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最近几年我国学术界对儒学思想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展，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孔子基金会多次举行关于孔子和儒学的学术讨论会，推动了国内外儒学思想的研究。我对儒学思想研究兴趣的增长，和这种活跃的学术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1986年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举行首届学术讨论会，为参加这次会议，我写了《我国古代“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论文。关于孔子的“和而不同”的观点过去学者们讨论得比较少，当我将这篇论文的要点向学术会议作了介绍以后，得到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匡亚明先生的赞许，也引起学者们的讨论。1987年夏我作为中国孔子基金会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应联邦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之邀，去作学术讨论和短期访问时，就是讲的孔子“和而不同”的问题，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李逵六教授精心译成德文，在德国介绍过。外国朋友也比较感兴趣。

从这里我觉得需要从一些新的角度去研究孔子和儒学思想。我又受到1988年夏中国孔子基金会和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学术讨论会的推动，写了《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将其要点在大会上作了说明，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兴趣；我在会上的发言后来刊登于《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从这个时候起，我就酝酿着要编著一部《中国儒学思想史》的专著。

1988年冬季，中国孔子基金会和联邦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在联邦德国首都波恩举行国际儒学讨论会，我写了《孔子与当今世界》的论文。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宫达非同志很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给我以鼓励。会上不少学者提出孔子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我感兴趣的问题之一。1988年夏我已写成《孔子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论文，不过，在当时国内正在流行着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有时竟有这样的情况：对中国传统文化如实地在某些方面加以肯定，文章就不大容易发表。所以这篇文章首先被译成德文在国外发表。直到1989年秋中国孔子基金会举行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我对《孔子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文作了补充，向会议提出，并作了发言。这篇论文得到一些学者的鼓励，很快得以在国内公开发表。

在这几年里，我和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同志们对中国儒学进行了研究，我们的研究重点有三：一，对中国儒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力求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二，重点研究中国儒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三，开始研究儒学思想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由我主编，将它们系统地汇集成册，以《中国儒学思想史》为书名奉献给读者们。这本书很快就要出版，我要感谢中国孔子基金会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由于他们的鞭策和推动，这部书的写作才得以比较顺利地完成。

我觉得，对待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需要在“研究、改造、继承、创新”这八个字上下功夫。所谓“研究”，就是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辨别出它的优点和劣点，辨别出它的优良传统方面和陈腐传统方面。虽然有人说，这种方法不可取，甚至“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也不可用。可是我认为，“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的存在是客观的历史实际。如果说我们的传统思想文化全是劣点，那么我们民族何以几千年来的历史绵延不断？如果说我们的传统思想文化全是珍品，何以我们今天仍然有消除封建思想的任务？但在今天要特别注意防止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

研究的成果需要加工、改造，尽可能地赋予新意。任何文化遗产都是历史的，受到历史时代的限制，特别是作为传统文化主干部分的思想文化，历史时代的烙印就更加鲜明。对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任何一种思想，完全搬到今天，不进行任何改造，不赋予新意，而拿来立即作为人民的理论营养，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不能离开对它的改造；而对它的改造，正是为了更好地对它继承和创新。但在这本书中我们究竟做到了几分，那是要请读者们加以批评指正的。

张岂之

1989年11月25日

于西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