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古代时期
第二章 中国古代的报纸
我早已说过，中国古代的官方报纸不能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报纸被我们所接受。这个问题暂时说到这里。我们曾经拥有的这些官方报纸其实是发布新闻的媒体，至少从10世纪开始，这些官方报纸就开始定期出版发行。它们也以事实新闻为唯一内容，主要包括：第一，皇宫内的事宜；第二，有关官员晋升或解职的官方公告和命令；第三，大臣和省级官员的奏章。然而，受公告特别是奏章的特点所限，它们通常是当代学士有关重大社会和政治改革话题中已被采纳的建议，也可能包括新闻之外大量关于当代问题的观点和批评意见。另外，有些报纸是半官方的，在近代，它们由私人的商业公司出版，以赚取利润为目的。这些特质证明了，把它们作为古代中国的报纸是有道理的。
另一方面，这些官方报纸具有特定的局限性。第一个重要的局限性在于，它们出版的最早形式只不过是由驻扎在京都的省府官员代表为他们各自的地方机构传递的新闻信，甚至到19世纪晚期，官方报纸某种程度上还是以手抄新闻信的形式发行。我碰巧保存了一份注明日期为8世纪的官方印刷报纸。一次奇特的偶然发现证实，中国现存最早的印刷新闻信是《开元杂报》，即在唐明皇开元年间（713—741）出版的期刊[1]。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官方报纸是在一个相对早的时期印刷的，不过它们只是用简单的陶字印刷的，印刷质量也十分粗劣；而人们大都喜欢手抄本，因其字迹更易于辨认。第二个重要的局限性在于，报纸的读者几乎仅限于贵族和绅士阶层，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新闻的特点。因此，这些报纸应该被看作只为官方利益服务的新闻工具，而不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新闻媒体。所以，它们的新闻传播是一种官方的喉舌而非一种社会组织所为。整体而言，报纸的内容与一般的政府公示牌相似，而报道关于社会状况的各类杂闻完全是偶然因素使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体上能够从当时中国社会的特征中想象出来：一方面，由于国家在这方面的明文规定的限制，期望一种公共性质的报纸出现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我认为，在中国总有一大部分学者，他们虽然没有担任职务，却热衷于了解宫廷内发生的事情，正像当代《每日邮报》（Daily Mail）[2]的读者急切地要了解社会所发生的事情——诸如霍利根女伯爵（Countess Halligan）在秋季比赛中穿什么服装或者谁参加了霍华德夫人（Lady Howard）的茶会等——一样。
由于这样一些特征，我们可以说，古代中国报纸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报纸。在印刷报纸之前，所有的国家都存在“口头报纸”。假如我们把这种口头报纸也包含到我们所界定的“报纸”范畴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说，中国的新闻事业发端于诗歌的形式——即以精辟的诗句和民谣的形式记录公众对当时事件的看法，并以此保存了大量相关的资料，而不是起源于书面语的散文。在以后章节的部分，我们会适当地讲到这一点。对于这些民谣而言，它们作为公众批判的武器是十分有效的。民谣更多是舆论的反映，而不是新闻的传播。
从保守的角度讲，书面的报纸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孔子的《春秋》并非唯一有关春秋时期的编年体史书。我们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春秋时期每年的春、秋季节，被指派的官员都要到乡下收集民谣，这在当时是一种惯例[3]。从《左传》中我们可以得到明证，遒人（现代汉语中“邮差”的意思）的作用就是在每年开春第一个月到乡下巡视，并且向皇上汇报乡下的情况。刘歆（公元前后）给扬雄的信以及应劭（2世纪）在《风俗通义》的序言中，都陈述了公元前统治王朝的采诗官在每年的第八个月份到乡下巡视并收集有关方言、歌谣和民谣素材等的史实。对官方音乐官而言，给皇上呈现有关当下歌谣和民谣的内容，以便皇上知晓关于乡下的时事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风俗。春秋时期所发生的这些新闻采集活动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官方史实记录，即众所周知的《春秋》。它不仅记录了孔子出生地鲁国的史实，而且记录了除秦国和楚国之外其他国家的有关史实，而秦国和楚国则有另外的官方史实记录。从下面《墨子》（公元前501—前416）的引录中，我们或许能管窥新闻收集的价值和意义：
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死。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
……燕简公方将弛于祖涂，庄子仪荷朱杖而击之，殪之车上。当是时，燕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燕之春秋。
……祩子举揖而槁之，殪之坛上。当是时，宋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宋之春秋。
……读中里徼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折其脚，祧神之而槁之，殪之盟所。当是时，齐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齐之春秋。
因此，《春秋》的记录可以被认为是最早的官方新闻收集。但是，它们主要是为统治者的利益而采集和收录的，而且由宫廷史官监管保存。所以，这些编年史肯定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早期记录，而不是中国新闻事业的沿革史。按照这种逻辑，我们也可以提及统治者在重大仪式上发布的官方公告，这些公告有时候甚至刻在青铜器上，其各种复制品作为《尚书》的单独章节保存至今。《尚书》又称《书经》，是孔子五经中最早形成的，它包含各类文告，是统治者为向人民传达有关灾荒、迁都和他们决定要征伐邻国统治者等相关事项而作的布告、文告和檄文。
真正的中国报纸是众所周知的“邸报”，一种由省府衙门任命的驻京代理人从京城送回省府的私人信札，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美国各州任命的驻华盛顿通讯员传递给各州报纸的消息。两者唯一的区别在于，驻京代理人传递的消息是供任命他的王公贵族或者总督分享的，而不是为广大公众服务的。在汉语中，“邸”的意思是“官邸”，也可以指某些王爷或州府总督设在京城的办事处，而这里的“报”意味着“报道”。中国官方报纸的兴起不可分割地与京都的信息代理机构或“邸府”联系起来。“邸”这个词早在汉朝前期的法令中就已有所提及，而当时被界定为“州府上层人士传递官方信息的驻地”。因此，它的功能是帝国向全国地方官员传达布告以及这些地方官员向帝王宫廷呈献奏折的官方媒介。实际上，所有在边远州府的王公和总督们在京都有代理机构，该机构完全按照官方组织构建起来，宫廷设有专门的部（处）负责向这些代理者传达帝王命令。
官方报纸正是从这种组织机构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唐朝，这种体制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因为在唐朝，全国有势力的亲王、郡主或者总督掌管着大片的领地，这些领地的规模与中国现代的省级行政区域相当，这些公爵或侯王自然要在京都长安设置自己的新闻机构。当时创立的正式机构叫进奏院，它负责处理这些代理上呈的所有地方官方奏折并向地方代理传达帝王的布告。这些侯王或公爵有兴趣了解宫廷里的动向，所以，这种机构以“邸”为称谓一直持续到宋朝（10～12世纪）。当时的“邸报”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定期发行的新闻媒体，在全国的学士阶层有很大的发行量。到了明朝，这种媒体在通政司的管理下继续出版发行。
汉朝没有关于这种京都通信的直接记载。然而，从这些京都官邸和帝国通信体系的环境考证中，我们似乎能够发现关于“邸报”发源于当时私人书面新闻信札这个假设的明证。在这个时期，“邸”这个机构没有被提及，但在诸如汉武帝统治下中国历史上的帝国鼎盛时期，一种有效的帝国信使或邮递体制已经发展起来。在中国统一之前的各个朝代，军事的需求促使秦始皇下令建起一个军事道路和邮递的精密体系——以每隔10华里的距离设置驿站。秦始皇的道路和邮递体系一直沿用到汉朝，而当时汉朝的驿站是30华里的间隔。无论是马拉邮车还是二轮轻便马车，都使用一匹马到七匹马，也有步行的驿使。在唐朝，帝国的主要道路上布置着多达1297个驿站，水路上也有260个，而水陆两用的驿站有86个。当时也有传递信息的限定速度和范围：陆路平均速度是每天300华里或者接近100英里，遇到诸如大赦这样的加急圣旨的话，这个限定速度可能要突破每天500华里；水路传递信息也有相应的速度要求，因顺水或逆水而异。
我们也正是在唐朝的记载中明确地看到了“邸报”这个词，众所周知它后来也被称为“边报”、“朝报”或“驿报”。有关这些报纸的参考文献只能在当时学者们的记录中发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唐明皇执政时期开元年间（713—741）的《开元杂报》。孙樵是一个生活在9世纪后半期的著名学者，他记录自己曾经捡到很多记载有关宫廷事务的手抄信件，一开始他误认为是当朝的，而后又感到迷惑，因为当时全国的状况与信件中所说的情形已经有所不同。这时，孙樵正好碰上一位朋友，他告诉孙樵这些手抄信件正是开元年间的“邸报”。孙樵也说，他后来得到了与自己在手抄信件中发现的具有同样内容和细节的官方记录的复制本[4]。《中国印刷史》的作者所提及的唐朝存留下来的印刷文本之一正是《开元杂报》的复本：
近有江陵杨氏藏《开元杂报》七叶，云是唐人雕本，叶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而无中缝，犹唐人写本款式，作蝴蝶装。墨影漫漶，不甚可辨。[5]
我们还有证据表明，在韩翃所处的时代，已经有读者在阅读“邸报”了。当一位朋友带来朝廷任命韩翃的消息时，他不相信，而他的朋友回答说：“‘邸报’发布的消息说，驾部郎中的职位还空缺着，而大学士则两次举荐你，在被否决之后仍然坚持。”这件事发生在780年。因此，在8世纪，“邸报”肯定已经出现。我们可以设想的是，随着唐朝掌管大约20个州府总督官邸的“报状”传递工作的进奏院的创立，“邸报”已经从传递私人信件的阶段发展到规范的官方公告传播机构的层次。
到宋朝，“邸报”似乎已经成为文人学士广泛阅读的出版物。宋朝早期学院派生活的特点是安静和闲适，他们属于热衷于“嚼舌头”的群体。苏东坡书写的两行诗就表明，他阅读“邸报”就好像现代人阅读晚报那样，当时没有比这更好的休闲方式了：“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6]。当时学者们的笔记、书信和自传中就有不少有关阅读“邸报”的记载。阅读报纸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而当时的报纸不是一种而是好几种，被称为“小报”的一种新闻纸正在逐渐形成，这暗示着当时人们对即时新闻的迫切需求。例如，《宋史》关于刘奉世的官方传记中写道：
熙宁三年，初置枢密院诸房检详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先是，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而邸吏辄先期报下，或矫为家书，以入邮置。[7]
宋人赵异的《朝野类要》讲到这个时期存在的几种报纸：
边报，系沿边州郡列日具干事人探报平安事宜，实封申尚省、枢密院。朝报[8]，日出事宜也，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其有所谓内探、省探和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
由于当时出现了对于新闻急切需求的迹象，生活在1160年前后的南宋初人周麟之曾上书要求严厉禁止小报的发行。他的《论禁小报》一文生动地描写了小报的内容、形式、新闻来源及其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
方陛下颁诏旨，布命令，雷厉风飞之时，不无小人诪张之说，眩惑众听，无所不至。如前日所谓旧臣之召用者，浮言胥动，莫知从来。臣尝究其然，此皆私得之小报。小报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者，中外不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郡间得之，则曰：“小报到矣！”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焉，则事涉不密；其不密也，则何以取信？此于害治，虽若甚微，其实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诏有司，严立罪赏，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囯体尊而民听一。[9]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闻审查和官方管制似乎与中国新闻史上第一种重要的报纸同步相随。例如，我们在《宋史》第三百二十卷《吕溱传》中看到，他曾经反对对于战事新闻的封锁。《吕溱传》记载：“侬智高寇岭南，诏奏邸毋得辄报。溱言，一方有警，使诸道闻之，共得为备。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我们也有证据表明，明朝实施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尤其是在朝廷腐败、官员迁升、解职以及谋杀层出不穷的时候，因为公众对这些消息知晓得越少，对于当局越是有利。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与现代国家统治者的做法截然不同。
始于宋朝的官方报纸持续迅速发展，从那个时期起到19世纪之后的朝代里都没有中断或者停滞不前，一直到现代新闻事业兴起，它才被后者所取代[10]。在整个明朝和清朝，“邸报”充当着作为中国唯一阅读群体的知识分子获取和接近官方新闻和大众新闻的唯一渠道。
[1]参见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上海：商务印刷书馆，1934年，第2页。
[2]《每日邮报》（Daily Mail）是一家英国小报，创办于1896年，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份日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报纸。——译注
[3]据古籍记载，中国古代有“工官采诗”之制，俗称“采风”。《汉书·艺文志》中有记载：“古有采诗之官，工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译注
[4]参见孙樵：《经纬集》，第28页。
[5]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3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转引自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译注
[6]出自苏轼诗《小饮公瑾舟中》。——译注
[7]（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二九六、卷三六四，第83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译注
[8]可参见春秋时期孔子年鉴至政治家王安石（1021—1086）的相关论述，那时《断栏朝报》盛行，可比做那个时代的《晨邮报》的明证。——译注
[9]周麟之：《论禁小报》，见《海陵集》第2卷，第2页。
[10]更多的近况见第十一章开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