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文化是人的一切活动领域内在的、机理的东西，从深层制约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活动形式。“作为稳定的生存方式的文化一旦生成，它一方面对于置身于这一文化之中的个体的生存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它像血脉一样构成人的存在的灵魂；另一方面，它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内在机制，从深层制约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文化的变迁或转型总是人的世界的最深刻的变革，因为它代表着人的根本生存方式的转变。”[2]

一、文化形成的要素

文化的实质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成果，既反映在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更反映在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生理与心理、行为与道德、自律与律人）的不断提高和完善。因此，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共业”包括众多领域，诸如认识的（语言、哲学、科学、教育）、规范的（道德、法律、信仰）、艺术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器用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制造它们的技术）、社会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梁启超的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构成文化所必须具有的要素：人类和社会。

文化只有人类才能创造，因为只有人类具有创造的能力。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善于积累，把一切经验保留和记录下来。人类通过劳动和生产斗争，创造了文化；通过积累，使文化不断进步。

社会是人类创造文化的第二个要素。长期以来，人类在原始群体和氏族群体中聚居，进而出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组织。社会组织不断成熟，人类创造的文化为社会群体所认同，因而得以形成和发展，得到传承和创新发展。

二、文化发展理论

（一）文化选择理论

文化发展离不开文化主体的选择。“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进行文化选择的历史，……一种文化模式正是为了自身存在与发展的目的才有选择地采用了某种变化的因素，并且在周围地区可能存在的文化特质中选择着能为自己的文化目的所利用的特质，舍弃那些不可用的特质，同时也改造其他一些特质，使之合乎自己文化目的的要求。”[3]美国社会学家科勒（Albert G.Keller）系统审查了文化进化的三个要素：变化、选择和复制，首次彻底地表述了文化选择理论，并描述了许多不同的选择机制。

文化选择是伴随着文化流动与发展出现的一种文化调节和适应机制。“面对文化流动和更新过程中出现的新因素，既有文化必然要通过文化评价做出抉择：吸纳、撷取或是排斥、拒绝。通过选择达到维护文化稳定，要么吸收新的文化特质、更新文化的内涵，要么通过文化变迁从而实现文化进化。”[4]可以说，文化选择是在两个层面上的双向适应与不断调节机制：一是在与自然界的关系中，在自然条件改变的环境下，通过选择吸收新的文化要素改变已有文化特质，以文化的改变或进步适应和改造自然；二是在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中，吸收其他文化先进的要素实现发展，同时又通过自身文化的传播改变其他文化的面貌。文化选择是文化创新的有效机制，特别是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时代，文化选择的空间和可能性更大，文化选择的难度也随之加大。

（二）文化成本理论

文化的本质是价值观体系。价值观体系如同计算机安装的操作系统，一切新的要素在接受过程中都要在原有的价值观体系中得到定位。价值观体系支配着人的选择行为。例如，信奉儒家文化的人遵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准则，热衷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按经济学利益最大化的理论假设，人类之所以接受某种文化或价值观体系，是因为这种文化具有给予其拥有者或享用者使用价值的特性，也就是说，文化可以给享用者带来收益。“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文化的基本核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传统（即从历史上得到并选择）的思想，二是与人有关的价值”[5]，据此，文化是指人们所习得的与遵从的特定价值观体系。价值观体系可以减少人们选择的成本，降低决策过程获得准确信息必须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使一定文化的拥有者成为文化“体制内”的受益者。“正是由于文化具有价值和功用，可以为拥有者带来收益，所以文化当然地成为一种资本。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都会不加考虑地接受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6]价值观体系指导着我们如何行事，并保持着组织稳定。

与此相对，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的文化观念，文化成本也会成为一种包袱或负担。当我们处于变革时代或新的环境中，需要顺应新规则和放弃习得的价值观体系时，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样看来，在文化选择时，对某一种文化的态度取决于其文化收益和需付出的文化成本的多少。按照文化成本理论，如果人类可以自由地选择文化，那么他们将倾向于成本最低的那种。也可以说，文化发展就是通过改变文化成本进而推进文化变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