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研究意义

作为中国电视新闻最高奖的中国电视新闻奖，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全国性和权威性。全国性是指其作品的评选范围为全国，参加评选的可以是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电视台；权威性是指每届的评选都按照严格的程序层层选拔，由县到地级市再到省市（直辖市）区（自治区），最后到中央。评选的结果不仅得到业内的普遍认可，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获奖作品代表着中国电视界的最高水平。

研究电视新闻奖作品，从单个看，可以学习并借鉴其在采写编摄等方面的优点，从整体上看，可以把握中国电视新闻的总体水平和发展趋势；从横向看，可以了解不同地区电视新闻的特色和水平；从纵向看，可以看到中国电视新闻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对比之下，还可以了解中国电视在功能、性质、价值取向等方面与外媒的异同。有学者认为“新闻作品评析是连接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之间的一座桥梁”[1]，这一见解颇为深刻，但不全面。新闻评析还是连接新闻发展历史的桥梁与纽带，并且可以极大地促进新闻批评学的体系化和学科化。具体到电视新闻获奖作品，同样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对这一特殊作品的研究，可以勾连电视新闻理论、电视新闻业务、电视新闻发展历史、电视新闻批评等，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可促使电视新闻作品评析体系化及学科化。一旦形成了科学的、系统化的评析框架与系统标准，不仅可以进一步丰富电视新闻理论，引导、影响电视新闻实践，还可以在电视新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电视新闻奖作品研究是一项集理论性、实践性和应用性于一体的工作。

二、研究对象

中国电视新闻奖是中国政府电视新闻最高奖，是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88年正式开始评奖，当年2月原国家广播电视部决定：“广播电视节目奖由广播电视学会统一组织。”[2]在此之前的“电视好新闻”评奖是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广播电视节目奖前后变化比较大，总体来讲包括八个类别：广播新闻奖、电视新闻奖、广播社教节目奖、电视社教节目奖、广播文艺奖、电视文艺星光奖、广播剧奖和电视剧飞天奖。本书只涉及电视新闻奖。不过电视新闻奖自身也包括很多子项，而且变化频繁，一般分消息类、评论类、系列（连续）报道类、专题类等。出现过的还有经济新闻类，后被取消；电视编排类，后改为“十佳栏目奖”，等等。在众多的新闻奖项中，本书选定“消息类”作为对象。

选取中国电视新闻奖的消息类获奖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电视消息在电视节目中举足轻重。它迅速、简要、客观地报道新近发生、发现的事实，以时效快、篇幅短、题材广、内容新在电视台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各类电视节目的龙头和骨干，是电视台公信力、影响力的主要体现。另外，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后改为“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将每年的作品结集出版，并有影像资料，文本齐全，因此对研究非常有利。

一般认为，电视新闻是以现代电子技术为传播手段，以多元素的图像、声音为传播符号，对新近或正在发生、发现的事实所作的报道。[3]电视新闻节目分为三大类：消息类新闻节目、专题类新闻节目和评论类新闻节目。如前所述，本书选取“消息类新闻节目” 作为研究对象，不过，为了使研究更集中，还要对中国电视新闻奖消息类作品作进一步的筛选：

第一，时间上，选取1994至2005、2006年这样一个时间段。理由是：这是跨世纪的13年，对其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同时，13年的时间长度比较合适，有利于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一个时期电视消息发展的状况。而起止选择1994年和2005、2006年，是因为这两个时间点评奖有了重大的变动：前者是划分了长消息和短消息，这是电视新闻奖发展过程中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变更；后者则取消了长、短消息之分，并且对中国电视新闻奖的评奖作了多方面的改动，包括：开始两年评选一次；消息的时间也突破了以前4分钟的最高限制，并将系列（连续）报道与消息类合在一起，获奖名额总共10个，继续大幅缩减。[4]以长、短消息的划分始，以长、短消息的不分止，本书恰好将这13年的轮回作为一个阶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第二，体裁上，研究限定在长、短消息范畴内。消息类型丰富，在中国电视新闻奖中就设有系列（连续）报道、节目编排等项目。前者是多条消息的组合，或横向分割，或纵向连续，具有深度报道的作用和影响；后者一般是对一档新闻节目的评析。这里为了论述的集中也不放在研究之列。

第三，从获奖等级来看，1994—1997年选取的是一等奖及以上作品，1998—2003年选取的是二等奖及以上作品，2004年及以后是所有获奖作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不同时间段里的评奖规则的不同，所以获奖的数量有较大的调整，总体上呈逐段下降的趋势。为了保持总体的可比性，故作出这样的限定。

最后本书所选定的文本总共158个。

本书所选取的文本是以声画形式在电视机构中播出的消息，它同消息的意义几乎相同。在本书中如无特别说明，电视新闻与电视消息则视为同一概念。

三、研究现状

本书涉及新闻专业主义、媒介批评、叙事学和新闻评析等研究面向。下面分别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方面的研究状况。

（1）新闻专业主义。20世纪90年代后，针对大陆新闻业暴露出的低俗、有偿、虚假新闻和舆论监督缺失等问题，中国新闻界重新提出了新闻专业主义。1991 年，中国记者协会制定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并于1994、1997 及2009 年进行了三次修订，强调“维护新闻的真实性”、“为人民服务” 是我国新闻工作的根本宗旨。[5]2005年以后，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呈迅猛发展之势，相关论文激增。这种研究“热情” 一直持续到2010 年。但是就内容看仍局限于理论的介绍与探讨，在应用方面存在瑕疵。一是侧重个案化的研究，例如《南方周末》 与《财经》 杂志的对比研究；二是本土化研究只关注某一方面，例如田新玲、张晓多合作撰写的《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看六十年来突发事件报道》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过程作了梳理，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对突发事件的报道经历了“以宣传为本位”、“以事实为本位” 和“以信息为本位” 三个阶段。[6]不能否认，这些研究的成效，比如灾难新闻的相关论述及类似的研究对本书的研究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但对于现实中存在的更多、更重大的问题，却没有具体的建设性意见或解决方案，实际解决问题的功效并不显著。“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若无观照问题的学理性眼光，就会被实践和问题牵着跑，沦为就事论事、应对问题的奴隶，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也到了需要挤去泡沫的时候了。”[7]

正是鉴于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的这种状况，本书力图更贴近中国的实际，用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剖析电视新闻奖获奖作品，尝试将学理性与应用结合起来。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愿望，由于学识粗浅，可能贻笑大方。不过，吴飞先生博采各家之长，并结合中国的新闻实践，提出“客观性原则、自由与责任的观念、服务公众的意识以及自律与他律的原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几个关键性内容”。[8]这对本书的篇章结构很有启发，比如第一章就是探讨真实、客观问题，第五章则涉及服务公众及新闻道德。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以中国电视新闻奖获奖作品为研究对象的。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核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因此，在本书中，笔者除了运用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观点之外，还借鉴了新闻学、传播学的专业认识，所以在本书中，“新闻专业主义” 和“新闻专业” 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更多的是两者的结合，有时甚至更注重运用新闻的专业理念、专业技能作为评析作品的尺度和标准。

（2）媒介批评。媒介批评是近来研究的热点，笔者所在的暨南大学新闻学院就主办了多届研讨会，在全国尤其是青年学者中有相当的影响，还出版了若干册《中外媒介批评》论文集。有关电视批评较新出版的专著有时统宇的《电视批评理论研究》、汪振城的《当代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等，这些专著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注重西方相关理论的介绍。这对于拓展国内相关研究的视野颇有帮助。时统宇的专著还有专章分析、批判国内不良电视现象，很有力度。这些专著对比较宏观的问题与现象的研究，可以作为作品评析的理论指导，但对更微观作品的评析则需要专门的研究。

从学术研究方面来讲，媒介批评在火热了一阵之后似乎有所沉寂。无论是微观层面的单个作品研究，还是宏观层面的媒介思潮、媒介现象研究，似乎都遇到了瓶颈，那么，中观的对获奖作品的整体研究可否成为一条突围之路呢？同时，新闻职业道德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从作品来看新闻工作者的道德水平、道德问题，比起泛泛而谈更具针对性，更有现实意义。

（3）叙事学。将叙事学引入新闻学、传播学中，曾一度非常时髦，也出了不少成绩。比如曾庆香的《新闻叙事学》、何纯的《新闻叙事学》等。相关的论文更是不可胜数，其中黎明洁的《新闻写作与新闻叙述：视角·主体·结构》，对本书的研究启发很大。在“叙事声音”和“会议新闻”这两节中，笔者就借鉴了黎明洁先生的观点。

（4）新闻评析。对单个作品的评析一直很多，著名的有刘保全先生，他每年都有多篇评析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的论文。而陈龙、陈霖的《新闻作品评析概论》 则力图“使新闻批评体系化，令作品评析学科化”[9]。书中提到的新闻作品评析有四大基本原则：新闻本位原则、伦理原则、舆论导向与舆论监督原则以及人文关怀原则；新闻作品评析的特点主要有：聚集新闻价值、追溯新闻采访过程、探讨新闻写作得失、指向社会和文化批评等，对新闻评析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指导，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实践了他们所说的架起“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的桥梁”。

就电视评析而言，每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协会）编著的《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新闻佳作赏析》，不仅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而且有不少高质量的评析，这是本书研究最主要的资料来源。李丹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评奖档案解密（1988—2005）》、张君昌的《中国广播电视创优报告》等，也是关于中国广播电视评奖的专门论著，书中有许多宝贵的资料和真知灼见。但是由于站位的不同，这两本书都侧重于从评奖的角度来论述，而没有将作品作为研究的重点。

整体来看，学术界对中国电视新闻奖作品的研究还非常不足，突出表现在，整个研究还处在零散、个别研究的状态，还没有将中国电视新闻奖及其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综合、系统地研究。在CNKI（中国知网）上输入“关键词”如“中国电视新闻奖”和“1988—2010年”，得到0个结果；输入“主题”如“中国电视新闻奖”和“1988—2010年”，得到15个结果，其中有效的有10个，细分为：分析个别获奖作品（4篇），评奖年度总结（4篇），获奖编排（1篇），有关评奖消息（1篇）。对中国电视新闻奖的研究欠缺还表现在，研究者人数不多，并且研究成果有限，大多是一些个别的作品研究和资料的整理。这种状况与中国电视新闻奖在业界的巨大影响极不相称。中国电视新闻奖已经走过了26个年头，对其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科学的总结，无论对这个奖本身的发展，还是对电视新闻研究，无论对学界、业界，还是对管理者，都是极其必要甚至紧迫的。

需要补充的是，相关的研究方面都有非常多的论文，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涉及，在本书的“参考文献” 部分将专门列出。当然这并不是说对论文及相关研究的成绩与不足的分析不重要。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

（1）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定性研究就是运用新闻学、传播学等的理论与原则，对作品进行评判，通过对照、分析、推导，得出结论。定量分析就是“愿意用相对精确的定量陈述，去取代……那种不够精确的陈述”[10]，这就改变了新闻研究泛泛而谈和跟着感觉走的传统。书中有各种统计图表，既给人直观的感受，又有扎实的理论依据。本书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互取所长。

（2）比较研究。比较研究包括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就是从事物发展变化的轨迹，探索其规律性。例如本书对灾难新闻的前后变化进行分析、比较，得出前后报道的差异，并进一步指出形成这种变化和差异的原因；横向比较则是将事物的某一方面、某一部分（横切面）进行对照，由此分析异同。比如在本书的“会议新闻”中就将“优秀报道”与“一般报道”进行对比，还有将事件性新闻与非事件性新闻进行对比等，得出双方的差异，找出问题的症结。通过对比可以更鲜明地摆出问题，找到差距，从而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3）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是指选定一个案例或若干个小案例，采用多种方法，对案例的各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提示人们对其关涉的总体情况进行把握。个案研究有针对性强、直观、容易理解等优点，但是它“实质上是通过对某个（或几个）案例的研究来达到对某一类现象的认识，而不是达到对一个总体的认识”[11]。为了避免这种方法的缺点，本书将个案研究与综合研究结合起来，由点到面，力图实现微观与宏观的结合。

（4）叙事学的方法。本书通过叙事模式分析，对会议新闻进行了研究；通过叙事声音的应用来分析新闻同期声和新闻消息源，确定新闻的客观性与倾向性。

（5）内容分析的方法。本书通过13年来电视新闻报道内容的变化，来描绘报道侧重的演变，并分析演变的原因。

五、本书框架

除了导论，本书包括五章：第一章是对所选电视新闻作品真实性、客观性的分析，在对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后，指出原因所在，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本章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比较系统、全面地指出了电视新闻奖获奖作品中存在的不真实、不客观的现象与问题。这对各方面都是一个警醒：精品并不完美，各方（采制者、评选者）尚需小心。

第二章对获奖作品的“题材”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分析。从内容上看，以时政、经济新闻为主向多元化发展；从事件性与非事件性新闻来看，两者在获奖方面平分秋色；从价值取向上看，正面报道高居榜首。这三个方面都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给出了精确的统计。本章如果说有什么新的发现的话，那就是用精确的事实证明了以前的一些泛泛之谈，例如，中国电视新闻奖获奖题材与政府中心工作存在着对应关系。

第三章在“类型”之下，对大陆有特殊意义的非事件性新闻、会议新闻、灾难新闻进行了专门的分析。创新之处：第一，发现在中国电视新闻奖中，对非事件新闻“时效性”的把握，经历了一个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重视到重视、从早期的大多没有新闻由头到后来杜绝了“无由头”的新闻这样一个演变过程，这昭示着中国电视新闻的进步和电视新闻奖的专业化；第二，采用叙事学和对比的方法，对获奖会议新闻与常规会议新闻作了对比，得出了结论：“结构的差异，场景的有无”决定了电视会议报道质量的高低。这对现实是有借鉴意义的，但是这仅仅是专业方面的认识，而会议新闻报道受到的制约主要不在这方面；第三，通过数据证明，“大灾大英雄，小灾小英雄”的灾难报道模式在中国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至少在新闻奖评选中仍是这样，只不过增加了一些人文的元素。之所以如此，理由也很简单：政府奖是有明显倾向的。

第四章的主要观点是，电视新闻记者的技能是多方面的，隐性采访、新闻背景、新闻结尾、新闻策划是其中有特点而又重要的部分，对其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有助于对采、写、编、摄、策划等电视核心业务有个整体的认识和全面的了解。获奖作品隐性采访的细致研究、新闻背景的电视化等，都是比较新的研究，目前这方面似乎还没有系统的研究。

第五章通过获奖作品分析了作者的道德与素质，在道德方面着重谈了三个方面：为人民服务、尊重同行和人文关怀。在素质方面谈了两点：形象敏感与心理素质。这里从电视新闻“署名”这个不起眼的视角，分析了其中所包含的职业道德问题。这一分析角度新颖，对问题的反映也比较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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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龙、陈霖著：《新闻作品评析概论》，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2]李丹主编：《中国广播电视评奖档案解密（1988—2005）》，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页。

[3]杨伟光主编：《电视新闻分类与界定》，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4]2004年，中国广播节目奖改名为“中国广播影视大奖”，获奖数量大幅减少，其中消息类作品的获奖名额由2003年的41个锐减到8个。

[5]刘思文：《近三十年国内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1979—2009）》，《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6]田新玲、张晓多：《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看六十年来突发事件报道》，《今传媒》，2010 年第2期。

[7]廖欣：《我国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新闻世界》，2011年第6期。

[8]吴飞著：《新闻专业主义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9]陈龙、陈霖著：《新闻作品评析概论》，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0]［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11]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的方法的逻辑基础》，《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