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有关世界文明关系的理论阐释

近代以来，欧美一些思想家陆续提出了各种有关文明发展的理论，并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世界不同文明的历史命运。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提出，“文明学”逐渐成为学术界的显学。国内外不同政治立场、学术背景的学者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及文明的发展走向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阐释，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一、文明冲突论

在西方提出的种种文明理论和文明发展战略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文明是构成世界秩序的基本单位，人类社会秩序归根结底是一种文明秩序。“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20]在此基础上，亨廷顿强调，随着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两大阵营的解体，从中分化出来的多种力量以文化为轴心进行重组，具有文化亲缘关系的国家彼此靠近，聚集成一个文明版块，与秉持异质文化的其他文明版块对峙、抗衡。冷战后的世界是由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构成的多文明世界。在后冷战时期，“最普遍、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21]。要避免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认为，必须进行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在一种文明的内部，确立一个主体文化，清除其他异质文化，通过维持文化同一性获得稳定的文明内部秩序；另一方面，在不同文明之间，承认文明的多元性、平等性，杜绝普世主义文化观念，维持文明间的均势格局。[22]亨廷顿最后得出结论：“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障。”[23]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被看作是20世纪90年代最富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它几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进入新世纪，文明冲突论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反而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和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爆发愈发引人注意。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利用后冷战时代人们对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种族冲突等概念的疲劳，借用文明、文化形态史观的分析框架，从文明的角度解读国际政治关系，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就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观点而言，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冷战色彩。亨廷顿只看到了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矛盾、冲突的一面，却对不同文化间共存、融合的一面视而不见，夸大了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并且对这种表象的冲突试图通过西方与非西方的对抗来解决。他在展现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对非西方文明的发展不抱以平和的心态，却为西方文明受到的挑战感到深深的忧虑。这恰恰反映了他西方中心主义的实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亨氏的美国‘文明冲突论’不过是企图使美国重返‘盎格鲁—撒克逊’的‘核心文化’同一本源，重铸‘白人至上’的‘美国价值’同化‘熔炉’，唱响的是种族政治的挽歌”[24]。“文明冲突论”正是为维护和巩固西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强势地位，提出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合作。这样就将不同文化、文明的差异性、多样性推向了冲突与斗争的前沿。

同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还具有浓厚的“文化决定论”色彩。我们不否认文明或文化在当今世界秩序重建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正如福勒所指出的那样：“因权力、财富、影响分配不公以及大国不尊重小国引起的世界性冲突大大超过基督教、儒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文化是表达冲突的载体，而非原因。”[25]也许正是看到了自身理论存在的不足，亨廷顿才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前言中强调，“文明冲突论”算不上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建构，只是“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26]。

二、历史终结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发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从与社会主义阵营紧张的对抗状态中骤然放松下来，并以冷战的胜利者自居，认为20世纪将以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告终，随之而来的将是美国统治下世界和平的实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国务院顾问福山于1989年夏天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不无得意地向世人宣告：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已经消失，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几年后，福山在吸收并研究各种反馈意见和学术观念的基础上对前文进行了重新整理，并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在书中，福山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人类历史的终结，因为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将在冷战后一统天下，再也不会有诸如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不同思想意识形态的生死斗争。人类未来面临的挑战将是经济、技术和环境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不会构成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体系的“矛盾”。因此，如果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和政治结构“完全能在最根本的特征上满足人类的要求，那么历史就已经到了尽头”。尽管福山承认不可能消灭各种文化的基本差异而形成一种全球文化，但是他始终强调，随着社会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文化的一体化确实不可避免，只不过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罢了。

福山的看法虽饱受批评，但在西方相当有市场。他的社会文化一体化的观点得到了詹姆斯·罗斯诺的支持。罗斯诺在《世界政治的动荡——变化和连续的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全球文化”的观点，认为全球性相互依赖的发展正在塑造一种由国际机制治理全球性事务的“全球文化”。另外，还有一大批左派学者把大众文化批判与媒介帝国主义批判结合起来，认为美国大众文化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将导致全球文化的“美国化”。尽管福山、罗斯诺和左翼学者们在立场上存在很大差异，但对全球化时代文明或文化发展方向的判断是相近的，都认为全球化的结果将是不同的文化或者文明汇入同一条河流。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思想虽然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了一些掌声，但更多的是批评的声音——除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他还遭到了来自西方学术界内部的批评。后现代主义代表德里达对福山理论的内在矛盾和抽象人性论进行了驳斥。他认为：“福山在这里将自由民主制度规定为一种实际存在的现实事物，而在那里则又将它规定为一种纯粹的理想。这一事件时而是现实，时而又是现实的预兆。”“福山狼狈不堪地在两种不可调和的话语之间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事情的真相是“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共同体都没有达到普遍国家的完善或自由民主制度的完善，不仅没有达到，甚至它们离这个理想还差得很远呢”[27]。亨廷顿则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来批评福山的人类价值统一论。“9·11”事件之后，当亨廷顿被问及：“你是不是相信福山的结论‘西方文明将传布到全世界’是正确的？”他断然回答道：“我当然宁愿相信如此，但这不会发生。”亨廷顿的理由是：虽然美国仍将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西方文明仍将是首要的文明，但世界其他强大的本土力量正在强化地方传统、价值和习俗，它们拒绝西方的傲慢和在其看来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发生变化，所有物质福利方面的改善都没有改变文明之间的差异。总体来看，福山力图用一种制度来代替现存的所有政治制度，用一种文明来代替现存的所有文明，试图把西方文明变成具有全球意义的价值规范。这不仅是对全球化时代文明发展要求的背离，更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扭曲。

三、文明共存论

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德国政治学家哈拉尔德·米勒在1998年专门出版了一本名为《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的书，该书在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文明共存”的观念。米勒认为：“文明的冲突是用美国式的科学研究方法分析国际关系。”[28]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虽然“世界政治的复杂性正在不断增长，然而这些情况在他们的理论和模式中，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和体现，而是缩减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对世界历史起决定作用的变量和因素都脱离了我们的视野”[29]。尽管文化的纷争可能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温床，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之间也许会产生国家和种族之间的冲突，但是，“文化因素绝对不是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分子，它在国际政治方面不能直接发挥作用，所谓的文化冲突只不过是一个比喻罢了，它描述的并非是司空见惯的政治现实”[30]。文化因素的影响将取决于国家和政治对待文化因素的态度。在此基础上，米勒提出了“文明共存论”：不是文化的对抗，而是文化的共存与对话；国际社会必须更多地尝试进行合作，而不是简单地对抗；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不仅应该保持，而且应善加利用。只有对各种文化表现出宽容，全球的和平共存才可能得以实现。[31]他最后指出：“主宰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强大推动力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危险，但同时它也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使人类各民族之间的危险敌对性有可能得以调和。文明的冲突现象并非自然之力的结果，而是人为引起的，因此，人类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来逾越这个障碍。”[32]

作为一名西方学者，哈拉尔德·米勒所提倡的“文明共存论”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要求，对于推动世界文明的共同发展有着积极的理论意义。也正是因为如此，“文明共存论”在中国也获得了理论上的响应。在理论界，汤一介教授在批判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基础上，也对“文明共存”问题作了深入的阐释。他认为：“在人类文明进入21世纪之时，是用‘文明冲突’的理论来处理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问题，还是用‘文明共存’的理论来引导人类社会走向和平共处，这是我们当前必须认真考虑和慎重选择的问题。反对‘文明冲突’论，倡导‘文明共存’论，这无疑是人类社会的福祉。”[33]同时，汤一介教授还认为，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仁学”和道家的“道论”，能够为“文明的共存”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四、文明对话论

“文明对话论”是由以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蔡仁厚等为代表的新儒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的，他们既强调儒学与非儒学的交流，也强调儒学与世界各大文明的对话。1990年，杜维明在担任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时，曾明确表示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的研究和发展的重点将是文明对话，并为此举办了一系列以加强世界文明对话为主旨的国际学术会议。与福山“历史终结论”的乐观态度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悲观态度都有所不同，杜维明从国际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角度出发，对文明对话作了详细的论说。在他看来，冷战结束后，“我们所目睹的正是全球历史的真正起点，而不是历史的终结。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这个新的起点必须以不同文明的对话为出发点。我们意识到植根于种族、语言、领土和宗教差别的文明冲突的危险，这使得对话的必要特别紧迫”。因此，“沟通本身是一个双赢政治，不是单向的零和游戏”[34]。杜维明教授不仅在理论上强调文明对话，而且还亲自践行文明对话。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一直致力于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对话，如儒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对话，儒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儒教与佛教之间的对话等。

“文明对话论”最有影响的倡导者是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哈塔米认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成就”是“接受对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拒绝武力”；人类文明的提升，不论在国家层次还是在国际层面，“都是以不同社会间和不同文明间对话为条件的”；应“全力以赴使对话制度化，以对话和理解代替敌视和对抗”，“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以开放、对话和伙伴关系的精神，为我们的人民创造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未来”。不对冷战思维进行严肃的修正，是不能获得信任与和平的。“和平文化的发展是以承认国家的建设性作用和避免支配、单边主义、对抗及排斥为条件的。”哈塔米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倡导的“文明对话”“为国际关系提出了一种替代范式”，即“文化间和文明间对话的新范式”[35]。

杜维明、哈塔米倡导的“文明对话论”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普遍关注，世界各地纷纷召开与文明对话相关的地区和国际性会议，对文明对话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1994年10月，由20多个国际知名人士组成的全球治理委员会通过了《天涯若比邻》报告，呼吁“建立一种新的文明对话”。1995年10月，当时的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发表了题为“以文化对话代替全球文化战争”的讲话。1997年12月，第八届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聚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他们针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极端主义的危害，共商文明对话大计，会议最后发表了《德黑兰宣言》。该宣言提出“强调不同文明、宗教间积极互动、对话和理解的必要性，拒绝各种滋生相互不信任和削弱国家间和平交往基础的冲突理论”。2001年11月，第56届联合国大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决议，重申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努力促进不同文化间对话，为增进各文明间的了解和沟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倡导文明对话的理论和观点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认可和践行。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就明确主张以对话代替对抗。冷战结束后，中国更是主张通过对话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主张以人权对话代替人权对抗，以战略对话缓和战略竞争，并开展了全方位的对话外交，积极参与了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对话。“我们应该承认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差异，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积极促进和保障人权，加强对话，消除隔阂。”[36]“要加强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不仅‘各美其美’，而且‘美人之美，美美与共’。”[37]

通过以上对各种文明发展理论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因其有着明显的冷战思维和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是我们必须加以反对和驳斥的；而“文明对话论”和“文明共存论”的提出对于增进各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睦相处有着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但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文明对话论”，还是“文明共存论”都有一定的视野局限。“文明共存论”仅仅从静态的角度分析了多元文明共存背景下世界文明的应然状态，缺乏应有的问题意识，它对于当代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在这些挑战面前世界文明应何去何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文明对话论”则具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其所强调的“对话原则”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这都是在默认现有政治、经济和文明秩序的前提下所作出的构想，缺乏应有的批判和重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