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李云飞的《中古英国庄园制度与乡村社会研究》一书即将出版，我很愿意为他的这一著作写一个序言。因为我感到，近年来国内中世纪学界，做经济史的人似乎有减少的趋势，起码是没有以前那样热门了。这当然是研究方向日益多元化的表现，不过也许和西方经济史研究难度越来越大有关。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断花样翻新，使人目不暇接。相应的经济史模式和方法论也越来越复杂。在制度经济学和边际主义经济学等的影响下，西方中世纪经济史研究也充满了数学公式和各种几何曲线，难于理解。而李云飞不畏困难，多年来一直在经济史领域耕耘，尤其选择了已经被西方学者研究了数百年的庄园制度作为自己研究的方向，这必须花费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作出成绩。如今他的研究成果出版，表示他的努力取得了社会认可，所以我愿意为之说几句话，以示推荐和祝贺。

李云飞说他的这本研究庄园的书，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方法，即主要依靠当时的国家档案、各种调查材料、法庭记录、庄园的各种账簿等。这些书面文字材料已经经过西方学者的集中整理和反复研究，有关研究著作更是“汗牛充栋”，而且不断推陈出新。要在这样海量著作的基础上找出问题，进行研究，得出自己新的结论，可谓难上加难。李云飞的著作利用了大量的有关书面史料，对相关研究著作虽然不能说“竭泽而渔”，也可以说是“旁征博引”，把有关的权威意见广泛征引、细致分析，对相似和相反的各种说法都加以比较和鉴别，深入评论。同时他对于“自下而上”的各种说法，也进行了相应的比较研究，所以，他的这本书可说是有扎实的史料根据，广泛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得出自己结论的优秀著作。

李云飞的这本书选取的主要是13世纪全盛时期庄园的情况，对之作了全面的论述，包括对农奴制和庄园制形成原因的探索，封建主地产的经营管理和庄园的经营管理，庄园直接经营的规模和效益，庄园的商品化生产，庄园的劳动力构成，劳役折算及其对农民和封建主的影响，庄园收支账簿的建立、运算及审计，庄园的利润，庄园法庭，庄园和村社的关系等，其中很多不乏创新之见。现列举如下：

第一，李云飞对13世纪封建主放弃出租经营而转向自行经营进行了研究。过去对劳役制庄园的存在，主要是从封建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出发的，即封建主不可能通过购买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必须自行生产自己、家人和随从一应的生活所需，所以才组织起这种劳役农奴制庄园。后来否定了封建经济是完全自然经济的说法，从人口、工资、物价的关系上寻求解释，李云飞详细研究了这几方面的关系，指出人口增长、工资变化等都不足以影响经营，而13世纪物价一度急剧上涨，使封建主感到直接经营有利可图，可以通过出卖庄园产品获取货币，购买自己需要而不能生产的商品，这对封建主转向直接经营影响较大。另外他还引进了政治因素，指出当时封建主大都债台高筑，国王更加紧勒索，迫使他们靠出卖自己的农畜产品来获取货币，既应对外部的需要，也满足自己购买奢侈消费品的需要。这样就多方面地说明了13世纪庄园生产兴盛的原因。

第二，研究英国中世纪庄园生产的商品化现在是一股潮流，有大量著作问世，理论上是说庄园已经为出卖而生产，生产已经商品化，实际上则对当时许多庄园的生产都进行了运算，算出了商品的比率，而且制作成了数据库，其中以布瑞内尔的计算最为著名。李云飞对13世纪英国领主自营地的商品生产进行了很细密的分析，指出庄园不同，领主不同，庄园生产结构不同，因而商品生产有许多差异。他还对几个典型庄园的各种农畜产品的商品率进行了计算，算出大约为产品的30%～40%。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是这是封建主自营地的商品。农民生产的产品，则大都是用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所以商品化程度很低，不能和封建主的生产相提并论。李云飞根据对封建生产商品化的研究，印证了有名的冯·杜能理论。冯·杜能主张，城市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城市引领乡村不断沿着商品化道路前进，离城市越近，则该乡村的商品化程度就越高。但是李云飞经过反复研究，发现许多相反的情况。离城市远的乡村，反而有比较高的商品化程度，而有些离城市近的乡村，其商品化程度反而很低。这是因为，封建主并不是资本家，他往往按照自己的消费需求安排生产，而不是按照盈利的目的安排生产。李云飞指出，机械地应用冯·杜能理论于封建社会，存在着时代错位。因为封建社会市场不发达，商品化程度比较低，封建主的生产大量使用农奴无偿劳动，不计入成本，不适合用资本主义的成本核算方法，而且生产者与消费者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明确区分，二者往往是合在一起的。

第三，过去我们往往把封建主定义为寄生性地主，靠剥削农民为生，当然也缺乏经济头脑，现在的研究则认为地主也有经济概念，知道如何组织生产、获取利润等。本书充分介绍了这些内容，并进一步进行研究。如指出封建主对庄园细致的组织管理手段，建立起详细的收支账簿，有货币收支账、谷物收支账、牲畜收支账等，进行核算，并对管家、庄头等的行为进行审计，防止他们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在庄园的管理过程中，还发生过对劳役的折算，即把农奴应服劳役内容折合成货币交纳，既有利于对管家、庄头的监督，也有利于剥削农民。但是封建主对庄园的监督也产生问题，即如果过分强化监督，则监督的成本上升，盈利减少；如果弱化监督，则因为农民消极怠工，管家从中盘剥，会使收入减少。所以如何在这二者间找到平衡点，也是一种管理艺术。当然，13世纪英国的封建主能如此细致地管理生产，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不过他们终究是封建主阶级，他们的利润许多是靠剥削农民的无偿劳动取得的，他们缺乏现代的成本概念，他们的行为仍然证明了波兰学者库拉指出的封建生产特性，即按照封建生产观念看，庄园生产永远是盈利的。所以他们一般也只是保持简单再生产，而不是进行扩大再生产，生产的投资率很低，只占收入的5%。不能把封建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等同，用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规律解释封建经济是不可行的。

第四，李云飞还对庄园与村社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在结构上庄园和村社是否合一，庄头的身份与任务，庄园法庭的构成及其工作程序，以及国家、封建主、农民村社之间的关系，其中也有不少创新。如指出庄头在代表封建主和农民之间摇摆，但庄头是本地人，他更多的还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难于异化为领主的爪牙。庄头一职，既可能成为谋取私利的肥缺，也可能成为难于应付的苦差，为了保护农民的一些利益，庄头往往还是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应付这一苦差。庄园法庭既可能是农民村社的公共集会，伸张农民的诉求，也可能是领主用法律手段镇压农民的机器。由于封建主掌握着国家机器，所以庄园法庭主要是封建主的工具，农民在那里很难讨得公道。李云飞还特别研究了乡村中的十户联保制，指出通过它英国中世纪国家政权渗透到乡村中，封建的西欧一向以国家机器不发达著称，而英国却通过十户联保制，以及百户区、郡等组织，建立了比较有效的国家管理制度，这是中世纪英国国家制度的一大特点。

最后，还想就李云飞在“余论”中提出的问题说几句话。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新一代学人已卓然成长，他们可以运用原始材料、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写出有独立见解的文章和著作，与外国学者进行交流和对话，可以说已经登堂入室，进入世界史研究的殿堂了。但是，如果从这个殿堂的整体情况看，则我们的世界史研究还相当弱小，既缺乏一流的著作，也缺乏一流的学者，如何努力提高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水平，是摆在我们全体世界史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务。

世界史是一门外国的学科，要提高首先必须向人家学习，目前我们的学习应该说还是认真努力的。但是学习的结果，我们往往会被人家的观点、理论、方法所影响，所控制，或者说会失去自己的话语权，只能在别人的建筑大厦上添砖加瓦，而无法筑成自己的大厦。这样我们的世界史就不能形成自己的独立学派，这与我国正在努力打造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对我们的要求很不相称，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的地位也很不相称。如何走出这样的困境，是我国全体世界史学人都要注意解决的。李云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想法。我想，对于研究世界史来说，我们应该有世界的眼光，应该综合全世界的优秀文化成果，特别应该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吸收营养，从自己的立场、观点出发看问题，这样就会有不同于外国学者的观点，因为我们是局外人，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然我们还要老老实实、认认真真，一桩一件地进行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具体的研究成果，然后才可以逐渐建立自己的学科理论和体系。李云飞提到的西方学者认为现在的中世纪研究必须从一个庄园具体入手，我们也可以有所说明。确实，现在西方的经济史研究一方面日益深入、具体，另一方面也日益细碎化。我们当然要在深入具体上和外国的研究相媲美，也能深入研究个别庄园。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个庄园研究得头头是道，微观倒是十分微观了，但不能从中提炼出宏观的理论思考，或者没有从自己的理论体系入手研究，就只能是西方学术体系中的一撮鸿毛，不会锻炼出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可以和世界史坛上任何学派相颉颃的学派，这是我们在学习、研究世界史过程中应该一直注意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