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阴快谈
长野丰山 著
【解题】
长野确,字孟确,号丰山。父名祐清,伊豫川江人。七岁受句读于乡师宇田川南海;弱冠游浪华,师事中井竹山;竹山殁,负笈至江户,见柴野、尾藤、古贺三博士而受教。初虽曾仕于神户本多侯,一朝谢病辞官,退而家居,刻苦读书,学古文。性狷介不能媚世,不得志而殁。享年五十五。时天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此书,于诗话、文话以外,还有学术谈、历史谈、修养谈、书画笔墨砚纸印章谈,若夫对于徂徕、南郭、东涯、鸠巢诸儒之月旦,则尤见见识。此书早传清国,收于 《昭代丛书·癸集》,废原书之分卷,合为一卷,且省序文,卷内时有字句被删之处,如删去了第一卷末章末尾的噫字,第三章末尾的一句等,不知何意,然皆非关大义。故今一一校勘之。一篇跋文,附载于卷末。
京都书林积玉堂梓行
松阴快谈自序
余之侨居京城也,轩外有古松一株,夭矫翥轩如游龙舞凤,余抚而爱之,及日之没,山月之飞空,则凉影参差,中庭如流,时有稚子高吟曰:“水上清风非有著,松间明月本无尘。” 余卧而听之,不觉跃然而起,拍手和之。已而叹曰:此境界一味恨无人共享之矣。居久之,闻足音跫然,则有二三客,提携而来。余为设席松阴,与之啜苦茗,酌淡酒,陶然以乐。古人云:“又得浮生半日闲。” 我辈之闲,岂特半日而已哉?于是余为之商榷古今,评品文诗,其余及山水花木书画笔墨之末。冲口而发,无所择也。一谈一笑,未尝不抵掌称快也。乃谓客曰:“子亦曾听稚子之吟诗乎?水风不著,松月无尘,是得我谈之意,且彼偶然高吟以自快焉,我听而悦之,不知客亦能悦吾之谈否?然悦之亦可,不悦亦可,我快吾谈,奚必问人之悦与不悦哉?” 客哑然而笑,且去又来,固无妨于我之闲也。积日累月,谈益多端,因自录之,稍积为卷,名曰 《松阴快谈》,亦非以快人也,以自快耳。夫月之夕,松之阴,乃纟番我书而快诵之,安知不复有旁人拍手称快者哉!
文政庚辰仲夏 丰山长野确书于京城侨居老松之阴
松阴快谈 卷一
好同恶异之弊,不可胜言也。在国家,则忠直退而佞谀进;在讲学,则损友亲而益友疏。人之意见岂一一与我同哉?天下之事岂一人一家之所能辨哉?要之虚心平气,惟求其善,庶几其可。王安石好同恶异,偏见执拗,遂乱天下。东坡曰:“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善哉言也!梅柳桃李牡丹芍药菡萏燕子,其花不同,而皆可爱焉。天地生物已不同,而况于人乎。
诽谤激坑焚之祸,清议激党锢之祸,清流激白马之祸,台谏激新法之祸,历代大祸多起于言语文字之激,可不畏而慎焉哉!明道先生尝曰:“新法之行,乃吾党激成之。当时自愧不能以诚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祸,岂可独罪安石也?” 余谓当时诸公,争攻安石,不遗余力,先生独反之已。呜呼!是所以为先生也。
近岁米价至贱,亦至治之景象,盖有田禄者,米价高则得利十倍,是徒益其富耳。鳏寡孤独,无恒产者,出钱买米,一钱高下,利害切其身。宁使富家少其利,不使穷民失其所。元何景福 《伤田家》 诗曰:“春祈秋报一年期,土谷神灵知未知。昨日街头穹米价,三钱一斗定何时?” 读之不觉泣下也。唐太宗时米斗三钱,后世以为美谈,然不如汉宣帝之时谷石五钱也。
天明年中,奥羽饥馑,饿者盈道,羽州鹤冈有铃木宇右卫门者,初为某藩小吏,致仕自耕,为人仁厚。见饿者之众,愀然悯之,于是悉出其所有救之,其妻亦卖衣服钿钗助之振济,由宅器物,斥卖皆尽。一日门外有小女,饥冻号哭,宇女年十岁,母谓之曰:“春天渐暖,汝袭纩衣,盖脱其一以赠之。” 女乃择其美者以授。门外女父母欣然感涕,闻者莫不叹美。呜呼!铃子一村小民耳,而其贤如此,世之大家富豪自矜者,岂能为铃子乎?道德自任者,岂能为铃子乎?岂非铃子之罪人耶?
《瑞桂堂暇录》 曰:“简池刘先祖,号后溪,朱文公高弟。平生好施不顾家,有无来谒者皆周之。一日晨坐暖阁,夫人方梳沐,有旧友来访,公令夫人出阁,士人进见,夫人挈沐具,偶遗金钗一,公适起入内,夫人从窗隙中见士人拾所遗钗入怀未稳,公将出,夫人掣公衣袖止之。少顷公乃出。客退,问其故。夫人曰:“偶遗小钗,彼方收拾未稳。士以贫,得之可少济,不欲遽恐之。” 公与夫人俱贤如此。余谓:今儒者动辙引 “非其义一介不取,一介不与”,然当其与之也,明目张胆,强辩曲说曰:义不当与焉,而当其取之也,唯见其欣欣之色,而未尝闻其论义矣。清王丹麓《今世说》 曰:“有人语杜于皇,某一介不与,却未一介不取,可谓一边伊尹。” 余读之不觉捧腹绝倒。
本邦儒先,如藤惺窝、林罗山、木顺庵、室鸠巢诸公者,皆忠厚质直,千载传之,无弊之学也。罗山、凤冈二先生,其学该博和汉,古今之书靡所不窥,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矣。近世以博识自负者,或知彼而不知此,或知古而不知今,岂足望二先生之万一哉!
伊藤东涯,亦宏览之士也。观其所著 《制度通》《名物六帖》 之类,和汉之书籍涉猎殆尽,可谓伟人矣。后之儒者,略读西土古今之书,自夸其博识,殆为东涯所笑。
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法、水利、算数,皆儒者分内之事,不可不知也。本邦古今之制度事变,尤当详讲而明辨焉,否则不足以为儒矣。然非有许大之精神才力者,则岂足辨此哉!
《晁氏客语》 曰:“潜道少时,尝见温公论性。潜道极言之,温公作色曰:‘颜状未离于婴孩,高谈已至于性命。’” 尝读顾宁人 《亭林集》,曰:“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之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跳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 两段议论,足以醒觉大梦矣。
明主必能用人,暗君好自用,不能任人。荀子曰:“人主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耗悴莫甚焉。” 古人云:“宋仁宗百事不能,惟能为君。” 夫人主骚扰,不能静净无为,未有能治国家者也。三代以来,惟汉文帝、宋仁宗静净无为,近于恭己南面者,宜乎千载之下仰慕其德,至今不衰也。
人主之德在知人,而知人,尧舜难之,况其他乎?至愚之君,必悦媚己者。故人主能悦其不媚己者,亦可以为英明矣。如唐太宗是也。
文士龌龊不足用,而尤误人者,假道学也。人主欲成国家之务者,必须求奇才,勿徒为其名所误。
近世儒先,惟新井白石、熊泽蕃山,实有奇才,可与唐宋名公比肩而无愧色焉。
京师尝有并河天民者,初从仁斋学,后自作一家之说,其学诡异,为人有瞻略,颇似陈龙川,要非凡庸,倘有英君驾御之,则必有可观焉。如熊泽氏,其学其入皆诡异,然英主用之,其功业伟然,至今赖之。
周成王任周公,而群叔不悦。蜀先主任孔明,而关羽、张飞不悦。秦苻坚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宝不悦。唐太宗用魏徵,而封伦不悦。故曰:非希世之君,则不能用希世之臣矣。君子为政,群小怨怒,历世皆然,不足怪也。养隼而攫鸾皇,畜狸而搏鹦鹉,古人之所以三叹也。
唐 《选举志》 曰:“凡择人之法有四,其第一曰体貌丰伟。” 余谓择人以道德为第一,其次取才艺,未闻以容貌取人也。果如唐制,则晏子之长,不盈五尺,如我邦山本勘助,皆摈弃而弗用,岂可乎?《开元天宝遗事》 云:“明皇谓李白曰:‘我朝与天后之朝何如?’ 白曰:‘天后任人之道,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惟拣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 据此语,则武曌取人,亦以容貌为先欤?
“不妄许可” 四字,盖非君子之言矣。今人好讥者,常引以为口实。杨升庵叹好发人阴私,以传闻暧昧之事,或爱憎毁誉之口,而妄加诬蔑于人。近日我邦儒林之习亦如升庵之言。余因谓:宁失之于过誉,勿失之于过毁。
人有媢嫉之心,犹著躬之痼,盖欲不嫉不可得也。沈约闻人一善,如万箭攒心,可谓小人矣。妒媢相害,古今之通弊,而近日儒林更甚。夫人各有命,而嫉之诽之,欲使之不通,不知无损于彼而有害于己也。
古之真君子,真豪杰,必磊磊落落,心迹明白,无所伪饰。《冷斋夜话》 曰:“东坡每曰:‘古人所贵者,贵其真。’” 陶渊明耻为五斗米屈于乡里小儿,弃官去归。久之复游城郭,偶有羡于华轩。汉高祖临大事,铸印销印,甚于儿戏,然其正直明白照映千古,想见其为人。由是视之,矫饰不近人情者未必其君子也,视于王介甫可以见焉。
《皇明世说》 云:“刘青田始见太祖,《咏竹箸》 曰:‘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张良一借间。’ 太祖大悦。” 青田佐太祖取天下,奇策神算往往出于人意表,盖似子房而殆过之者,又善文章。余读其所著 《郁离子》,后又读舶来写本 《青田集》,其文简洁雄奇,盖明文之杰然者。
王丹麓 《今世说》 曰:“义兴大饥,当事集绅士议赈。绅士曰:‘赈饥是极难事,毋轻议也。’ 徐竹逸曰:‘天下难事,我辈不为,谁为之者?’条陈数则,活数万人。” 快哉竹逸!男子固当任天下难事,否则儿女子耳。
胡五峰 《知言》 三卷,张南轩序之。其书多名言,如:“寡欲之君,始可言王道;无欲之臣,始可言王佐。” 简而尽焉,可以论定千古之君臣矣。
秘书二十一种中,有 《晋乘梼杌》 焉,盖好事者据 《孟子》 而伪作也。汉时求逸书,高价购之,奸人竞伪作古书以射货利。孔壁古文、竹书纪年之类盖不少矣。《列子》 载亢仓子,乃有 《亢仓子》 之书;《家语》载子华子,乃有 《子华子》 之书;贾谊称鹖冠子,乃有 《鹖冠子》 之书,《孟子》 称晋乘梼杌,乃有 《晋乘梼杌》 之书,殆不可枚举。刘炫作伪书百余种,见 《北史·儒林传》。
《墨子》 亦伪书耳。胡元瑞 《九流绪论》 据今之 《墨子》 以证儒墨之异,努努累数百言。韩文公读 《墨》 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是文公辩 《墨子》 之为伪书也。元瑞不察,以文公为未尝读 《墨子》,引 《墨》 书中之讪孔子者以驳之,岂不谬哉!物徂徕亦以宋儒为未尝读 《墨子》,皆未察其为伪书之过也。
兵家之言,莫如孙武,其他钤韬之策,不翅理味浅短,而文辞亦不美,惟 《孙子》 文辞简切,理致精妙,诚兵家之祖哉!有魏武注解,其真伪未可知然,比他注颇觉简明。《说郛》 中有 《黄石素书》 一卷,恐是伪书,然亦确言甚多。
《惩毖录》 二卷,朝鲜柳成龙所著也。记文禄三韩之役颇详。余读《武备志》 曰:“朝鲜柳承宠、李德馨,皆惑其国王李昖,终乱国政。” 余因疑 “承宠”,即 “成龙”,字相似因以误耳。然观 《惩毖录》,柳与李皆颇有功于其国,而 《武备志》 云云,意一必有伪,今未可考。
《致身录》 十八条,明史仲彬所著,仲彬从建文帝出亡,所录颠末甚详。当时从亡者二十二人,艰难崎岖,终始不变。余读之不觉流涕。出亡,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也。
朱子著 《名臣言行录》,当时诸家文集、语录、漫记、随笔、野乘、稗史,莫不采取。《语类》 云:“先生每得来见书,必穷日夜读之。” 朱子亦自云:“大略有书要读,有事要做。” 又曰:“书无所不读,事无所不能。” 又曰:“孔子天地间甚事不理会过?若非许大精神,亦吞许名不得。”余谓:朱子亦有许大精神。毋论其博学善文,著述赡富,而又善书善画,是皆非朝夕所能巧也。盖其精神不堪吃多少辛苦何能至此哉!
或劝陆象山以著书,象山曰:“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方伯谟劝朱子勿著书,朱子曰:“在世间吃饭后,全不做得些子事,无道理。” 是亦可以见二先生之异趋矣。
明胡应麟,字元瑞,号少室山人,年未四十而没。余读 《胡氏笔丛》四十卷,其学该博,明儒盖少其比矣。王元美作 《元瑞传》,见 《弇州续稿》,载其著书之目殆三百卷。弇州曰:“元瑞生仅三十,而著作充斥乃尔,过此以往,所就又何如耶!” 据此言之,元瑞亦可谓奇男子矣,但恨文辞不骏洁耳。
余遭有疾,亦未尝废读书,然不敢读经史,恐其不能精细用心也。大概 《东坡志林》 《西湖志》、米海岳 《书史》 《画史》、陈眉公 《书画史》《岩栖幽事》、屠赤水 《考盘余事》 《清言》、徐文长 《玄钞类摘》、袁中郎《瓶史》、高士奇 《江村销夏录》、姚首源 《好古堂书画记》,其他唐宋明人漫记、随笔、诗话之类,或凭几读之,或卧而阅之,亦病间之一适也。余尝得脚疾,请一老医诊之。医曰:“病颇危笃,不宜读书。” 因指几上《朱子文集》 曰:“这理窟的书,尤不宜读也。” 余为之一大噱,而手犹不释卷。寻病愈,因谓读书吾性所适,故无害而反有益。然医言亦非妄也,患虚劳症者,不容不痛禁读书。
亡友服显,字维彰,读书敏捷,尝与余同读十七史,至 《晋书》,未半,维彰得笃疾,盖刻苦太过之所致也。后余每阅 《晋书》,未尝不惨然思维彰也。维彰从余学文,未成而卒,可惜。
享保年间,有奴某者,主家破,不忍去,竭力养主孤,遂得旌赏,物徂徕作传,文见于 《徂徕集》。一日,读宋王辟 《渑水燕谈录》,载赵延嗣事。赵哲之仆也,赵哲死塞下,家极贫,三女皆幼,延嗣义不忍去,竭力营衣食以给之。三女已长,赵哲之友宋白、杨微之为择良士嫁之,三女皆有归,延嗣乃去。徂徕先生、石守道为之传,以厉天下。义仆之事,彼此相似,而为之传者,同号徂徕,可谓奇矣。然石之与物,其人迥别也。
客问余曰:“似而非者,莫如俭与吝,其别如何?” 余曰:“吾尝读明陈录 《善诱文》 曰:‘处己以俭,谓之德;待人以俭,谓之鄙。’ 又 《晁氏客语》 曰:‘韩魏公用家资如国用,谓不吝也;曾鲁公惜官物如己物,谓诚俭也。’” 读此二条,俭吝之别了然明白。
张南轩先生告宋孝宗曰:“当求晓事之臣,不求办事之臣。欲求仗节死义之臣,必求犯颜敢谏之臣。” 后世人主宜三复焉。
太宰德夫 《紫芝园漫笔》 曰:“周濂溪作 《爱莲说》,以莲比君子,是宋儒道学之气习,其弊也大矣。” 余谓:“屈原作 《离骚》,以香草比君子,周子之文原于此。果如德夫言,则屈子亦有道学之气习耶?” 可发一粲。史绳 《祖学斋占毕》 曰:“《左传》 云:‘譬诸草木,吾臭味也。’ 屈正平 《离骚经》 一篇之中,固以香草比君子矣,然于 《九章》 中,特出橘颂一章。濂溪周子作 《爱莲说》,谓莲为花之君子,亦以自况,与屈原千古合辙,不宁惟是,而二篇之文皆不满二百字,《咏橘》 《咏莲》 皆能尽物之性,格物之妙,无复余蕴。” 由是言之,德夫之论可谓陋矣。
佐藤直方曰:“苏东坡博览强记,能文善书,然自我辈视之,东坡俗儒耳。学者欲博览,又善文章,终身不能为真儒也。” 余谓:“然则周公之多才多艺,孔子之博学无所成名,周濂溪、程明道之礼乐、刑政、天文、地理、兵法、水利、算数,靡所不究,朱文公博览强记,能文善书,天下之事,靡所不知。是皆终身不能为真儒耶?设使佐藤子道博学善文未必知道则可矣。道博学善文终身不能为真儒,则我欺谁?欺天哉!” 三宅尚斋屡讥佐藤氏之固陋,可谓知言矣。
伊氏之门贵博览,其徒有成者,可以供王侯顾问之用。物氏之门贵文章,其徒有才者,可以供王侯书记之用。君子宜勿以其学之诡异,而弃其所长也。
圣人为政,自有妙用,非后人可议拟也。此而下,用心,莫如公平忠恕焉。如世之腐儒,诸猜忌苛刻,毫发不与己合者,皆击而排之,则其所与者,必谗谄面谀之人矣,焉能服天下豪杰之心哉?豪杰不服,而国治者未之有也。
谢肇淛 《文海披沙》 曰:“黄金一种,古多而今少。汉高帝赐陈平黄金四万斤,韩嫣以金为弹,董卓积金成坞,而汉制,天子每聘后,辄用黄金二万斤,今之大内岂易办此哉?所以然者,世间糜费澌灭,唯金最多,而四夷之外,去而不返者不与焉。” 由此视之,西土亦至明,黄金耗减,盖地之出金银铜铁本有限,安能副无穷之用哉?不可不虑也。
宽永中,吉田侯为执政,建议毁大佛像以铸钱,曰:“佛法以身世为妄幻,以利人为慈悲善根,则使佛存于今,必将割其身以利人,矧铜像乎?” 是与周世宗冥符,丰太阁使侍臣读 《汉书》,至郦生封六国后,咜曰:“误矣!” 至留侯借箸论之,乃曰:“善。” 正与石勒合,英雄所见,符合如此。
我邦武将,少年立奇功者不可枚举。在西土,少年以文鸣者,正相抗衡。唐李肇 《唐国史补》 曰:“浑瑊太师,年十一岁,随父释之,防秋朔方节度使张齐丘戏问曰:‘将乳母来否?’ 其年立跳荡功,后二年,拨石堡城,收龙驹岛,皆有奇功。” 是在西土绝无而仅有者。
浮田氏病笃,召侍臣曰:“我将死,谁能从我者,咸请殉。” 问户川肥后,答曰:“夫陷坚挫锐,进不顾死,臣能之,至殉,则臣不能也。君若求殉者,莫如沙门,彼念诵,犹能引导成佛,矧殉而导之,臣等武夫,战场杀人不少,恐坠修罗道,且沙门平日得宠赐,十倍臣等,则以酬恩论之,殉亦宜在沙门。”
韩非子曰:“越王勾践虑伐吴,欲人之轻死也。出见怒蛙,乃为之式。御者曰:‘何为式?’ 王曰:‘蛙有气如此,可无为式乎?’ 是岁,有自刭死以其头献者。” 是勾践能振起士气也。我邦武将,御其群下,亦多类此。士气不振,而国久存者,未之有也。故治世之良主,常赏敢言节行,以振士气;乱世之名将,必赏勇悍奋锐,以振士气。为君将者不之知,而欲士为用,不可得也。
贺州板仓公,尹京十八年,治绩甚大,老病辞职,幕府召见问曰:“谁可代卿者?” 答曰:“臣儿重宗可。” 于是命尹京。公明廉正,天下称能。晋祁奚举其子祁午,唐狄仁杰举其子光嗣,晋谢安举其兄子谢玄,皆不负其所举,不以私意累之,贺州之举,何以异此哉?
防州板仓公,尹京,一日出行,虽婴儿皆避匿屏息俟其过。有一儿可十岁,独不避,且从而骂之。公闻之,命问其父姓名里居,还谓府吏曰:“民某尝讼乎?” 吏检之,乃尝讼,而弗克者。于是再召而按之,果冤。乃赐金谢之。呜呼!公判无私,官吏之所难;知过能改,圣人之所贵。今防州一举,而两美具焉。岂不贤哉?
芭蕉庵桃青,师事富春山人,山人尝为半时庵澹澹作 《庵记》,其文道:“尝为桃青讲 《南华》。” 今日三岁童子,莫不知有桃青澹澹,而富春山人或不知为何人。山人姓田,名某,字省吾,号桐江。从物徂徕学,仕于某侯,直谏弗听,请致仕,亦弗允,于是私去奔奥,其友滕东壁、太宰德夫数人,相共谋曰:“侯必遣兵追之,恐不可脱。” 盖相与出死力拒之,乃各衷甲护送山人数十里,追兵不来,乃告别还。省吾已去游奥,更号富春山人,后游摄之池田,授徒自给。为澹澹作 《庵记》,盖在摄时也。余常慕东壁、德夫之高义,非庸儒之所及也。
冈井孝先,与物徂徕友善,且有葭莩之亲。孝先尝浴箱根温泉,临行托徂徕以妻子,既而小儿患痘,徂徕驰往视之,昼夜身不解衣带,饮食汤药皆自调之,儿危笃,驰人告孝先。孝先深服其高义,与人语及之,辄嗟叹久之。余谓:以徂徕之豪悍,而所为如此,亦可见其卓越寻常矣。夫伊、物之学,可谓诡异矣,然余闻伊氏之徒,往往温恭退让;物氏之徒,大抵豪爽明快,皆重义不顾利害,服善爱才,唯恐不及。要之非凡庸也。今人孰不排伊、物而笑之,然视其人品,则有薰莸之别,噫!
松阴快谈 卷二
读历史诸子钞本,不如读一部史子也;读诸家选本,不如读一家全集也。欲学文章,最忌博杂,惟要精看数部,须使书味盈胸中,慎不当贪多矣。其书大抵左国史汉孟荀庄骚,加以韩柳欧苏[1]全集,反覆精读,然后下笔,必有可观,然不可无良师友琢磨也,否则不免独学固陋矣。文已成,然后博读书,则用力少劳而收功却多。
文章必须一气呵成,譬犹人之一身,四支百骸,各异其用,而气之流贯于全体者,未尝中绝,乃能生活运动。若徒有头、目、手、足,无一气流通,则是木偶耳。文有抑扬开阖、操纵起伏、回抱接初,种种之法,而一气呵成,乃称作手。如徒拾句缀字,铢积寸累,惨澹经营,有无数断续之痕,岂成言语哉?
本邦儒者作文,多未知篇法而妄作也。太宰德夫 《文论》 曰:“文有四法:曰篇法、曰章法、曰句法、曰字法,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四者皆有法,一失其法,则不成文矣。先秦古文,以至韩柳二家,森然法度,历历可考,近世古文辞家作,今观其文,非不工也,惟其字与句有法,而章与篇皆失法,故气脉不贯,不足观也。” 善哉!太宰氏之言。本邦先辈论文能及此者,盖有之矣。我未之闻也。盖用力于文辞者,莫如徂徕之徒,而其所作,犹多失篇法如德夫之言,况他人乎?夫失字法句法,是小疵耳,至失篇法,则安在其为文哉!
作文缚法,则笔端窘束,气脉不贯矣。愦焉自放,则叙次错置,前后支离,故必使法与我一,不与之期而合,斯谓之善文。呜呼!是岂易事哉?
元吴莱论文曰:“作文如用兵,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如部伍分明是也;奇者,不为法度所缚,千变万化,坐作击刺,一时俱起,及其欲止,部伍各还其队,元不曾乱。” 是论文之尤善者。
诗法易认,文法难知。欲知作文之法,则莫如熟读韩柳欧苏之文。而又不可无良师友也,否则用力甚劳,而误认不少。
文法甚严且明,而本无定法。一篇之中,有起结、照应、波澜、转折、起伏、顿挫[2]、抑扬等之法,可一一指示,而非有几句必转折,几段必照应之定局也。譬犹军法,左右前后,坐作进退,皆有法度,而战开之际,变化不测,出奇无穷也。善作文者,穷言竭论,如意已尽,忽又一转,更出人意表,而照右应左,结前起后,未尝出范围之外。兵以克敌为主,出奇不克,恶在其为奇哉?文以达意为主,出奇不达,又恶在其为奇哉?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为奴,是千古不易之定论也。造语虽巧,而气脉不贯,主意不明,是奴婢强而主辅弱也。故能役使奴婢,而不为奴婢役使,斯可谓善文矣。喋喋千言,意晦气弱,将焉用文?不如不作之愈也。
文之强弱在气,而不在辞。世有以艰涩为强,以平易为弱者。东坡之文,平易著明;于鳞之文,艰涩隐晦。然孰强孰弱,孰优孰劣,孰奇孰拙,具眼者必能辨之。魏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是千古之确论也。
韩文公论文曰:“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 可谓作文之要诀矣。
有经语,有史语,有小说家之语,有语录随笔之语,论记、序书、尺牍之类,文体已异,语气自别,断断不可混用也。
有套语,有歇后之语,用之诗尺牍小文辞犹可也,至作大议论、大文章,则必不可用也。世之陋儒,大抵不能辨文体,粗心读书,见西土人或用俗语,或用套语,或用歇后之语,不辨古今,不问文体,以为文章皆如此,遂妄用之。曰我有证据,是可笑之甚者。文体之不同,犹画工之于草木禽兽,各别体也。今若画桃施之以兰叶,画虎施之以鹿毛,孰不笑其谬戾也?故欲学作文者,辨体之为急务。
作文须一笔写去,首尾粲然,而后稍加添删,自然有活泼流动之气,若铢积寸累,则死气满纸,使读者厌倦思睡也。
文能达意,非易事也。议论排奡,纵横如意,而天地景物,千态万状,及日用常近眼前琐细之事,任笔写来,未尝停手,斯能达其意矣。是在西土人亦难之,况于我乎?东坡论文曰:“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 又曰:‘辞达而已矣。’ 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近日文人有分达意、修辞为二者,又谓艰涩之文为修辞,谓平易之文为达意,可发一粲。夫辞不修则意不可达,意不达则不可以为辞。王弇州 《艺苑卮言》 曰:“孔子曰:‘辞达而已矣。’ 又曰:‘修辞立其诚。’ 盖辞无所不修,而意则主于达。今 《易系》 《礼经》 《家语》 《鲁论》 《春秋》 之篇,存者抑何尝不工也?扬雄氏避其达而故晦之,作 《法言》,太史避其晦,故译而达之,作 《帝王本纪》 也。俱非圣人意也。” 亦知言也。光明正大,法度森严,而砉然,向然,奏刀然,莫如韩文公焉。纵心姿腕,篇法政严,序次详备,丽句层出,愈多而愈不乱,莫如柳柳州焉。婉曲周折,法度闲暇,词意醇厚,气调员美,莫如欧阳公焉。纵横排奡,才锋俊伟,奇奇怪怪,不与法期而与之合,莫如苏文忠焉。
陈后山 《谈丛》 云:“法在人,故必学;巧在己,故必悟。” 余谓两个工夫,不可阙一也。盖无师友琢磨,则规矩准绳不可得而知也,故必学焉;夫运用之妙,存于一心,在我自得,不可恃他人也,故必悟焉。
韩学孟,欧学韩,终不见其蹊径。张无垢所谓把柄入手,开导之际,改头换面,随宜说法,使殊途同归,是可以悟作文之法。夫孟、韩、欧、苏之所同者,在其法度结构尔,不可求同于字句之末矣。荀子曰:“禹行而舜趋,子张氏之贱儒也。” 由是言之,岂惟文而已哉。
观文辞者,顾其运用如何而已,古今雅俗皆自此而判也。犹良匠制器,众材一经其手,精巧可喜。如夫拙者,虽有美材,适足以伤之耳。故其妙用不在其材,而在其手,不在其手,而在其心,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运用之妙,存于一心,岂惟道家与兵家之谓哉!
客问曰:“六经左国史汉皆古文也,篇章之间,固非无法,然岂一一合后人所说哉?作古文者,不必拘法可。” 余曰:“否。子欲知议论文法,且试读 《孟子》 《庄子》;欲知叙事之法,且试读 《左传》 《史记》。反覆以索其结构之法,久之自了然矣,不必须多辩也。今夫世人孰不读孟庄左史,但粗心读过,生吞活剥,不知其法之所在耳。且夫韩柳欧苏八家之文,已为千载之宗师,后之学文者,不得不依其法,犹作诗者不得不依沈约之韵也。” 李笠翁曰:“未有沈休文诗韵以前,大同小异,或可叶入诗中,既有此书,即三百篇之风人复作,亦当俯就范围。李白诗仙,杜甫诗圣,其才岂出沈约下,未闻以才思纵横而跃出韵外,况其他乎?设有一诗于此,言言[3]中的,字字惊人,而以东冬江阳并叶互施,吾知司选者必加摈黜,岂有以才高句美而破格收之者乎?合谱合韵,方可言才,否则八斗难克升合,五车不敌片纸,虽多虽富,亦奚以为?” 余谓学文者先学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犹学诗者先学平仄、排比、句法、韵脚也。
余幼少好文,不知篇法,信手漫写,观于他人之所作,亦犹是也,因谓文章如是易为耳。后反覆读孟荀庄骚及唐宋明诸家之文,稍稍知篇法之所在,愈久愈明,始知篇法严然不可胡乱下笔也。今夫连篇累牍,师心妄作以夸多,我恐不免识者之旁观匿笑也。
明清人作时文有定法,所谓一冒一腰六腹一尾等之类是也。其法本亦自古文出也,然不与古文同,譬犹古诗之与近体也。古诗无定法而恰有法,然非如近体之平仄一定,配比切对,句必五七字,韵必限一韵,严然不可移易也。古文无定法,只是言语之次第承接得宜者是耳。或譬喻,或波澜,首尾结构,各相唤应,而气脉流贯,句句欲活,乃成言语,乃是好文章也。若承接无法,则支离决裂,如口吃者之语,岂成文辞哉?
世儒论诗文,辄以世代为高下,是耳食之言耳。诗文之佳恶在人而不在世,在诗文而不在人,惟具明眼而能公判者可与论诗文矣。
柳子厚论韩文曰:“退之所敬,司马迁、扬雄,迁于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 《太玄法言》 及 《四愁赋》,退之独未作耳,决作之加恢奇,至他文过扬雄远甚。雄文遣言措意,颇短局滞涩,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 杨升庵曰:“欧阳公、苏东坡之文,皆前无古人矣,至老泉之文,若求其侣,在孟、荀之间。史、汉之上,不可以文人论也。” 方正学诗曰:“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 如三子者,可谓具正法眼矣。
明都元敬,《铁纲珊瑚》 曰:“今人收画,多贵古而贱今。且如山水花鸟,宋之数人,超越往昔。但取其神妙,勿论其世代可也。” 余谓书画诗文,皆不拘世代可。
余常持左氏不及司马之说,其略曰:人皆知班之不及马,而不知左氏亦不及司马也。子长之文,犹文人高士为水墨山水,略有笔墨,而妙处在笔墨之外。左氏犹画匠之著色山水,固守规矩,而不敢胡乱下一笔也,然求其神采秀发,气韵流动,不可多得也。左氏一部,自首至尾唯是一法,少变化,至 《史记》 则纵横变幻,使人把捉不得,所谓神明于法者。
左氏之不及司马,犹 《列子》 之不及 《庄子》 也。朱子曰:“《孟子》《庄子》,文气俱好,《列子》 便有迂僻处。《庄子》 全写 《列子》,又变得奇峻。” 胡元瑞 《笔丛》 曰:“大抵列之文法,庄之文奇;列犹丘明,庄犹司马;列规矩,驯而易入;庄崖岸,峻而难攀。” 两段议论,皆所谓眼透纸背者。
前人不必胜后人。如 《列子》 之不及 《庄子》,左氏之不及司马,范晔之不及陈寿,《晋书》 之不及 《五代史》,诸皆是也,岂得拘世代哉?
修史者知记历代事实及文物制度,而不知模写其人之气象、好尚、文章、言语之各殊,则不足以为史矣。故修史之难在不失其时世之本色,使千载之下读者如身在其时,亲见其事也。司马子长作 《史记》,自黄帝迄汉武,上下三千余年,论著才五十万言,而三代之时自是三代之时,春秋战国之时自是春秋战国之时,下至秦汉之际,又自是别样。时人之气象好尚各自不同,使读者想见其时风人品,是所以为良史也。今倘有人编修我国史,亦宜效之,至如言语文章,则势不可得写其本色焉,然亦求随其时世而少存其风趣可也。然此等妙笔,从何处得来?亦恐是可言而不可行者。
古书无谓我为身者,盖汉末俗语始有之也。《三国志》 张飞曰:“身是张翼德。” 是可以见其时世之语气矣。《五代史》 王彦章曰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之类,亦可想见其人之气象矣。陈欧之所以为良史也。
观文辞者,先须察其结构大势如何,此果佳,有小瑕累未足为病也。柳子厚云:“古今号文章为难,非谓比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钻砺之不工,颇类颣之不除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赜,虽有芜败,则为日月之蚀也,大圭之瑕也,曷足伤其明,黜其宝哉?”善哉子厚之论文也。今人以其井蛙之见,妄评品文章,偶见小疵,哗言攻之,并其全体之美弃掷不顾,矧其指以为疵者未必然耶?且其所自作,果无一疵可指乎?排人售己,薄俗诚可叹。朱子尝与门人同观东坡之文,门人指摘其瑕,朱子曰:“渠文大势佳,虽有小瑕,不妨其佳。” 可谓公判矣。
凡观人诗文者,虚心平气,反覆数过,而后须思我作之果能胜之否?果能及之否?抑不可及否,然后论其佳否,庶几不谬。今人率以爱憎之口,妄加讥评于人文,否则矮人观场,众人啼笑耳。
论文不问其美恶,惟简短而后可。则濡墨吮笔,可一朝驾欧苏之上;惟繁长而后可,则缀字满纸,皆可压倒孟韩。视字之多少以为文之高下,则三岁童子皆可以论定古今文章矣。杨升庵曰:“繁,非也;简,非也;不繁不简,亦非也。难,非也;易,非也;不难不易,亦非也。繁有美恶,简有美恶,难有美恶,易有美恶,惟求其美而已。” 知言哉。
大概西土人性,通达宽厚,喜同恶异之弊少,故互美其长而弃其短。本土人性,苛塞狭隘,动辙异同相轧,务护己短,好毁人长,一切莫不皆然。猜忌妒媢,虽出于沉溺名利之深,然亦其资性然也。好艰涩之文者,笑平易之文;喜平易之文者,讥艰涩之文。不知其各有美也。人情僻于好恶,不止诗文。试思之,天地之间,日月山川,草木禽兽,赋形不同,千品万殊,而各有其用,各有其美,是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若以日毁月,以山讥川,以草木讪禽兽,则几何不为天地笑。
王武子云:“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 此言极佳。先有意趣,而后下笔,所谓文生于情也,是人人靡不知焉;随笔而意生,随意而笔转,一转更妙于一转,所谓情生于文也,斯谓之妙境,然能解此者鲜矣。
言语妙处,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也。故古今人论文谈诗,其所说著者,才其皮肤耳。至其妙处,则言语不可以状焉,但才人独能意会之而已。故才人之言,尽有味焉。若夫愦愦者之言,愈多愈可厌。
诸家传注,为经史子集之累者不少矣。盖著作之与考据家,肝肠意见绝不相同,训诂人往往好牵强附会,断章别句,遂使精意妙义,索然嚼蜡无味,其为累岂浅浅哉!
造语雅驯,一气流贯,纵横驰骋,不失法度,乃称作手。造语虽巧,然气脉不贯,则是剪彩之花,终无生气矣。纵横驰骋,无规矩法度,则是风颠汉之絮语,岂成言语哉?
柳子厚评韩文曰:“世之模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者之读之也,其大笑固宜。” 是子厚讥世之辞胜而气弱者也。
叙事之奇古者,莫如 《檀弓》 《穆天子传》 焉。《汉武》 《飞燕内外传》 亦野史之古者,文家不容不读。
邦人论文者,大抵知字法与句法而已,未尝知有篇法也。论文及篇法者,独太宰德夫而已。然择而不精,语而不详,故其所作,亦多失于此,岂不惜哉。
或曰:“所谓抑扬顿挫,非文法也,西土及第场屋朗诵试卷之音节耳。” 余笑曰:“音节固有抑扬顿挫,而文法亦有之。今试读孟韩诸家之文,其抑扬顿挫之法,可一一指示,是何关音节哉?如子之言,所谓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艺苑名言》 曰:‘唐人拗体律诗有二种,其一,单句拗第几字,则偶句亦拗第几字。抑扬抗坠,读之如一片宫商。’ 是所谓音节之抑扬也。清储欣评韩文公 《答吕毉山人书》 曰:‘抑极忽扬,抑处尽扬处倍有声光气焰,得司马子长之神。’ 是所谓文法之抑扬也。何关音节哉?”
《盐铁论》,经世实用之书,儒者固不可不读,而其文辞,亦汉文之杰然者。
陆宣公奏议,其经世之略与贾太傅伯仲,可谓真才实学矣。而其文辞典质温雅,虽不免骈俪之体,然亦唐文之杰出者。
柳子厚状段太尉逸事,咄咄如生,与马迁相上下,而其作南霁云庙碑,皆骈俪之语,盖柳文佳者绝佳,而不免驳杂,固不如韩文之篇篇皆高古绝妙也。
李翱字习之,韩门之高足也。乐善好士,见人有一善一能,称誉振拔,必达而后止,自谓引荐贤俊如朝饥求飧,如久旷思通,如见夭丽而不得亲,其为人可知也。当时韩文公亦爱好士,然习之以为未足,贻书切切刺讥。习之文逼似昌黎,其 《拜禹言》 曰:“惟天地之无穷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弗及兮,来者吾弗闻。已而已而。” 读之亦可以想见其贤矣。
唐孙樵作文高洁,如刻武侯碑阴,简明雅健,顿挫入妙。其 《与友论文书》 及 《与王霖秀才书》,自述渊源,谓得作文之真诀。盖非虚妄也。著 《孙氏西斋录》,论编年史法,如高祖杀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循爱,讥失教也。李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谏赞匿,惩废命也之类数条,盖朱子纲目之权舆也。孙樵自钞其文三十五篇,编成十卷又自序之,在唐中和四年。
欧阳公 《五代史·伶官传》 尤妙,与马迁相上下,范晔、陈寿皆不能及也。
王荆公作文,繁简皆妙。如 《上仁宗万言书》,最繁而最美者;如《读柳宗元传》 《读孟尝君传》,至简而至美者。
韩文公之学 《孟子》,苏长公之学 《庄子》,毫无模拟剽窃之痕,居然有闭门造车、开门合辙之妙。
明焦竑 《焦氏笔乘》 云:“近世谈文,率宗 《史记》,然子长精神结构,茫然未解,第袭其语耳,此史公之盗臣也。向读荆公短文数首,真可与其论赞相颉颃,读 《刺客传》 《伍子胥庙铭》,观其笔力曲折,真脱胎换骨手也。” 余谓明人所谓古文,皆第剽窃古语耳,至其法度神妙,则未尝梦见。弱侯之言确哉!
古往今来,天地之间,事物之尽善尽美者盖少矣,虽圣人犹未免焉。如汤之有惭德,武之未尽善,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是也。如韩文公之文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矣,然其文亦未免瑕颣,如 《送孟东野序》 户弦家诵者,而人或讥其臧。孙辰、荀卿与孟子并称,然是犹可,余按:此篇首句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若夫孔孟,谓之不平鸣可也,如皋陶、禹、夔、伊尹、周公,皆身在顺境,其道之行毫无遗憾,岂可谓之不平哉?洪景卢 《容斋随笔》 亦详辩之,今不烦举。王羲之,书家之龙凤也,杨升庵 《丹铅总录》 云:“王右军书帖多误字,皆玉瑕锦颣,不可效尤。”由是视之,文如退之,书如羲之,皆未免疵病。天地之大,人犹有所憾,日月之明,有时而蚀,奚足伤其大且明哉!
《战国策》:“杜赫曰:‘譬之如张罗者,张之于无鸟之所,则终日无所得矣。张于多鸟处,则又骇鸟矣。必张于有鸟无鸟之际,然后能多得鸟矣。’” 文奇甚,惟坡翁独得此妙。其礼以养人为本,论曰:“礼未始有定论也,然而不可以出于人情之外,则亦未始无定论也。执其无定以为定论,则涂之人皆可以为礼。” 又,《王者不治夷狄论》 曰:“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 又,《清风阁记》 曰:“所谓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谓阁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 之类甚多,坡翁之文,自 《庄子》 《国策》 转化来,雄辩痛快,奇奇怪怪,无复滞碍。
王弇州云读子瞻文,见才矣,然似不读书者。余谓:是乃子瞻之所以妙于文也。子瞻岂盗窃古语者哉?不止子瞻,韩欧亦然,不止韩欧,孟荀庄列,一切古文皆然。凡为文多援典故,多用古语,皆未至者也。借丧马夸富者,可愧之甚。柳子厚 《与杨诲之书》 曰:“足下所为书,言文章极正,辞奥雅,但用 《庄子》 《国语》 文字太多,反累正气,果能遗是,则大善矣。” 视子厚之言,乃知元美之愦愦也。
大家之诗文别有一种雄豪之气,自不与小家面目同也。世有诗文精巧,足以名家,而终不可列大家品目者,是其才力有限,非一时勉强可能及也。是在其诗文之气力,而不在著作之多少也。故名家百篇,不能敌大家之一文一诗,是可与知者道也。或以著作之多少分大家、小家,果然,则小儿之学语数百篇皆可以厌倒古人大家矣,岂可矣哉!
元许衡、刘因以道学名,皆博学能文。其他有文名者,元好问、赵孟頫、吴澄、姚燧、马祖常、范德机、杨仲弘、虞集、揭徯斯、张雨、杨廉夫、姚枢、黄溍、柳贯、吴涞、危素十数人,或文或诗,要可比宋之小家数。至明,文运又旺,名家不啻千百,然亦皆不能仿佛宋人,独王阳明可与宋大家比肩而立矣。
明文之佳者,莫如王阳明焉。遣言措意,纵横开阖,靡不如意。方正学、徐文长亦恢恢乎疾驰矣。简洁雅驯,莫如刘青田,富赡雄伟,莫如宋景濂。王弇州 《艺苑卮言》 曰:“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丰饶,而寡芍药之和;方希直如奔流滔滔,一泻千里,而潆洄滉漾之状颇少。” 可谓具论矣。
从前论明文者,未尝及王阳明。余读 《阳明文录》,纵横俊伟,出入高下,靡不如意。古人云:“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 余于王文亦云。尝闻木顺庵先生甚好韩文,后又喜阳明,平居不释手。偃武以来,诗贵盛唐,先生为嚆矢,夫先生学德纯厚,不以诗文显,然可谓慧眼如炬矣。
朱文公之文,白香山之诗,皆不依放古人,独别创一体,读之似平稳而实甚奇,俱可见其胆识之大。杨升庵曰:“剖析性理之精微,则日精月明;穷诘邪说之隐遁,则神搜霆击。其感激忠义,发明离骚,则苦雨凄风之变态。其泛应人事,游戏翰墨,则行云流水之自然。其紫阳之文乎!”是善论朱子之文者。
余在昌平学舍,阅写本吕东莱先生 《左氏博议》,比之舶来印本及本邦翻刻诸本,其文繁长,篇数亦多。印木盖后人厌其繁芜而删之者。意王弇州之徒为之欤?然未能考也。读 《博议》,亦知东莱学殖之富,才力之雄。《林下偶谭》 云:“东莱早年,文章在词科中最号杰然者。” 然藻缋排比之态,要亦消磨未尽,中年方就平实,惜其不多作,而遂无年耳。
一日,书贾携陈龙川文集来示余,求价甚高,余贫不能偿,乃借得一月读之。议论恢奇,如其为人。至如武庚禄父,殷之孝子;管叔蔡叔,殷之忠臣之论,怪奇惊人,然亦原于坡翁 《武王论》。龙川名亮,字同甫,朱文公之友也。往复论学,见文集。其学虽诡,要亦一世豪杰也。方正学谓:“使孝宗用龙川,足以恢复中原。” 可谓公论确言矣。及龙川没,朱子题其墓曰 “龙川陈先生之墓”,亦可见其始终友谊相全矣。陆象山,余读其语录,未见其文集也。东莱屡称其文。象山少朱子殆二十岁,而朱子敬重之。象山尝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之章,朱子执经下座听之。鹅湖之会,象山作诗,语侵朱子,而朱子次韵之诗,益温厚和敬,盛德之气象蔼然可掏焉。学朱子者不可不知也。近世偏固怪僻,妄自尊大,毫发不与己合者辙与之绝交,而托名于道学,吁!是其为道学可知也已。
宋吴氏 《林下偶谭》 曰:“欧公凡遇后进投卷可采者,悉录之为一册,名曰 ‘文林’。公为一世文宗,于后进片言只字乃珍重如此,今人可以鉴矣。” 余谓是即公之所以为文宗也。尝读公 《与刘原父书》 曰:“得介甫新诗数十篇,皆奇绝,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 又 《答梅圣俞书》 曰:“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公喜人之善,成人之美如此,盖以其天分甚高耳。明胡宗宪示茅坤以 《白鹿表》,茅坤咜曰:“是非吾荆川不能作也!” 唐荆川,盖其师也。既而知徐文长所作,乃曰:“惜末弱耳。” 是其妒媢之情不能自掩也。大抵明儒相忌相排,不啻一茅坤也。视于欧公,可以见人品薰莸之别矣。余读茅氏文集,不得一佳作,盖不足为文长之奴,宜乎其不堪猜忌也。古人曰:“毁生于嫉,嫉生于不胜。” 信哉言也。
徐文长善书,所著 《玄钞类摘》,纂古今书法颇精博,又能画,尝自次第其所能曰:“书一诗二文三画四。” 以余观之,其诗非无奇句妙语,然近诡僻,不如文之恢奇精妙也。袁中郎评文长之诗为有明一人,恐僻,其所好耳。
明李于鳞、王元美,剽窃古语以为古文,不知文之古今在结构而不在字句之末也。结构合古法,虽用俗语不害为古。且夫古文之美者,莫如《孟子》 《庄子》 《左氏》 《公榖》 《国语》 《国策》 《史记》。果剽窃诗书耶,其引诗书必曰诗云云,书云云,至自撰之语,未尝攘诗书一语,是韩文公之所以去陈言也。物茂卿云:“退之去陈言,而古则荒矣。” 吁!陈言腐语可以为古哉?不思之甚。如于鳞 《比玉集序》,读之似谜语,诚俳优之语哉!
何李李王之诗文,譬犹剧场中正末净丑戏子之语言,模拟文饰太过,强笑强哭,毫无神气,故乍读之可喜,再读之使人羞赧。
王弇州喜于鳞之文,晚年稍悟其非,遽慕东坡,然不及矣。观 《弇州续稿》 可以见焉。
明文人归震川、唐荆川之辈,与于鳞、元美互相排笑。独元美晚年稍悟其非,《弇州续稿》:《与徐宗伯书》 曰:“弟数年来甚推毂韩欧诸贤,以为大雅之文,故当于熙甫不薄,第无由相闻耳。” 可见其悔悟也。第于鳞读书不博,且早逝,未及悟耳。归有光,字熙甫,震川其号,与荆川皆宗欧苏,然气弱不振,盖亦非善学者也。
在汉文,好剽窃他书者,淮南鸿烈是也,明人所谓古文辞之祖也。王元美作序,极称扬之,然其书元非出于刘安一手,故颇冗复割裂,不足以为法也。余幼时再三读之,后稍觉可厌,以其无生气也。
苏老泉曰:“今夫绣绘绵縠,衣服之穷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错而纫之,以为服,则绨缯之不若,李王物服所谓古文辞者,无乃类此乎?”
善文不必博学,博学不必善文。古人曰:“好个欧九,可惜不读书。”而欧文之妙,与日月争光,是善文不必博学也。宋刘原父、明杨升庵,其学该博,古今少比,而文章并皆不绝佳,是博学不必善文也。若我先辈鸠巢之学,不如东涯之博;东涯之文,不如鸠巢之佳,则文章岂以才识为先欤?
袁中郎作山水游记甚轻妙,读之使人想见其景胜,飘然在其地矣。至于议论,非其所长也。
清人之文,能入细而不能为大。秦汉古文,大抵粗枝大叶之文,气骨雄壮,豪荡不羁,所以为高也。清人之文,唯于枝叶上粉泽,是所以不及也。
偃武以来,诸儒辈出,然风气未开,读书率生吞活剥,未能详解文理。享保年间,物徂徕出,才气超卓,始悟西土之文理,自以为独得之秘,于是蔑祖先儒,傲睨海内,造为新说,名曰古学,高言虚喝,以风靡一世。当时诸儒,不心服者,欲与之抗辩,而才力不足,徒愤惋而已,可胜叹哉。
物服二子之文,谬误不少矣。然有二子之才学者,求之今日,未易得也。浮薄之徒,攻排诋诃,不遗余力,甚者窜改其文,以求胜焉。然视其所作,不足为二子之奴,岂能驾而上之哉?茂卿笃信李王,终身不疑,然其才实出李王之上。茂卿之文,气骨矫矫,笔力俊利,李王迁僻不快利。清人斥李王之诗文为伪体,太宰德夫、县次公,皆茂卿之徒也,讥李王之文为俳体,皆确论不诬也。噫!李王舍命作诗文,而取笑于天下后世,悲夫!
伊藤东涯谓徂徕之文,譬犹著鬼脸恐吓婴儿,是尤善状其文也。徂徕之才,豪荡不羁,子迁之才,轻妙俊利,但恨过信李王,误用其才。
偃武以来,物服之外,能文者莫如室鸠巢、藤东野焉;善诗者莫如新井白石、梁蜕岩焉。东野名焕图,字东壁,学于徂徕,年三十七殁,有遗稿三卷,锻炼未精,然文有气力,有光焰,可见其才之高矣。天若假以年,则非物服诸子之所及也。蜕岩名邦美,字景鸾,始学宋诗,欧苏范陆无所不读,又喜徐文长、袁中郎,晚年一宗李社,其诗纵横肆睢,靡所不有,虽颇多瑕颣,然要之非当时诸家之所及也。备前汤元祯 《文会杂记》曰:“蜕岩与东野未尝相知,而彼此慕其才,东野尝仕某侯,无几致仕。蜕岩与其友谋欲蔫东野于水府,使为史馆修撰,乃始相见于东都吴服街,有唱和之诗。后十余日东野卒,蜕岩叹惜不已云。” 夫二子学术文诗趋向不同,然相知至深,不与世儒以井蛙之见而党同伐异者同也。
新井白石经世之才可比贾太傅、陆宣公,如诗文特其余事耳。著述赡富,皆俚言国字,而识见超卓,考据精博,其豪迈英特,盖千古一人耳,岂可与世之龌龊腐儒同年而谈焉哉?西土舶商来长崎者,动辙欺瞒邦人。程赤城亦舶商也,长崎译官问赤城曰:“贵国近日有何奇物?” 赤城妄言曰:“有橄榄鸟,形状大小皆似橄榄,因以得名。” 译人诧以为奇,因屡托赤城舶载来。赤城笑曰:“聊相戏耳。” 先是,林珍、何倩、顾长卿共来长崎,时有大高坂芝山者,质以文章,皆曰:“子之文,韩柳不能过焉。” 是其为侮弄也明矣。大抵渠黠者,蔑视我以为不学无知,因侮弄以供笑资。邦人不察,扣以诗文,奉其言以为金科玉条,岂不谬哉?近舶商某生,亦颇黠者也,极口讥物服诸子之诗,其言妄诞无据,其所作亦拙劣,不足为物服之奴也。邦人之寡陋者妄信之,以为是西土人之言必有据矣,是弗察之甚者。夫唐宋元明名家论文,犹未免有差谬,明桑悦、祝允明论文,皆肆口横议,历诋韩欧,不遗余力,闻者但嗤其妄而已,况舶商海贾,岂可信焉哉?柳柳州《答社温夫书》 曰:“足下用助字,不当律令,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足下则一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 西土书生犹且陋劣如此,况商贾哉!
明人务求胜宋人,然其学术文章,曾不能仿佛宋人。大抵宋人能自为一家,不肯踏袭前人。明人好剽窃古人,是其胆识已迥然不同也。清人长于考据,指摘前人之谬误,旁引博证,往往中其肯綮,然短于著作,其不及明人,犹明之于宋也。
文欲雅健而婉曲,此用工夫在字法与句法,又欲气脉流贯而变化曲折,不支离旁斥,此用工夫在章法与篇法。作句大抵欲曲而不欲直,欲省而不欲增,曲则有味,省则不弱。作篇欲前面伏后面,前段生后段,枝节相生,则自然活泼不死矣。炼字炼句易著工夫,而篇章之际尤难为巧,至于变化纵横,出奇无穷,则是出于天资妙才,非工夫所能及也。
【校点记】
[1] 原文此处衍一 “三” 字,据训读文删。
[2] “挫” 原文作 “坐”,据训读文改。
[3] 原文此处逸一 “言” 字,据训读文补。
松阴快谈 卷三
宋吴可有 《藏海诗话》 曰:“和平常韵,要奇特押之,则不与众人同。如险韵,当要稳顺押之方妙。” 余谓押韵之文,读之如无韵者方妙。至如古赋、五七言古诗、歌行,尤不可有押韵之痕。如东坡 《赤壁赋》,纵横驰骋,议论排奡,如读散文,不为韵字窘束,是所以雄才惊人也。李杜韩白之古诗,皆展拓开张,一气如话,其用韵毫无痕迹,是所以为大家而不可及也。
余久疑沈约平上去入四声,不与宫商角徵羽五音合,一日读米元章《画史》 曰:“沈隐侯只知四声,求其宫声不得,乃分小声为二,以欺后学,几于千年,无人辨正,愚陋之人从而祖述,作字母,谨守前说。陆德明亦吴音,传其祖说,故以东冬为异,中钟为别,以象为奖,以上为赏,因其吴音,以聋后学,莫之能正。余于是以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声于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了然明白,字字调声,五音皆具,削去平上去入之号,表以宫商角徵羽之名,有声无形,互相假借,千载之后,疑误判清,大初漏露,神奸鬼秘,无所逃形,著云 《大宋五音正韵》。” 余读之,多年之疑,涣然冰释,然古人定制,后人明知其非,而势不可改者亦不少,岂特音韵而已哉?但今人据四声以纷纷争音韵之是非者,岂不太陋哉!
杜少陵诗甚巧,盖由苦吟得之。观太白 “饭颗山头” 之诗可以见焉。太白天才,所谓以不用意得之者。贾浪仙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孟东野云:“夜吟晓不休,苦吟鬼神愁。” 如孟浩然眉毫尽落;裴佑袖手,衣袖至穿;王维走入醋瓮;薛道衡构思,闻人声则怒;陈后山有诗思,急归拥被,卧而思之,呻吟如病者,家人为之逐去猫犬,婴儿皆寄别家……可谓苦心笃好矣。古人有句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 无己盖少陵之流,少游盖青莲之流。
王弇州曰:“太白不成语者少,老杜不成语者多。凡看二公诗,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为之护,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 此论甚佳。余谓李杜二公诗固未免瑕类,然天下万世作诗者无能出于二公之上者,是所以为诗圣也。世之陋儒,局量执拗,见人之小疵,乃举其全体而不之信,或说其所尊信之一谬误,则愤怒见于色,甚至与其人绝交,是其不晓事可笑之甚。有客谓余曰:“李杜诗圣也,岂有纰谬哉?” 余笑曰:“是不必待多言。子曾看 《中庸》 乎?曰:‘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戚。’ 朱子解之曰:‘如覆载生成之偏,及寒暑灾祥之不得其正者。’ 夫天地且不免有过,况渺小之躯,生于其间者哉?子之信李杜,过于信天地者,不亦甚乎?” 其人笑而去。
唐诗有唐诗之妙,宋诗有宋诗之妙,而唐宋诸家各有悟入自得处,都不一般。如韩柳欧苏王曾之文,欧虞颜柳蔡米苏黄之书,莫不皆然也。学之者亦各学其所好可,其所好者,便其性情之所近也。譬诸饮食,各有所嗜,以我炙而笑人脍,不已乎。余于诗无所偏好,唐宋元明诸家之诗,或雄浑,或飘逸,或巧致,或清丽,凡足以悦吾心者,无所不爱。于时人之诗亦然,不问其风调之异同,佳者取之,但生硬拙俗,讽咏无韵致者,虽曰名人之所作,我则不取也。譬犹肉炙鱼脍,凡味于我口者,无所不嗜,而独糟糠则非所嗜也。
诗贵新奇,非诡怪隐僻之谓也。眼前景物,平常情事,而人未经道者,我能道破之,又务使词理燎然,不烦思绎,乃称作手。若舍现在常近,而必求之千里之外,探之古冢秘笈之中,造语诡怪,不解为何等语,博则博矣,其去诗也远矣。
白香山诗云:“匹如身后有何事,应向人间无所求。” 匹如,人多不解其义。东涯以为单匹之意其义始明。盖香山无子,故云个单匹之身,于世无所求。然又视 “人生匹似风中花” 之句,则当为如似之义。匹如,匹似,应无异义,岂随其所用而义变耶?
王渔洋 《香祖笔记》 曰:“从来学杜者,无如山谷。山谷语必己出,不屑裨贩杜语。后山、简斋之属,都未梦见,况其下者乎?” 余窃谓:山谷好用僻典,博则博矣,未必善学杜者。子美五七言古诗,惟韩文公善学之,至于五七律,未知属谁也。后人之诗不及子美,犹后人之文不及退之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惟二公足以当之矣。
读书该博,学问纯正,而其诗不能巧,无风韵流动之趣者,性情不足也。才读数卷书,作诗欲有可观,故曰:“诗有别材,非关书也。” 然非已有性情,而又能读破万卷者,则终不能为大家矣。
东坡之诗,妙绝千古,如 《泛颖》 诗云 “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 之类,理致新奇,言语形容之妙,匪夷所思。谁道坡诗不及其文也?朱子曰:“秦少游诗甚巧,张文潜诗只一笔写去,重意重字皆不问,然好处亦是绝好。” 余因谓:二子皆苏门之高足,而朱子评之甚公,确非如后人之满口皆出于私意也。
文潜之文甚淳厚,坡公云:“汪洋淡泊,甚似子由。” 文潜学坡公,气力稍弱,自然似子由。
作诗者,第一性情,第二学问。温柔敦厚,诗之教也,须仔细玩味此四字。所谓性情,不出于此矣。而读书益博,则运用益妙。故曰:第二学问也。或作诗不能巧,乃自诿曰:“我所作,儒者之诗也,不必求巧于风花雪月之闲言语。” 是强词以掩拙耳。夫三百篇之风人,多贤人君子。而其词皆原于性情,风韵流动,使读者一唱三叹,未闻别有生硬不韵之诗名为儒者之作也。
古之名人,如苏老泉、曾子固,不必作诗,其所存才一二见而已,岂非其所长耶?有才识之人善藏拙如此,后人之所当法焉。
世间一种粗拙浮躁之人,动辙杜撰乱道,不知羞愧,好妄骂人,不知他人皆胜己也,可丑之甚。
全篇气脉流贯,而句中有一两字未莹,是所谓有形病也,改换一两字则为佳作矣。字句有可观,而全首气脉不贯,其病混然不可指摘,是所谓无形病也,不改作则终不成言语矣。
范石湖之诗少瑕颣,陆放翁之诗多瑕类,然至其气力变化,石湖迥出放翁之下。
放翁之诗,有豪放之气焉,南宋诗人盖无出其右者。近日诗流,学放翁者不少,然有豪放之气者我未之闻也。
清诗人如吴梅村、钱牧斋、朱竹坨、施愚山、王阮亭、宋荔裳,皆无愧于为名家矣。至于李渔、袁枚,则才学斯下矣。然其论著,间有可观焉。要之清人著作,非其所长也。考据之学,如毛奇龄,非无可取,但短于著作,故议论未痛快。袁子才 《随园诗话》,其所喜只是香奁、竹枝,亦可以见其人品矣。子才意气欲驾渔洋而上之,然其才学不足,望渔洋何能上之耶?
古之大贤君子,无不善诗者。读之可以想见其气象矣。明道先生有句曰:“莫辞盏酒十分醉,只惜风花一片飞。” 其胸襟洒落,春风恺悌之气象,自流动于二句中。夫诗赋吟咏岂非闲言语哉?然君子不废者,以其忠厚恻怛,温柔和乐,有一唱三叹之妙耳。孔子采匹夫匹妇之辞,与 《书》《礼》 《春秋》 并列于六经,岂无意耶?
余深爱宗忠简公 《华阴道中》 二绝云:“烟遮晃白初疑雪,日映斓斑却是花。马渡急流行小崦,柳丝如炽映人家。” “菅茅作屋几家居,云碓风帘路不纡。坡侧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诘辋川图。” 公之忠义,照映千古,固不可以词人论也。而其词藻妙丽如此,非寻常诗家所及也。
先君子笃好儒学,交友皆当时豪杰名士。片山北海、中井竹山、尾藤二洲、江村君锡、葛子琴、合丽王、筱安道、木孔恭诸老,或以道德,或以诗文,邮筒往来如织。尝会诸名士浪华蟹岛大胜楼,分韵赋诗,金玉盈座,盖亦一时盛事也。
先君子好诗,有遗稿三卷,今谨录数首。《秋江》 曰:“或游山壑或郊坰,复向江干杖暂停,柿实垂垂秋水岸,鸥翎拍拍夕阳汀。树间深住渔人舍,桥畔斜横贾客舲。安借晋时虎头手,目中风景入丹青。” 《送矢野敬士游浪华》 曰:“海门遥惹夕阳流,堪羡骚人千里游。白鸟双双飞送客,青山点点出迎舟。云将片雨湔残暑,树带微风报早秋。想得蒹葭洲上月,胜情深倚读书楼。” 《漫兴》 曰:“宦身却与隐伦同,客少幽居酒亦空。篱菊衰时多冷露,庭柯疏处足凄风。浮生万事梦何妄,苦思十年诗未工。似助主人之叹息,通宵唧唧月前虫。” 《题某处士幽居》 曰:“携酒何人最往还,板桥斜架小溪湾。茅茨檐短宜邀月,枳壳墙低好见山。风里落花新白发,雨余荒藓旧苍颜。住深无咎又无誉,耕读多年多少闲。” 《寄江村君锡》曰:“诸孙尽著老莱衣,七十如君古亦稀。吟袖受风花径步,醉筇支月草堂归。重重云树望方远,渺渺烟波梦不违。好寄相思千里信,一行斜雁暮天飞。” 《寄赖千秋》 曰:“帐前一别几年华,因听币招君挈家。载酒曾寻江上月,寄书今问府中花。异途官守情无隔,驾海贾帆望不遐。藉藉名声新教授,雄藩富庶竟何加。” 《秋怀》 曰:“城头雨霁夕阳通,寂寂平郊望不穷。断续砧声催落叶,高低雁影过寒空。朱弦曲旧知音外,白璧光飞按剑中。宋玉当年裁赋后,人间百感动秋风。”
先君子刻意杜少陵,当时交游中井竹山、江村君锡诸老,皆谓逼似杜樊川。盖善学少陵者莫如樊川,二老意岂在此乎?确不肖之所不敢论也。
吾乡有宇南海先生者,为人温厚澹雅,毫无鄙吝之气。作诗清丽,先君命确受句读于先生,时确年六七岁。先生怜确幼好读书,教诲爱抚,靡所不至,确当时虽不能悉解其言,然知其为君子人也。先生姓宇田川,讳龙,字子云,南海其号,又称养轩。家世业医,没无嗣。乡人至今传诵其诗。
余与亡友服维彰同游不忍池,时方晚夏,余得一绝句曰:“尖蒲猎猎杂圆荷,红绿蜻蜓各自过。吹面凉飔无定度,一番少少一番多。” 维彰亦有诗,惜不记得,距今十七年,恍如昨日,不胜今昔之感。
王阮亭、袁子才论诗,各有得失。近日诗流,喜子才者骂阮亭,学阮亭者排子才,所谓以宫笑角,以白诋青,不亦固乎?然阮亭之才学,非子才之所企及也,则我不得不左袒阮亭也。客问余曰:“子学诗,唐耶?宋耶?” 曰:“我不必唐,不必宋,又不必不唐宋。” 可见 “不必” 二字,是我宗旨也。东坡云:“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 可谓知言矣。窃视世之诗流,不问诗之巧拙,党同伐异,忿争如狂,是虽狭见使然,不亦已乎?有人极口骂白石、南郭,以为伪诗。余请观其诗,立意陈腐,但多用生字以掩其拙。余因谓曰:“白石、南郭,诚作伪诗,吾子诚作真诗,然吾子之诗譬真瓦也,二子之诗譬伪玉也,真瓦之价迥在伪玉之下。”
王弇州 《艺苑卮言》 曰:“潮阳苏福,八岁赋 《初月》 诗:‘气朔盈虚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无?却于无处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极图。’” 惜哉十四而夭。此诗载 《随园诗话》,为苏神童之作,余因疑子才未读 《艺苑卮言》 也。宋曹希蕴 《新月》 诗曰:“禁鼓才闻第一敲,忽见新月挂林梢。谁家宝镜新藏匣,盖小参差掩不交。” 谢叠山 《蚕妇吟》 曰:“子规啼彻四更时,起视蚕多怕叶稀。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不曾归。” 皆载 《随园诗话》,一以为苏神童,一以为无名氏。盖失考耳。
袁子才论诗,不贵用典,可谓确言矣。一涉填砌,则乏风韵流动之趣,愈多愈可厌,且夫国风雅颂何曾有典来?直叙性情,而其芬芳悱恻之怀,婉丽温雅之辞,使读者一唱三叹,是只由其性情之厚与造语之妙耳,好用典者,欲以是夸博则可,非知诗者也。
古人有点铁成金之说。铁岂可成金哉?盖自有妙解。譬犹造器,有铁之雅观反胜金者。倘使拙者用金,则变为铁矣。有一少年作诗,误听诗贵新奇之说,一日闻不借之为草鞋,军持之为净瓶,以为得佳对,已而闻夫须之为笠,乃大喜。他日以不借夫须为对作句以示余。余曰:“洵切对也,但恨句不佳。” 魏了翁句云:“一双不借挂木杪,半破夫须冲晓行。” 写得旅况甚佳。古人胸中多畜字以俟宜用之时,若无宜用之时,则终身不之用也。恐其金变为铁也。今人偶得未见字,不问其当否,牵强用之,以夸新奇,不知诗文之新奇在意而不在字也。方孝孺论文曰:“不奇其辞而奇其意。” 洵知言哉。今夫黄金紫气、白雪阳春,其为字可谓陈腐矣。然才人用之,化腐为新,犹良工用朽材作奇器,一经其手,则更觉崭新之妙。使拙者造器,授以金银珠玉之材,及其成器,观者皆惜伤其美材耳。且夫文字本有定数,无新陈之别,惟世之罕道者似新,故如不借夫须之类,视以为生字,而人人用作句,则其为陈腐不亦大乎?是皆不求新奇于意,而求之于字面之过也。今试举清人绝句一二。李葂 《过废园》 云:“谁家亭院自成春,窗有莓苔案有尘。偏是关心邻舍犬,隔墙犹吠折花人。” 林章《送人》 诗云:“不待东风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桡。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扬州第几桥。” 高士某 《中秋对月》 云:“隔篱呼酒来烹芋,又恐邻家索酒钱。不若与妻商榷定,开门推出月还天。” 是等诗,何曾有生字来?而意新语妙,使人眉开目朗。故善为新奇者,取之方寸,不求之千里之外。取之不禁,用之不竭,千古万古,日月常新者,惟我心之谓乎?
朱子曰:“欧公最喜一人 《送别》 诗两句云:‘晓日都门道,微凉草树秋。’ 又喜王建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1]木深’。” 欧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语不得,今人都不识这意思,只要嵌事使难字便云好,由是言之,不惟作者难得,即求解者,亦不易得也。
宋严羽 《沧浪诗话》 曰:“学诗有三节。其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 明都穆 《南濠诗话》 曰:“世人作诗,以敏捷为奇,以连篇累册为富,非知诗者也。” 李东阳 《麓堂诗话》 曰:“古歌辞贵简远,《大风歌》 止三句。予尝题柯敬仲墨竹曰:‘莫将画竹论难易,刚道繁难简更难。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 画法与诗法通者,盖此类也。” 王世懋 《艺圃撷余》 曰:“诗必自运,而后可以辨体。诗必成家,而后可以言格。故予谓:今之作者,但须真才实学,本性求情,且莫理论格调。” 此数段议论,皆与余意合,故钞出。
才短学贫,才局于近体短章,而不能纵横驰骋,展拓开张,是袜线之材,不足成百尺之锦也。又一种,有构思不能入细,粗心妄作,连篇累牍,嵌事征典,毫无自运之妙,铢积寸累,无段落过接之法,以敏捷掩博自喜者,是不知万斛之砂不如一零之金也。此尤可愧。余作八十韵、百韵之诗,前后数十首,其段落过接之际,未慊于心者多,已付之炎火。鸡肋之情,今只存数首。
人各有长,亦不能无短。或能文而不能诗,能诗而不能文。以杜韩之雄才,而作小诗,未必皆巧矣。王孟之流,才思精妙,而长篇大作,非其所长也。以一人之身兼众美而有之者,惟宋苏子瞻一人而已。然人苟有一长,足以自托,何必兼有哉?
服南郭 《墨水》 绝句,脍炙人口,余尝游墨水,得一绝句曰:“纷纷轻薄侮先师,笔下何曾有一奇。两岸秋风墨水晚,至今人诵郭翁诗。”
学明七子而极拙极劣,妄窃诗名者,龙草卢之类是也。学宋诗而不解宋诗,多用生字以掩其拙者,僧六如之徒是也。故曰非真才实学,本性求情者,则未可与言诗也。
石川翁丈山,初名重之,后改凹,号凹凸窝,又号顽仙子。参州人也。仕神君为近侍,浪华之役,先登,犯法,由是忤旨夺禄。后仕浅野氏,又去,游京师,不复仕。剃发自号丈山居士。幼少好学,师事惺窝先生,与罗山、杏庵二先生友善。为人豪迈能文。隐居自适,超然物外,有林逋、魏野之风。天皇闻其高风,诏召之,固辞弗出。翁没后,天子观其琴书,嗟叹久之,世以为荣。今录其佳句一二曰:“闲花惹游客,修竹锁残僧。” “高树秋容早,密林霜气迟。” “露冷蛩声细,天暝萤影长。” 至其道:“雷霆小蝉噪,日月两萤流。” 可以见翁之气象矣。古之真隐必豪杰,有治乱之才,足以驰逐于世,时人不能用,乃发愤弃去,不复反顾,是必非龌龊孑孑者托名隐遁也。“说与时人休问我,英雄同首即神仙。” 信哉斯言也。翁之故居在京城外东数里,坟墓亦在焉。余作诗七绝句吊之,曰:“拟取闲身寄林下,悉收蒙气入诗来。掉头不顾君王唤,笑杀开元夺锦才。” 其二曰:“山前古墓埋豪骨,似听军中挥槊声。今日吊君君好笑,纷纷来去腐儒生。” 其三曰:“文章人品价难论,我意于君无闲言。纵酌浊醪浇墓下,休将丑句骇诗魂。” 其四曰:“争说新奇能作诗,篇篇可厌竹枝辞。唯今谁似吾翁句,清过梅花些子儿。” 其五曰:“唐宋明诗各叙情,今人相讪太痴生。九原谁又唤君起,谈笑一挥休忿争。” 其六曰:“城外寒村一径闻,吟筇端的吊君来。不须别捧香花去,宜匝幽居唯种梅。” 其七曰:“当日琴书幸无恙,至今清气逼人寒。君王来览频嗟叹,何羡幽居帝画看。”
宝历年中,京师有卖茶翁者,幼少剃发,师事独湛禅师,邃于佛理,深恶近世释氏毫无解悟,妄自尊大。于是一朝脱袈裟,卖茶为业。乃姓高,名游外。设席于花前水次,陈列茶具潇洒可喜,骚人墨客,慕其风者争投钱吃茶。尝自为赞曰:“髭须照雪,疏发蓬松。瘦杖扶老,鹤氅蔽容。具篮荷去,独步洛东。卖茶生计,足养衰躬。非儒非释又非道,一个风颠瞎秃翁。” 天正年中,有津田宗及者,少有隐操,善茶仪,丰太阁屡召见之。宗及弗喜,乃荐弟子千利休。初利休卖药为生,及见太阁,宠遇日隆,竟为茶仪之祖。诸公皆慕其名,争聘召之。士庶闻其风者,以识面为幸,门如市,堂如肆,兢持茶具,请其鉴裁,以定真假。方今五尺童子,莫不知千利休者。然视之宗及、游外,则人品迥别也。今世喜茶术者,独宗利休而不及二子,何哉?游外之为人,类唐陆羽。《唐国史补》 曰:“竟陵僧,有于水滨得婴儿者,育为弟子,稍长,自筮得蹇之渐,繇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乃姓陆,名羽,字鸿渐。羽有文学,多意思,耻一物不尽其妙,茶术尤著。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羽于江湖,称竟陵子。于南越,称桑苎翁。与颜鲁公厚善,及玄真子、张志和为友。羽少事竟陵禅师智积,异日在他处,闻禅师去世,哭之甚哀,乃作诗寄情。其略云:‘不羡白玉盏,不羡黄金罍,亦不羡朝入省,亦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见 《全唐诗话》 者与此少异。
吹毛求疵,举一而废十,是论人者之所当慎也。评品文诗亦然。孔子见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善善之心长,而恶恶之心短。今人见人一非而弃其百善,亦可见其不好善矣。
袁中郎曰:“休取古人来比我,同床各梦不相干。” 此句甚有见解,盖古人自古人,而我自我矣。故似古人亦可,不相似亦可。我但学其法耳。我得其法而作吾诗,作吾文,犹同床而各梦也,奚必仿优孟之像孙叔敖哉?
古诗工于用韵者,莫如杜韩焉。杜诗长篇,或用一韵,短篇却屡换韵,千变万化,可以见其出入纵横之才矣。六一居士诗话曰:“退之笔力,无施不可,予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 ‘此日足可惜’ 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2]愈奇,如 《病中赠张十八》 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圣俞戏曰:‘前史言:退之为人木强。若宽韵可自足而辄傍出,窄韵难独用而反不出,岂非其拗强而然哉?’ 坐客皆笑。” 余谓:欧公,善论韩诗者;圣俞之言,虽出于一时之戏,亦可以悟古诗用韵之法矣。
余于律诗,首学放翁,后进而学少陵,又退学坡翁。尝有闲适一律曰:“清新未作一家风,人道诗词似放翁。暂置文章论道德,谁抛富贵付苓通。棋逢强敌无奇胜,药待良医有异功。悟得前贤各成我,精神全在不同中。” 为关诗论,故录。
【校点记】
[1] “花” 原文及训读文皆误作 “深”。
[2] “险” 原文及训读文皆误作 “俭”。
松阴快谈 卷四
书贵沉著痛快,如古人评书曰:“怒猊挟石,渴骥奔泉。” 又曰:“快剑斫阵,强弩射札。” 皆状其沉著痛快也。
米海岳之书雄拔奇快,而学之者有怒张放纵之病;苏文忠之书劲痴丰妍,而学之者有健肥散漫之病;赵子昂之书妩媚绰约,而学之者失重浊卑俗;董玄宰之书古淡清丽,而学之者失枯瘦轻佻。故非善学者,皆未免有弊也。
宋朱长文,字伯原,游程子之门,所著 《墨池编》 二十卷,搜罗历代书论,笔法甚精博,余尝欲摘钞其要而未能也。
世间所有朱文公之书,真迹墨本,皆怒张痴肥,形如断木。余阅 《停云馆法帖》,中有朱子尺牍,曰:“憙僭易拜问,德门庆聚,恭惟均和多祉云云。” 书体优美劲[1]健,因知向所观都是赝迹。郑子经 《衍极古学篇》曰:“或曰:‘朱元晦诸贤其简笔乎?’ 曰:‘道德之充乎中而溢于外也。’”可谓知言矣。
书家好用淡墨,盖浓墨难用,以其易滞笔耳。都元敬 《铁纲珊瑚》曰:“古人真字隶篆皆用浓墨,至行草之运笔处,虽如丝发,其墨亦浓。近世惟吴传明深得古人笔法,其他不然也。” 由是视之,明人多好用淡墨。今用淡墨者,反讥用浓[2]墨者,不亦左乎?
草书有连绵游丝之体,固非妙手不能作也。然余疑其俗。后阅姜尧章《续书谱》 曰:“自唐以前,多是独草,不过两字属,连数十字而不断,号曰连绵游丝。此虽出于唐人,不足为奇,更成大病。”
书画不论巧拙,惟无俗气乃可观焉。去俗莫如多读书,本邦近世学书画而能读书者盖少,宜乎其不堪市俗之气也。
李青莲之书,见于 《星凤楼法帖》,笔法颇似怀素,狂草飘逸,洵称其诗与人也。
怀素 《草书歌》,是怀素所自作,特借太白之名耳。如 “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人浪得名” 之句,太白虽狂生,岂为此语哉?陆放翁 《入蜀记》 云:“《姑熟十咏》 及 《归来矣乎》 《笑矣乎》 《僧伽歌》 《怀素草书歌》,太白旧集本无之,宋次道再编时,贫多务得之过也。”
宋黄伯思 《法帖刊误》 曰:“一行之中洪纤顿异,号子母体。余阅墨帖,古人多好作此。如 《淳化帖》、隋僧智果书梁武帝评书,字形大小殊不均,至评皇象、孔琳之皆小字,忽楷忽草,变化百端,最觉其妙。”
欧阳公 《集古录》,评唐王嵒书曰:“嵒天宝时人,字画奇怪,初无笔法,而老逸不羁,盖书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学,传自三代,以来其体,随时变易,转相祖习,遂以名家,亦乌有定法耶。后世言书者,非羲献父子,则皆不为法,然谓必为法,则初何所据?所谓天下孰知其正法哉?”又跋献之帖曰:“所谓法帖者。乃晋魏人[3]施于家人朋友,其逸笔余兴,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故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也。至于高文大策,何尝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弃百事,弊精疲力,以学书为事业,是真可笑也。” 卓哉欧公之言也!古人爱书画,盖以想见其人,故不必论其巧拙,但画有匠气,而书无士气者,斯不足观耳。
奥州多贺城碑,纪四方行程里数也。余观其拓本,楷法遒劲,洵奇观也。碑立于天平宝字六年,距今千有余年,不毁不,岂所谓神物呵护以至今者耶?
赞州丰田郡中姬村有一寺,曰地藏院。有释空海书急就章一卷,余与二三友同往访,院主请观之。运笔之妙,盖神品也。卷尾署年月日及 “释空海书”,又数笔抹之,字形略可辨。本文用墨太浓,字势翩翩,如游龙惊蛇。年月以下数十字,墨淡,字有俗韵,无生气,比之本文,不啻霄壤也。本文为唐人书,无容疑者。盖空海平生临摹者矣。年月以下,盖后人伪作,而不能仿佛本文,因涂抹之,使观者难辨耳。三四十年前,院主苦其草书难读,使僧南谷楷字旁注,所谓佛头上为罪过者,使人惋怛。
物徂徕善书,尤巧草行,但世间多赝迹。余得多观其真迹,运笔之妙,品格之高,偃武以来一人而已。近日有书名者,非所得而仿佛也。
三宅石庵、宫筠圃、赵陶斋,近日书家之巨擘也。石庵名正名,学颜鲁公、米海岳。海岳尝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数人?对曰:“蔡襄勒字,沉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 上问曰:“卿如何?” 对曰:“臣书刷字。” 余观石庵之书亦是刷字,可知其善学海岳也。筠圃名奇,字子常,从学伊东涯,书法宗松雪,甚有风韵,又善画竹,皆为世贵重。陶斋名养,学衡山、松雪,后宗苏米,其书圆美,比二子更佳。
东坡曰:“画之难易,在工拙,不在所画。工拙之中,又有格焉。画虽工而格卑,不害为庸品。” 余谓书画之可贵,在于品高矣。品不高,则愈巧而愈鄙。但人品不高,则书画之品不高,是不可力强而得也。
近日公侯大夫富贵之家,竞蓄书画古器以相夸示。大概其人不学无识,已无赏鉴之才,而又往往为奸商狙侩所欺,宜乎其多袭燕石也。甚者李斯狗枷、相如犊鼻之类耳,徒可供一粲。
近日世人收书画者,不解清赏之雅致,惟论价之高低,或吝不肯示人,其鄙俗已如此,其所收亦可从而知也。米元章 《画史》 曰:“书画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与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适目之事,看久即厌。时易新玩,两适其欲,乃是达者。”
池无名,字贷成,号九霞山樵。善画山水,笔法效梅道人、倪元镇,用笔简远,风韵清高,无一点市俗之气。盖本邦一人耳。余尝读明顾元庆所著 《云林遗事》,元镇可谓异人矣,与贷成气象亦相类。贷成清贫,家惟四壁立,元镇颇有园林之乐。
或曰:“贷成之画,今人仿之者不少矣,而无能得其笔意者,何哉?”曰:“贷成人品甚高,今学其画者,人品果如何?彼其逸气高简,岂寻常笔端所得而仿佛哉?人品果不让贷成,则虽不仿贷成,亦必卓越寻常矣,安在其摹仿哉?”
米元章 《画史》 曰:“苏轼子瞻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项。余问:‘何不逐节分?’ 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 运思清拔,出于文同与可,自谓与文拈一瓣香,以墨深为面,淡为背,自与可始也。” 由是视之,名贤之书画,别自有妙思,非拘牵常见之所及也。
西土人来长崎者,伊孚九、方西园、沉南数人,皆有善画之名。孚九专写山水;西园兼能山水花卉翎毛,但水墨不设色;独南好著色花卉鸟兽,笔法精工,细入毛缕,但恨带匠气,有市俗之气。清王安节 《学画浅说》 曰:“去俗无他法,多读书则书卷之气上升,市俗之气下降矣。” 张山来 《虞初新志》 曰:“明 《画史》 有仇十洲者,其初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徙而业画,工人物楼阁,予独嫌其略带匠气,顾不若戴文进为佳耳。南之画,盖仇英之流也。” 本邦近日装书画用纸生硬,多损古书画。米元章 《书史》 曰:“唐背右军帖,皆硾熟软纸如绵,乃不损古纸。”装书之家宜效之。
印章之制,盖昉于周初也。《周礼》:“掌节货贿用玺节。” 注:“玺节,如今之印章。” 清朱象贤所著 《印典》 八卷,凡玺印渊源,制度故事,评论造作,歌咏记叙,莫不具备,然其引证诸书,颇涉诡僻。引 《春秋运斗枢》 《春秋合诚图》 等之书,以证黄帝尧舜之时已有玺章焉,不知其书怪妄,不足采证也。如五帝时印章有无,未可知也。故余以见周礼,断为玺印之原。
印材有金玉、银铜、象牙、犀角、宝石、玛瑙、水晶、石印、磁印之类,三代盖多用玉也,及至秦汉用金银铜、象牙、犀角也。宝石、玛瑙、水晶、石磁之类,盖昉于六朝唐宋之际,古不以为印也。古印皆白文耳,六朝始作朱文,盖非古制也。唐宋制度多尚纤巧,大失古法。其详见 《印典》,好古者不可不读也。
《印典》 引 《梅庵杂志》 曰:“古来印章,官爵而外,止有名印,即表字亦不多见。宋后取闲杂字作印,印于书幅之首,为之引首印,极为杜撰可笑。” 又曰:“古印有半白半朱者,有一白一朱相间者,又有一朱三白,一白三朱者,二朱相并,二白相并者,皆汉后之制。” 余谓:私印不必秦汉也,采用唐宋制度之清雅者亦可。
余读 《明史》,至孙承宗传曰:“承宗自请督师,诏给关防敕书。” 因疑关防之为官物,后又读 《续文献通考》 曰:“万历二年,铸给监督徐州、淮安、临清、德州、天津卫关防。” 因知关防之为官印,今人谓引首印为关防,不知何所据也。
我邦砚材无佳者,长州赤间关所出,从前贵重之,石质坚致,古者色纯紫可爱,然顽刚不泼墨,有高岛石,佳者颇泼墨,然以其易得,人不之重也。西土砚材以端溪为第一,歙石、洮河石,亦皆奇品,《好古堂书画记》 曰:“好事者作砚谱,多博搜群石,以相矜尚,然无过端、歙、洮三种,足尽砚之能事矣,何必他哉?”
近日制笔墨纸,百方摹西土,卒不能佳,然筑纸、浓纸别是一种佳品,性紧耐久,宜以粘障格、作帐帏,不宜写字。纸之为用,写字为主,而不宜用,虽美不足贵也。墨贵南都古梅园,然其香色并皆不及西土远甚,笔最难制,东都本乡街静好堂制笔颇精,殆不让西土,但小笔佳,而大者未能佳。明陆深 《春风堂随笔》 载制笔之法云:“制笔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后,强者为刃,要者为辅,参之以苘,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泽以海藻,濡墨而试,直中绳,勾中钩,方圆中规矩,终日握而不败,故曰笔妙。” 此数言简约,未知谁所作,可题为笔经。余按:始造纸者蔡伦,见 《东观杂记》。始造笔者虞舜,见 《博物志》。又曰蒙恬造。
市中卖手简纸,高五六寸,阔尺余。糊而连接之为卷,横展书之,长短剪之,以相往来,不知昉于何时也。一日读陆放翁 《老学庵笔记》 曰:“予淳熙末还朝,则朝士乃以小纸高四五寸,阔尺余相往来,谓之手简。市肆作手简纸卖之,甚售。” 因知手简纸昉于宋末也,我邦用之盖未及百年矣。
摺扇我邦所制,尤为精妙,西土古惟有团扇尔。东坡云:“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两指许。” 因知西土有摺扇盖北宋以后矣。至明始盛,名摺叠扇,亦名聚头扇。然不及我制之精洁轻妙也。
今俗,人人靡不吃烟。宾客即坐,寒暄未了,袖间出烟具,喷为云雾,满塞一室。或含烟缓吐,以戏儿童。市肆制烟具,争极精工。制烟管以金银,制烟袋以锦绣,可谓极侈矣。烟性猛烈,多吃必有害矣。余亦酷嗜烟,近日颇觉有害,稍稍制减之,未能禁绝。清张晋涛 《檀几丛书》云:“烟之性味,苦涩辛烈,《本草》 所不载,不知昉于何年。今遍满宇内,无人不嗜,名之曰 ‘相思草’ 云。”
烹庖之法,浪华为妙。京师次之,东都又次之。东都之论肴膳者,惟求其丰盛肥浓而已,未免田舍样。浪华则不然,淡咸得中,配搭得宜,而清且洁,器什之美,陈列之宜,未下匕箸已可喜。不论风俗之别,脾胃之殊,人人莫不称善,可以见风俗之一端矣。
东都人嗜松鱼,其出在春末夏初,始出,一尾直万钱,都人争买之。中下之户,最先食之,以晚食为耻。倾囊典衣,惟恐不得也。至四五月之际,出益多,一尾才百钱耳。宋叶梦得 《石林诗话》 曰:“浙人食河豚,其方出时,一尾至直千钱,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预以金啖渔人,未易致也。” 是彼此相似者。河豚有毒,往往杀人。松鱼亦有微毒,其不鲜者能中伤人,鲜者亦不宜多食也。
刀刃之利,莫如我邦。欧阳公 《日本刀歌》 极其称扬。明宋应星 《天工开物》 曰:“倭国刀背,阔不及二分,架于手指上,不复欹倒,不知用何锤法?中国未得其传。凡健刀斧,皆嵌钢包钢,整齐而后,入水淬之。其快利,则又在[4]砺石成功也。” 余谓:刀之利钝在锤锻之巧拙,而砺石次之。其质已钝,虽有磨砺,无如之何。我邦造刀之利,盖得力于水性者多,则西土虽得其传,亦恐不能快利如我也。
小人之情状,变化百端,不可测识,然尤有大害可畏者,莫如媢嫉焉。故 《大学》 举休休有容之君子与媢嫉之小人,以示国家治乱之所系莫大焉,学者之所以宜深察而明辨也。
本邦俗慎正、五、九月,或请巫祝祈禳,至婚嫁皆避之,不知所据。后读 《唐书》,正、五、九之为三长月,见于 《本纪》。后又读宋戴埴《鼠璞》 曰:“今俗人食三长月素。” 按:《释氏智论》,天帝释以大宝镜,照四大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恶。正、五、九月照南赡部州。唐人于此三月不行死刑,曰 “三长月”。乃始知其所由来矣。
有一富翁,性至贪污,平生凡损人利己者,无所不为,所谓一善不作,众恶奉行者。翁常曰:“世间有儒者,故有仁义,所谓仁义者,皆是损己利人之道。且儒者多读书以骄人,使人失利。” 于是恶儒如仇。客谓翁曰:“翁恶儒者,非以其道与翁之所为背驰耶?” 曰:“然。” 客曰:“吁!翁未察也。夫损己利人者,古之儒也。今之儒者,正与翁之所为一般,毫无异道也。” 翁乃欣然曰:“洵如客言,则儒是我党之人,吾亦将学儒,安恶之耶?” 客笑去。
元周密 《视听抄》 曰:“吴谚云:‘正月逢三亥,湖田变成海。’ 谓之水大。” 余按:文化乙亥,正月元日丁亥,十三日己亥,廿五日辛亥,是岁诸州大水。信如吴谚,可谓一奇矣。
不可一日阙者,莫甚于水火;而可畏者,又莫甚于水火焉。江都失火之患,发辄延及数万家。冬季春初之际,失火毁数十家者,昼夜不知几次。扑救之术,无所不至,每坊有军屯百余人,梯索水桶,挺棍钩锯之类,莫不备具,有望火楼,悬[5]一鼓一钲,有数人探望,见火则鸣鼓,高唱方向里名,军将率骑士疾驰,步卒从之,数队争驰,先到火处速扑灭者得赏。火灭鸣钲,军将乃整队而还。公侯邸第,皆建望火楼,扑救部署,不敢懈弛。火发,近火居人,左提右挈,负担出避,骚扰狼狈。故又有巡捕逻卒,察抢火者,就擒缚之。余在都下,三遭大火,幸皆免于为靡竺矣,然委顿亦极。火发,势甚猛烈,人家仓廪亦不可恃,故盘土为窟,以藏货财,谓之穴藏。宋马永卿 《懒真子》 曰:“唐永徽二年,玄奘于慈恩寺,造砖浮屠以藏梵本,恐火灾也。” 余因谓:瓦砖造库,已可以免灾,而又无卑湿生霉之患矣,不知果可试否?
张子和曰:“愿为浮家泛宅,往来苕雪间。” 是洵隐者佳境。惟恐浮家泛宅不易辨耳。陆放翁 《入蜀记》 曰:“大江过一木筏,广十余丈,长五十余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鸡犬臼碓皆具,中为阡陌相往来,亦有神祠,素所未睹也。大者于筏上铺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复入峡,但行大江而已。” 余又尝阅一书,今不记其书名,曰:“民苦税敛之苛,作大筏泛江,妻子圃宅鸡犬皆具。” 是其为浮家泛宅,殆非佳境。
势州掷笔山,相传昔画工法眼元信过此,睹山形奇绝,不可得而模,乃掷笔而去。余屡经过,对山熟视,平平无奇,不解所谓也。恐是好事者,妄说欺世俗,至使良工蒙冤耳。茶店壁间题诗甚多,皆称其奇绝。矮人观场可笑。余题一绝曰:“良工掷却笔尖儿,是为溪山无一奇,误谓丹青描不得,几人驻马立多时。”
浪华城南数里,有茶肆,称难波屋者,店后有偃松,高不过丈,而旁干四出,广二十丈。夭矫如游龙,其顶平坦,可群坐,观者靡不称奇。赞州上田村小庵有松,亦似之,其地僻远,无人过而赏之。均一松也,其遇不遇如此。
豫州有木叶石,剖之自然有纹。或枫叶,或柏叶,宛如刻画。然石质粗硬,不可雕琢以为器物。按 《水经注》,石鱼山,本名立石山,高八十余丈,广十里。石色黑而理,若云母,发一重,有鱼形数寸,鳞鬣首尾,有若刻画。烧之,作鱼膏腥。可谓至奇矣。
海,鱼之至大者也,然犹有大焉者。余闻之东人,虾夷之海有鱼,名曰翁鱼,人无睹其全身者,首尾浮海,如二大岛涌出,春南秋北,鼓鳍之势,海水为之沸立。声如震雷,能吞海,犹啖鳁也。渔人见海水变色,海逃走,辄知翁鱼将来也,争收渔具逃归。夫庄周说鲲鹏,固寓言耳,今海鱼其大至此,可取以征其说。
东都花市甚盛,浅草寺每月十八日,虎门每月十日,麹坊菅庙每月廿五日,春则梅、柳、桃、李、海棠、牡丹、芍药,夏则荷花、石榴、燕子,秋则兰、菊、木芙蓉,冬则水仙、山茶、奇松、怪竹,争新竞奇,种种无不有也。各盆植之,列置床上,宛如锦绣,而又有不时之花,若海棠、桃、李,已以正月开花,然皆出于人力,非受天气之正者也。其法:陶盎植花木,藏之土窖中,周以草秸而密墐之,最早开者,四周以火逼之使开也。又有以白梅为砧根,而红梅一枝接之,或以红梅为砧根,而白梅一枝接之,每盆一株,红白争开者,谓之源平梅。盖木邦武将源氏旗色尚白,平氏旗色尚赤,因以名焉耳。京师、浪华亦有花市,然不如东都之盛也。余尝咏虎门花市绝句五首,曰:“雨歇城头放晓光,于菟门外卖花忙。纷纷浪蝶追人去,知那牡丹分外香。” 其二曰:“不待一番花信风,几多桃杏为谁红?恁般随意弄春手,不是明皇羯鼓同。” 其三曰:“磁青盆色玉争光,植得红红白白香。为是人情都厌旧,笑他花木也新妆。” 其四曰:“门外桥边约五里,大家争唤老花师。豪奴乘醉不论价,一掷千钱取一枝。”其五曰:“怪瓣奇葩各自夸,传言这里最繁华。谁知野外春如锦,只算城中盆植花。”
余尊信程朱如神明,在我先辈,独折服于顺庵、鸠巢二先生。鸠巢才德,世皆知之,今不必论。至顺庵先生,则世唯目以温厚长者而已,不知先生德量之大,当时无双也。若夫鸠巢、白石、观澜、南海、芳洲数人,皆古所谓奇才豪杰,而各擅所长,名声震曜于天下矣。独先生默然如无所能者,而前数子皆师事先生,犹七十子之于孔子,无思不服,是岂徒以声音容貌欺世盗名者之所能得哉?先生教人,各因其材而笃焉,犹孔门之诸子,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各成其材也。是岂与世之腐儒胶柱鼓瑟、刻舟求剑,悬[6]一定之权衡以待人同哉?先生爱才好士,称誉荐达,有唐宋名贤之风度,亦余之所以深服其德量也。
松阴快谈跋
日本僻处东瀛,百余年来文教颇盛,若物茂卿、服安裔、神鼎、太宰纯辈,皆能力学好古,表彰遗籍,诚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快谈四卷,系伊豫长野确所著,其中评论古今及诗文书画之属,援引博洽,时具特识,以拟物服诸君,雅称后劲,且彼邦文献,亦略见于此。因亟录之,以广其传。
壬寅春日 吴江 沈懋德识
【校点记】
[1] “劲” 原文作 “颈”,据训读文改。
[2] “浓” 原文作 “淡”,据训读文改。
[3] “人” 原文作 “入”,据训读文改。
[4] “在” 原文作 “左”,据训读文改。
[5] “悬” 原文作 “县”,据训读文改。
[6] “悬” 原文及训读文皆作 “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