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教育实验与实务的多头推展:社区教育工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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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在原始社会,我们民族就有了社区教育

要深刻了解社区教育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首先要知道社区教育在传统教育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以及它曾经发挥过什么样的作用。

有一点是永远值得我们自豪的,那就是当世界上很多民族还处于混沌、茫然的生存状态时,我们这个民族就已经出现了目标明确的教育行为,即自成体系的社区教育。

翻开教育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早在孔子之前,我们的教育行为就已经非常自觉了。例如,《礼记·学记》中讲:“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古时候教学的地方,一家中设有“塾”(私家学校),一党(五百家为党)中设有“庠”,一遂[1](一万两千五百家为遂)中设有“序”,一国之中设有“太学”。孟子也讲:“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显然,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了面向全体民众、目标相当明确的教育行为。

到了汉朝,汉武帝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兴办太学,还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

到了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完善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一整套学校体制。

宋朝时,学校制度更为完善,在中央,有太学、国子学等;在地方,私人讲学的书院也开始兴起。书院注重依照封建伦理观念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行,在学习方法上也鼓励讨论、辩难,并让学生自讲心得,气氛比较活跃。

明朝大大强化了前代的科举制度。其八股取士制度严格控制了士人的思想,体现出强烈的君主专制色彩。明代中期以后,书院比较兴盛,明朝后期东林书院以其评识朝政的活动而著名。

清朝则基本承袭明代的教育制度,进入民国之后就步入中国近代历史了,这里暂且不讨论。

经过这一番快速浏览,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在我们悠久的民族教育史中,似乎不但找不到“社区教育”几个字,更看不到社区教育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发展进程中曾经发挥过的作用。莫非,社区教育是到了近现代以后才传入中国的一个“舶来品”吗?

要是把社区教育视为舶来品,似乎立即就能找到依据。“社区”一词在汉语中的正式出现,应当归功于费孝通先生。据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考证,“社区”这个词1932年才出现在中国。当时北平燕京大学邀请美国社会学家派克来中国讲学,派克是专门研究美国社区的,他来中国讲学讲到美国的“community”,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老师和学生经过认真研究后把“community”译为“社区”。据费孝通先生解释,之所以这样翻译,是打算用“社”表示群的意思,或者叫群体,用“区”表明一个位置,具有地理上的意义。后来,社区研究就成为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年轻才俊们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方法。他们这个群体也一度被海外称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2]

换个角度来看,社区与社区教育,作为具有特定内涵的专有名词,可能确实具有舶来品性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社区教育行为是在获得命名以后才产生的。也就是说,如果在获得这一命名之前,我们这个民族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在某一个“区(域)”内面对特定“社(群)”进行教育活动的行为,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社区教育在那时就已经实际存在了。因为,如果说所谓社区是由某一群人在某一地域居住生活而形成的、与外部世界相对独立的人类群居地,那么,为帮助本社区成员更好地适应社区生存与社会发展特点,同时为推进本社区发展而面向社区居民实施的行为规范管理与精神文明教化,就是社区教育。

顺延着这个思路,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我们这个民族,社区教育是一种历史最为悠久的教育。我国著名的旅游景点——陕西省西安市半坡村原始公社遗址,是一个距今已有6 000年之久的母系氏族部落的遗址,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原始部落的氏族社区。在半坡村遗址处,一道又宽又深的壕沟将一个原始社区与外部截然分开,而在社区内部,则划分出了居住区、生产区,甚至还有坟区(人死了也要留在社区里,不能埋到外面任野兽撕咬)。显然,仅从半坡村遗址内不同功能区域的划分来看,当时已经出现了社会化管理:人们需要学习如何遵守适应社区内部生产、生活特点的管理规则,而全体成员自觉地遵守规则显然又有利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以断言,社区教育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在相当自觉地推展了。

也正是从半坡村原始公社遗址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社区教育,就是对本地域的全体居民,无论男女老幼,不分尊卑贵贱,一律必须遵守执行的言行举止教育。因而,也可以将社区教育界定为“历史最为悠久的面向全体居民的教育”。

为什么这样界定呢?

早期的社区教育,之所以带有鲜明的群体性特点,是因为职业分类简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时的生产方式进步缓慢,甚至还没有出现社会分工,至多存在着“男狩猎女采果”或者“男耕女织”之类的基于性别差异的分工,因此,社区教育的内容也相对单一。即使在社会分工出现以后,由于农耕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几乎千年不变,家族代代从事同一职业的现象非常普遍(特别是某些具有专业技术的行业,还有“传男不传女”、“传媳不传女”的规矩),因此社区教育内容仍然相对单一,主要承担“君臣父子”的伦理教化,以及“敦亲睦邻”的乡里和谐教育。诸如此类的教化教育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尊卑贵贱、全民一致的教育。农耕社会的社区教育始终保持着这一全民性教育的特点。

随着历史的发展,官办教育开始出现。由于其以“科举取士,选拔可为官家所用的人才”为手段,目标追求具有鲜明的功利特点,导致其在国民教育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以“伦理教化、敦亲睦邻”为主旨的传统社区教育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它与“家教、族规、乡约”等逐步交融,为优化本地域的民风民俗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听到“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说法,显然,各地个性化的“民风”、“民俗”的形成,正是通过社区教育这个载体千年传承、千年融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