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波德里亚及其理论
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一道景观。古典人类学对于民族文化之进步曾提出过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其一，人类学的文化进化论学派认为，各民族文化是在各自有限的环境里和既定的文化轨迹中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的进步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自我进化的过程：其二，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否定民族文化的自我进化论，以传播学理论来解释文化进步，认为人类的文化传播是文化进步的主要因素，文化的发展依靠采借多于发明。[1]由此观之，中国近代以来文化思想的理论与实践似乎更利于印证文化传播论。
事实上，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是中国近代以来文化理论形成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的文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始终离不开对西方文化理论的引介与传播。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文化理论史就是对西方文化理论的接受史。
具体说来，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将西方的各种学术理论翻译、介绍到中国，大致经历了三次热潮：一是鸦片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为代表。二是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文革”的摧残与浩劫，在封闭了多年之后，国内学界爆发了翻译西方著作的热潮。[2]标志之一是1980年6月李泽厚在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上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呼吁大力译介西方的学术著作，认为引介西方学术理论对于改善我们目前的美学研究状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一次带有补课性质的引进。三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知识分子掀起的第三次引介西方学术理论的浪潮。其表现出显著的多元性、开放性和宽容性，因而显得比前两次成熟。而此时对西方学术理论的引介也从被动、追踪转向以我为主、走向规整，将引介西方的学术著作与我们自身的学术理论的建设融合起来，达到为我们自身的学术建设服务之目的。[3]
针对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传播的研究一直是跨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跨文化研究对于现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之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其猛烈、残酷程度是历代所无法相比的，使得20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与此前传统的中国古典思想文化相比，变得面目全非，以至于专家学者谈到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时，往往会加上一个“新”字，如新文化、新文学、新美学、新思想。
西方思想文化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产生了种种“变体”。就后现代主义理论而言，“在不同国家对后现代主义的吸取和发展中存在着许许多多有趣的变异”[4]。马克·波斯特尔曾问道：“经典的西方现代主义体制当被移入其他社会时究竟在何种程度上生产出与其在西方不同的构形和效果？”[5]事实上，“任何西方的理论，一经介绍到（中国）本土，就开始了其中国化和本土化的历程，任何异己的话语终将变成我们自己的话语”[6]。
因此，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思想文化的介入及其本土化参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经过本土化的西方思想文化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有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此，在跨文化研究的框架下，考察中西思想文化的碰撞与冲击对于理解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轨迹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因此，本书旨在探讨波德里亚文化理论在中国传播、研究的脉络与轨迹。
法国思想家波德里亚的文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引介展开。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传播的汹涌潮流中，波德里亚的文化理论仅是其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但是，通过波德里亚文化理论在中国传播的个案研究，发掘出中西思想文化传播的一些规律与特点还是可以期待的。
近代以来，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研究，大致可以分出以下几种类型：
（1）比较学研究，这是跨文化研究的主要形式。比较学的研究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异质文化之间就共同的理论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表述，这种研究模式主要是通过语言学研究来实现的：另一种是在这两种文化的互动与彼此演化的过程中，探究不同文化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以及自己的元文化如何发生变异。具体而言，它是在两种文化体系的背景下，就某学科的某些理论问题、某些学派、某些学者之间进行对比研究，其优点在于研究选取点的范围较大，视野比较开阔。但就文化传播过程中异质文化的互动与影响来说，比较研究的结论与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不一定完全相符，因为文化传播过程极为复杂，一些人为的偶然因素造成的误识、误解以及意义的生成转换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难以得到分析、认识。因此，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往往易于止步于表面的实证，而文化传播过程中特定文化内在的理念、意义、概念等的衍生与演变难以得到准确的发掘和分析。
（2）史学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基于历史主义，注重对历史事实内在联系的研究，力求对思想文化的传播给出一个详细的描述。它与比较法研究的一个共同缺点就是以比较法或实证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往往忽视批评理论与分析法的应用。历史主义由于过分执着于历史事实，因而疏于理论演变轨迹的分析与梳理。
（3）传播学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以传播学作为理论框架和依据，研究发生于文学艺术、哲学思想、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领域的思想文化传播现象与传播活动。它对于思想文化传播的发生演化，诸如异质文化的传播者、传播背景、传播方向、主要的传播媒介、传播效果等给出精确而翔实的叙述。这种研究方法的好处在于对文化传播过程的叙述可以非常精确。但是，它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即这种对思想文化传播活动的精确描述往往很难与思想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衍生和变化结合起来，通过对具体的传播活动本身的研究来解释思想文化的衍生与变化也会产生种种歧义。因为，中西思想文化的传播于传播行为之外，还涉及中西两种思想文化的冲突、碰撞与融合。此外，思想文化本身也有自己共同的衍生发展轨迹。所以，异质思想文化传播的传播学研究还不能完整地解释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4）译介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主要着眼于异质文化传播过程中翻译和引介这一环节。与翻译研究不同的是，译介学研究在对两种不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进行研究时，不以研究语言转换的诸如方法、技巧等问题为主，而把文本翻译的结果作为一个既成事实予以接受，并以此来研究异质文化在通过语言转换实现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文化信息的遗失、变形、扩伸、增殖等问题。译介学不仅着力于语言层面研究异质文化传播的规律，而且，“把目光投射到了译著在新的语言环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最终目的和效果”[7]。但是，译介学研究的视域终究还是无法离开文化传播的语言层面，因为译介学研究的终极依据始终被限定在“原文”范围之内。由于语言翻译和文本传播只是异质文化传播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因而，文化传播所涉及的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元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融合、元文化在本土文化的生长过程中的变异以及引介过程中的误读等造成的文化传播的事实都不能得到应有的关注。
以上简要介绍了有关异质文化传播研究的四种类型。就波德里亚文化理论而言，国内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文化理论的元意义分析、钻研：作为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传播的一例，对波德里亚文化理论在华影响的分析、批判，其文化理论如何被应用到中国的美学、文学和文化研究之中，以及从引介、传播到本土研究的方向去探讨波德里亚文化理论的中国意义等的相关研究目前还没有找到：而其他的西方学者理论在中国的引介与研究的可以比较的文本也没有找到。不过针对文化传播的实例性研究有几个范本可供参考：郝雨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学研究》（第一、二版）选择对文化传播作出巨大贡献的主要人物，用类似人物志的方法研究传播者：马永强的《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采用史学的方法研究理论思想的传播过程及其内在必然性：法国人安田朴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通过研究中国文化传入欧洲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化思想的传播“个例”，构筑中国文化西传欧洲的历史。至于本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译介学和人类学的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本书把波德里亚其人、其文化理论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活的对象，研究其在中国传播的史实及其文化理论的衍生变化情况。与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不同的是，本书的研究将是完全基于文本的，且将借用上面提到的几种研究方法。但本书的研究始终是个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