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惠能与韶州结缘
韶州曹溪在禅宗发展中的地位
惠能与韶州曹溪宿昔有缘，新州出生，黄梅得法，广州剃度，却在韶州曹溪弘法四十多年，并把真身永久地留在了曹溪宝林寺。韶州曹溪是惠能黄梅求法的准备出发地，又是他回到岭南的首选避难地，还是禅宗宝典《坛经》的演绎创作地。曹溪宝林寺更因为惠能的到来而得到繁荣发展，最终成为岭南禅宗祖庭。惠能在韶州培育了一大批禅宗大师，他们又背靠岭南，立足曹溪，挺进中原，最终推动南禅顿宗发展成花开五叶、五家七宗的繁盛局面，“凡言禅皆本曹溪”也就顺理成章了。禅宗文化在韶州曹溪的发展使韶文化大观园中增添了新的姿采。
佛教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宗教历史发展的结构与格局。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不仅有了道教的崛起，又从印度传来了佛教，从此开始了儒释道在中国此消彼长的局面。自海上来中国传教的菩提达摩禅师在广州上岸，进入内地，在建康(今南京)与梁武帝话不投缘，便“一苇渡江”，到了北魏，最后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成了禅宗的初祖。后来，他把从印度带来的传宗信物袈裟和衣钵传给了二祖慧可，慧可传给了三祖僧璨，僧璨传给了四祖道信，道信传给了五祖弘忍，弘忍又传给了六祖惠能。到了六祖，袈裟和衣钵就不再一脉单传，而是凭借传宗法宝《坛经》实施禅宗的多头并弘。这样，达摩禅经过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的相继弘扬，开始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内部虽然也有分化和对立，但最终还是统一到了岭南的曹溪禅派，正如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所说的“凡言禅皆本曹溪”。说到曹溪，自然会联想到南华寺; 说到南华寺，自然会联想到六祖惠能; 说到惠能，自然会联想到南禅宗。尤其是自唐宋以来的一千多年，禅宗在中国的传承绵延不断，影响深远。把禅宗纳入中国宗教历史层面，纳入岭南文化层面实施的研究，已经是硕果累累，不乏真知灼见。但从区域文化学或者历史地理学角度对惠能及其禅宗进行研究探讨，特别是把惠能禅与韶州曹溪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更能凸显韶州曹溪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对禅宗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在韶关市大力推进地方文化建设，努力建构粤北区域文化中心的前提下，探究韶州曹溪在惠能禅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认识禅宗文化在韶文化中的地位有重要意义，也是韶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韶州曹溪是惠能到黄梅求法的出发地
惠能要到黄梅求法，有一个准备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下定了决心，径直到了黄梅。惠能本来只是一个山村樵夫，即便再聪明智慧，也不可能靠在路边一听闻《金刚经》，就能够和禅宗五祖弘忍大师侃侃而谈，讨论佛性，而应该有一个准备过程。而这个准备过程的完成，就在韶州及曹溪。这在《曹溪大师别传》、《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中都有记载。如《景德传灯录》说:
师遽告其母，以为法寻师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刘志略，结为交友。尼无尽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常读《涅槃经》。师暂听之，即为解说其义。尼遂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曷能会义?”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尼惊异之，告乡里耆艾云:“能是有道之人，宜请供养。”于是居人竞来瞻礼。近有宝林古寺旧地，众议营葺，俾师居之。四众雾集，俄成宝坊。师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岂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乐昌县西山石室间，遇智远禅师。师遂请益，远曰:“观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闻西域菩提达摩，传心印于黄梅，汝当往彼参决。”师辞去，直造黄梅之东禅，即唐咸亨二年也。
《曹溪大师别传》也有类似记载，并说惠能在韶州曹溪修道三年:
其年大师游行至曹溪，与村人刘志略结义为兄弟，时春秋三十。略有姑出家，配山涧寺，名无尽藏，常诵《涅槃经》。大师昼与略役力，夜即听经至明，为无尽藏尼解释经义。尼将经与读，大师曰:“不识文字。”尼曰:“既不识字，如何解释其义?”大师曰:“佛性之理，非关文字能解，今不识文字何怪?”众人闻之，皆嗟叹曰:“见解如此，天机自悟，非人所及，堪可出家，住此宝林寺。”大师即住此寺，修道经三年，正当智药三藏一百七十年悬记之时也。时大师春秋卅有三。后闻乐昌县西石窟有远禅师，遂投彼学坐禅。大师素不曾学书，竟未披寻经论。时有惠纪禅师，诵《投陀经》。大师闻经叹曰:“经义如此，今我空坐何为?”至咸亨五年，大师春秋卅有四。惠纪禅师谓大师曰:“久承蕲州黄梅山忍禅师开禅门，可往彼修学。”大师其年正月三日，发韶州往东山寻忍大师。策杖涂跣，孤然自行，至洪州东路。时多暴虎，大师独行山林无惧。遂至东山，见忍大师。
当然，在不同版本的《坛经》中，也有惠能受到诵经者的指点，在新州直接到黄梅求法的说法，如明代释太仓禅师刻本《坛经》在《自序品第一》中就说，惠能于市卖柴，有一个客商让他把柴送到客店以后，惠能出门外见有人诵经，闻听经语后，心有所悟。得知所诵为从湖北黄梅五祖弘忍处传来的《金刚经》，惠能因此决心到黄梅求法，“宿昔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惠能，令充老母衣量。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惠能安置母毕，即便辞违，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1《坛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版本，这是传禅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了增删。惠能从一个砍柴樵夫，只是在路边一听《金刚经》，立即开悟，就去求法，显得太过突然。结识刘志略，听讲《涅槃经》，再到乐昌西石岩学《投陀经》、坐禅等，然后再到黄梅求法，比较贴近实际。
二、韶州曹溪是惠能求法回到岭南的第一栖隐避难地
惠能在黄梅得法，有一个传说。五祖让惠能三更受法，在人尽不知的情况下，传顿教及衣钵给他，让他做六代祖，并要求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还说了“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得此衣，命若悬丝”一番话，并送他到九江驿上船，让他向南大行佛法。走到大庾岭，已是岭南地界。这时，得知衣法南去的数百人不服，便来追讨衣钵。曾是四品将军的惠明最先赶上了惠能。惠能将衣钵扔下，惠明却拿不动。他才又说是为法来，不为衣来，请惠能为他说法。惠能因此才又说出“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的话，惠明于是大悟，并劝诱大家不要再追逐惠能，自己也折返原路，到江西弘扬禅法。惠能因此躲过一劫，顺利回到了韶州。大庾岭已接近韶州，长期以来大都归韶州管辖。
虽然五祖付法传衣时向惠能交代了“逢怀则止，遇会则藏”的话，但惠能在过了大庾岭以后，没有直接到四会和怀集，而是又回到了曹溪。《法宝记》说惠能恐怕有人认出他来，常隐山林，或在新州，或在韶州，十七年在俗，也不说法。可见，惠能从黄梅得法回到岭南以后，先是回到了自己的出发地韶州曹溪。因为仍然避免不了被人寻逐的危险，只好到深山老林中隐居。韶州曹溪附近有传说中的六祖避难石和招隐寺。在曲江马坝镇西南2. 5公里处的狮子岩上有招隐岩，相传惠能为避恶僧追杀，曾在此岩洞隐蔽。《曹溪通志》载:“在寺西十里有巨石卓起，高数十丈，其中有岩，即惠能师尝隐居于此。”后来为纪念惠能，遂在狮子岩后六祖隐居的山洞口，建起招隐寺，寺内供奉六祖像，至今香火不断。岩内右上方有一石，通体圆滑，状如石椅，背靠处刻“禅石”二字。
还有传说，也是不同版本的《坛经》所记:惠能从黄梅回到韶州曹侯村，人无知者。有儒士刘志略，礼遇甚厚。住了九个月有余，又为恶党寻逐，惠能乃逃到前山。恶人找不到惠能，便放火烧山。山中有一巨石，惠能“隐身挨入石中得免。石色红紫，深二三尺，宛如一龛。旧经云，今有师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纹”2，故名“避难石”。直到惠能在韶州曹溪一带待不下去的时候，才又去了四会和怀集。所以，仅仅把怀集、四会认作惠能的避难之地，也是不全面的。
三、韶州大梵寺是《坛经》的演绎创作地
惠能为了躲避恶人寻逐，在韶州曹溪藏不住，才到了四会和怀集一带的深山老林中。五年后(也有说是十六年的)惠能因参与广州法性寺的“风动”、“幡动”与“心动”的讨论而得到印宗法师认同，加上惠能已有了弘忍所传衣法(袈裟)，便在法性寺为惠能举行受戒仪式，让惠能剃度出家，对他的传扬禅法的资格予以认可，从此他可以正式开坛传禅说法。但惠能在广州时间不长，只是崭露头角，大规模的开缘说法，是他次年回到韶州之后。
惠能之所以回到韶州曹溪，按照佛家的说法，主要是他与韶州曹溪有缘，而且还因为这里具有惠能成就禅宗发展大业无可替代的优越地理位置。
惠能在广州法性寺剃度出家后，虽然广州龙兴寺的经藏院成了惠能的开法堂，但这时惠能却认为广州并不是他的久留之地。当印宗法师问惠能“久在何处住”时，聪明的惠能知道，实际上是向他提出了一个长远发展问题，他不得不认真思考下一步的去向和归宿。惠能似乎胸有成竹，当时就予以明确答复:韶州曲江县南五十里曹溪村故宝林寺。
曹溪是流经曲江县(现为韶关曲江区)的一条小河。曹溪源头有三:一出长坪，一出狗耳岭(大宝山)，一出木坪。三个源头之水流至沙溪汇合而成为曹溪。然后经中心坝、新村、南华、禅关，再经龙岗水口虎榜山下注入北江。曹溪，因溪水流经曹侯村而得名，相传曹侯村是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后代隐居之处。南华禅寺就坐落在广东省曲江县城马坝镇东南5. 6公里、韶关市东南22公里处的曹溪中游河畔。南华寺始建于南北朝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天监三年(504年)，寺庙建成，梁武帝赐名“宝林寺”，后又更名为“中兴寺”、“法泉寺”。至宋开宝元年(968年)，宋太祖敕赐名“南华禅寺”，沿用至今。因禅宗六祖在此弘法，也称六祖道场。南华寺背倚宝林山，面对曹溪河。东邻沙溪，南接石堡，西至禅关，千山围绕，一水潆洄。人称岭南无双福地、第一禅林。这是曹溪现在的地理概念，当然唐代的曹溪在后来无太大变化。
曹溪宝林寺处在离韶州城数十里风景幽静的宝林山中，具有丛林禅宗教派发展的方便道场，不像广州的光孝寺处在都市通衢。佛教在唐朝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宗门派别，禅宗只是其中一支。五祖传法给惠能，不仅因为他有过人的智慧，最重要的是想让他作为一方大师人物，扩大禅宗在岭南的传播与发展。否则，弘忍何不在黄梅公开宣布，由惠能接任六祖，并让他在黄梅长期弘法? 惠能将自己的弘法据点选在韶州曹溪，既可以在岭南弘法，也便于吸纳内地信众。中原流民要到岭南，大庾岭和韶州是主要通道。新州虽然是惠能的家乡，但相比较而言，有些偏远，只能吸引土著山民信众，不利于吸引中原移民，或者说中原南徙的客家人。广州的法性寺，虽有一些便利条件，但它并不便于惠能对禅的发展。唐朝有时虽然对禅宗的发展采取了灵活、宽松的政策，但是不同皇帝、不同时期，其政策也是不同的，羁系利用、限制毁灭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具有丛林文化特色的禅宗，适合于在山谷丛林中发展，不适合在都市通衢和政治中心发展。禅宗的农禅并举，也只有在水源丰富的丛山密林中才能实行。数百成千的禅僧，常年住在都市，可能连素食吃饭都成问题。而韶州的曲江，是马坝文化和石峡文化的发源地，具有岭南农耕文明的历史积淀。
惠能黄梅求法前后，都在韶州留有诸多行迹，同时也建立了诸多人脉关系。诸如儒士刘志略与惠能关系密切，他姑姑无尽藏尼，曾和惠能一起诵谈过经义。曹侯村的魏武侯玄孙曹叔良，乐昌的智远禅师、惠纪禅师等，都与惠能有过交往，或者是惠能的师傅，都成了他的人脉关系。也可以说，惠能在曹溪弘法之前，就已经和韶州曹溪结下了不解之缘。更巧的是，当时的韶州刺史韦璩，不仅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也是惠能的一个崇拜者。
韶州具有相对便捷的交通条件。韶州地处粤北，是南北交通要塞和枢纽。大庾岭在当时虽然还没有经过张九龄进一步疏通，但在当时也早已经是进出岭南的重要通道之一了。韶州也是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交汇之地。后来有人把韶州比喻为多元文化的立交桥，是有道理的。
韶州具有禅宗思想向南北发展的有利地位。禅宗的崛起，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时代已初见端倪，信众主要是中原流民。在唐代中原发生灾荒和战乱时期，大批农民便背井离乡，向南方流徙。他们跑到相对稳定的寺庙中，坐禅务农，素食活命，比饿着肚子被抓去服徭役强。由此看来，禅宗观照的重要对象是众多下层劳动人民。湖北黄梅的弘忍五祖就收留了不少中原流民。韶州处于南北交通要冲，是中原人南下的一个必经之地。所以，惠能要在岭南发展禅宗事业，必然选择既不太偏僻，又远离尘嚣，不太靠近政治统治中心的丛林幽静之地。禅宗具有不事权贵，关注平民和劳动者的浓重色彩，在韶州确立禅宗的弘法基地，进可以越过南岭，到达长江流域和中原地带; 退可以据守岭南，拟或远化海外。韶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对禅宗思想的弘扬与传播，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更为凑巧的是，韶州刺史韦璩热心向佛。当惠能一到曹溪，就受到韶州官府的礼遇。地方最高官员一行亲自进山礼请惠能到城内大梵寺(后改称光孝寺)开缘说法。惠能接受了韦璩的盛情相邀，在大梵寺开缘说法授戒。其讲演内容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第一部佛教经典、禅宗的传家法宝《坛经》的主体部分。在大梵寺，韦璩率领三十多名官员，再加上当时学术界的领袖、学者等三十多人，以及僧侣、尼姑、名士、俗家弟子代表共一千余人，真算是一个很庞大的听众队伍。惠能开缘说法，不是一般的传法，而是在说法律禅的基础上进行专题答疑讲解。韦璩还安排惠能弟子法海对讲解内容进行了现场记录。法海集记的《坛经》，是类似《论语》体裁的语录体著作。它的大部分内容是在大梵寺完成的。惠能在韶州演绎创作的《坛经》，开始不是叫经，只是曹溪传禅的内部法宝。成为经是后来的事，是在惠能六祖地位奠定以后。
当然，随着《坛经》后来在禅宗内部的进一步传播，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时间推移，加上宗门内部派别较多，在传禅的时候，各派为了争正宗，抬高自己一派，不仅在《坛经》中添加新的内容，还删减一些对自己不利的内容。因此，《坛经》后来出现了不同版本，文字越来越多。从最初的六千多字，发展到后来的一万两千多字。无论如何，《坛经》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想都是惠能的，《坛经》作为禅宗思想宗本经典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尽管后来胡适提出了《坛经》的作者是神会的观点，但很快就受到了学术界的批评和否定。
四、曹溪宝林寺和惠能在唐朝的双向互动发展
惠能与韶州有缘，在黄梅得法前，就曾在韶州的曹溪宝林寺居留。后来又返回岭南，把曹溪作为首选的避难处所。正是惠能与韶州曹溪宝林寺结缘，才使曹溪宝林寺得以兴盛和发展。韶州曹溪宝林寺也在禅宗思想的弘扬和传播的过程中得到重建和发展。如果说南派禅宗思想发展兴盛主要是缘于惠能的六祖大师身份及努力，那么，曹溪宝林寺的地缘优势也对禅宗发展兴盛起了重要的基地作用; 同时，惠能也对曹溪宝林寺的发展和兴盛起了重要的作用。
曹溪宝林寺开山，相传是在南朝梁武帝萧衍天监年间。梁天监元年(502年)，西域智药三藏航海而来，初登五羊(今广州)，又到曹溪口，掬水饮之，感到香美异常，便对徒弟说:此水与西天之水无异，源上必有胜地，堪为兰若。于是溯流穷源来到山水回合、峰峦奇秀的宝林山处，倡议在此建设佛寺。韶州牧侯敬中表奏朝廷，得到梁武帝的批准，并赐额曰“宝林”，梵宫(佛寺)遂成。时在天监三年，即公元504年，这是曹溪宝林寺的肇端兴始。佛教传入中国在两汉之际，岭南虽处于边鄙之地，佛教能于六朝时期传入岭南也不算晚了。但佛教禅宗祖庭在韶州的真正兴盛和发展，是唐朝以后的事情。而且这种兴盛和发展又与六祖惠能的到来有关。曹溪宝林寺在唐朝的重修、重建、扩建，就是这种兴盛、发展的外在表现和基础。惠能在韶州期间，宝林寺开始了跨越式发展。宝林寺的每一次修建，都和惠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1. 惠能黄梅求法前宝林寺的重修
道原《景德传灯录》记载:为了要求法寻师，惠能告别母亲，便直抵韶州。遇到刘志略，结交为友。并听无尽藏尼(刘志略之姑)诵读《涅槃经》。虽不识字，却能为她解说其义。尼惊异之余，遂告乡里耆艾，说惠能是有道之人，宜请供养。于是居民不仅竞相过来瞻礼，还共同商议，将附近已有的宝林古寺旧地加以修葺，以便惠能居住传经。一时间，宝林寺四众云集。但惠能忽然想起，自己寻求大法的目标还没有达到，岂可半途而废。于是第二天又到了乐昌县西山石室间拜师。遇智远禅师学坐禅，又在惠纪禅师处念《投陀经》，最后赴湖北黄梅东禅寺五祖处求法。可见，宝林寺在惠能到黄梅求法之前，就有过一次修缮。惠能在曹溪居留期间，有一些佛教信众，竞相前来瞻礼，听他讲经说法。但这时的宝林寺已经破败不堪，没有办法接待信众。地方上考虑到接待信众的方便，就对宝林古寺进行修葺，不过是重新加些茅草顶盖，使之能够让惠能居住，方便佛教信众听经请益。惠能一到宝林寺，四众云集，一时间使得长期以来遭受兵火摧残而破败不堪的宝林寺又人气大增，热闹起来。但是，惠能这时还很年轻，自己认为还没有得到禅法真传，并没有打算在此长久居留。所以，惠能才有先到乐昌、又赴黄梅的求法过程。宝林寺的这次重新修葺，假如没有惠能的到来，自然是无从提起的。惠能虽然走了，但他的人脉关系和影响却留在了曹溪。
2. 惠能黄梅得法后宝林寺的重建和兴盛
《六祖坛经·机缘品第七》中说，惠能在黄梅得法之后，又回到了宝林寺。他是在大庾岭遭到追逐惊魂未定的情况下进村的，所以神不知鬼不觉。惠能很想在此久居弘法，当时的宝林寺虽然经过先前的修修补补，但惠能一走之后，又几成废墟，仍然破败不堪，不敷弘法应用，必须在旧址上重建梵宇，让惠能长期在此居住，讲经说法。前次只是对宝林寺的修葺，这次不同，是在宝林寺旧址基础上进行重建。但是，好景不长，只住了九个多月。因为宝林寺离交通要冲韶州很近，太显眼，惠能仍然不能摆脱恶人的寻逐，还是处于“命如悬丝”的境地。为了安全，惠能便到粤西北的山林中隐蔽。上一次惠能离开宝林寺是主动的，是为了谋求大法; 这一次惠能回到宝林寺，经过重建梵宇，惠能一定不想离开，但因恶人寻逐而不得不离开，是被动的。惠能这次在宝林寺的九个多月时间，不长不短。说短，比他在黄梅求法的时间还长; 说长，竟还不到一年。宝林寺这次重建和兴盛与惠能的回归具有直接关系。
3. 惠能剃度出家后对宝林寺的大力扩建
在惠能广州剃度之前，曹溪宝林寺就因为惠能的到来，得到一次重修，一次重建。曹溪宝林寺的两次修建，使之有了香火兴盛的机缘与开端。真正使宝林寺香火鼎盛，还是惠能在广州剃度回到韶州曹溪以后。
惠能在广州法性寺落发受戒不久，就面临印宗法师提出的“久在何处住”的问题。惠能成竹在胸地回答:“韶州曲江县南五十里曹溪村故宝林寺。”惠能回到曹溪，自然又有了新的问题。数百信众跟了过来，但曹溪宝林寺堂宇潮湿狭隘，无法容纳这么多人居住和听经。最急迫的，就是宝林寺的扩建。惠能想扩建宝林寺，但周边土地为地方豪绅陈亚仙所占有。封建时代的地方乡绅最看重的是土地，要想从他们的手中弄到土地，应该是最困难的。惠能通过巧妙交涉，得到许可。接着，惠能开始勘察地界，规划建筑，最终建成了兰若十三所。其中的宝林道场，就是西印度智药三藏，自南海经曹溪口，掬水而饮，认为香美异常，向其徒众说的溪源上必有胜地堪为兰若的地方。这是一个玄机，又好像是一个神话传说，传说里面最多具有历史的一些影子，但惠能完成了曹溪宝林寺的征地扩建确是历史事实。
惠能不在广州永久居住弘法，自有他的诸多理由。来到韶州，庙宇建筑条件自然比不上广州。在唐代惠能的家乡新州也是佛教发达的地区，自然也有他的人脉关系。但他也没有回到新州，还是毅然回到韶州，并开始面对和要解决遇到的诸多问题和困难。宝林寺周边土地属于当地士绅陈亚仙。要扩建宝林寺，非找陈亚仙谈判不可。惠能向陈亚仙求得了所谓的“一坐具”拟或是“一袈裟”的地方，无论是买的，或者是接受的施舍，都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解决这些问题，光有智慧不行，还要有很大的胆略和良好的人缘关系。假如没有惠能先前在宝林寺附近和地方民众长期建立起来的良好人缘关系，光靠天王显灵等办法，是难以获得土地的。但无论如何，惠能把宝林寺扩建的土地问题解决了。这其中，惠能是发挥了巨大智慧，显示了巨大胆略，更重要的一点，反映了他在曹溪地方已有的良好人缘和影响。
惠能要通过宝林寺发展禅宗传教事业，没有地盘和传播场所(道场)是不可能的。更主要的是，惠能永久住锡曹溪，给宝林寺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契机。曹溪一带很快建成了十三所佛寺建筑。这样，惠能得以利用这样一个优越的环境在岭南弘扬禅法。韶州曹溪是惠能在岭南弘法成就六祖基业的最佳选择，惠能也成为曹溪宝林寺最终发展成禅宗祖庭的决定因素。可以说，惠能和韶州曹溪是双向互补、相辅相成的关系。
五、结语
惠能在韶州曹溪修持弘法四十多年，完成了《坛经》。他在知道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之时，有一天把门人法海、志诚、法达、神会、智常、智通、志彻、志道、法珍、法如等叫到跟前，向他们作临终嘱咐，要他们在自己灭度后各为一方大师，递相传授《法宝坛经》，普度众生。在惠能数十年的努力之下，最终在曹溪培养了一大批禅宗大师。这批大师又从韶州曹溪出发，向南北两个方向发展。岭南是南禅宗发展的大后方和根据地; 同时，他们立足韶州曹溪，向岭北长江、黄河两个流域发展。柳宗元“凡言禅皆本曹溪”的说法印证了这一成就。韶州曹溪在南禅顿宗成长发展壮大进程中发挥了重要基地作用，也是惠能禅宗传宗经典《坛经》主要内容创作完成的摇篮地。经过南禅顿宗大师们的艰苦努力，终于在中国出现了曹溪法乳孕育禅宗花开五叶、五家七宗的繁盛局面。惠能和韶州的缘分根深蒂固，即便是在他圆寂新州之后，又通过烧香飘烟指向的规则，将自己的真身永久地留在了曹溪南华寺。后来，在岭南、内地、海外形成的六祖惠能崇拜之风，无不直指韶州曹溪南华寺。如今，在举国开展地方文化建设的高潮中，运用历史地理学地域观念和理论，重新认识韶州曹溪在禅宗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丰富韶文化大观园具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