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女孩的命运，家族的创伤

林维雁烈士，1924年出生于上海。父亲林科棠当时正在上海做小学老师。林维雁出生的时候正是大雁南飞、菊花盛开的季节，父亲以大雁和菊花为象征，寄托对第二个女儿的希望，给她取名为维雁，字守菊，愿她有高远的志向和非功利的精神境界。数月后，母亲方海莲带她返回老家——浙江衢县樟潭镇。祖父林登洲见到孙女却叹息：“又是一个女妮，没有出息。”母亲为了替林家传宗接代，盼望早日再怀孕，不得不按照林登洲的要求，将维雁送到苏家村奶母家喂养。奶母是农户人家，吃住条件都很差，以致维雁在孩提时期营养不良，长得又矮又瘦又黑。在她的记忆里，只记得整日在黄土岗上爬，在烂泥田里跑，或是由奶兄背着，从这个山坡走到那个山坡，皮肤被烈日晒得黑黝黝的，吃的只是苞米糊、辣酱和咸菜。因为父母都在外地，祖父又盘算如何将她送给殷实人家做童养媳，致使这个女孩几乎被家庭遗忘了，一直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才被父亲抱回家。维雁在孩提时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段生活呢？其原因不得不从林氏家族史说起。

林氏家族原籍福建樟平。先祖单身一人，在康熙年间挑着一担黄烟叶，翻过仙霞岭的层层山峦，越过乌溪江的密密森林，在江山港、乌溪江与常山港的汇合处一个并不繁荣但水路交通便利、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渔村定居下来，娶妻生子。此后又往返闽浙，依靠制作、贩卖黄烟丝积累资本，后来又秉承福建人勇于开拓的精神，抓住机遇，做起木业经营生意，顺利取得从仙霞岭到乌溪江整片原始森林的开采权和经营权，其所经营的原始森林广阔到三天也走不到尽头，排在江中的木排筏直至对岸。林家五代四房“乾、坤、礼、乐”的子孙们，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两百多年，开设四爿大木行，生意十分兴隆，把大量木材源源不断地经由水路送到杭州湾及江南一带，其营业额及利润为衢州府之首。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渔村从此成为商贾云集、筏来舟往的著名木材集散地和闹市，被称为林家码头，后正式建制，被命名为樟潭镇下埠。然而，正当家族子孙陶醉在富裕生活中时，他们想不到清政府已腐败无能，西方列强已用鸦片、洋炮和军舰打开国门，外患内乱接踵而来。随着鸦片战争失败，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半个中国，后来又是八国联军侵华，清廷赔了巨款，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据衢州史籍记载，从清咸丰八年（1858）起，清廷与太平军争夺衢州一带达六年之久，水陆皆为战场，樟潭镇成为战争的中心。林家四房子孙六十多人逃难七年，最后，大约在1865年，礼房六代孙林登洲（二十岁）及其父母和姐姐四人回到樟潭镇下埠，其余三房子孙五十多人均不知下落。四爿大木行被洗劫一空，几座住宅大院只余空架子：礼房住宅之前厅高悬着的一块乾隆御笔匾，后厅之厨房中还有搬不动的一个大石盆和一个大石磨。林登洲这个从小接受儒学文化、一心想科举入仕的年轻人，只能通过做小工、种点菜、半饱半饥打光棍生存下来。清同治年间，社会逐渐安定下来，王姓徽帮资本进入樟潭木业，使木业再次繁荣。林登洲在四十岁时，有幸得到一个木材测量的固定职业，从而有经济能力娶妻，并生下二子一女。长子林科汇务农。次子林科棠从衢郡中学堂毕业后，先在樟潭镇后在衢县任小学教师六年，后到上海闸北小学任小学教员。不久又被衢县籍翻译家郑次川推荐给著名学者、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先生，在王先生家中做全日制家庭教师约四年，负责教王的两个儿子学习中文、外文和数学。林科棠既能胜任多学科教育，又能专心研究儿童教育的方法，得到王云五先生的好评。在此期间他又从商务印书馆买了大量中外著名的儿童读物，以及杂志《小朋友》和《儿童世界》，装满了一个小书橱，准备做一名“儿童教育”方面的专才。

而林登洲呢？只希望林家多些男孙以重振“乾、坤、礼、乐”四房门庭，故而重男轻女。林科棠不得不对自己的父亲怒吼：“男女都一样，谁说女孩没有出息！谁再敢把我女儿抱出去！我的三个女儿都会有出息！”他亲自把六岁的维雁抱回家，并嘱咐妻子要像对待男孩子一样来教养她，不许涂粉、擦脂、抹红，不许扎耳孔、戴耳环。此后多年，他又常常像讲故事一样，有声有色地讲述他和自己父亲争论“男女都一样”的种种情景，以鼓励女儿不要因自己是女性而自卑，而要力争做一个有出息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