏器具相赠。历史学家阿克顿爵士在 1885年的文章中谈到她在公众心中的地位时，称她是 “历史上所知女性当中最伟大的天才”。2她取得了卓越的文学成就，享有极高的道德声望。《伟大的传统》的作者利维斯(F.R.Leavis)称她为体现 “伟大传统”的出色的小说家，认为其作品中蕴含着英国式的优秀道德判断和人道观，冠之以 “托尔斯泰式的思想高度”，崇拜者称其为 “女莎士比亚”(female Shakespeare)3。1993年，贝尔瑞杰(Alan Bellringer)的评论回荡着利维斯的声音，要是艾略特多活一些年，她将把英国从 “世纪末横扫英国文化的堕落，沙文主义”等精神危机中拯救出来。4她和她笔下的人物一样，不愧为道德和文化救星。伯纳德·塞迈尔在《乔治·艾略特和国家继承的政治学》(1994)中提到，艾略特生前在宗教和社会观念变化时期逐渐占据了受人尊敬的道德导师的地位。艾略特的著作从道德上救赎世人，提出了安全的道德价值，这一点在她的评论中占显著位置，她因而被尊为 19 世纪末的道德导师。现在，在伦敦西敏寺诗人角可以看到一块方石，上面刻着乔治·艾略特和玛丽·安·伊文思两个名字，还有她的生卒年、安葬地信息。方石从上方开始按顺时针方向在四侧刻着她的小说《珍妮特的忏悔》中的一句话:“人类之善的首要条件是去爱，其次是去敬畏。”5
在她生活的年代，科学改变了人类生存环境，铁路网建立起来了，1839年《统一四便士邮政法案》 的出台让交流革命化，在她生命的最后年月，电话第一次在伦敦投入使用。工业革命带来煤炭和钢铁工业的繁荣，英国作为帝国中心和世界工厂名扬天下。社会充满活力，工业发展导致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议会通过的《1832年改革法案》(以下简称《改革法案》)渐渐延伸到选举权，但是妇女直到 20 世纪才有权选举。艾略特的文学创作环境难以简单地概述清楚，与她同时代的诗人有丁尼生、布朗宁、阿诺德，小说家有勃朗特姐妹、萨克雷、狄更斯、特罗普和梅瑞狄斯。当时，狄更斯和萨克雷已经成名了，艾略特和特罗普才开始写小说6，那时她 37 岁。
艾略特的译著有施特劳斯的《耶稣传》(1846)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1854)等。她的重要小说包括:《教区生活场景》(Scenes ofClerical Life，1856-1858)、《亚当·比德》(Adam Bede，1859)、《撩起的面纱》(The Lifted Veil，1859)、《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Floss，1860)、《织工马南传》(Silas Marner，1861)、《罗慕拉》(Romola，1862-1863)、《雅各布哥哥》(Brother Jacob，1864)、《费利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the Radical，1866)、《米德尔马契:外省生活研究》(Middlemarch:A Study of Provincial Life，1871-1872)和《丹尼尔·德龙达》(Daniel Deronda，1876)。其中，《米德尔马契:外省生活研究》(以下简称《米德尔马契》)被尊为现实主义杰作，1993年英国广播公司推出同名电视连续剧。艾略特还有散文集《西奥弗拉斯特斯·萨奇的印象》(The Impressions of Theophrastus Such，1879); 诗集《西班牙吉卜赛人》(The Spanish Gypsy，1868)、《朱巴尔传奇诗集》(The Legend of Jubal andOther Poems，1874)。此外，艾略特身后还留下许多笔记和大量信件，其中蕴含着她的艺术思想。
品尼(Thomas Pinney)在《乔治·艾略特小说中过去的权威》一文中对艾略特作品不同的分类方法作了回顾。利维斯把回忆个人体验的小说《教区生活场景》《亚当·比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织工马南传》称为情感类小说，而把《罗慕拉》《费利克斯·霍尔特》《米德尔马契》《丹尼尔·德龙达》称为知识类小说。前者在质量上优于后者。后来的评论紧跟利维斯，默认这两种分类，但审美判断却正好相反，认为情感类小说在成熟度上不及知识类小说。后来，阿洛特(Miriam Allott)提出三分法:《织工马南传》般清新自然类的小说，《罗慕拉》和《费利克斯·霍尔特》类的晦涩小说，《米德尔马契》和《丹尼尔·德龙达》般的成熟之作。此外，还有更多的分类法，比如，根据人物类型划分，前四部用非英雄式人物，其他小说不再根据难以言说的不完美人物建构悲剧，而是研究更复杂的人物，在多萝西娅和格温德琳的塑造上达到高峰。还有根据作品对社会弊端的态度进行划分，《亚当·比德》和《织工马南传》有乐观假定，《米德尔马契》和《丹尼尔·德龙达》有忧郁情怀7。而品尼个人认为，《丹尼尔·德龙达》属于单独一个单独的类型。
艾略特小说中故事发生地大都在英国，除了《米德尔马契》中多萝西娅和卡苏朋在罗马短暂停留、《罗慕拉》的背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长诗《西班牙吉卜赛人》不在英国、《丹尼尔·德龙达》的人物在英国和大陆之间流连(最后，丹尼尔和妻子米拉、她的哥哥莫德采前往耶路撒冷建立犹太国度)。这是人们把她看成英国式作家的原因。她的小说故事时间一般设定在写作时间之前 40～60年，批评家因此给她作品打上怀旧或者因循守旧的标签，但他们却 “低估其作品以更加肯定和分析的方式审视社区或国家的社会文化变迁程度，而不是拔高甚至哀悼过去的程度”8。她的作品回望过去，但中心议题是应对社会文化的变迁:变化的机制是什么? 变化如何发生? 变化如何融入人的生活? 虽然她的作品以过去为背景，但从来不是 “铁板一块”、毫无变化的过去。她选择 “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比如商业机构、法律、科技发展变化之时，或者国家政治结构即将发生改变的当口，来集中反映这种变化。第一次《改革法案》通过是《费利克斯·霍尔特》和《米德尔马契》以第一次《改革法案》为故事背景;《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发生在灌溉技术变化时刻;《罗慕拉》故事发生在西方文化草创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丹尼尔·德龙达》以 19 世纪60年代中期的民族斗争为时代背景，那时欧洲新国度开始形成，美国发生内战。艾略特小说讲述 “变化中的社会”。她往往聚焦社会不均匀的发展过程，表现科技进步或者教育促成的个人发展，个人理想和当时社会现实的冲突和抵触。不难看出，克罗斯所写传记把艾略特描绘成因循守旧、保守、怀旧和英国外省价值观的守护者，事实上 “低估了她对社会进步的有节有度的支撑”9。艾略特认为科学发现和技术知识能够而且应该对社会改良发挥作用。由此可见，她传统思想中不乏现代性的因子。
艾略特思想受到不可知论影响，其作品在思想维度上一方面显得保守，另一方面又流露出革新倾向。《费利克斯·霍尔特》和《米德尔马契》直指《改革法案》，但小说赞成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是复古的，比如《丹尼尔·德龙达》中的犹太复国主义。《米德尔马契》中生命有机体相互依赖的原则是利德盖特先进的科学思想的基础，是科学研究中的新观念，但用来考量社会不免导致普泛的保守主义。情感所产生的力量推动人去从善，这一重要原则和道德基础一起构成艾略特的文心。而尽义务所遵循的法则，就是要选择合理的道德立场，这种立场需要和情感保持一致10。
艾略特在西方文坛一直是一个难解的符号。西方学界对其人其作的研究已经积淀了 140 多年历史，而中国刚刚涉猎该领域。若非把她放到世界性的文学、历史和文化的三维空间来研究，我们不可能完全走进这位百年文化名人博大的小说世界，或者去领受她留给英美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以及中国文学无法穷尽的美学遗产和精神资源。她何以集翻译家、编辑、作家、杂文家和思想家于一身，何以在有生之年用笔名 “乔治·艾略特”书写一百多部文类各异的作品? 这种知识生活本身就是一部女性史诗和传奇。但是她不信奉宗教，不是基督徒，与文学家、批评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乔治·亨利·刘易斯的费尔巴哈式自由结合的婚姻模式在当时备受非议。即或如此，她却能在信仰危机的时代背景下用书卷文字为普罗大众从道德上进行救赎，让漂泊无依的精神栖居在 “人文宗教”的家园里。
乔治·艾略特的身份悖论是知识分子求知过程中对内心世界和外部物质世界的悬殊而进行的无奈中和:她以虚构作品为平台，把雅俗声音加以融通，搭建一个大论坛，把人类之爱、同情与同胞情谊像福音般带给世人; 而在现实中，宗教、宗法、道德、法律和人言的合力把宗教和婚姻上的越范者排挤到边缘地带。她创作成就的背后，掩藏着社会给她造成的精神创伤，这让她成为一名思考者，在追忆过往时思考人类面对苦难所显示的悲悯情怀和团结友爱的精神力量。因此，阅读她的小说，就是在与一部部心灵史，或者说，人物精神成长的故事相遇，经历一场漫长而喜悦的美学旅行。在以前的文学批评家眼中，叙事文观点多容易毁灭 “展示”(showing)笔法特有的客观性。但是，她的作品是思想观点的狂欢，或者说是百科全书，政治、宗教、哲学、科学、性别等重大议题自然地依附在人物故事中得以探析。她的叙事技巧在不断解读中得以发掘和理解。
在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中，乔治·艾略特独特的身份及其作品是一个热点。詹姆斯称她为评论家; 斯蒂芬(Leslie Stephen)赞赏她的社会广角、处理宗教和哲学问题显示出的广博知识面、不朽的人物形象塑造方式、细致的心理分析、激发读者同情崇高生活品质的伦理指向。伍尔芙在《普通读者》(1925)中高度评价艾略特小说涵纳的广泛社会关系、纯知识、个人记忆资源、激发 “过去的罗曼司”的能力、对日常生活的同情心和原创人物。“伍尔芙首次发出了女性主义对乔治·艾略特女性人物感兴趣的强音。”11乔治·艾略特，是一个拥有许多名字的神秘女人，一个在个人信仰、婚姻方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圣斗士”(holy warrior)。当作家的成功给她带来盛名，而不合法的婚姻又给她造成心灵创伤。于是她在虚构的层面和现实生活层面共同演绎做一个好女人的生命程式，我们从中可以感知一个大彻大悟的灵魂的搏动和普通女人的身份诉求，在虚构作品和现实中同时演绎 “化缘”还愿的生命程式。可以说，艾略特在现实与虚构作品中都表现出对女作家身份的焦虑与迷茫:我是谁? 我在为谁说话?
过去，一些批评家认为她是一个 “有问题的”作家。时过境迁，今天，她的这些 “问题”反映了女性在父权社会生存的艰难状态，恰恰拓宽了女权主义评释与发掘的空间。年轻时，她拒绝上教堂，放弃了英国国教，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让父亲心力交瘁。进入文化界之后，又跟所谓“有妇之夫”乔治·亨利·刘易斯有了不合法婚姻，但他们终身相濡以沫，有思想、有个性的她不承认自己是一个 “堕落女人”(fallen woman)。她公开反抗世俗的行为在当时男权主宰的社会环境下不免过于激进，被迫远走他乡。但她用责任和爱心默默经营她的家庭和书写她的作品，尽好女人的义务，履行作家的使命。乔治·艾略特就是乔治·艾略特，一个随“夫”姓的女作家——玛丽·安·克罗斯(Mary Ann Cross)。人们把她葬于伦敦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刘易斯的陵墓旁，她的墓碑上刻印着这两个身份。如果没有乔治·亨利·刘易斯，就不会有痛苦而伟大的女作家乔治·艾略特。
艾略特辉煌的文学成就离不开同居25年的伴侣刘易斯的支持、指导和关怀。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屈居艾略特背后的刘易斯。王卫新等在《英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 “现实主义”术语是刘易斯 1855年首创的，用以衡量作品反映现实的自然程度12。申丹等在《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一书中梳理英国19 世纪中期小说叙事理论时，专门用一节介绍了刘易斯的小说叙事观。刘易斯是狄更斯小说评论家，欣赏其故事的生动感人，但批判其缺乏思想深度。他推崇奥斯汀的戏剧性表现手法，让艾略特观摩和体会。1865年，刘易斯成为《双周评论》主编，发表了大量论文，集成《文学成功要略》一书。他提出了真善美三大创作原则，还有文学的三大功能——教育人、启发人和愉悦人。他用有机体作为小说艺术的判断标准，简练、连贯、高潮和多变是其对叙事的基本要求13。从中可知，他的文学理论对艾略特产生了深刻影响。马建军教授在研究大量的文献后指出，从艾略特 1857年发表第一个故事到 1878年刘易斯去世，刘易斯一直是她作品的 “第一读者” “参谋”和 “经纪人”，负责出版事宜，每天阅读艾略特作品评论，防止负面评论伤害她。不论艾略特是创作顺利还是在创作困境中，刘易斯都陪伴和关照着她14。她的小说创作达到顶峰与刘易斯背后的支持密不可分。
那为什么到了生命的最后 8 个月，垂垂老矣的她还和年轻的银行家约翰·克罗斯正式结婚呢?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抓住时机进行身份突围，成为一名正式的妻子，在现实中演绎《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麦琪、《亚当·比德》中的黛娜和《米德尔马契》中的多萝西娅这些生命完整和道德崇高的女性形象。她名字的改变记载着她身份演变的过程。
艾略特研究专家纽顿(K.M.Newton)在《乔治·艾略特的他者性》(2014)一文中指出，批评家对艾略特作者身份和作品的阐释左右着对其人其作的正确理解。这些观点包括:其一，关于她创作思想的不一致。在创作初期，她属于启蒙传统中的唯理论者，对自由、激进的观点表示同情; 后来，她的思想趋于保守。其二，批评家指责她生活中的决定不连贯，前后自相矛盾，和她的思想也不相符; 还指责她对女权主义议题热情不高。其三，批评家甚至从当下立场出发，认为她反对重要的政治改革;她关于阶级、种族的看法让人反感。15纽顿认为，这些评释没有考虑乔治·艾略特作为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的他者性，以及她和传统范式的不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