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报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中国报坛流派纷呈、群星璀璨，职业报人、政治宣传家报人和鸳鸯蝴蝶派小说家报人的办报活动推动了中国报业的现代化和中西文化交流。1935年，卡尔·克劳公司（Carl Crow，Inc.）出版的《中囯报刊目录》（Newspaper Directory of China）收录了近700种中外文报刊。

同期的新闻学研究也十分繁荣，诞生了至今人们依然耳熟能详的新闻学经典著述。如张静庐《中国的新闻纸》（1928），张九如、周翥青《新闻编辑法》，蒋国珍《中国新闻发达史》，周孝蓭《最新实验新闻学》，新史氏《新闻记者的故事》，徐宝璜《新闻学》（1918）、《新闻学大意》、《新闻学纲要》（1930），徐宝璜、胡愈之《新闻事业》，黄天鹏《现代新闻学》、《新闻文学概论》（1930）、《新闻学讲座》、《天庐谈报》、《中国新闻事业》、《新闻学刊全集》（1928）、《新闻学名论集》（1930）、《新闻学演讲集》、《新闻学论文集》（1930）、《报学丛刊》，任白涛《应用新闻学》（1922），戈公振《新闻学摄要·言论自由》、《中国报学史》，李公凡《基础新闻学》（1931），邵振青《新闻学总论》（1919），王解生《新闻纸改造》（1923），王文萱《新闻之话》、《新闻概论》，吴定九《新闻事业经营法》等。

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闻学经典著述中，中外学者和报人撰写的几部新闻学英文著作似乎被人们遗忘了。如汪英宾著《中国本土报纸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24年版），赵敏恒著《外人在华新闻事业》（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白瑞华（Roswell S.Britton）著《中国报纸（1800—1912）》（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上海别发洋行1933年版，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再版），林语堂著《中国新闻舆论史》（A History of the Press & Public Opinion in China，193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上海别发洋行出版，1968年纽约Greenwood出版社再版）。在国际传播和中国新闻事业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这些新闻学经典文献翻译为中文。

这套冠以“新闻学经典译丛”的丛书首批推出三本译著：白瑞华《中国报纸（1800—1912）》、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赵敏恒《外人在华新闻事业》。

白瑞华《中国报纸（1800—1912）》（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与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A History of the Press & Public Opinion in China）三本新闻学著作的出版时期接近，同时代的三位作者相互借鉴观点，对中国近代报刊和新闻事业各自展开论述。国内外学者对于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和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英文版）的熟悉程度要高于白瑞华的《中国报纸（1800—1912）》（英文版）。戈氏《中国报学史》堪称中国新闻史的奠基之作。中国近代报刊史的权威性著作《中国报纸（1800—1912）》[1]集中体现了白瑞华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认识及其新闻思想，是关于近现代新闻事业开始而本土报纸消亡时期中国报业的概览。虽然白瑞华在前言中提到“本书只是关于中国报业的描述，并非专业论著”（Roswell S.Britton.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Taipei，1966：preface），但书中的数据基本都是原始的一手材料。白瑞华还充分利用《中国报学史》的相关知识和早期报刊研究的资料，考证并扩展了戈公振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关于传教士的报刊活动，提出了独特的见解（Lin Yutang.A History of the Press & Public Opinion in China.Kelly and Walsh，Limited，1933：79）。

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英文版）曾经“对美国的汉学研究发生过影响”，“在50年代前后还是美国大学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指定参考书之一”[2]。在撰写《中国新闻舆论史》的过程中，林语堂充分利用“（戈公振和白瑞华）两位德高望重的先驱的研究成果”[3]。不过，林语堂更加信奉戈公振及其著作的史学资料，“所用史料大多为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等前人之作和刊载于当时报刊上的现成材料。戈氏错了的，林著照错不误，还起而为戈氏的错误辩护”[4]。“他之信任戈公振，已经到了盲从的程度了”[5]。

赵敏恒是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国际新闻界的名记者。在《外人在华新闻事业》（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中，赵敏恒论述了西方各国在华新闻业的发展，旨在说明报刊文化和通讯社对于当时中囯社会的重要性，以及中国独立发展报刊、通讯社和新闻业，同时抵制西方各国报刊和通讯社渗透中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闻学经典译丛”是研究中国报刊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却又被忽略的重要史料，填补了中国报刊文化（史料）研究的空白。丛书的出版是新闻学界可喜可贺的事情，我们向为丛书出版付出劳动的译者、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由于丛书涉及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报刊知识，其中包括至今仍然没有定论的问题，所以丛书自然会存在不足之处，包括有待提高的翻译的细节。谨希望这些年富力强、学养深厚的译者们在以后的中囯报刊文化研究和译事中做得更好。

刘家林

2010年12月于广州暨南大学羊城苑

[1][新加坡] 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49页。

[2]余英时：《试论林语堂的海外著述》，《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0页。

[3]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8页。

[4]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序言第4页。

[5][新加坡] 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