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理论框架

为了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研究目标，本书以语言顺应论（Verschueren，2000）为理论框架，引进合作原则（Grice，2002）和关联理论（Sperber&Wilson，2001）中有关信息内容的讨论，将言语交际关于信息内容和语言形式的选择一起纳入变异性的考察范围，对语言顺应论予以局部修正，使其适应于新闻转述的研究。

语言顺应论认为，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基于语言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下不断地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这些选择取决于语言的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Verschueren，2000）。顺应论将语言使用和人类生活各方面联系起来，充当连接语言资源的语言学和跨学科领域的纽带[11]（Verschueren，2000：7）。与此呼应，现代传播学的研究也在发生着“话语转向”（胡春阳，2007），很多学者采用微观的文本分析方法，研究以语言为基础的各种象征符号如何构建社会现实。顺应论所主张的语用综观论拓宽了语用学的研究视野（何自然等，2007；Jaffe，2001），从认识论的高度，将其系统化为一种语用理论（刘正光、吴志高，2000），把传统语用学研究课题的内容都贯穿起来了（何自然、于国栋，1999）。顺应论在方法上是多元的（钱冠连，2000），允许纳入不同的理论主张，具有很强的包容力和解释力（徐学平，2005）。当前对于语言顺应论的批评包括解释力过强、万能性和不可证伪性（刘正光、吴志高，2000；Huang Yan，2001；蒋澄生、廖定中，2005）；忽视主体性/主观能动性（刘正光、吴志高，2000）；过于笼统、解释不充分（杨平，2001；谢少万，2003）等。国内对顺应论的修正主要包括杨平（2001）的“关联—顺应”模式，冉永平（2004）的“顺应—关联”模式和廖巧云（2005a，2005b，2006）的“合作—关联—顺应”模式。陈新仁（2010）认为这些都是一些积极的尝试，有一定的道理，但将合作原则、关联理论和顺应论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组合似乎有所不妥。他指出，对于语言顺应论这样的宏观理论，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将各种微观理论融入到该理论框架中，充当顺应论主旨下的解释模块。在顺应论的应用研究当中，我们需要的是带有宽容态度的理论“细化”与“充实”工作（毛延生，2011）。

1.4.1 语言顺应论的主要问题

语言交际涉及两个基本层面：内容层面和形式层面（吕公礼，1999：21）。Zipf（1949）用“省力原则”来解释语言形式与其表达的信息之间的协商。内容层面用Grice的话说就是“明说/隐含”［What is said（conveyed）/implicated］或“信息交换”（exchange of information），关于形式层面，Grice也有简洁的表述：“如何表达明说”（how what is said is to be said）（Grice，2002）。Grice明确指出：“方式原则不是（像前面几个范畴）与明说相关联而是与如何表达明说相关联。”（2002：27）后来的学者普遍继承了这一基本认识，Levinson（1987）在批评Horn（1984）的Q原则和R原则[12]时就指出Horn没有区分命题内容的最简化和表达形式的最简化，随后Horn（1988）对两个原则进行了修改，前者指内容，后者指形式。关联理论也明确区分了交际中的两个大问题：交际的内容是什么？交际是如何进行的（Sperber&Wilson，2001：1）？交际中的内容和形式类似于文学中的二元论[13]，即形式与内容可以分开对待，但内容优先于形式（申丹，1999：27）。说话者需要根据交际意图，首先决定说什么，即决定话语内容，然后寻找最合适的话语组合形式，把信息意图传递给听话者（冉永平，2004：28）。我们赞同以上观点，交际内容虽然不是独立存在的，总是外化为一定的语言表层形式，但是对于交际内容在质量（真/假）、数量（多/少）和关系上（相关/不相关）的选择并不一定表现在语言形式上，而形式上的变化未必就意味着内容上的变化。比如语法化主要研究形式上的变化，从be going to 到be gonna只体现了形式上的简化，而其表达的信息内容并没有发生变化。I-C-E-C-R-E-A-M也只是ice-cream的非正常拼写和语音表现形式，并不涉及交际内容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将交际内容与语言形式分开讨论，而不是将交际内容隐含在语言形式的选择中。

作为语言交际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交际内容”的选择在顺应论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具体表述上也出现了不一致的地方。顺应论在谈到顺应的结构客体时指出语言结构的选择范围发生在话语组织的任何一级层次，包括符号系统、交际渠道、语码、语体、言语事件、语篇、言语行为、命题内容、句、短语、词、语音，并指出这些选择是同时进行的（何自然等，2007：87）。这里列举的12个方面既包括语言形式，也包括语言形式所表达的内容。但作者更多的是在讨论语言形式的顺应性选择在交际中产生的不同效果，比如，在表达同一命题时的不同语码、语体、词汇、语音等形式上的选择，而忽略了交际内容本身所具有的选择性。陈新仁（2004：70）指出，“语言选择”（linguistic choice）这一表达的频繁使用或许具有误导性，与语言相关的选择并不只限于对语言单位自身的选择，语言使用者不仅仅选择语言形式，在语言形式选择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一种言语交往方式，包括命题内容、话语特征、信息量等。

任何语用理论都不能偏离语义重心，在顺应论中，具有变异性的语言选择层次必然是以语义为参照的语言运作体系（张克定，2000），否则就会出现交际真空或者交际失控（张艳君，2009）。然而，我们认为，顺应论的语义重心体现在其默认了一定的命题内容，然后进行语言结构的选择，也包括对同一命题内容内部不同信息结构的安排。顺应论将命题内容与语言形式的各种选择并列，没有给予内容本身以足够的重视。在谈到命题内容时，Verschueren（2000：127）指出，从结构上看，命题内容与小句或句子是一致的，由于其超越形式结构进入“意义构成”（formatting of meaning）领域需要单独对待。在命题内容这一节里，他主要讲述了交际中的指称方式和对“指称—述谓”的限制和丰富（如情态或否定等）。在谈到话语构建的原则时，他指出超句层面上的构建过程多半是组织内容的问题，正是内容上的谋篇布局或信息结构过程的不同原则间的这种经常发生的、受制于对意义连贯的普遍需要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句法层面对意义生成的产出与贡献（Vers chueren，2000：134-139）。然而我们发现，尽管Verschueren意识到了交际内容的重要性，但是无论在语篇层面还是句子层面，这些讨论仍然是围绕既定的命题内容而进行的语言选择，并没有直接讨论交际内容本身的变化对交际所起的作用。

此外，策略的选择说明语言选择要受到其本身之外因素的限制，这就表明语言选择与其本身之外因素的相关性，其基础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出于语义考虑的策略性。语言选择具有不同的意识程度，而判断意识程度高低的标准在于对该语言选项相关语义掌握的熟练程度（张艳君，2009：82）。尽管策略的选择本身常常与命题内容有着密切的联系，却更多地与语言形式相联系。语言使用的策略是利用意义生成过程中的外显性和内隐性之间相互作用的种种方式，如含意、隐喻、礼貌和幽默等（Verschueren，2000：156），最终也落实在语言结构的选择上。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形式蕴含的语义掌握只能说明在交际过程中使用者需要先决定话语内容或策略，再选择语言形式。因此，顺应论预设了命题内容的重要性，但无论语言结构还是策略的选择都隐含着既定的命题内容，没有像合作原则那样直接讨论命题内容的变化。

1.4.2 修正的语言顺应分析模式

上文明确了交际内容对语言交际研究的重要性，以及顺应论中内容选择的缺失，本节尝试将合作原则中关于交际内容变化的维度纳入顺应论，对顺应论进行修正，期望能有利于话语转述的深入研究。下面我们先讨论合作原则融入顺应论的可行性，然后再勾勒出顺应论的新模式。

合作原则与顺应论都是从话语产生的角度讨论交际，都强调交际目的对语言使用的影响[14]。合作原则与顺应论的互补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和语境观。首先，两者在理论基础上具有互补性，两者的结合可以将概念性分析和社会学分析结合起来。合作原则主要是从哲学角度讨论社会真空里的典型或模式化交际，顺应论主要从社会心理角度出发，强调交际中的社会文化这一参数（廖巧云，2005）。社会语用学经常批判合作原则确乏社会文化分析，Turner（2002）为其辩护，认为Grice理论构建的支柱是概念性分析而不是实证性的社会学分析。新格莱斯（New Grice）语用学理论的概念和方法论来源于（分析性） 哲学；社会语用学理论的概念和方法论则源自（批判性）社会学。社会语用学强调社会学研究的伦理特性，与合作原则相比具有更多优势，而合作原则也暗含了社会文化因素对含意的制约作用。其次，两者在研究对象方面具有互补性。合作原则以交际双方的会话为研究对象，所考察的四个范畴中前三个是关于信息内容方面的，最后一个是关于信息表达形式的。顺应论以语言选择为研究对象，语言选择主要指语言结构的选择，尽管策略的选择可能暗含着某种含意的表达，但没有明确信息内容本身的变化。再次，两者对语境的理解具有互补性。Grice在用合作原则解释会话含意时给人一种错觉，即交际双方似乎总是具有互知，主要关注共享语境下的理想交际者的原型言语行为或无标记行为，对诸如社会意义、情感意义、修辞意义等还无法做出描写或解释（陈新仁，2001：384-387）。Levinson（1979：376）认为最好是把合作原则的准则看作无标记交际语境的体现，对准则的违背可以看作特殊的或标记性的。而实际情况是，在交际中，双方不一定共享语境。顺应论认为语境是在交际中动态生成的，不是双方共享的，而是三个世界中由交际双方的视线所激活的部分。以上分析表明，合作原则与顺应论的结合可以实现概念分析与社会文化分析、信息内容和语言形式、无标记语境与多元语境之间的有机整合。

整合之后的顺应论将包容合作原则中关于信息内容的讨论，信息内容的选择主要指合作原则中信息内容在质量、数量和关系维度上的各种变化，语言形式的选择维度指顺应论中讨论的语言、语码（包括各种变体）、风格、话语构建成分和构建原则，两个层面的选择，都是由一定的交际效果驱动的。交际内容上的变异性选择可以参照关联、质量和数量三个维度，在正常的交际中，说话者会选择相关性较高、话语真实性较高、数量较合适的信息内容。但是为了实现特定的交际目的，说话者会违反这些准则，说出不相关、虚假的话语，提供过量或不足的信息。就交际内容在不同维度上的变异来看，本书参照关联理论的看法，认为无论是质量维度、数量维度还是关系维度，都不是简单的二元划分，而是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在质量维度上，交际者会选择准确的话语、随意言谈或者假话，类似于关联理论所说的“刻意—随意—隐喻”（literal-loose-metaphor）的连续统（Sperber&Wilson，2007，2012；Carston，2009）。在数量维度上，为了追求交际效果的最大化，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常常遵循经济原则（Zipf，1949），但也会提供过量信息（陈新仁，2004）。在关系维度上，交际者提供的信息可能是相关、弱相关或不相关（何自然，2002）。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交际内容在关系、质量和数量三个维度上的变化都存在着类似的连续统：关系维度上的“相关—弱相关—不相关”，质量维度上的“精确—松散—歪曲”和数量维度上的“过量—适量—不足”。这样，交际内容上的选择变异性就体现为关系维度、质量维度和数量维度上的各种可能性的集合。明确了交际中内容和形式的变异性选择后，我们将顺应论中的三个概念——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重新进行了界定：

变异性：指语言交际所具有的可变选项，包括交际内容属性（在关系维度、质量维度和数量维度方面）的选择和针对既定交际内容的不同语言形式的选择。

商讨性：交际内容的属性和语言形式的选择不是机械进行的，也不是按照固定的形式与内容、功能的关系进行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进行的。

顺应性：语言交际的顺应性特征使人们得以在范围不定的系列可能性中（包括程式与内容）进行商讨性的选择，从而尽量满足交际需要。

修正的语用学理论结构图 （Verschueren，2000：67）

在修正的顺应论框架中（见图），交际内容和表达形式被赋予了同等重要的地位，表现了交际内容、语言形式与功能在语境制约下的多重关系。交际内容通常会外化为一定的语言形式[15]，但从语言形式上不一定能看出交际内容属性的各种变化。同一交际内容可以由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而不同的语言形式可以表达同样的交际内容。语言使用者会选择提供相对真实的信息，但在特定的情景中，如医生面对患了重症的病人时，会选择善意的谎言；为了解决会话冲突、巩固会话和谐、提高会话效率，交际者会提供过量的信息（陈新仁，2004：9）；为了转移话题、避免伤害他人等而选择不相关的信息。这些真实/虚假信息、经济型/过量型信息、相关/不相关信息可以采用类似或不同的词汇和句式结构来表达，表现为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出现在各种类型的语篇中。交际内容在不同维度上所表现的特征、在语言形式上的具体实现以及在交际中所发挥的作用并非机械的一一对应，而是体现出较为复杂的商讨性关系。整合后的语言顺应论更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将话语转述的形式选择和内容上的变化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充分展示话语转述在交际语境下的顺应性选择，从而避免形式与内容或功能之间的机械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