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获奖作品不真实、不客观的情状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报道必须真实，这是常识，也是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客观报道则是新闻工作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职业规范和报道要求。遗憾的是，不真实、不客观的新闻仍然广泛存在，更令人震惊的是，在中国电视最高奖中就存在这样的作品，而且不是个别。粗略统计，从1996年到2003年，在获得消息类一等奖的作品中，几乎年年都有真实性、客观性方面的问题，问题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本节首先根据魏斯特斯托的新闻客观性概念模式图，从“实在性”和“公正性”两方面分析获奖作品中存在的一些“老问题”，如合理想象、片面、跟风、感情色彩浓重等，并列举电视在真实、客观问题上的特殊表现。在此基础上分析其产生失实、主观的原因，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在整个阐述过程中，侧重于客观真实报道技巧、方法的分析，但是这些方法、技巧都是建立在客观、真实这一根本的新闻观念之上的。

一、不真实、不客观的表现

瑞典学者魏斯特斯托提出了一个新闻客观性概念模式图，其核心含义是客观性包括实在性和公正性两个方面。如下图：

新闻客观性概念模式图[4]

在魏斯特斯托的框架中，“实在性”是指报道符合事实，强调报道内容与报道对象的符合、一致；而“公正性”则指平衡、中立的报道立场，强调报道主体尽力避免主观涉入事实。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对应了新闻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下面就从“实在性”和“公正性”这两方面来具体分析一下获奖作品的情况。

1.获奖作品的“实在性”分析

所谓“实在性”实际上就是真实性，强调报道内容与报道事实相符合。“不同专业有不同的专业哲学，即最高的信念。理想的法律专业的信念是‘公正’，医学专业的信念是‘救死扶伤’，新闻专业呢？新闻专业主义者说——新闻专业的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truth）。”[5]但是在人类历史上，真理的标准一直在变化着，对谎言和真实的判别也是困难的。因此与“实在性”相对，合理想象、与基本事实不符等“真实性”问题，在新闻作品中也时时出现，即使是获奖作品也不能避免。

首先谈谈合理想象。“合理想象” 是从已知的事实去推测，记者没有采访到可能发生的“事实”，却将其作为事实来报道。这本是文学写作中的方法，一些人没有分清新闻与文学的区别，将之引用到新闻中来。虽然新闻界对“合理想象” 早有定论：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先有事实后有报道，没有事实绝不可想象。[6]但是由于“合理想象” 的新闻失实现象比较隐蔽，不那么显露，因此比较顽固，不易纠正，至今仍像幽灵一样驱之不散，成为影响新闻真实性的顽症、痼疾。

1996年的中国电视奖消息类一等奖作品《江总书记重访永常村》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总书记就要离开永常村了，乡亲们依依不舍地出来相送。他们难以忘记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们也在思索如何把山村建设得更美好，来报答党中央和江泽民总书记的亲切关怀。”[7]《女教师遭洪水遇险 子弟兵奋力相救》是1998年度的一等奖作品，其结尾：“由于惊吓和激动，已经三天粒米未尽的女教师周运兰，说不出一句话来，但这三天的经历，一定会成为她以后经常向学生讲述的动人故事。”[8]根据新闻真实性的要求，新闻中涉及的人物的思想认识和心理活动等，必须是当事人所述的。而上述两件作品中，无论是村民还是女教师心理活动的描写，显然都是记者的合理想象，这影响了新闻的真实性。

合理想象自20世纪50 年代开始就一直是新闻失实的主要构成部分。就文艺作品来说，合理想象是允许的，而新闻贵在真实。合理想象违反了“新闻必须真实” 的原则，极容易导致失实。有人认为“合理想象” 可以使新闻写得丰满感人。这如果不是有意替错误理由辩解，便是幼稚。新闻的特性告诉我们，最生动最雄辩最感人的莫过于事实，在无比深刻的客观事实面前，一切想象、虚拟都是无力的、苍白的、孱弱的。[9]有时候心理活动对表现人物非常重要，甚至不可或缺。但是新闻绝不能越过推测与合理想象这一“堤坝”。怎么办？正确的做法只有一个：在采访上下功夫，让当事人自己说出来。英国与阿根廷发生马岛之战，英国报纸描写了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向议会宣布对阿宣战那一刻的心理活动：她想见到在政治上和生活中都坚定支持自己的丈夫丹尼斯。这一细节对号称“铁女人” 的撒切尔夫人来讲是很有人情味的神来之笔。报纸是这样报道的：

她扫视全场，事后她回忆那一刻的情况时说：“忽然，一个念头攫住了我，我想见到丹尼斯。这个念头是那么强烈，以至于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10]

这就是标准的新闻报道样式，其真实性无懈可击。

随着叙事学的引入，人们开始运用其视角理论剖析新闻作品中的合理想象，认为合理想象是由于记者视角出现问题：记者并非无所不知，新闻也并非什么都可以写。记者观察事物应有三种视角，除了全知全能的视角外，还有人物限知视角、纯客观视角。认识新闻事实需要有多种视角，全知全能不是唯一，从而防止合理想象。以前“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人们根本不可能还会想到借助除全知全能视角以外的叙述视角来突出新闻的真实感，破除全知全能叙述造成的虚假感觉”[11]。叙事学进一步指出：“视角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视角的变化实质上是叙事者对事实阐释方式的变化。叙述视角发生从全知全能到人物有限制视角到全客观视角的变化，相应地，叙述者对事实的阐释方式也会发生从独白阐释到多元阐释到无阐释的演变。打破传统单一的全知全能视角，也就意味着新闻对事件由独白阐释、终极结论向多元解读、开放结论的默许，是语言‘暴政’、意见‘专断’的终结。”[12]

在“实在性” 方面存在明显硬伤的作品出现在中国电视新闻奖获奖作品中，令人疑惑、惊讶，也叫人倍感遗憾，下面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第一，采访不深入，与事实有出入。2001年的一等奖作品《内江警方围捕蒙面持枪歹徒》，记者虽然赶到现场，拍下了宝贵的画面，但是有些基本情况没有搞清楚，结果出现差错。其中有一段如下：

警方在现场已获悉，歹徒身上还带有大量雷管和炸药，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千钧一发之际，在警方暗示下，被劫人质趁歹徒恐惧时，用脚猛力蹬开车门，翻身从车中滚下。人质脱险，罪犯难逃。正义的枪声响起，特警、武警飞速冲到车前，将企图引爆炸药的歹徒当场擒获。[13]

这里有多个疑问令人费解：既是“千钧一发”，怎么人质蹬开车门、翻身滚下这一系列动作之后，后果还没有出现呢？而且警察冲到车前了，也没有发生什么，这早已不是什么“千钧一发”了。然后“正义的枪声响起”，却没有任何效果，是没打中呢还是怎么回事？还有歹徒“企图引爆炸药”，记者是怎么知道的，消息来源呢？如果真是如此，为什么那么久了一直没有引爆？面对这些不能自圆其说的叙述，人们不禁要问：当时真实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由此可见身在现场的记者当时并没有进行深入采访，而这种“粗心”的背后，恐怕还包含着能力、意识和职业道德等多方面的问题。梅尔文·门彻在新闻学经典著作《新闻报道与写作》中，对新闻的采写过程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客观的新闻是对看得见的东西及人们的言行进行的报道”[14]。这话对于电视记者来讲是具有警醒作用的。

第二，认识有误区，导向错误。以1999年的获奖作品《机场抢险》为例，从这则消息可以看出记者的两个意识，一是人定胜天，通篇都是对人们战胜灾难的英勇无畏精神的赞扬，这种精神需要提倡，但不能演变为不顾客观规律的盲动。所谓“天” 是自然规律，只有遵循才可利用而不是盲目对抗。二是注重财物，即飞机，而对人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关怀，不够人性化，特别是结尾一句话“中午两点台风中心离境，所有飞机安然无恙”[15]。那么与台风抗争了5 个小时的人呢，他们有没有损伤？新闻应倡导对人的尊重，而不是仅仅对物的重视；提倡以人为本的理性，而不是人定胜天的气概，毕竟生命只有一次，面对自然，人类的力量还是很渺小的。作为在社会舆论的营造中起重要作用的记者应该是先进意识、先进观念的倡导者，而不是向反方向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记者自身的观念要跟上时代。如果记者本身的观念、意识落后，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出来，试想那样的消极影响该有多么可怕。

第三，推导错误，结论不成立。2002年的获奖作品《韩国：“韩流”出处有“汉潮”》，是现象类新闻，此类新闻靠主题的深刻性取胜，而主题的深刻与否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具有时代性、前瞻性及与群众的关联度。以这个标准来考察，这则消息的主题具有明显的时代气息，当然也包含一定的前瞻性和关联度，应该说主题是重大且新颖的。主题的深刻还来自论述的严密与有力，作品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气力，具体表现在事实的运用上，一是从现象到本质，二是点面结合。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由事到人，如该新闻记者还采访了文化苑老师。所有这些都力图说明：确实有“汉潮”。虽然这些事实、论述不是一点也没有说明主题，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这些论述还不能得出有“汉潮”的结论。因为所有这些点和面上的事实都是孤立的，既没有纵向的，也没有横向的对比。只有与过去学汉语的人数相比，只有与现在学其他语言如日语、英语等的人数相比，才能得出学习汉语是不是形成了热潮。节目中所有的事实只能说明韩国人学汉语的现状，却不能得出出现“汉潮”的结论。

存在同样问题的还有1995 年广东电视台的获奖作品《广东：农民成了现代农业投资的主体》。其中一段：“高投入高产出的现代农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投资办农业。去年，全省农民投资100多亿元，办起了现代农业项目3 000多个，广大农民由此走向农业致富的道路。”[16]即便是农民投入了100 多亿元，也只能说明现状，由于没有纵横的比较，没有与整个农业投入作比较，没有与现代农业投资的总数作比较，故不能得出“农民成了现代农业投资的主体” 这一结论。

“缺少纵向或横向对比信息，新闻事实的含义是不明确的，这个时候的事实信息只能表明事实是怎样的，不能说明事实意味着什么。”[17]

1995年度的一等奖《生猪私屠滥宰贻害无穷》有这么两段：

一边是个体户“千把刀杀猪”的热闹场面，另一边却是国有肉联厂“门庭冷落车马稀”，哈尔滨肉联厂原来每天可以屠杀生猪5 000头，如今每天只能杀三四十头猪，200多名工人被迫下岗。

据统计，截至1994年底，全国商业系统拥有机械自动化的畜禽屠宰加工企业近1 700个，而现在屠宰设备利用率仅为15%，国家投入巨资兴建的现代化屠宰场大部分被闲置，有的设备已经报废。[18]

国有现代化屠宰场设备闲置是事实，私屠滥宰猖獗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不能简单地就将其认定为唯一的原因。经营机制、效率、管理等都可能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简单归因，一因一果”从事实看难以成立，从思维看则是不科学的、有害的。

这些推导错误、结论不成立的获奖作品犯了一个通病：“在从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事实升华或抽象为概括事实时失真了，也就是说，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不相符合。”[19]

有硬伤为什么还能够层层上报，躲过众多专家的法眼，最终获得最高奖呢？这或许与硬伤的隐蔽性有关，或许因作品的角度新颖而麻痹了评委，或许还与评委的认识、标准有关，或许还与评奖方式有关。但不管怎么样，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电视新闻奖出现硬伤，对于该奖的权威性是个不小的打击。

有学者认为，新闻的真实性可分为浅与深两个层面，“浅层面重在要求新闻报道的具体事实必须真实准确。深层面重在要求新闻报道的整体概括与分析要符合客观实际”[20]。前者包括五个方面的要求：①确有其事；②构成新闻的基本要素必须准确无误，其中原因的归纳在复杂事件中容易出错；③新闻引用的各种资料必须准确无误；④所反映的环境、过程、细节、人物语言、动作必须真实；⑤新闻中涉及人物的思想认识和心理活动，必须是当事人所述的。后者包括三个方面的要求：①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要辩证统一；②微观真实与宏观真实要有机结合；③新闻报道要多层次真实。[21]由此观之，中国电视新闻奖获奖作品的失实，从浅层面来讲主要表现在原因归纳，过程、细节、人物语言以及新闻中涉及的人物思想和心理活动等的失真上，而在深层面上则三个方面都出现过问题。

无论是合理想象还是基本事实有出入，无论是老问题还是新现象，无论是浅层面的还是深层面的失实，这些报道的致命之处都在于不能与报道的客体相符合，在真实性方面出现了差错，这直接损害了报道的可信度，戕害了中国电视新闻奖的科学性与公信力。这样的错误无论大小，一旦出现在这些获奖作品中，都是不可原谅的。

2.获奖作品的“公正性”分析

前已明确“公正性” 是指平衡、中立的报道立场，强调报道主体应尽力避免主观涉入事实，尤其是对有争议的事件。鉴于这里的重点是对文本的研究，因此客观报道及其手法就成为关注的焦点。“公正性”与客观性相对应。与之相反的情形则是主观、片面，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在获奖作品中都有出现。1980 年美国学者博耶在他的论文《编辑怎样看客观性》 中总结出客观报道的六项要素：平衡与公正地呈现一个议题中各方面的看法；正确与真实的报道；呈现所有主要的相关要点；将事实与意见分开但是将意见视为相关（relevant）；将记者本身态度、意见或涉入的影响减至最低；避免偏颇、怨恨以及迂回的言论。自1981 年提出至今，这六项要素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下面我们就以此为标准来具体分析获奖作品存在的问题。

第一，以偏概全，以点带面。比如，在1995年的获奖作品《广东：农民成了现代农业投资的主体》一文中有这样一句：“200多亩果林和现代化的鸡场、猪场构成了最佳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最佳的经济效益。”在报道农业养殖企业时使用了“最佳”、“最好”等文字，显得夸张而不够理性客观，而且记者只采访了这一家的情况就说是最好、最佳的，这种以偏概全的做法无疑会降低新闻的真实性。1997年的获奖作品《香港各界群众热情欢迎解放军进驻香港》，记者在现场报道时说道：“各位观众，你们现在看到的是香港各界群众冒雨欢迎解放军进驻香港的热烈场面。”但看完全片却只有新界的欢迎场面，九龙和香港岛的情况则不见踪影，以新界一“点”来代香港一“面”，显然不妥。这种选择性的背后是记者客观意识不足，没有真正的客观，也没有真正的平衡，只有真正的选择。新闻都是人采写出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好恶，因此记者在采写新闻的过程中一定会多少将自己的思想好恶留在新闻稿中。报社或电视台等新闻机构有自身的利益，而中国新闻媒体负有党的喉舌的责任，就更加会在处理记者稿件时根据其利益和职责进行改动。但平衡和客观仍然是记者和媒体应当遵守的原则与规律，一来这是记者尽可能提供优秀新闻的职责要求，二来这是让受众接受新闻信息，实现新闻价值的要求。

第二，感情用事，言辞激烈，用语绝对。2000 年获一等奖的作品《美国反华提案在联合国人权会议再遭挫败》 是一则内容和形式都不客观，从而没有全面、真实地反映事情原貌的新闻。首先从形式上看，有许多感情色彩浓重的形容词、副词，如“完全是”、“信口雌黄”、“绝路一条” 等。还有不少结论性的话，如“在人权问题上搞特殊化和双重标准的正是美国自己。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企图支配他国人民命运的做法只能是绝路一条”。其次从内容上看，只引用了一方的观点。短短的消息引用乔大使的话就有三处之多，其他人的观点则根本不提。这样看似旗帜鲜明、义正词严，但与动态消息传播的功能不完全相符，给人以压迫感，传播效果并不一定最好。“传播者采用 ‘一面提示’ 的方法，仅向受众提供传播者赞同的一个方面的材料和观点，这种方法往往强加于人，使受众产生心理抵抗，对媒介的可信度产生怀疑，从而削弱和抵消传播者所预期的效果。”[22]客观是对新闻报道最基本的业务要求，客观还体现着公正：摒除个人和小集团利益的影响，全面冷静地报道事实，特别是涉及矛盾双方或多方的事情时，不能偏袒、庇护一方，排斥、压制另一方。其实表达立场和倾向的方法很多：中国在人权问题方面的改进；加入、放大一些背景，如前几次表决的情况，尤其是票数的变化，美国人权状况中的问题，引用代表的发言等，总之应该用事实说话。只有这样，才能既保持媒体应有的客观性，又能有力地表明观点，观众也容易接受。

第三，跟风、绝对化。一般来讲在某种社会思潮兴起的时候，新闻界炮制的假新闻就明显增多，中外概莫能外。这里仅举两例。1996 年的一等奖作品《张家港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生产力发展》 中有这么一段话：“‘九五’ 开局第一年，张家港国民生产总值在去年增长47%的基础上，1至9月份又达到154 亿元，进出口总额近8 亿美元，累计建成三资企业1 300家，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37万亩良田喜获丰收，工业又涌现出像沙钢、牡丹汽车等一批后劲很足的企业集团，这辉煌的成就显示了精神文明的巨大推动力。” 张家港取得的成就不假，但是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是什么？不能简单地归因，更不能仅仅归结为“狠抓精神文明建设”。1994 年，国家推出了“八七” 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对缩小东西差距，消除贫困，又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条新闻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其命运：时效性不强但极富时宜性，媒体的自觉和官方的强烈期待完全吻合，因而大获青睐。“要积极主动地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把握舆论导向最重要的是要积极主动地配合党和政府在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而且把正面报道做得好看。”[23]这就是“把某一时期的政治运动作为居高临下控制五花八门人物及丰富多彩生活的恒定法宝，人人事事殊途同归”[24]。

1999年的获奖作品《个人消费信贷红红火火》，也是在当时政府强力拉动内需，提倡消费的大背景下播出的。通篇都是消费信贷的好处。样样都好，让人不敢相信，难道没一点缺点吗？既如此为什么推出10年了，信贷规模还是那么小，还只是在个别地区推广？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保障很不完善，群众在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压力都极大的情况下，有多少人能够或者敢于“拿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呢？该篇报道一点没有提及消费信贷所要注意的事项、需要承担的风险和可能出现的后果。态度绝对，倾向明显，缺乏平衡性和全面性，一旦过度消费的局面形成，媒体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任何事情都有正反、利弊、好坏的因素，而且事情又是发展变化的，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客观地报道，而只图一时的效果，一旦事实有变化，媒体将十分被动，甚至丧失公信力。综观曾经刮过的“风”、掀起的“热”，比如“高消费风”、“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媒体在其中的推波助澜，不仅造成新闻整体上的不真实，影响媒体的形象和公信力，同时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对经济和社会生活也有冲击和影响。最后，这条新闻的结尾用了这样一句话“消费信贷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其中“彻底”一词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过分绝对，与常识不符；二是记者自己站出来说话，没有坚守“第三者”的立场和身份。

第四，一厢情愿，泛政治化。看完2002 年的获奖作品《两岸同胞首次海上相会欢度中秋之夜》，有一种感觉：双方对比鲜明，大陆方面过于注重其政治色彩，有着浓重的政府色彩及组织痕迹，比如，穿着一致的人们齐声喊“金门厦门门对门，中秋团圆圆又圆”。而台湾则看重相聚的温馨，台湾民众是自发组织的，他们更期望的是加深对彼此的了解：“我相信只有不断地交流，文化艺术活动的交流，才能促进大家更多更多的了解。”[25]这样的对比和反差，让人生出许多说不出的感觉。

还有一个疑问：该片主题鲜明，即祖国的统一，隔海相望的同胞早日团圆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期盼。这样的论断能成立吗？就这次海上相会而言，即使来的台湾同胞都主张统一，也不能得出全体台湾民众的主张亦是如此，因为他们不是民众选出来的代表。多次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分为三大部分，主张“台独”和主张统一的都是少部分，前者年轻人多点，后者老人多点，大部分的人主张维持现状。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说统一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期盼”，似难成立。当然，和平、加强交流与往来是台湾大多数民众的期盼。两岸关系复杂，最危险的是出现误判，为避免这种情形出现，包括新闻界在内的各方面都需要如实反映情况，同时也应该让新闻界有这种如实反映的氛围，这样新闻界才能担负起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

最后一个建议：我们的电视工作者意识形态太浓了。大陆观众对此也许还可以接受，但台湾观众能接受吗，这样如此鲜明的主题效果会好吗？它符合新闻的规律吗，尤其是在“外宣” 领域？我们的电视工作者以及所有的新闻工作者，在涉及台湾的报道时都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只有在相互都能接受的语境中，才能更好地沟通，更好地理解，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实际上两岸文化相通，风俗一致，血脉相连，这些纽带都是根深蒂固的，任何人都割裂不了，历史已经强有力地证明了这点：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没有做到，国民党几十年的党化教育也没有做到。而在文化交流方面，电视界则正好把本已根深蒂固的纽带作了进一步强化。

上面举出的“不公正”现象，比如片面、绝对化、主观色彩浓厚等，其实这些并不难发现，也容易克服，但是屡屡出现，这让人想起了客观性是个“迷思”的说法，而“知易行难”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个令新闻工作者困惑的问题。

3.电视特点的失实

电视是视听艺术，电视画面包括声音，电视画面由视觉元素和听觉元素共同构成。电视新闻的编辑、记者，就像交响乐队的指挥，要从内容出发，熟悉、把握好视听诸元素的职能，对它们进行妥善、合理的调度和安排。而问题可能出现在视、听单一方面，也可能在视、听两方面同时出现。

先谈声音。声音语言是指诉诸听觉形象，能被观众的耳朵所感知和接收的符号系统，简单地说是不看屏幕就能接收的信息。[26]它包括旁白解说、人物同期声和现场同期声及音乐音响。长期以来电视界为对声音语言进行正确的认识和运用，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配音为单一的“新华语态”——庄重高亢、居高临下、字正腔圆，即使有真实性、真实感，也打了折扣；二是对人物同期声、现场同期声、现场报道等电视特有的语言并不重视，在使用中也出现干预过多的情况，影响真实性。这些问题也反映在获奖作品中。

第一，配音。配音的作用在于补充画面不足，增加信息量；揭示画面内涵，深化主题；协调视听元素，顺利转场。在新闻作品中，配音失实主要表现在“新华语态” 上，这种语态的出现与“新华体” 紧密相关。“新华体” 是我国新闻媒体在特殊年代中打磨出来的一种通用的新闻写作体式。很长时间以来，它象征权威，象征可信度，安全、简单、好用。可以说，“新华语态” 是中国电视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形态与特点之前，宣传报道借助“新华体” 文稿进行播报的语态，这是一种上传下达，传播者高高在上的支配性语态[27]。“很长时间以来，‘拽大词’、‘高八度’、‘排比句’ 串缀起来的新闻稿，成为事件 ‘重大’ 的一个典型标志”，“几十年来，电视业追求权威、大气，而人们同样习惯地认为 ‘权威’ 和 ‘大气’ 来源于播音员 ‘庄严’ 的语气和新闻稿宏大、抽象的用词”，就像新华体“字正腔圆”、“居高临下”。[28]

在获奖作品中这种语态仍有残余，例如，2002年的一等奖作品《有困难找政府》中有：“滚滚洪水留疮痍，深深关爱暖人心。两天来，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带着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深切关怀进帐篷、入农户……”还有1999年的一等奖作品《“一定要让灾民吃上饭”》：“总理来看我们啦！7月24号上午十时许，在堤垸溃决的第二天，共和国总理就来到了民主垸灾民中间。”这两段配音都表现出对领导人的仰视，矫情做作而不自然。一位优秀的播音员“能赋予纸上那些单调乏味的符号以生命，授之以明暗、讽刺、欢乐和厌恶，所有这些只需借助其音调抑扬顿挫的微小变化”[29]。但是新闻播音必须遵循客观、公正、冷静的原则。

第二，人物同期声。这是指在拍摄新闻时同步录下的人物讲话。其作用是多方面的：增加新闻的真实性、权威性；展示人物个性；增强现场感；结构过去时空等。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多，最为明显的是采访对象的选择片面，导致新闻不客观。1998年的一等奖作品《一次成功的迫降》用了两个乘客的同期声：“机组表现非常出色，应该给他们庆功，非常感谢！”、“我们觉得应该给机组人员庆功，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保证了所有人的安全。”人们看后不禁发出疑问：由于航空公司方面的原因，乘客们差点把命给搭上了，精神遭受了伤痛，行程受到了影响，难道没有一点怨言，几百人都这样异口同声？这样的境界显得过于崇高而叫人不敢全信。

对人物话语的过分干预也存在问题。1999 年度的一等奖作品《遭遇县里说情人》，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片子，但是对当地镇长的采访只用了一句“这是有责任的”，后面只见嘴动而听不到声音。这种明显掐断对方讲话、不让对方解释的行为明显不妥当，有话语霸权之嫌，这对采访对象是不公平、不公道的，记者客观公正的形象也受到影响。人物同期声使用的最根本的原则是忠实于原意，在此前提下才可以对语句稍作调整，绝不能功利地断章取义，为我所用。

第三，现场同期声，又叫“环境效果声”，是伴随画面一起记录下来的发自新闻现场的各种声音。它可以有效地保持空间的真实感，丰富画面的信息含量。没有现场同期声是我们的电视新闻的通病，看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领导人接见外宾的片子就知道了。近年来在获奖作品中，这方面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2003年的二等奖作品《在千钧一发的时刻……》，作品完整地拍摄下被洪水围困在沙洲上的少年得救的过程，尤其是沙洲由大变小，在救起少年的瞬间被洪水吞没，这一系列镜头扣人心弦，但遗憾的是，整个片子没有一点现场声音，导致信息量、冲击力大打折扣。可以这样说，没有现场声音就不能反映、表现事物的全貌。

第四，音乐音响。一般使用在软性新闻、简讯或扫描式的段落及片头、片花、片尾、宣传片、新闻提要上，起到标识、节奏、渲染和烘托的作用。在消息中添加音乐，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一例——《有困难找政府》（2002年）。该片结尾，温家宝深情地亲吻失去父母的孤儿，与特技画面（慢速）相对应的是一段抒情的音乐。评委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在短消息中，似乎不宜使用音乐来衬托气氛，它与全片的整体格调不太吻合，理应删去。”[30]在短消息中不用音乐是对的，但是原因不是它与全片格调不和，即使相吻合也不能用。因为音乐不是新闻现场固有的，是记者、编辑的主观感受，所以加不加音乐是遵不遵守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的重大问题。

其次，谈谈画面。画面语言是指诉诸视觉形象，能被观众的眼睛所感知和接收的符号系统。所有能在电视屏幕上呈现的信息，都可称为“画面语言”，包括画面、字幕、图片图表、flash 等。在电视画面上犯主观或失实的错误，具体表现在对现场的干预、张冠李戴等。下列举两个例子。

1997年的《李洪儒互联网上开花店》，虽讲的是事实，但给人不真实的感觉。主人公动作僵硬，说话像背稿，摆拍痕迹太明显，把真实的事情拍得像演戏一样，真是难为了当事人和记者。在《西藏辉煌四十年》（2005—2006年度，西藏电视台）中，记者对几个藏民的采访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除了事实真实，还需要表现真实，两者结合才能取得好的传播效果。这个问题的核心还是要摆脱“宣传”的思维和意识，电视记者要下功夫采集生活的原生态，用事实本身来说明问题。

1999年的一等奖作品《提着灯笼奔小康》中藁头村村民李萍说：“就是在地里混呗，锄了一遍再锄一遍，锄了一遍再锄一遍。家里没事就在地里混呗。”这句话很生动，并且打出了说话人的姓名、身份，这跟以往只简单地标出农民、市民等身份而没有姓名相比是个进步，起码是对人的一种尊重，但是讲话从头到尾竟没有一个声画合一的镜头，没有李萍本人的正面图像，令其真实性打了折扣。

谈了电视新闻的声音和画面，最后说说真实性与真实感。客观真实性是新闻的灵魂和生命，这自不用多说，真实感是指新闻在内容真实的基础上让人一看就信服，以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真实性必须确保，但仅有真实性还不够，还必须让观众看后产生真实的感觉，而不是将信将疑。然而，在我们的不少报道中，说的明明是真事，却偏偏让人怀疑，为什么？因为在节目中观众听到的是大段大段的旁白解说，而不是当事人讲述的第一手材料或来自现场的声音；看到的是记者、主持人或其他人在转述，而不是新闻事件现场的实况。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最佳的办法就是让画面说话（有环境效果声）、让他人说话。这里还要注意的是，“让他人说话” 中“他人” 的选择至关重要，选得不好也会让观众产生疑问，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可能有不同意见和看法的问题上，“他人” 们说的话如果高度一致，如出一辙，就会令人生疑。曾获得美国报纸主编协会杰出写作奖的N.R.克莱因费尔德说过：“要尊重事实，而不是从事实中提取蒸馏水一样纯净的东西”，并告诫记者在选择事实材料时要尽量忠实地描绘亲眼所见的事物和场景。[31]有无带有声音的现场画面，不仅关乎可看性的问题，更关乎新闻真实性的问题。真实就来源于表现出事件的全貌，而这正是声画结合、拥有多种表现符号的电视的优势，它比其他媒体更能完整地记录下历史事件的流程，因而也承担了真实记录历史的重大责任。

上面依据瑞典学者魏斯特斯托的结构图，从事实性与公正性两方面对获奖作品进行了剖析，再结合电视媒体的特点，分析了其独有的问题与表现。虽然侧重于报道技巧，有的还显得琐碎，但对这两方面的分析却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首先，通过细致的分析，人们可以发现，所有这些问题主要是“业务性”问题，即报道者并无制造失实报道的动机，只是由于思想方法片面、采访作风不扎实、知识储备不足、粗枝大叶等造成的。因此，业务水平的提升是关系到新闻产品质量，关系到新闻工作者前途，关系到新闻媒体声誉的大事，需要建立常备机制，作为战略措施来认真推行。其次，人们需要从更深的层面来认识事实性和公正性，“事实性可表明客观性植根于人的理性精神或求真意识，公正性则说明客观性植根于人的精神交往需要和人的社会性道德意识。就前一点列论，客观性不仅仅在于获得事实，更在于通过事实的描述达到‘去蔽’，从而使人超越对事物的肤浅认识。借用李普曼的话来说，就是要让新闻报道像一只不断移动的手电筒，‘使我们能够看到一片黑暗中的部分情景’。就后一点而言，客观性不是指某种不偏不倚的状态或写作方式，而是指对主体间平等交往需要的满足，对记者自身的个性、习惯、欲望等的超越。这样，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就成了贯穿新闻报道活动中心内在超越的依据，就如同迈克尔·舒登声所论，客观性可‘视为信仰体系中确定无疑的那种知解’，它‘指明人们在道德上作出决定时应当采取何种思考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新闻的客观性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问题，而是可以通过记者当下的超越而达到的”[32]。

二、消除失实、主观新闻的建议与对策

失实、主观新闻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来讲主要在于：第一，对新闻的认识存在误差，不能区分其与宣传的差别；第二，媒体缺乏独立性。要避免新闻失实，也需要从多方面下手，系统地整治。

1.明确真实性、客观性的具体要求

首要的是明确新闻真实性、客观性在新闻报道中的重要地位，树立对事实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受众负责的意识，并且清晰地了解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的具体要求：

从真实性方面来讲：第一，构成新闻的基本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必须准确无误，确定确有其人，也确有其事，时间地点也须毫无差错。这是对新闻报道最起码的要求，也是新闻真实最基本的条件。第二，新闻中引用的材料，包括引语、数据、事例等必须准确可靠，即使是每个细节也须完全与客观实际相符，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更不应该弄虚作假，生编硬造。第三，新闻中使用的背景材料必须完全真实，而且要做到全面、客观、实事求是。不能用实用主义的态度选取背景材料，任意取其所需，弃其不欲，更不能有意掩盖真相，不讲实情。第四，对新闻事实的解释和概括要合乎客观事实自身的逻辑，要力求从事实的整体和联系上深刻反映事物的内在规律，要防止简单、片面的认识事物的方法。[33]在清晰地了解具体内容的基础上，不断地以此为标准，反复对照、核实自己的报道，在这个过程中将外在的标准逐步内化为自己的认识，并成为自觉的行动。

要避免新闻失实还需要养成深入实际、扎实采访的工作作风及冷静、公正、客观的工作态度，还需要有效的纠错机制：一旦出错立即更正，并向受众真诚致歉。

从客观性方面来讲，其要求是：全面、准确、中立且平衡地报道有争议的问题，让公众了解各方面的意见，以便作出独立的判断。这就是说，新闻媒介是观点的报道者，而不是鼓吹者。新闻客观性意味着，新闻工作者必须避免偏见，避免歪曲，尽可能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如实进行报道。客观报道的基本特征有三点：注重事实、事实与观点分开、避免记者的主观倾向。而具体的操作规则是：第一，准确。报道者必须尽最大努力保证所叙述的一切事实都是准确无误的，尤其是细节的准确，这是保证整个报道准确的基础。同时要交代信息来源，这对准确来讲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如果消息来源提供的事实并不真实，其责任应由提供者承担，除非记者有知其不真实而故意造假的不良意图。二是如不指明消息来源，受众会以为由于记者知道这些说法是真实的，因而支持这种说法。”[34]第二，清楚。记者要有用简单的方式进行清晰表达的能力，要有将行业术语翻译为通俗易懂的语言的能力，并且要养成精确使用的职业素养。第三，简洁。记者应用最简洁的语言和叙述方法来报道新闻，抓住要点，避免重复是其核心。第四，平衡。“平衡要求记者在撰写报道时给不同意见的各方平等的权利。”“平衡意味着公正，记者在报道中应尽量照顾到来自各方的观点，避免任意站在争论的一方，这样才能保持新闻媒介的客观立场。”[35]

结合前面所分析的作品，它们在真实性、客观性方面的问题，都是违反了上述的基本原则和操作规范而导致的，因此树立起对事实的尊重，掌握新闻报道真实性、客观性的具体要求，将相关的规范贯穿到新闻采写的整个过程，才能不犯或者少犯错误。

2.培养良好的思维

第一是变单向思维为多向思维。单向思维，又称“线形思维”。多向思维，又称“辐射性思维”，它是从事物的某一中心或定点出发，向四面八方展开联想，提出多种设想和方案，思维方式呈现多元化的开放式状态。比如，在确定选题或报道方式时，单向思维往往习惯于自上而下地灌输，习惯于从工作及领导者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问题。而多向思维则用多重视角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既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既由外向里，又由里向外；既横向比较，又纵向延伸。

第二是变顺向思维为逆向思维。顺向思维是一种习惯性思维。逆向思维则恰恰相反，是“倒个过儿”看问题，常能收到“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的效果。

第三是变平面思维为立体思维。平面思维是局限于事实发生的时间和空间，“就事论事”般的横断面式思维；立体思维则是把事实放在三维空间里进行观察和思考，既着眼于其与其他事物的横向联系，又着眼于其承前继后的深度观照。这是一种立体地、辩证地认识事物和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

科学的思维方法是关键，这要求新闻工作者使用唯物论的反映论。唯物论的本质就是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先有事实后有报道，新闻报道以事实为基础。唯物论的反映论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观察、分析、反映和报道事物。辩证地描述事实就是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事物，看到事物的正反、好坏、对错两个方面，复杂的事物还要多方面地看待。要防止绝对化，防止简单的二元对立，如非白即黑，非对即错，非正即反。历史地描述事实就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现实中的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动态地观察、分析、考察演变过程，分析变化原因，确定其准确的现实定位，要防止孤立、静止地看待事物，描述事实。“中国传媒基于有限的事实，凭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联系作出洞察、识别、理解和整体判断。与之相应，中国传媒往往用普遍的、被视为真理（政治正确）的东西统摄事实，由理性推及感性。但这种由观念‘推及’的新闻作品缺乏的是持久性、普适性，随着观念的变革、社会的变迁、历史的发展，一些一度被认为真理的作品或被改革的潮流所否定，或被人们淡忘，从而失去了新闻作品应有的历史价值。”[36]

3.认识新闻及新闻媒体的性质功能

从传统意义上讲，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体要上传下达和下情上传，即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及时传达给群众，又要将群众的呼声与愿望传达到政府，成为党、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纽带。从现代意义上讲，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体应该全面、及时地向受众提供他们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新闻和信息，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以便他们更有效地参政、议政。但是现在不少电视新闻不是从受众出发，而是从政策出发，从官方出发，体现的思维也是绝对化的，说好就全好，说不好就全差。比如1999年的二等奖作品《机场抢险》 就是完全从工作角度出发，而放弃了媒体监督社会的职责，没有追问：为什么没有在台风之前将飞机安置好？习惯性地“把坏事变成好事”，灾难中的英雄需要歌颂，但更重要的是提防天灾中的“人祸”，揭露其中的问题。媒体不应该仅仅是歌颂者。

从获奖作品整体来看，歌颂、正面的多，而揭露、监督的少或无，甚至有的反话正说的都能获奖，最明显的就是灾难性报道。此类报道长期的思路是：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只有救灾者，没有灾民；大灾大英雄，小灾小英雄。这样的获奖作品比比皆是，从1998年的《女教师遭洪水遇险 子弟兵奋力相救》、1999年的《机场抢险》到2002年的《有困难找政府》，特别是2003年的《子夜大转移——小汤山医院收治首批非典患者》，在“非典”中，媒体前期集体失语，而后期又集体失态，表现令人很不满意。虽然这些作品本身没有作假，但是如果我们的政府奖总是奖励这样的作品，总是以正面宣传为主，而不顾事实，这种评奖怎么能够激发真正的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自身的权威性、公信力又如何保证？如果我们的新闻媒体不能及时、准确地把真实的情况报道给受众，而是隐瞒实情，报喜不报忧，我们媒体的公信力如何维护？媒体对社会的预警功能就在这样的报道和评奖中给湮灭掉了。

4.注意评委的遴选与要求，优化评奖机制

如果说前面几条是从新闻业整体上来讲的话，那么评委的遴选、评奖机制的优化，则对消除中国电视新闻奖作品中的失实、不客观新闻有着直接的影响。从评委来源看，经过几年的摸索和规范，现在各级电视新闻奖的评委来自三个方面：电视台领导、电视台的业务骨干（实际上大多也是各台业务方面的领导）和院校的专家，比例大致是1∶2∶2。由此可见，评委都是从事新闻采编、研究和管理的精英。从中国电视新闻奖产生的过程来看，作品都经历了至少四级评审，并且都是最优秀的作品。以县级电视台为例，如果要获奖必须经历的过程是：县级—地市级—省级—中央级。疑问出现了：经行家层层把关后，最优秀的电视新闻作品为什么还在最基本的真实性方面屡屡出现问题？当然，新闻真实性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前面已有论述，从评委和评奖机制来看，至少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评委的选拔要科学。首先，评委要站在全国的高度，从整个电视新闻事业的大局来评选，而不是从各自的部门、单位或者人情出发来评选，获奖作品也不是某个台、某个部门的，而是整个电视新闻界的成果。因此每个评委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要对作品负责、对评委会负责、对受众负责、对历史负责，这实际上也是对自己负责。评委的选拔最起码的要求就是有强烈的责任心。同时，选拔机制则需要切实地实行抽选，避免在程序公正的表面下进行实质的操控——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在现有的评奖机制中，自己给自己评奖，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情形还相当普遍，这在机制上就无法保证评奖的公平、公正和公信。目前最急迫、最关键的是隔断利益链接，让第三方来进行评选。

第二，评奖的机制要完善。规范公平和公正的机制是保障，现在从程序上看这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需要进一步努力，保证过程和结果的公平和公正。这就需要打破评奖中的一些潜规则，比如平衡原则，一个普遍的认识是“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发展的程度不一样，新闻事业发展也不平衡。这是现实的客观存在，评奖也要面对这个现实”，鉴于这样的特殊国情，要“注意适当平衡的问题”[37]。全国要平衡，各个单位、地区也要平衡。除了空间的平衡还要考虑时间，去年你获奖了，今年该他了。还有不同媒体，电视、广播、报纸也要平衡……如此平衡下去，结果可想而知。平衡牺牲的是电视新闻奖的质量，评价作品的标准不全是专业而是关系。这样的作品怎能代表整个电视新闻的发展水平，这样的评奖又怎能起到导向、示范和激励作用呢？在建立科学机制的过程中，推广机制，全民参与机制的建设尤为重要，要广为宣传获奖的作品，这既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媒介素养，又可以让全社会监督评奖结果，并且抵制现在评奖圈子内自娱自乐的不良现象。

在新的传媒形势下，在自媒体时代，这种局面亟待改变，否则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帖子：“电脑和电视的区别：一开电脑，就觉得社会黑暗，官员腐败，恶势力横行，民不聊生，仿佛马上就要革命了；一开电视，就觉得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载歌载舞，天下太平，长治久安，一百年都不会出事。电脑是生活照，电视是婚纱照。”这虽是戏说，却有合理之处，也引人思考。

前已述及，广电新闻奖作为政府奖，评奖主体、评奖目的与新闻从业者的诉求、职责有差异，因此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视角出发看政府奖，标准不尽相同，结果也定有差异，或许这正是强调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本原因，毕竟包括新闻在内的任何事情都必须按规律办事，也只有按规律才能办好事。

新闻的进步有赖于政治的民主、社会的进步。

附录一：

附录二：

2003年10月，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地面，航天员杨利伟出舱的画面经过现场直播传到全世界。夏林说，画面上杨利伟尽管脸色稍显苍白，但身体状况还是良好的。其实这时的杨利伟已经被处理过：他是满脸鲜血地打开舱门的，后来脸上的血迹被擦干了，重拍了出舱画面。

杨利伟本人近日出书，公开介绍了他脸部受伤的原因：“着陆时巨大的冲击力，因为麦克风有不规则的棱角，让我嘴角受伤，要是在颈上，后果不敢想象。”

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内蒙古主着陆场成功着陆。返回舱完好无损。杨利伟自主出舱。

2003年10月，前空军飞行员杨利伟以21小时23分钟，成功完成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从此，被誉为“火箭故乡”的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