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海宁的世家

当1897年的新春越来越近时，徐申如正期待着一个孩子的降生。他的第一个妻子没有生养，临产的是继娶的钱氏。这在徐家是件大事，徐老太早就请了接生婆，缝了催生的毛头衫，甚至已经做好了正月里儿媳妇坐月子的一切准备。年关添丁，忙是忙些，但她劳碌得挺精神，唯望老天保佑，这个媳妇肚子争气，让她抱上孙子。

徐家世代居住了400年的浙江海宁硖石镇，因城中有东西二山得名，有河从中流过，所以硖石又名硖川。硖石地处吴根越角，民风温和，历代富庶。到了近代，最发达的行业是米市，名扬浙苏皖。近代化工业的气息第一次吹进硖石是在1882年。那年，上海招商局在硖石设立业务点，上海至硖石的客运航线也随后开通。紧接着，海宁州内最早使用柴油引擎碾米的泰润北米厂在镇上建成投产，机器设备全部来自上海。在碾米机的轰鸣声中，硖石的米市和米加工业更加发达，米市街上的过街骑楼下，各路米商云集，市面风雨无阻。

相形之下，比米市的历史更久远的酿造行业——酱园，却还保持缸坛、木桶、土灶、地窖的老传统，和当年“冬酒夏酱，两缸起家”时几乎没什么两样。老太爷徐星匏在眼睛越来越不济的时候把酱园传给了徐申如。将家业传给次子的主要原因是长子徐蓉初有比经营酱园更感兴趣的事。徐星匏以善书法而闻名乡里，且精习掌故，有时竟能说得让镇上书香世家的子弟们也自愧不如。父亲的这点爱好影响了徐蓉初，他对笔墨纸砚、横幅立轴的热爱远远大于酱缸，因此，他乐意以收藏、售卖古董字画为业。

而徐申如能盘算，有眼光，敢出手，注定能比父亲和兄长创出更大的家业来。酱园生意的停滞让他有些丧气，他要另起炉灶。当徐申如这个出生于同治末年的年轻人坐着“骅利”号客轮到上海寻找创业机会时，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发起的以自强图存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已进行了30多年。在上海，徐申如看到了汽车、火车、电灯、电话，看到了泊在黄浦江上的铁甲钢船，或许还见识了机器制布厂。不管怎样，在经历过最初的惊诧和新奇之后，徐申如一方面意识到，现代化的生活和产业已开始向城镇扩展，他得赶上这个机遇，眼前的新兴行业是他未来的创业方向；另一方面，在去过几趟上海之后，他也明白了，凭他现有的财力到上海做生意，只有被大商行倾轧的份——他的天地还是在家乡硖石，在那里他还能抢占先机。至于到外面的世界去大展手脚的理想，则要期待他的儿子去实现了。为此，这个相信实业的人更迫切地要将自家的产业开拓出来，他要给儿子最好的教育和发展规划，要让儿子、孙子走出硖石。

一切皆如人意。腊月十三的傍晚，家里用人跑来，向正做年关盘存结账准备的徐申如报告他喜得贵子。一个自上海回来就已盘算多时的计划终于在这一刻敲定——是他新生的儿子帮他下定这个决心——开办硖石第一家钱庄。回家时他也没有走惯常的路，经过惠力寺对面的宜园茶楼，吃晚茶的茶客们正在散去。他在通津桥拐弯，过吴家廊下，拐角是宝和新酒馆，哥哥蓉初照例风雨无阻地坐在酒馆柜台外的高凳上，斜对面天乐园的伙计正放下三两样酒菜，蓉初悠然地自斟自饮。

过了元宵，接着就是新生男孩的满月酒，喜事连在一起，徐家闹猛了整个年节。男孩取名章垿，字槱森，小字幼申。除了按谱定排“章”字辈外，其余的字是徐星匏翻古书寻的。垿，古时指房屋的东西墙，“槱”字出自《诗经·大雅·朴棫》“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意为点火烧柴，包含着徐家对男孩未来蒸蒸日上的希冀。但若能料到孩子在35岁时生命就终结于一团火中，徐申如恐怕死都不愿让儿子叫这个名字。徐章垿这个名字一直用到23岁，此后改为徐志摩，后来这个名字行于他的亲友中，更流传于后世。我们不妨舍“章垿”之名，直接用“志摩”来称呼他更亲切些。

徐志摩是徐家的长孙，全家的钟爱和关注自不必说，徐老太和钱氏更是疼爱非常。在4岁前，徐志摩几乎是在祖母与母亲的臂弯里成长的。两个女人的一切起居都以他的作息为参照，一切情绪变化都以他的喜乐为源头。那时的女人把一个婴儿抚养长大正像男人拾掇他心爱的田地，用的是世代相传的老办法。单看这男孩的衣着便知道了：浑身全给裹得紧紧的，脖子也好，胳膊腿也好，都不叫露在外面，怕着凉。可裤子是开裆的，一往下蹲，屁股就往外露，肚子也就连带通风——这倒不怕着凉了！再说洗澡，冬天是不洗的，因为怕冻着。就是夏天，也得用滚烫的水盛在浅浅的一只木头小脚桶里。男孩从不曾心甘情愿地下水洗澡，总哭喊着，手脚乱动，脸涨得通红，水溅了一地。他顶怕的还有一件事：剃头。当剃头师傅把剃刀在油光光的刀布上来回地磨，锃亮的刀刃在阳光里闪，他就开始号啕挣扎，但他被母亲和祖母两个人按着，围布硌得脖子难受也顾不上，只知道那把刀在自己脑袋上前后左右地走，头发刷刷地掉下来。直到多年以后，他都还记得母亲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说：“今天我总得‘捉牢’他来剃头。”“今天我总得‘捉牢’他来洗澡。”

尽管这样难受，徐志摩却没有一次逃脱过，他还是很乖的，母亲和祖母也颇以为傲。他刚开始咿呀学语，两个女人就抱着他到街上，让他练习规规矩矩地“伯伯”“阿姨”地叫着，这是她们心目中孩子聪明乖巧的唯一标准。好在徐志摩并不怕生，对每个人都亲，叫得每个人都乐在脸上。不过女人们也有的是办法把他的不乖举动吓回去，比如说：“别哭，老虎来了！”“不许吃，吃了要长疮的！”“今天不洗澡，晚上叫长毛鬼拖了去！”如果他胆子太大了，她们就骗他是从网船上抱来的，那个头上包着蓝布每天走进天井问要不要虾的渔婆是他亲娘，并说：“再闹叫你网船上的娘来抱回去。”女人们的办法是灵验的。幼年的徐志摩从不敢一个人进屋子或单独睡一张床。这在她们看来可不是胆小，而是听话。这样一来，孩子就不会独自跑远，而在她们身边，他就是安全的。

阳光照在“徐慎思堂”前的天井里，老厅越发显得黑且旧，有事时还要挂上“货栈”的“兼职招牌”。所以对徐志摩来说，高厅大屋总比不得天井里的树和头顶上的天。当他坐在连台交椅（未能步行的小孩所坐的椅子）里，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仰起脸蛋，从天井里望着堂上的马头墙、四开柱、蛎壳窗时，徐申如的裕通钱庄顺利开张了。当他把天井里那些因为“长毛”屯军时劈柴而震破的地坪砖踩得咯咯地响，在扁长的天井里蹒跚地跑时，徐申如的“人和绸布号”挂牌营业了。

家业兴隆，财源广进，徐申如自然颇为欣慰。但每次到宜园吃茶，与镇上几个大家族的子弟们聊天，他心里还隐隐搁着一桩事。原来，在硖石镇上，称得上望族的是查家和蒋家。海宁袁花的查家闻名江南。清康熙年间，查家有十人中进士，查慎行、查嗣瑮、查嗣庭兄弟三人相继授翰林院编修，极“一朝十进士，兄弟三翰林”之盛。康熙帝先后题写“澹远堂”和“敬业堂”匾额以赐，并为查家宗祠题匾“嘉瑞堂”。虽然后来雍正四年（1726）查嗣庭任江西乡试主考时所出试题被雍正帝定为诽谤，查家数百口遭牢狱之灾，元气大伤，但世家的声名却一直不曾倒下。作为后起之秀的蒋家以藏书著称，历经三代，以数十万册图籍跻身江南书香门第之列。蒋家最近一次的风光是1898年，16岁的蒋百里中秀才。徐申如一直很看重这个父亲早故、自小由母亲抚养的表亲。那天，试差来报喜时，把一面小锣敲得当当响，亲友邻人向那张六尺长、四尺宽的报捷红纸投去钦羡的目光。当时，新旧两种教育方式并存。一方面，各类新式学堂纷纷出现，另一方面，科举仍在举行，就是那些正在新式学堂里学代数、物理、动物学的少年们也仍按时回乡参加郡试，放榜时仍旧鸣炮奏乐，中了秀才的人仍被视为前程远大。

面对这样的情形，徐申如很可能更热切地期待自己的儿子像蒋百里一样日后成为家族中名登科甲的第一人。只是他不曾意识到，延续了1500多年的耕读仕进的科举制度正在被朝廷内外的维新派们以最快的速度推至灭亡。

1900年，当蒋百里带着秀才身份进杭州求是书院就读时，徐志摩已进家塾接受启蒙。刚满三岁即读书无论怎样讲都是算早的，一般孩子都差不多要到四五岁。这是徐申如对儿子教育之重视的最初显现。请的第一任塾师是硖石镇庆云桥的孙荫轩先生，第二年就换了袁花查家的查诗溥，字桐轸，又字桐荪。查诗溥有个儿子叫查猛济，小徐志摩两岁，后来也曾为徐志摩儿子的老师。这出身名门的查先生深受徐申如的信任，他一直教到徐志摩10岁。

旧式私塾里的老先生们大多是读书经年却屡试不第的老学究，他们是中国古代读书人中颇为奇特的一群。徐志摩30岁时在一篇论教育的文章中如此谈起他的这个启蒙老师：“我小时候的受业师袁花查桐荪先生，因为他出世时父母怕孩子着凉没有给洗澡，他就带了这不洗澡习惯到棺材里去——从生到死五十几年一次都没有洗过身体！他也不刷牙，不洗头，很少洗脸。脏得叫人听了都腻心不是？”又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因懒而散，美其称曰落拓，余父母皆勤而能励，儿子何以懒散落此，岂查桐荪之遗教邪”！那么，徐申如请如此怪人进家塾做儿子的启蒙师，原因想必不外乎两点：一是查家系江南世家，查先生系名门之后；二是查桐荪确有实学，闻名乡里。徐志摩也确实在这6年中深受查先生言传身教的影响。

但徐志摩在成年后极少回忆家塾的学习生活，也许是当时太小，记忆不深。好在那个时代的私塾都差不多状况，从鲁迅或者蒋梦麟对童年家塾生活的回忆，亦可大略推知徐志摩的启蒙。一般私塾有学生十几二十个，先生从清晨到薄暮都端端正正地坐在上头，底下的学生们自然也不敢乱蹦乱跳。通常，启蒙最先念的书不外《三字经》之类，念得不好脑袋上就要吃先生的栗子。蒋梦麟在成年后如此评价旧式的私塾：“在最初几年，家塾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像监狱，唯一的区别是：真正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的学生们都有前程无限的憧憬。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不是都经过寒窗苦读的煎熬吗？”想必徐志摩也能接受这样的成长方式，至于徐申如，则始终满怀着这样的信念为儿子设计着前程。

还有一点似乎也比较确信——徐志摩在童年时颇为认真地练过书法。一手好字就像一个人的第二张面孔，大人们肯定这样来督促他。有意思的是，10年后，徐志摩的书法竟给他带来一桩姻缘——有人看了他的文章，见了他的书写，竟决定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他。

徐志摩快满6周岁时，徐家老太爷谢世了。后来徐志摩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从华兹华斯一首《我们是七个》的诗，谈起童心之于死亡的无知。他写道：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可怕的经验，但我追想当时的心理，我对于死的见解也不见得比华翁的那位小姑娘高明。我记得那天夜里，家里人吩咐祖父病重，他们今夜不睡了，但叫我和我的姊妹先上楼睡去，回头要我们时他们会来叫的。我们就上楼去睡了，底下就是祖父的卧房，我那时也不十分明白，只知道今夜一定有很怕的事，有火烧、强盗抢、做怕梦，一样的可怕。我也不十分睡着，只听得楼下的急步声、碗碟声、唤婢仆声、隐隐的哭泣声、不息的响音。过了半夜，他们上来把我从睡梦里抱了下去，我醒过来只听得一片的哭声，他们已经把长条香点起来，一屋子的烟，一屋子的人，围拢在窗前，哭的哭，喊的喊，我也捱了过去，在人丛里偷看大床里的好祖父。忽然听说醒了醒了，哭喊声也歇了，我看见父亲爬在床里，把病父抱持在怀里，祖父倚在他的身上，双眼紧闭着，口里衔着一块黑色的药物。他说话了，很轻的声音，虽则我不曾听明他说的什么话，后来知道他经过了一阵昏晕，他又醒了过来对家人说：“你们吃吓了，这算是小死。”他接着说了好几句话，随讲音随低，呼气随散，去了，再不醒了，但我却不曾亲见最后的弥留，也许是我记不起，总之我那时早已跪在地板上，手里擎着香，跟着大众高声的哭喊了。

或许这是徐志摩童年里最深刻的一次不快活的经历。幸福的感觉容易淡忘，顺利的成长有时竟在记忆中少有痕迹。

当徐志摩从私塾毕业时，科举应试已经废除两年了。旧式教育的最大和最直接的动力丧失了，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新式学堂纷纷兴起。但另一方面，在乡间，相当一部分新学堂是在解散了的旧学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一批受过新式教育的毕业生此时已经毕业工作，他们原本可以承担新式学堂的教书职责，但城市里教师、技术者、记者、律师等行业人才紧缺，因此少有新兴读书人滞留乡间。比如，硖石镇上与蒋百里一起被称为“海宁文武两才子”的张宗祥，就曾在镇上的开智学堂及周边的桐乡、嘉兴的学堂教书。徐申如或许曾想把儿子托付给张宗祥，怎奈到1907年时，张已应聘到杭州的浙江高等学堂任教了。

当时，城市的学校大部分都以新学为主，而乡里的学堂仍在传授桐城派的文章大法。徐志摩11岁时入读开智学堂，他的老师是一位精于桐城派古文的老先生。此人中过举，姓张，名树森，字仲梧。据徐志摩的表弟，也是当时同窗的吴其昌回忆：“张先生长方脸，结实身子，浓眉毛，两只眼睛炯炯有光，常吓得孩子们心里怦怦乱跳，又是一位桐城古文家，读一句‘……乎’‘……耶’的文章，那尾声要拖至二分钟以上——我敢赌咒说：就是听龚云甫唱戏，也没有张先生念书那么好听——因为张先生的缘故，也许志摩的脑袋中，也知道天地之间，竟有所谓‘桐城派’三字，可以连得起来的怪事。”不过，后来致力于新文学的徐志摩很少提到学作桐城派古文时的情形。

在当年乡风犹存的硖石，徐申如倒是乐意将儿子的文章带到宜园茶楼传阅，于是，“徐申如有个神童儿子”的说法在硖石渐渐传开来。可以推想，11岁的徐志摩在家里或学堂里已常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之类的鞭策语。因此，尽管这般科举应试的章法已无用武之地，他仍按部就班地将桐城派的古文学得形神皆似。这一经历与他日后以新诗在文坛声名鹊起的事实放在一起，似乎有些突兀，但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这个面孔白净，有个圆下巴的孩子性格里是没有玩世不恭和漫不经心的成分的。

让徐志摩念念不忘的是儿时抬头望天的奇妙感觉。他到上海配了一副近视眼镜，到晚上抬头一看，发现满天星斗，感到无比激动。对仰望苍穹时的激动心情，他一直记忆犹新。后来他在著名的《想飞》一文中写道：“我们镇上东关厢外有一座黄泥山，山顶上有一座七层的塔，塔尖顶着天……穿着塔顶云，有时一只两只有时三只四只有时五只六只蜷着爪往地面瞧的‘饿老鹰’……那是我做孩子时的‘大鹏’。有时抬头不见一瓣云的时候，听着虢忧忧的叫响，我们就知道那是宝塔上的饿老鹰寻食吃来了。这一想象半天里秃顶圆睛的英雄，我们背上的小翅膀骨上，就仿佛豁出了一锉锉铁刷似的羽毛，摇起来呼呼响的，只一摆就冲出了书房门，钻入了玳瑁镶边的白云里玩儿去……阿，飞！”对天空的向往将成为他的灵感之源。

与儿子的启蒙教育同时推进的是徐申如在硖石商界和政界地位的提升，他越来越多地参与乡镇自治机关所管辖的从兴办学校到公共卫生、从道路水利到农工商务、从整顿集市到筹集善款的各项事务。徐申如的日渐显达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清末民初中国乡绅的崛起不无关系。事实上，官不如绅的现象在晚清渐已形成。在科举制废除之后，读书人群体逐渐边缘化，军人、职业革命家、工商业者等新兴社群迅速崛起。而在小城镇，绅的地位日渐显赫，其中商人又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成分，他们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参与政治的现象在各地已不鲜见，以致当地商会成了举足轻重的所在。

徐申如的眼光首先投向的是正在修筑却未能顺利推进的沪杭甬铁路。其时，围绕这条铁路建设的纠纷有二。其一，清政府决定把原定商办的沪杭甬铁路收归国有，而所谓国有，实际上是清政府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以铁路国有为名，将已归民间的铁路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以此为条件向外借款。沪杭甬铁路路权拟售于英国资本家。其二，自1906年9月，杭州闸口至枫泾段兴工铺筑，原定直线从桐乡县境通过，因需征用大面积农田，拆房迁坟，遭当地士绅拒绝，工程不得不停滞下来。针对政府出卖路权一事，1905年，汤寿潜发动旅沪浙江同乡抵制英美侵夺修筑铁路权，倡议集股自办全浙铁路。7月，他在上海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任总理，领导浙江的护路运动。而对于铁路修筑在邻县桐乡受阻，刚刚创办了硖石商务分会并担任总理的徐申如意识到，此事或许提供了在海宁兴建铁路的一次机会，更关键的是，自己若能参股投资，则将获利丰厚。与此同时，海宁的杭辛斋、张宗祥、吴啸庐等乡绅也正商议联名要求铁路改线，徐申如遂成为其间积极奔走的一个。但此建议受到了海宁长安镇农民的反对，1907年6月12日，镇上万名农民捣毁了铁路购地局，一些保守势力也结队威胁要捣毁徐申如的住宅。

但徐申如铁了心要投资这新兴的产业，让铁路过家门。9月28日，他以硖石商会的名义致电杭州浙路拒款会，同时致电农工商部，反对向外借款。10月14日，硖石绅商学界召开国民拒款大会，提倡当地自集路股，挽回铁路。徐申如的积极姿态和雄厚财力使他成为浙江全省铁路公司董事，主要协助汤寿潜奔走规划，筹集资金。

与集资同时进行的是争取铁路在海宁过境。凑巧的是，主持沪杭铁路勘测设计制图工程的恰是徐申如的本家侄孙徐励身，他也竭力支持改线绕道。浙路督办汤寿潜为徐申如、许行彬、吴小鲁等地方人士的诚意所动，批准了改线计划。于是，沪杭铁路改由余杭折行至海宁县境内，以硖石镇的海宁站为转折点，分呈东西和南北走向，几成直角。1908年10月，沪杭铁路杭州至长安段筑成，并开通运料货车。翌年2月，杭州至嘉兴段首次通行客车。铁路在硖石绕的这个弯在后来几十年间成了海宁这个沿海小镇连通沪杭的交通命脉。据《海宁市志》载：“民国前期，硖石货运物资稻米与棉纱的运量均超过嘉兴站。”徐申如的眼光、魄力和交际能力在修筑铁路一事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在新兴现代化产业的投资及由此带来的资本的迅速积累真正开始了。另一方面，投资铁路的成功与获利可能修正了他对儿子的教育规划，成为他日后竭力推动儿子走向金融与政治领域的最初动力。

伴随着家业的兴旺，徐志摩逐渐长大。但在家庭的溺爱里，他没有骄纵起来，这点很难得，他仿佛具有驾驭精致物质生活的天赋。和父亲一样，他有充沛的精力，乐于接受新事物且善于模仿；另一方面，他继承了母亲的亲切、和悦、富于同情。但有一点似乎是不幸的，徐志摩没有继承他父亲的判断力和胆识，相反，父亲的精于谋划和投机策略遮蔽了生意起家时踏实和坚忍的精神，这或许是徐志摩后来性情浮躁的一个原因。而母亲与祖母的过度爱护，日益殷实的家底给予他的快乐童年，让一些可能必要的挫折也远离了他，那种忍受不如意和缺憾的勇力在他的品格中缺失了。

关于徐志摩品性的养成，很多人都追究到徐申如那里。梁实秋曾见过徐申如几次，据他回忆，徐申如胖胖的，头上没有几根头发，下巴很大，浑身肌肉有些松弛，尤其是腹部有些下垂，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商人。梁启超在反对徐志摩娶陆小曼时，也曾提到徐志摩对于婚姻的轻率行为根源在于“品性上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对此，梁实秋的“举例分析”似乎更委婉些：

一个人的性格品质，以及在行为上的作风，与他的出身和门第是有相当关系的。例如，我们另外有一位朋友，风流潇洒，聪颖过人，受过最好的西方教育，英文造诣特佳，照理讲他应该能成为一个有成就的学者或文人，但是他爱慕的是虚荣和享受，一心的想要猎官，尤其是外交官，后来虽然如愿以偿，可是终归一蹶不振，蹭蹬无闻。据有资格批评他的一个人说，这一部分应该归咎于他的家世，良好的教育未能改变他的庸俗的品质。他家在一个巨埠开设着一爿老牌的酱园。我不相信一个人的家世必能规范他的人格。但是我也不能否认家庭环境与气氛对一个人的若干影响。志摩出自一个富裕的商人之家，没有受过现实的生活的煎熬，一方面可说是他的幸运，因为他无需为稻粱谋，他可以充分地把时间用在他所要致力的事情上去，另一方面也可说是不幸，因为他容易忽略生活的现实面，对于人世的艰难困苦不易有直接深刻的体验。

梁实秋认为，徐志摩优裕的家境并不曾糟蹋了他，相反的，他文学上的成就，倒可以说是一部分得力于他的家境。但无论如何，一个人心智的成长终究是有残酷蕴于其间的，谁都无法躲避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所要直面的现实的粗糙和酷烈。徐志摩是成年后方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的，并将此归咎于幼年的教育。他在31岁时写了《再谈管孩子》一文，谈到幼儿教育时有如下一段话：

你做小孩时候快活不？我，不快活。至少我在回忆中想不起来。你满意你现在的情况不？你觉不觉得有地方习惯成了自然，明知是做自己习惯的奴隶却没法摆脱这束缚，没法回复原来的自由？不但是实际生活上，思想、意志、性情也一样有受习惯拘执的可能。习惯都是养成的；我们很少想到我们这时候觉着的浑身的镣铐，大半是小时候就套上的——记着一岁到六岁是品格与习惯的养成的最重要时期。

这是徐志摩在经历了一些人事磨难之后，在不如意中对自己的成长经历所作的反思。的确，旧式的中国家庭教育有诸多缺憾，比如徐志摩在该文中反复强调的自理能力和独立精神的锻炼，现代的育儿经验或许真能成就另一个徐志摩。但不快乐的是31岁的他，而不是6岁的他。对儿童来说，在现有状况下顺利地成长，没有长时间被失望、恐惧所搅扰，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所劫掠，他就会对现状满足，无所忧虑，哭笑自在，一任自然，就无所谓快乐不快乐。更进一步，或许正因为他的童年如此顺利，如此富足，他敏感、热情、好奇、坦诚的天性才被尽可能完美地保留下来，成为他希求完满人生的原动力。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他一帆风顺的童年之于他成长、成熟的影响，那就是青春期的延长让他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少年气质。

到了1910年农历新年前夕，14岁的徐志摩从开智学堂毕业，开春时分和表兄沈叔薇一同考入省城杭州府中学堂。由于学校是新办的，学生宿舍一时尚无着落，不少学生纷纷转学。徐申如认定杭州府中学堂是当时省内最好的中学，儿子在此就读最为理想，至于宿舍问题，则由姑丈蒋谨旃与时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的沈钧儒联系。沈钧儒出面过问府中学堂监督邵伯，复信说：“伯兄另备寄宿舍大致四五月间沈徐张诸郎皆不生问题矣。”于是，徐志摩顺利入读杭州府中学堂，开始了他的中学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