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序言
1955年，约瑟夫·坎贝尔结束了为期一年的亚洲之旅，返回美国。这一年的经历真切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自从1924年在一艘横跨大西洋的渡轮上与吉杜·克里希那穆提(3)邂逅，坎贝尔就迷上了当时已广为人知的东方神话和宗教。在欧洲读研期间，坎贝尔了解了卡尔·荣格、阿道夫·巴斯蒂安(4)等西方思想家及19世纪浪漫主义哲学家的思想，这些人都曾深受东方思想和意象的影响。
1942年，时任莎拉·劳伦斯学院教授的坎贝尔(5)幸运地成了伟大的印度学家海因里希·齐默尔(6)的好友及门徒。齐默尔认为神话是印度宗教的根基，这一观点充实并影响了坎贝尔的看法。1943年(7)齐默尔辞世，坎贝尔应其遗孀克里斯蒂娜（Christiane）之请，编辑齐默尔留下的笔记和未尽之作。这项工作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直至他前往东方旅行的那一年（1954年）方告完成。彼时，坎贝尔才终于踏上了自己曾经读过、写过多次的那片大陆。
坎贝尔所见的亚洲，令他既感惊喜，又颇为失望。他在旅行期间所写的日记《施舍与梵》（Baksheesh & Brahman）和《清酒与开悟》（Sake & Satori），同时充满了失望与惊异之情。一方面，他对印度人强调“巴克提”（bhakti），即仪式上的虔诚，颇感失望；另一方面，东方人——尤其是加尔各答、东京、孟加拉和曼谷等地区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他从小深受濡染的西方思维模式迥然不同，这又让他大为惊异。在东方人的思维模式中，个体与超越之间存在着另一种全然不同的关系。坎贝尔发现，如果说西方人注重被造物与造物主的关系，那么在东方文化中，人们认为自我与永恒是同一的。印度教徒把这种永恒称为“梵”（Brahman）。
这种对自我的理解令坎贝尔耳目一新。谈及日本文化中没有“人的堕落”这一观念时，坎贝尔说：“我建议朋友们省下花在精神分析上的钱，去日本看看吧。”
在东方旅行期间，坎贝尔也惊讶地发现，大多数美国人几乎没有受过比较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方面的教育，并常常因此陷入窘境。他不无尴尬地注意到，自己的同胞，甚至包括与其同游的学者和外交官，对自己遇到的各种文化要么知之甚少，要么漠不关心。
这两个发现改变了坎贝尔的职业生涯。此后，他不再满足于仅仅为了同行写作或只是教授自己的学生。严格说来，他原就打算将1949年出版的著作《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写成一部通俗读物，从这本书最初的书名《如何阅读神话》（How to Read a Myth）便可看出这点。然而，这本书在出版之初一直是一部小众读物，并没有产生后来在美国大众文化中所形成的广泛影响。从东方返回美国之后，坎贝尔开始有意识地谋求通过各种途径为自己的作品赢得更多读者。实际上，早在亚洲旅行期间，他就已经在着手撰写一部关于比较神话的通览性著作了。这项工作的最终成果是一部宗教与神话通史，即1959—1968年陆续面世的四卷本杰作《众神的面具》（The Masks of God）。
坎贝尔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在各种学术会议、教堂、美国国务院大厅及电台、电视上发表演讲。自始至终，这些演讲的目的都是引导美国听众认识自己的传统，认识更为广阔的神话与象征世界。幸运的是，从这个时期起，坎贝尔开始录制自己的演讲，以备将来写书之用。这项工作为本书的编辑带来了许多便利。（坎贝尔喜欢即兴演讲，他发表的大部分演讲都没有笔记。）
从1955年返回美国到1987年去世，坎贝尔一直对伟大的印度宗教和东亚宗教中的神话体系青眼有加。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保存了数百份主题众多、内容深奥的演讲档案，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讨论坎贝尔所说的东方世界。
本书内容几乎均采自这些演讲的录音，也有少量选自坎贝尔未曾发表的文章。在这两类作品中，坎贝尔都在探讨东方文化中的“永恒”隐喻，这些隐喻拥有各式各样的名称：梵、道、佛心，等等。
“01‘梵’的理念的诞生”主要探讨“超越的世界灵魂”这一理念的本质及其历史演变。“02个体灵魂之旅”考察前述理念与印度、东亚传统文化中的个体观念之间的关系。“03通往彼岸之舟”考察东方文化中表现超越理念的特定模式（也就是各种宗教），探讨这些具体模式在整个东方地区的历史演变。
在选编本书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有关素材的取舍。当时，我刚刚协助编完本丛书的第一卷，即尤金·肯尼迪（Eugene Kennedy）主编的《汝即彼：转化的宗教隐喻》（Thou Art That: Transforming Religious Metaphor），该书主要探讨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隐藏的神话。编完该书后，大家觉得似乎应该另有一本著作对亚洲神话展开相应的探讨。
我尽可能全面地回顾了坎贝尔讨论亚洲神话体系的已发表和未发表作品，最终锁定了本卷要探究的主题。基本主题一经确定，我就知道得用上七个演讲的录音。这七个演讲的录音曾被收入《约瑟夫·坎贝尔音频集》（The Joseph Campbell Audio Collection）公开发行，其中两个收入《内在之旅：东方与西方》（The Inward Journey: East and West）卷，另五个则汇编成《东方之道》（The Eastern Way）卷。这些录音都是坎贝尔在20世纪60年代举办首次大型巡回公共演讲期间录制的。随后，我又仔细搜寻了坎贝尔留下的其他演讲笔记和未发表的作品，并从中找到了大量素材，用以补充我认为整个论证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缺漏。这些素材最早的可追溯到1957年，即坎贝尔刚从亚洲返回美国后不久，最晚的要到1983年，那是在他去世的4年前。
待上述丰富的素材搜集妥当，我又遇到了编辑最头痛的一个难题：如何处理这些素材？
我可以采取三种方式，它们都是约瑟夫·坎贝尔本人曾经用过的。第一种方式是创作一部前后融贯的作品，也就是从不同材料中选取相关文字，拆分各个观点，进而将其融入适当的序列中。坎贝尔在整理齐默尔的遗作时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遗憾的是，我觉得自己很难熟练地运用此种方式来驾驭坎贝尔的素材。
坎贝尔用过的第二种方式，是将一系列独立发表而主题相近的文章汇编成一部简单的文集。他在选编自己的首部文集《野鹅的飞翔：神话学角度的探索》（The Flight of the Wild Gander: Explorations in the Mythological Dimension）时，就采用了这种方法。但在我看来，将一系列主题相对集中的演讲放到一起，可能会导致烦冗有余而连贯性不足。
最后一种方式，也就是我最终采用的，是一条折中的路径。坎贝尔在编写关于个人神话的通俗读物《指引生命的神话》（Myths to Live By）时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在那本著作中，坎贝尔先是对讲座录音进行了筛选，然后将它们整合进一个有其内在逻辑的序列中，再进行大规模的修订，删除重复的内容，加强各观点之间的延续性，营造统一的表达风格。
我的做法是否妥当，有待读者诸君评判。本卷内容上紧密的相关性和引人注目的结语，应归功于约瑟夫·坎贝尔本人；至于其中的罅隙或逻辑不一致之处，则应归咎于本人。
由于要将大量的演讲摘录和文章片段融入书中主体部分的对话中，为了在避免烦冗的同时又能保留坎贝尔那些有意思的评论，我合并了一些重复的内容，挪动、整合了许多段落，因此本书各章内容都不是原始演讲的实录。我希望读者对此不要感到奇怪或失望。
在本书的表达风格上，我尽可能地保留坎贝尔先生演讲时精彩、非正式的口语风格。在此，我要用前辈肯尼迪博士在《汝即彼：转化的宗教隐喻》序言中的话勉励读者：“阅读本书时，最好是把它当作一间演讲大厅、教室或书房。你步入其间，发现坎贝尔正在讲课，虽然已是80岁的高龄，他却仍像40岁时那样，激情洋溢地描绘着神话的宇宙。这真是他的幸福所在。”
我要感谢以下诸位为本书提供的宝贵帮助：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主席鲍勃·沃尔特（Bob Walter）为本丛书及本卷提出了远景规划；马克·瓦茨（Mark Watts）帮忙搜集了音频；贾森·加德纳（Jason Gardner）在新世界图书馆出版公司（New World Library）以冷峻的幽默和洞见，督促了约瑟夫·坎贝尔作品系列各卷的出版；新世界图书馆出版公司的制作总监托纳·皮尔斯·迈尔斯（Tona Pearce Myers）、艺术总监玛丽·安·卡斯勒（Mary Ann Casler）及其勇气可嘉的团队；精通多门语言的杰出编辑迈克·阿什比（Mike Ashby）；还有我的妻子莫拉·沃恩（Maura Vaughn），她无怨无悔的支持与忍耐堪称英勇。
戴维·库德勒
2003年3月11日
“去摘一个无花果来！”
“这个就是，父亲大人！”
“剖开它！”
“剖开了，父亲大人！”
“你在里面看到什么？”
“这些很小的种子，父亲大人！”
“剖开其中的一颗！”
“剖开了，父亲大人！”
“你在里面看到什么？”
“什么也没有，父亲大人！”
然后，父亲对他说：“好儿子，你没有看到这个微妙者，而正是由于这个微妙者，这棵大无花果树得以挺立。请你相信吧，好儿子！这个微妙者构成所有这一切的自我。它是真实，它是自我，它是你，希婆多盖杜啊！”
——《歌者奥义书》，第12节(8)
耶稣说：“我是超乎万物之光。我是万有。万有均源于我，也以我为终结。你劈开一块木，我在那里；你拿起一块石头，在那上面也能找到我。”
——《多马福音·箴言》第77节(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