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岭南画派”与日本艺术的因缘辨识

无可非议，日本的近代艺术对广东的中国画界，乃至全国的画坛都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岭南画派，其与日本近代艺术有着甚深的渊源。可以说，由岭南画派引领的“新国画运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日本画的变革之路。是故，研究日本近代美术史上的“新日本画运动”更有助于找到岭南画派引领的“新国画运动”的源头，理解其发生的真相。

（一）日本艺术变革

“中国绘画是日本绘画的母体。”[7]中村不折如是说。从艺术本源上来说，日本的艺术的确源自于中国。这层关系自唐宋以来一直存在，直至明治维新运动时才发生了变化。发生于19 世纪下半叶的日本明治维新运动是东方艺术日本分支与西方艺术大交汇时期。明治维新运动是促进日本艺术变革的直接原因。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给中国的政治、经济、艺术带来了借鉴意义。理论上，日本画变革从时间上来说要比中国画的变革早60年。

19世纪江户幕府末期至明治维新初期，西欧列强先后打开日本的“大门”，促使西方艺术向日本大量流进。此时的日本为了避免被西方殖民化，保护自己的国家与民族文明，对尽快吸收产业革命后的西洋文明有强烈紧迫感。至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青年画家争相前往巴黎留学，回国后成为日本美术学校的生力军。这种现象在中国与韩国也同样可以看到。

值得一提的是，近现代美术教育的转型是从私塾式教育向学院式教育转型的，易言之，即是改变原来的师父带徒弟式的教学，转至学院式的教学。日本近代最早的美术学校——工部美术学校成立于1876年。这比中国被称为“全国最早的一间公立美术学校”——广州市立美术学校（1922年成立）早46年。[8]其中被称为日本“第一个掌握西洋绘画中写实画法的‘油彩画家’”——高桥由一（1828—1894），就是出身于日本工部美术学校的。

其后，东京美术学校 （即现在东京艺术大学前身） 于1888年成立。此校以冈仓天心 （日名：おかくら てんしん，1863—1913） 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画家，面对西方艺术的强烈冲击采取的态度是主张回归传统。内部的学生也继承了这一风气，以传统技法为主，适当吸收西洋画法以发展传统日本画成为这个群体的首要课题。学校教学内容为日本画，教师以狩野芳崖 （1828—1888） 等狩野派、圆山四条派、大和绘等日本传统绘画流派画家为主。这种风气对近现代日本美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曾经影响黎雄才的日本“朦胧派”代表画家——横山大观（外名：Yokoyama Taikan，1868—1958）正是东京美术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1898年，他与冈仓天心一起创办了日本美术院，为推动日本绘画的创新提供了舞台。

当西方艺术大量流进日本画坛的时候，“如何在发展日本艺术的前提下更好地融合西方艺术和日本艺术之间的差异”成为这一时期日本画家思考的中心话题。然而，在艺术的取向问题上的差异使日本画界逐渐衍生出所谓的“新派”与“旧派”两大倾向。这种现象与20世纪20年代岭南画坛产生的岭南画派和国画研究会两大新旧派别颇为相似。

对岭南画派之高氏兄弟影响比较大的日本京都绘画对新旧两派的态度是保持中立的。如其代表竹内栖凤（1864—1942）便不像新派画家那样完全否定线条，而是吸取西方艺术的某些元素，创立“折中”的画路，这无疑对高氏兄弟的画路起到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与岭南人物画难分难解

在我们研究高剑父和方人定等人在留学日本时所受的人物画基础训练及其达到的造型能力的时候，日本当时实行的教育体制及画坛风气是研究此问题的关键要素。

据李伟铭研究，高剑父游学日本期间主要活动范围在东京，然而他舍近求远，与东京画坛以横山大观为代表的“朦胧派”保持谨慎距离，而从京都画坛的日本画家如竹内栖凤、山元春挙（1872—1933）、今尾景年（1845—1924）、木岛樱谷（1877—1938） 等画家作品中寻求启发。[9]高剑父留日的时间大致为1903年至1907年，而方人定留日的时间是1929 年至1935 年。这段时间的日本处于印象派及由其演变的各种绘画流派大行其道的时期。此风在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已萌发，由日本留学巴黎的留学生引进日本。至1910年日本文艺杂志《白桦》创刊后，这一风潮便大行其道于日本。受《白桦》影响比较深的日本画家岸田刘生 （日名：ギヤルド，1891—1929） 将这种新思潮积极介绍给日本画家高村光太郎 （日名：ら こうたろう，1883—1956） 等，经过这批画家的大力推广使之形成了日本后期印象派及野兽派。由此推测，在高剑父留日期间，受此风潮影响不大，而受日本以竹内栖凤为代表的“折中”风潮影响比较深远，其在人物造型基础上也只是停留在初步的认识阶段，而他的主攻方向也并非人物画，所以高剑父归国后的人物画变革并不彻底。至于方人定留学日本的时候，已是日本印象派和野兽派占艺术主流的时期。从方人定早期留日的人物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他明显受此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