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马俊山

安凌的《重写与归化》是一本值得读，也值得收藏的好书。它讨论的是1907年至1949年间，英国戏剧在中国的改译和演出问题。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鲜知识和新鲜思想，使我们对英国戏剧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完整、准确、细致的认识。书中的很多内容，都是我们前所未闻或知之甚少的，其价值和意义首先在于一个新字。

该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作者安凌是我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当年师生在一起讨论选题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也。大约是在博一快要结束的时候，博士论文选题摆上了我们的议事日程。当时我提供了两套备选方案，一是重要话剧社团研究，二是改译研究，时间下限是1949年。前者，虽然还没人研究过，也没有现成的学术理路可供参考，但论域容易厘清，做起来也比较有把握。后来我指导的研究生，先后做过戏剧协社、中华剧艺社、上海剧艺社、中央青年剧社、中国万岁剧团、中电剧团等重要话剧社团研究，形成一个很有特色的选题系列。改译研究则比较特殊，不少翻译史和比较文学史都有所涉及，但都比较粗略，而且脱离戏剧实践，常给人以隔靴搔痒或不着边际的印象。

改译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一道亮丽的艺术风景，曾经涌现出《少奶奶的扇子》《财狂》《大马戏团》《夜店》等脍炙人口的优秀剧目。但是，具有一定规模和容量的专题研究却非常稀缺，原因又是什么呢？我觉得就在一个“难”字。微观研究容易，中观和宏观却很难。首先是材料分散，历时久远，很难划定论域的边界。其次是没有现成的思想和理论资源可供利用。我知道改译是一座富矿，但怎么开采，用什么工具，以及能挖出什么来，心里完全没底。做这方面的研究，学生和导师都要冒很大的学术风险，所以我更倾向于做社团研究。但当我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安凌听的时候，却被她婉拒了，她坚持要做改译，我也只好接受。直到论文完成并提交答辩过后，我才逐渐明白了作者的“野心”。

安凌是汉族，但是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人。她极爱新疆，爱新疆的风土人情，资源物产，也爱新疆的沙漠与绿洲。同时，对这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有着深切的感受和持续的思考。而文化冲突又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也必须妥善处理的大问题，或如亨廷顿所说，是全球化时代所有民族和国家都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安凌是想通过戏剧改译研究，进而触摸和探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大道理。后来，她研究的课题，大都与文化或艺术交流有关。

这就是说，本书虽然讨论的是个历史问题、戏剧问题，但其思想立足点却是当代中国，是多彩的新疆，是绚烂的现实生活。也许正是因为这份现实关怀或思想指向，《重写与归化》里讨论的具体剧目和历史问题，才跟每一个读者有了关系。做学问需要中立，需要客观，但这并不等于脱离现实，闭门造车。如果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历史问题都跟现实勾连在一起，那么，一旦脱离现实，如何解读历史，学问的意义何在，就都成了问题。在我看来，没有现实意义的学术研究，很难说有多大价值，没有思想指向的书，也不值得读。做学问，必须有这样一种立足现实、志存高远的“野心”，它能把我们讨论的学术问题，跟现实生活，跟每一个人都联系起来。

黑格尔认为，戏剧既是审美方式、认识方式，也是表现方式、交流方式。里边有生活，有价值，有话语，有方法。改译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原创，却比原创更加复杂。简而言之，改译是作家站在当下和本土立场，对各个时代的异域戏剧进行选择取舍、加工改造的二度创作活动。戏剧改译，除了受众的制约之外，还得顾及舞台及演出条件，这是由戏剧交流的现场性和一过性决定的。所以，改译必须同时完成两项任务：一是源文本及其承载的生活内容和文化观念的转换，二是戏剧形式包括角色、情境、行动、布局的变形与改造。改译的成功与否，诚然跟原作的优劣高下有直接关系，但并非优秀的外国戏剧，就一定能取得理想的改译效果。在中国戏剧改译的历史上，倒是一些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外国剧目，经过改译的二度创作，更能适应中国的现实需要，获得意想不到的演出效果。如洪深改译的《少奶奶的扇子》，顾仲彝改译的《梅萝香》、柯灵改译的《大马戏团》等。

关键是改译者的立场或出发点。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大背景中，逐渐形成了两种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一是中体西用，二是全盘西化。前者追求“民族化”，后者追求西方化。但在改译实践中，这两种追求，却很少成功的范例。

安凌是从现代中国的主体性建构出发，论说1907—1949年间英国戏剧的改译活动的。作者认为，改译是中英双重视界的碰撞与融合，是双向的转换，源文本由此汇入了现代中国文化，中国作家和受众也因此进入全球一体化进程。重写是过程，是形式，归化是目的，是结果。重写是双重的，既是源文本的重构，也是本土戏剧传统的重建。归化则是双向的，既是中国戏剧传统汇入以英国戏剧为载体的世界现代化潮流，也是西方戏剧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接轨与融合。改译追求的既不是民族化，也不是西方化，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与社会理想，如独立、自由、平等、互助、诚信、和平等等。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其主体性也必定是现代的，具有普适性的。非英非中，即英即中，正是英语戏剧改译的基本特征。这个结论是符合实际的。由此出发，安凌有效地规避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全盘西化论的思想错误。这是近几年改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

资料丰富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特别是外文资料，很多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最近几年我陆续读过一些研究戏剧改译的论文或专著，总的感觉是资料匮乏，空话连篇，缺少细节上的对比与剖析。有的甚至找不见一条原文资料，因而严重影响到研究的深度和质量。据我所知，安凌用在原始资料特别是有关英语文献的收集和解读上的工夫，可能比写作要多得多。有时为了考订、落实一个细节，她会不惜血本，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第一手资料。所以，读这本书，很少空话和废话，所有的结论都建立在两种文本的精细比较与审慎辨析之上，而且紧密结合时代背景与演出条件，彰显着戏剧改译的特殊性。对于一个中文专业出身的人，这是很不容易，也是很难得的。

毫无疑问，博士生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科学研究的一支生力军，很多重要成果都是他们做出来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前些年的学科建设大跃进中，新增了很多博士点和授权单位，已有的博士点也纷纷扩招，博士生数量和导师队伍迅速膨胀。在此情境中，如何保证博士培养质量，特别是博士论文的学术水准，就成为一个广受社会关注的话题。

博士答辩之前，其论文须经严格评审，才能提交答辩。因此，几乎所有博士生导师，每年都得审阅相当数量的博士论文。我的经验是，读这些论文，令人拍案叫绝者有之，使你茅塞顿开者有之，令人深感惋惜者有之，让你鄙夷不屑者也有之。从论文中，你能感受到作者的才情与努力，也能体会到导师的良苦用心，还可透视培养机构的学风。所以，博士论文绝对不可掉以轻心。

有人说，博士生导师都是博士培养出来的。此话虽属玩笑，却不无道理。一般来说，博士论文选题大约有两种方向，一是跟着导师走，方法和结论基本都在预料之中，做起来比较有把握。二是另起炉灶，选题离导师较远，没有现成的方法可循，结果更难以预料。此类选题，难度大，学术价值高，如果做出来，不仅是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可以提升导师的学术水平。安凌的选题无疑属于后者。

安凌的论文是冒着很大学术风险做出来的。因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话剧史论，虽然也写过几篇比较性质的论文，但于改译并无专门研究。通过这次学术冒险，我觉得在导师和学生之间，理想的学术关系应该是，导师知道哪里有矿，但怎么开采，用什么工具开采，则要靠学生自己通过学术创新来解决，导师可以大致预见最后的结果，却未必完全清楚矿藏的质地和品位。所以，好的选题对于学生和导师都应该是新鲜的，充满未知数，具有诱惑力的。好的论文，则能使学生和导师的专业能力与专业知识都提高一大步。

安凌的《重写与归化》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篇论文，做的时候折磨过我们，最终给了我们一个不小的惊喜。我们因此而快乐，相信所有的读者朋友也能从阅读中感受到这种快乐，智慧的快乐，知识的快乐。

2015年6月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