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朝尚书机构文学化表达及其士林效应

南朝以来尚书省的行政功能有所下降，但其职权范围相当于冢宰、丞相的观念却深入人心。如刘骏孝建元年（454）正月下诏说：“尚书百官之元本，庶绩之枢机，丞郎列曹，局司有在。而顷事无巨细，悉归令仆，非所以众材成构，群能济业者也。可更明体制，咸责厥成，纠核勤惰，严施赏罚。”[3]这一观念实为《周礼》设官分职及汉晋官制实践的延续。如荀勖《让尚书令表》说：“昔六官所掌，冢宰为首。秦汉公卿赞，以丞相、御史为冠。今者尚书令总此三者，非臣驽暗所宜忝窃。”[4]所谓“六官所掌，冢宰为首”，即是《周礼·天官》“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的体现。汉晋以来，冢宰作为曾经的最高行政首脑已成为后出的丞相、尚书令的对应概念。如太康中司马炎以荀勖守尚书令说：“周之冢宰，今尚书令，皆古百揆之任。”[5]晋刘颂《除淮南相在郡上疏》所述则更加详明，其云：“古者六卿分职，冢宰为师。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重，事所不须，然今未能省并。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为其都统，若丞相之为。惟立法创制，死生之断，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连度支之事，台乃奏处。其余外官皆专断之，岁终台阁课功校簿而已。此为九卿造创事始，断而行之，尚书书主，赏罚绳之，其势必愈考成司非而已。”[6]不难看出，在刘颂眼中已然形成周官“六卿”、秦汉九卿对应尚书列曹而冢宰、丞相对应尚书令的政治模式，为了提升国家机构的行政效能，尚书机构应扮演“丞相”角色而集中处理立法、死刑、流放、免官、财政等重大事项，至于其他常规事务则由“外官”或“九卿”等分管部门完成[7]。南朝时期三省（尚书、中书、门下）制度日益完善，九卿的职事功能则渐为尚书列曹取代，故而刘颂所提供的制度方案已不敷时用。只是尚书机构作为相权的实施主体，不管是与君权角力，还是与中书、门下争权，都在南朝政治领域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通过铨选的权力杠杆推动了文坛的发展。

一、南朝尚书机构的别称与文学表达

魏晋时期门下、散骑省、尚书合称为“三寺”。如应璩《杂诗》说：“散骑常师友，朝夕进规献。侍中主喉舌，万机无不乱。尚书统庶事，官人乘法宪。彤管珥纳言，貂珰表武弁。出入承明庐，车服一何焕。三寺齐荣秩，百僚所瞻愿。”[8]不过，杜佑认为：“宋曰尚书寺，居建礼门内，亦曰尚书省，令若阙，则左仆射为省主。亦谓之内台。”[9]对此，陈琳国指出上述记述出自《宋书·百官志》，建礼门为洛阳宫城门，则“尚书寺居建礼门内”是东汉的情况。其又据《初学记·职官部上》“尚书令”条“尚书为中台，谒者为外台，御史为宪台，谓之三台。《齐职仪》云：魏晋宋齐并曰尚书台。《五代史志》云：梁、陈、后魏、北齐、隋则曰尚书省”的说法，认为尚书称省当始于曹魏，梁陈以降才固化为专有称呼[10]。当然，魏晋时期台省、寺坊并称也是常见现象。王珉《答徐邈书》说：“见傅咸弹孙詹事，或云是宫，或云坊，或云寺。此东宫中别有坊；又中庶子称坊，詹事称寺；寺同于九卿耳，坊是通名，如天朝之称台省也。”[11]可见，虽然两晋时东宫官署名称本有坊、寺之分，正与朝廷台、省之分相对，然而时人区分并不明确，是以才有傅咸弹劾孙詹事时宫、坊、寺混称的情况。这也间接说明即使曹魏出现尚书省的说法，也属于类似傅咸的情况，直到梁、陈以来才作为专有名称固定下来。

至于尚书省的其他文学化称呼也颇多。如“中台”“上省”，源出《十洲记》。其云：“崇礼门在东掖门内路西，即尚书上省。崇礼门东建礼门内，即尚书令下舍之门。”尚书省在神仙门内，荀绰《晋百官表注》、司马彪《续汉官志》又将尚书省分别称作“天府”“仙台”。此外，还有“天台”（傅玄《答卞壸诗序》）、“画省”（蔡质《汉官典职》）、“司会”“文昌”（《周礼·天官》）、“天阁”（《宋元嘉起居注》）、“礼闱”（李充《怀愁赋》）等说法[12]。上述在南朝诗文中运用较为广泛。如王筠《和刘尚书诗》说：“客馆动秋光，仙台起寒雾。”诗中“刘尚书”指刘孺。《梁书·刘孺传》载，刘孺自中大通五年（533）任都官尚书，大同五年（539）守吏部尚书，直至大同八年（542）卒官，在此期间均可称为“刘尚书”[13]。当然，“仙台”也有附会道教之仙人居所的意味。如《玄垄紫微作》“神华映仙台，圆曜随风倾”、庾信《周赵国夫人纥豆陵氏墓志铭》“况复仙台永别，无复箫声”[14]，等等。这就使得尚书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气息。再如“礼闱”之例，虞世基《出塞》说：“勋庸震边服，歌吹入京畿。待拜长平坂，鸣驺入礼闱。”[15]此谓杨素因自边陲凯旋至京，拥有进入尚书省拜封官爵时鼓吹仪仗及骑卒喝道的尊荣。

有关尚书省主官出行时路人须清道回避的制度，源自汉代。汉制规定，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在朝会之上均可专席独坐，若出行则众官须回车避道，故有“三独坐”“回车”之称。不过，南朝“独坐”多用指御史中丞。如萧衍《清暑殿效柏梁体》说：“居中负扆寄缨绂（梁武帝），言惭辐凑政无术（新安太守任昉）。至德无垠愧违弼（侍中徐勉），燮赞京河岂微物（丹阳丞刘泛）。窃侍两宫惭枢密（黄门侍郎柳憕），清通简要臣岂汩（吏部郎中谢览）？出入帷扆滥荣秩（侍中张卷），复道龙楼歌楙实（太子中庶子王峻）。空班独坐惭羊质（御史中丞陆杲），嗣以书记臣敢匹（右军主簿陆倕）？谬参和鼎讲画一（司徒主簿刘洽），鼎味参和臣多匮（司徒左西属江葺）。”[16]御史中丞陆杲“空班独坐惭羊质”，以羊质虎皮而自愧。然而，陆杲自天监五年（506）出任御史中丞，“性婞直，无所顾望……在台，号不畏强御”[17]，“羊质”实为自谦。至于吏部郎中谢览“清通简要臣岂汩”，典出《世说新语·赏誉》“吏部郎阙，文帝问其人于钟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显然，“独坐”并未能作为尚书独有的典实来使用。为了与御史中丞相区别，标志尚书或吏部的典实更侧重选用铨选的内容，以突出该官职的独特性。

另外，南朝文坛对于“回车”一词的使用也值得深味。刘孝威《行还值雨又为清道所驻诗》说：“齐楚磐石贵，韩吴异姓王。俱来早朝罢，相随出建章。喧呼惊里闬，叫咷骇康庄。皂驺同隼击，青橐似鹰扬。掖门南北远，复道东西长。幡旗争络绎，官骑郁相望。微风生棨传，轻雨润帷裳。油衣纷竞道，小盖列成行。八舍便繁密，五营舆服光。回车避司隶，俄轩揖内郎。况余白屋士，自依卑路傍。日月虽临照，仄陋难明敭。早荣羞日及，晚知惭豫章。徒抱凌云意，终愧摩天翔。安能久沦辱，图南会有方。”[18]虽然诗中“回车避司隶”明确指回车避道的对象为司隶校尉，但该职于东晋已罢设，南朝亦未再设置，故此处“司隶”实为高官贵戚的代称。就《汉官仪》“尚书官出，百官僚皆回车避”的规定来看[19]，尚书官自是百官回避的对象之一。对于刘孝威这样的“白屋士”来说，回车避道对其自尊心形成强大的压迫感，也激发出强烈的奋斗意识。无独有偶，史载：“（王）僧孺幼贫，其母鬻纱布以自业，尝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卤簿，驱迫坠沟中。及是拜日，引驺清道，悲感不自胜。”[20]王僧孺官拜御史中丞之际回忆起早年避道入沟中的情景，自然难以释怀，这与刘孝威的底层心态可谓如出一辙。

汉制以尚书、御史、谒者为三台，“三台”亦多见于南朝诗歌。如谢朓《赋贫民田》说：“假遇非将迎，靖共延殊庆。中岁历三台，旬月典邦政。曾是共治情，敢忘恤贫病。将无富教礼，孰有知方性。敦本抑工商，均业省兼并。察壤见泉脉，觇星视农正。黍稷缘高殖，穱稌即卑盛。旧埒新塍分，青苗白水映。遥树匝清阴，连山周远净。即此风云佳，孤觞聊可命。既微三载道，庶藉两歧咏。俾尔仓廪实，余从谷口郑。”[21]诗中“中岁历三台”句，即沿用汉制而来。其中谒者台掌宾赞受事、传旨引见，类似中书通事舍人，故南朝“三台”实则以中书省代谒者台。谢朓于隆昌初萧鸾摄政之际兼尚书殿中郎，不久为萧鸾骠骑谘议，领记室，并转中书郎，后出任宣城太守。在此期间，谢朓分别作《始出尚书省》《直中书省》等诗，是为“中岁历三台”之所指。虽然此诗庆幸外任宣城后躲避了宫廷权争，但字里行间仍不乏对名利的牵挂。此后，谢朓举报岳父王敬则造反而超擢尚书吏部郎，并忙不迭地上表三让，这种喜仕乐进的姿态还在当时引起了“中书疑朓官未及让”的风波[22]。因此，谢诗所谓向慕汉高士郑朴的表述（“余从谷口郑”）实不足为据。另外，谢朓《始出尚书省》也表明其由兼尚书殿中郎出为萧鸾骠骑谘议、领记室的随时应变的姿态。其云：“惟昔逢休明，十载朝云陛。既通金闺籍，复酌琼筵醴。宸景厌照临，昏风沦继体。纷虹乱朝日，浊河秽清济。防口犹宽政，餐荼更如荠。英衮畅人谋，文明固天启。青精翼紫轪，黄旗映朱邸。还睹司隶章，复见东都礼。中区咸已泰，轻生谅昭洒。趋事辞宫阙，载笔陪旌棨。邑里向疏芜，寒流自清泚。衰柳尚沈沈，凝露方泥泥。零落悲友朋，欢娱宴兄弟。既秉丹石心，宁流素丝涕。因此得萧散，垂竿深涧底。”[23]谢朓自建元四年（482）释褐豫章王行参军，至该诗所作的建武元年（494），取整为十年。萧鸾取代萧昭业即位，是为诗中“英衮畅人谋，文明固天启”“还睹司隶章，复见东都礼”之义。其以萧鸾比作刘秀，喻示萧齐再次中兴。此次出任萧鸾府僚除了掌霸府文笔外，还兼掌中书诏诰的中书郎，谢朓无疑在萧鸾这里得到重用。诗中“既秉丹石心，宁流素丝涕”句，就充分表明谢朓忠于萧鸾的立场，是以何焯批判说：“大意是阿附齐明，无足取也。”[24]对于谢朓而言，其在隆昌、延兴、建武年间萧鸾与萧子良、萧昭文、萧昭业等人的宫廷权斗过程中倍感煎熬，其《直中书省》集中体现了这种纠结心态。其云：“紫殿肃阴阴，彤庭赫宏敞。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玲珑结绮钱，深沉映朱网。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兹言翔凤池，鸣佩多清响。信美非吾室，中园思偃仰。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安得凌风翰，聊恣山泉赏。”[25]中书省居于太极殿西侧，自然毗邻“紫殿”“彤庭”。“凤池”为拟诏、出诏所在，谢朓却认为“信美非吾室”而寄情“中园”与“山泉”。至于其《观朝雨》亦是如此。其云：“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既洒百常观，复集九成台。空濛如薄雾，散漫似轻埃。平明振衣坐，重门犹未开。耳目暂无扰，怀古信悠哉。戢翼希骧首，乘流畏曝鳃。动息无兼遂，歧路多徘徊。方同战胜者，去翦北山莱。”[26]北风飞雨、江上空濛正是其百绪杂陈的形象化展示，至于“骧首”“乘流”的野心与“戢翼”“曝鳃”的风险考量，则说明其已陷入“万虑俱息，能战胜俄顷之间，而不觉旋惑于富贵之途”的“囚徒困境”之中[27]。

南朝尚书省的文学描述还与“南宫”相关。何逊《早朝车中听望》说：“诘旦钟声罢，隐隐禁门通。蘧车响北阙，郑履入南宫。宿雾开驰道，初日照相风。胥徒纷络驿，驺御或西东。暂喧耳目外，还保性灵中。方验游朝市，此说不为空。”[28]“蘧车”指《列女传·卫灵夫人》载卫大夫蘧伯玉夜过宫门而下车之典，“郑履”则典出《汉书·郑崇传》汉哀帝赞尚书仆射郑崇曳革履上殿所言“我识郑尚书履声”。“北阙”为百官等候朝觐上奏之处，“南宫”则指君主居住及接见百官之所。此为借用汉代典实，如汉顺帝十一岁即位，“近臣尚书以下，从辇到南宫，登云台，召百官”[29]，即为其证。另据李贤注引蔡质《汉典职仪》说：“南宫至北宫，中央作大屋，复道，三道行，天子从中道，从官夹左右，十步一卫。两宫相去七里。”[30]可知，南宫、北宫复道相连是其鲜明特征，这在南朝诗歌中也有反映，一如沈炯《长安少年行》所说“建章通北阙，复道度南宫”[31]。当然，“复道”与“南宫”并联之例，最早见于《史记·留侯世家》“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32]。当时在张良的劝说下，刘邦封与之有宿怨的雍齿为什方侯。隋炀帝据此典实而作《纪辽东二首》，其二说“秉旄仗节定辽东，俘馘振夷风。清歌凯捷九都水，归宴雒阳宫。策功行赏不淹留，全军藉智谋。讵似南宫复道上，先封雍齿侯。”[33]事实上，六朝亦借鉴洛阳南宫的建筑形制，都官省与朝堂内殿有阁道相连，方便都官尚书入朝言事。史载：“自晋以来，尚书官僚，皆携家属居省。省在台城内下舍门中，有阁道东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西抵阁道。”[34]这又使“复道度南宫”之“南宫”具有了指涉尚书省之义。总之，郑崇与蘧伯玉均为贤臣典范，“郑履”（或“尚书履”）与“南宫”配合使用，则凸显了南朝尚书官称谓固定化的趋向。

另外，“南宫”又称“南墉”，与都官尚书息息相关。都官尚书首建于永初元年（420）九月，领都官、水部、库部、功论四曹。大明元年（457）九月，建康、秣陵二县置都官从事，专掌水、火、劫、盗等安防政务[35]，正是都官尚书安防职能在地方延伸的体现。另外，都官尚书掌管库部，实为肥缺。宋末萧道成辅政之际，“以（刘）怀珍内资未多，征为都官尚书，领前将军”[36]。都官尚书亦可备君主顾问，参与大政决策。史载：“（萧介）迁都官尚书，每军国大事，必先访介。帝（萧衍）谓朱异曰：‘端右材也。’”[37]因此，都官尚书掌握顾问、参政、财权、安防等职能，又多由太常、侍中、领军将军等内卫侍从高官兼任[38]，权位非常接近宰辅。是以范泰称都官尚书郑鲜之说：“与傅（亮）、谢（晦）俱从圣主有功关、洛，卿乃居僚首。”[39]另外，郑鲜之与时任太子舍人的颜延年颇有交谊，却限于尚书省与东宫的风纪不能串署交流，故颜延之《直东宫答郑尚书诗》说：“跂予旅东馆，徒歌属南墉。”[40]“东馆”指东宫，“南墉”则指尚书省，亦是针对郑鲜之的职务而言。需要指出的是，尚书省又称“南宫”。丘仲孚梁初以山阴令治为天下第一，超迁为尚书右丞、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宫故事》百卷、《尚书具事杂仪》。所谓“南宫”即尚书省，“南宫故事”则典出《后汉书·郑弘传》。按，郑弘建初初年为尚书令，“前后所陈有补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宫，以为故事”[41]。知“南宫故事”本为郑弘所确立的尚书省运作的基本的典制章程。丘仲孚因以为名，则说明其又重新纂订了萧梁的尚书省制度规定。至于《尚书具事杂仪》，则是尚书省曹具体的行政细则。可以说，丘仲孚借用郑弘旧典而撰制《南宫故事》《尚书具事杂仪》，既提升了梁朝尚书省制度文本化、规范化水平，也使得“南宫”与尚书省的别称关系更趋稳固。

二、南朝尚书官的代称及其文学表达

汉代以来，尚书官就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史载：“汉制，公卿御史中丞以下，遇尚书令、仆、丞、郎，皆辟车豫相回避，台官过，乃得去。今尚书官上朝及下，禁断行人，犹其制也。汉又制，丞、郎见尚书，呼曰明时。郎见二丞，呼曰左君、右君。”[42]魏毌丘俭《答杜挚诗》“才为圣世出，德音何不怡？八子未遭遇，今者遘明时”之“明时”，即指尚书铨选之官[43]。南北朝亦多有其例。如谢灵运《赠从弟弘元时为中军功曹住京诗》五章其三“维翰孔务，明时劳止。我求髦俊，以作僚士”，庾信《谨赠司寇淮南公诗》“小人司刺举，明时实滥吹”[44]，这是尚书官所获得的制度性优势和社会影响力，自然会提升该职的士林地位。

尚书令为尚书长官，亦是外朝官之首，历来职不轻假。泰始四年（268）正月司马炎以贾充守尚书令诏就说：“尚书令，百揆之首，总齐机衡，出纳朝政，治绩之所繇也。”[45]与此同时，尚书令的政治象征意义、如何履职也是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与之相关的文学表述也能集中代表官制文学的一般性特征。如张华《尚书令箴》说：“明明先王，开国承家。作制垂宪，仰观列曜。俯令百官，政用罔僭。昔舜纳大麓，七政以齐。内成外平，而风雨不迷。山甫翼周，靡刚靡柔。补我衮职，阐我王猷。王猷允塞，而四海咸休。虽曰圣明，必赖良材。无曰我智，官不任能。发言如丝，其出成纶。王季道缺，天网纵替。既无老成，改旧法制。法制不修，不长厥裔。尚臣司台，敢言侍卫。”[46]由上可知，西晋尚书令作为百官之首，仍沿袭《周礼·天官》设官分职、匡弼君主的表率意义，对国运兴衰负有直接而关键的职责。然而，南朝以来尚书令多阙职不授，即使任命，因其职事与尚书仆射有重叠，为了避免争权，有时又会发生相互推诿的懒政情形。史载：“时尚书令何尚之以（徐）湛之国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凡诸辞诉，一不料省。湛之亦以《职官记》及令文，尚书令敷奏出内，事无不总，令缺则仆射总任。又以事归尚之，互相推委。”是以御史中丞袁淑将何尚之与徐湛之一同弹劾，最终“尚之虽为令，而朝事悉归湛之”[47]。不难看出，尚书令名义上为尚书省主官，其实已演变为象征性的荣职。

不过，尚书令在士林政治观念中的地位仍然非百官可撼动。如江总于至德四年（586）授尚书令，陈叔宝册命说：“夫文昌政本，司会治经，韦彪谓之枢机，李固方之斗极。况其五曹斯综，百揆是谐，同冢宰之司，专台阁之任。惟尔道业标峻，寓量弘深，胜范清规，风流以为准的，辞宗学府，衣冠以为领袖。故能师长六官，具瞻允塞，明府八座，仪形载远，其端朝握揆，朕所望焉。”[48]“文昌”与“司会”均指尚书省。韦彪所言出自《后汉书·韦彪传》[49]，李固所言出自《后汉书·李固传》[50]，均强调尚书及其人选的重要性。“五曹”指汉初所置尚书所辖常侍曹、二千石曹、户曹、主客曹、三公曹，“六官”则指《周礼》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卿官，天官冢宰为六卿之首，统理内外百官，与尚书令相当，即文中所言“百揆是谐，同冢宰之司”。江总之所以能够出任尚书令，主要在于曾任陈叔宝宫僚的背景及二人密切的私交，是以江总“能属文，于五言七言尤善；然伤于浮艳，故为后主所爱幸。多有侧篇，好事者相传讽玩，于今不绝。后主之世，总当权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共陈暄、孔范、王瑳等十余人，当时谓之‘狎客’”。尽管御史中丞徐俭曾弹劾江总在尚书令任上履职不力，却仍无法扭转陈末“国政日颓，纲纪不立，有言之者，辄以罪斥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的国运[51]。由此可见，尚书令虽沦为荣显虚职，却具有引领朝望的象征作用。同时，若不克勤施政却结党营私、引绳排根，则必然导致亡国的恶果。亡国之耻促使江总一扫侧艳浮靡而诗风丕变。隋军攻陷建康后，陈朝宗室王侯在都者百余人随陈后主入关，陈伯山长子陈君范亦在北降之列。江总作《赠君范书五言诗》，“以叙他乡离别之意，辞甚酸切，当世文士咸讽诵之”[52]。此外，陈末侍中、中领军鲁广达入隋后因自感“我身不能救国，负罪深矣”而忧愤去世，尚书令江总“抚柩恸哭，乃命笔题其棺头，为诗曰：‘黄泉虽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义死，不作负恩生。’总又制广达墓铭，其略曰：‘灾流淮海，险失金汤。时屯运极，代革天亡。爪牙背义，介胄无良。独摽忠勇，率御有方。诚贯皎日，气励严霜。怀恩感报，抚事何忘。’”[53]然而，上述忠勇、死义的主旨并不能掩饰江总未能履行“一言兴邦”职责的过失。故而，江总以次等世族出任尚书令后自叹：“才未半古，尸素若兹。晋太尉陆玩云：‘以我为三公，知天下无人矣。’”[54]这一方面是陈后主政权根基薄弱、世族高门凋零的真实反映，另一方面也是两晋以来尚书令辞让文书惯例的体现。其实，较之陆玩让三公更为典型的例子当属王献之。后者《辞尚书令与州将书》说：“若民可作尚书令，而使四海推恹者，亦人谁不堪？勋德盖世，尚当有让，况民凡鄙，而可寇窃耶？王怀祖先辈名流，作此职可谓佥允。桓宣武窥尚书门，犹言此中无人，固知当之未易也。”[55]王献之以琅琊名族尚且自谦不及出自太原王氏的王述及谯国桓氏的桓玄，江总自述更可谓亦步亦趋的程式化表达。

尚书仆射为尚书令副职，汉献帝时始分左右，魏晋以来省置无常，若左、右仆射两置，则以右仆射为贵。据《齐职仪》及《五代史官志》，东晋以来，单置则称尚书仆射，主掌原先尚书左仆射的职事，并以祠部尚书掌原尚书右仆射的职事。魏晋、宋齐尚书仆射为三品，至陈为二品。可以说，六朝尚书左右仆射正是唐代左右丞相的前身。尚书仆射作为“官之师长，天下所望”[56]，选任尤为慎重。任昉《出郡传舍哭范仆射诗》说：“平生礼数绝，式瞻在国桢。一朝万化尽，犹我故人情。待时属兴运，王佐俟人英。结欢三十载，生死一交情。携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运阻衡言革，时泰玉阶平。濬冲得茂彦，夫子值狂生。伊人有泾渭，非余扬浊清。将乖不忍别，欲以遣离情。不忍一辰意，千龄万恨生。已矣平生事，咏歌盈箧笥。兼复相嘲谑，常与虚舟值。何时见范侯，还叙平生意。与子别几辰，经途不盈旬。弗睹朱颜改，徒想平生人。宁知安歌日，非君撤瑟辰。已矣奈何叹，辍舂哀国均。”[57]“范仆射”，即于天监二年（503）卒官尚书右仆射的范云，该年任昉由吏部郎中出为义兴太守，故诗题“出郡传舍”即指任昉于义兴郡传舍获得范云去世的邸报。由“与子别几辰，经途不盈旬”句，知范云去世距离任昉离开吏部外任不足十日。任昉与范云早年同为萧子良“竟陵八友”之一，梁初又同为尚书同僚，“结欢三十载，生死一交情”句是为彼此密切关系的写照。任昉还凸显二人之间的文事交往说：“已矣平生事，咏歌盈箧笥。兼复相嘲谑，常与虚舟值。”尽管该诗体现了私人之间的悲悼，任昉也注意强调范云在齐梁易代之际的历史功绩，诗中“国桢”“国均”即是对于范云作为尚书右仆射的绝佳概括。两者分别典出《诗经·大雅·文王》“王国克生，维周之桢”与《小雅·节南山》“秉国之均，四方是维”，恰如其分地揭示了范云对萧梁的佐命之功，同时也彰显了尚书右仆射“恢演政典，协宣庶绩”的职务属性[58]。

与尚书令相似，吏部尚书也具有“掌叙人伦，治化之本也，宜得忠正旧德”的职责属性[59]。傅玄《吏部尚书箴》还对其在政权架构中的意义进行了文学化描述。其云：“明明王范，制为九服。君执常道，臣有定职。各有攸司，乂用不慝。贵无常尊，贱不恒卑。不明厥德，国用颠危。昔舜举禹咎繇，而隽乂在官。汤举阿衡，而不仁流屏。周仲山甫，亦允纳言。且表正而象平，日夕而景侧。处喉舌者，患铨衡之无常，不患于不明。故曰无谓隐微，废公任私。无好自专，违众取怨。是以古之君子，无亲无疏，纵心大伦，修己以道。易贵好爵，书慎官人。官不可妄授，职不可暗受。能者养之致福，不能者弊之招咎。衡臣司书，敢告左右。”[60]吏部尚书直接负责铨授人选的拟定、上报，称职或渎职者则会对应产生“致福”或“招咎”的结果。

诸曹尚书是具体铨选职事的执行者，南朝大致保持六曹的建制，即祠部、吏部、左民、度支、五兵、都官六尚书，至隋则发展为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尚书。关于诸曹尚书的典实，多以东汉郑均为主。其因淡薄无为而被汉章帝敕赐尚书禄终身，时人誉为“白衣尚书”，这一典事颇为南朝文士所袭用。如谢惠连《秋怀诗》说：“平生无志意，少小婴忧患……虽好相如达，不同长卿慢。颇悦郑生偃，无取白衣宦。未知古人心，且从性所玩……金石终销毁，丹青暂凋焕。”[61]关于此诗的作者，逯钦立认为：“此诗当为灵运所作，盖误入惠连集中。诗发端谓‘少小离忧患’，指亲丧大故。据《宋书》，惠连父方明元嘉三年卒，年四十七。惠连元嘉十年卒，年三十七。则方明卒时，惠连年已三十，不得言‘少小离忧患’。据《晋书·谢玄传》《宋书·谢灵运传》，晋太元十三年，祖玄卒。灵运年四岁，灵运父又早玄卒。是灵运孩提丧父，与此‘少小离忧患’相合也。又诗言‘夷险难预谋，倚伏昧前算。颇悦郑生偃，无取白衣宦’，与灵运出处合。‘虽好相如达，不同长卿慢’，与灵运性格合，而皆与惠连不侔。然《文选》归之惠连，《诗品》亦称惠连《秋怀》，讹乱已久，故仍编此。”[62]不过，考虑《文选》将该诗列为谢惠连所作，且钟嵘评价谢惠连说：“小谢才思富捷，恨其兰玉夙凋，故长辔未骋。《秋怀》《捣衣》之作，虽复灵运锐思，亦何以加焉？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63]因梁去宋不远，《文选》《诗品》当有所据，且《诗品》援引《谢氏家录》以对比评价谢惠连、谢灵运诗风，其混淆二谢诗作的可能性较小。另外，“虽好相如达，不同长卿慢。颇悦郑生偃，无取白衣宦”句中“郑生”“白衣宦”，典出《后汉书·郑均传》。郑均淡泊无为而不愿无功受禄，引发了谢惠连对自身政治遭际的感怀。谢惠连生于晋太元二十一年（396），童年、少年纵贯晋安帝隆安（397—401）、元兴（402—404）、义熙（405—418）等时段，其中桓玄篡权，孙恩、卢循起义，谢混因党同刘毅而被杀等国乱家祸的事件频发，而未必非得其父谢方明之死才堪称为“少小离忧患”。至于“夷险难豫谋，倚伏昧前算”，则指谢惠连迷恋杜德灵而遭致清议禁锢，虽多次得谢灵运盛誉却难得仕迁，直到元嘉七年（430）才被尚书仆射殷景仁举荐为司徒、彭城王刘义康法曹参军。上述正是其感慨人生无常的缘由所在。另外，其早年所遭受的清议非难可谓众口铄金，诗中“金石终销毁”句正抒发了不畏谗毁而重新迁官的意气。因此，将《秋怀诗》归为谢灵运所作并不恰当。当然，谢惠连不愿作郑均一样的“白衣尚书”也是一语双关。一方面，他不希望仅在殷景仁的推引之下白白占有倘来的升迁机遇；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以出色的吏能文才作实职尚书或类似的职事官，而非“白衣”领职的闲职。

三、南朝尚书郎署政务、交际活动的文学呈现

南朝郎署文学发达，尤以尚书省为著。萧绎《与萧挹书》说：“握兰云阁，解绂龙楼。允膺妙选，良为幸甚！想同僚多士，方驾连曹，雅步南宫，容与自玩。士衡已后，唯在兹日。惟昆与季，文藻相晖。二陆三张，岂独擅美？比暇日无事，时复含毫。颇有赋诗，别当相简。”[64]萧挹历任尚书殿中郎（“握兰云阁”“南宫”）、东宫官（“龙楼”），故而与“同僚多士”多有文事交往。萧绎虽远在荆州，仍打算与之诗赋唱和。上述揭示了萧梁宫省内部僚友之间频繁的文学活动，也体现了宫省与地方之间密切的文学交流，事实上也代表了南朝宫省文学的普遍情况。

南朝尚书省内部的官场社交活动不少。史载：“八座丞郎初拜，并集都省交礼，迁职又解交，本汉制也。至于晋、宋，唯八座解交，丞郎不复解交也。梁陆杲迁尚书殿中曹郎，拜日，八座丞郎并到上省交礼。而杲至晚，不及时刻，坐免官。”[65]“交礼”“解交礼”作为汉制一直延续至南朝，是尚书省官员拜官、迁升时的重要礼节，也是加强省内员僚之间公私社交联结的重要途径。陆杲因迟到本人的交礼仪式而怠慢同僚，故而被免官，这说明尚书省官场礼仪同时具有法制规定的强制性内涵。因此，尚书省既是开展并考核朝仪执行的重要官方场合，相关朝仪的遵守、实施情况又是督察省内官员风纪、衡量任免的硬性指标。另外，朝廷大型节庆、典仪活动也主要由尚书省组织，即使朝廷宴集群臣赋诗时，也一般由尚书省主官负责敲定召集名单，入选者往往获得依靠宫廷雅集表现而迁升的机会。史载：“世祖尝宴群臣赋诗，徐陵言之于世祖，即日召铿预宴，使赋《新成安乐宫》，铿授笔便就，世祖甚叹赏之。”[66]此前阴铿虽博涉史传，尤以五言诗闻名，却仅为始兴王府中录事参军。徐陵在天嘉中以吏部尚书领大著作，熟知朝廷及藩府文官的才学吏能，只是阴铿秩位卑微难以达到预宴的资格，故徐陵在拟定名单时特别向陈蒨请示。阴铿献上《新成安乐宫诗》后深得陈蒨叹赏，故能累迁招远将军、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实现了由府僚向朝官的转变。仅就尚书省内部而言，郎署官员之间也经常举行唱和活动。江总迁尚书殿中郎后，奉和萧衍《述怀诗》，被后者嗟赏。“尚书仆射范阳张缵，度支尚书琅邪王筠，都官尚书南阳刘之遴，并高才硕学，（江）总时年少有名，缵等雅相推重，为忘年友会。之遴尝酬总诗，其略曰：‘上位居崇礼，寺署邻栖息。忌闻晓驺唱，每畏晨光赩。高谈意未穷，晤对赏无极。探急共遨游，休沐忘退食。曷用销鄙吝，枉趾觏颜色。下上数千载，扬搉吐胸臆。’”[67]“崇礼”即崇礼门，借以代指门内的尚书省；“寺署”，则指尚书省的列曹官衙。刘之遴所在的都官尚书省署在尚书省列署之前，史载：“自晋以来，尚书官僚皆携家属居省。省在台城内下舍门，中有阁道，东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之省，西抵阁道。”[68]江总与刘之遴等人同在尚书省为官，且循例携家属居内，自然“寺署邻栖息”，亦可以“探急共遨游，休沐忘退食”，这是多数省署官员所不具备的任职福利，也是尚书省内僚友开展学术、文艺交往的前提。这种交往对于后进官员的升迁而言大有益处，江总即由尚书殿中郎升为太子洗马。

尚书省的政务、交际活动也是南朝诗文的重要主题。萧绎《和刘尚书兼明堂斋宫诗》说：“质明摄上宰，诘旦乘轺轩。四圭邸苍玉，六变舞《云门》。香浮郁金酒，烟绕凤凰樽。貂冕交辉映，珩佩自相喧。微风飏清管，轻雨发陈根。新花临御陌，春色起天园。河间献《乐语》，斯道愧能论。”[69]诗中“刘尚书”为刘孺，其分别于大通三年（529）为左民尚书、中大通五年（533）为都官尚书、大同五年（539）守吏部尚书，历经晋陵太守的外任后，又内征为侍中、吏部尚书。有关“上宰”督察官纪的情况，可由韩愈《天星送杨凝郎中贺正》得到侧面说明。其云：“天星牢落鸡喔咿，仆夫起餐车载脂。正当穷冬寒未已，借问君子行安之？会朝元正无不至，受命上宰须及期。侍从近臣有虚位，公今此去归何时？”[70]韩愈所言“受命上宰须及期”，就突出了百官元正朝贺时须接受“上宰”的检录。萧绎诗中“质明摄上宰”，正说明刘孺代尚书主官行核查百官之职，也暗示其当时出任守吏部尚书或吏部尚书。明堂祭祀以五帝为主要对象，以皇室祖先为配祀对象，《云门》即是针对黄帝的舞曲。据《周礼·典瑞》《郁人》载，祭昊天、上帝用有邸之四圭，取郁金香煮和秬鬯之酒。诗中“四圭邸苍玉，六变舞《云门》。香浮郁金酒，烟绕凤凰樽”诸句，均本此而来。此外，大型国家活动、典礼举行之日百官没有特殊原因均需参加，尚书省负责相关点卯登记事宜，否则就会因违纪被惩处。上述所言贺正礼，正为其例。当然，该诗虽为和作，却体现了萧绎的治平之志。诗末“河间献《乐语》，斯道愧能论”句，典出《汉书·食货志下》载王莽下诏于长安东、西市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都设立五均官，诏书说：“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颜师古注：“其（即《乐语》）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71]此外，萧绎还有《和刘尚书侍五明集诗》。该诗又题作《和刘尚书侍讲五明集诗》，从侧面说明尚书官亦参与东宫侍讲佛典活动。诗云：“帝德洽区宇，垂衣彰太平。黄唐惭懋实，子姒恧嘉声。治家陈五礼，功成奏六英。汲引留宸鉴，舟航动睿情。法王唯一法，无生信不生。因因从此见，果果自斯明。元良仰副后，含一震鸿名。龟藏逾启筮，鲁史冠春卿。日宫佳气满，月殿善风清。绮钱蔽西观，缇幔卷南荣。金门练朝鼓，玉壶休夜更。宫槐留晓合，城乌侵曙鸣。露光枝上宿，霞影水中轻。虚薄今何事，徒知恋法城。”[72]“五明”指古印度五种教育方式，即声明、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此次雅集由太子萧纲组织，诗中“元良仰副后”即指此。应该说，刘孺早年参与任昉“兰台聚”，也与沈约频繁游宴赋诗，文才与从兄刘苞、刘孝绰及张率齐名，被萧衍誉为“张率东南美，刘孺洛阳才”[73]，是为萧梁宫廷文学的中坚人物。萧绎与刘孺从兄刘孝绰过从甚密，这大概也是萧绎与刘孺交谊深厚的缘由。另外，刘孺久在尚书省历练，也有与萧绎、萧纲、萧衍等人交往的条件，萧绎的两首和诗就从侧面反映出尚书官参与朝廷仪典与宫廷雅集的情况。

尚书官在参与宫廷雅集的过程中，也不乏秀出班行的佳作。大明元年（457），都官尚书谢庄应诏作《瑞雪咏》，其写暑尽寒降、风起云聚，“始葐蕴以蕤转，终徘徊而烟曳”；又写“状素镜之晨光，写金波之夜晰”之雪积雪色；继而颂扬“贞性贲道，润德晖经”“浃纬称祥，磬埏作瑞”之雪性雪瑞[74]，摹物精工，层次分明。此后，大明五年（461）正月元日，“花雪降殿庭。时右卫将军谢庄下殿，雪集衣。还白，上以为瑞。于是公卿并作《花雪诗》”[75]。谢庄《和元日雪花应诏诗》说：“从候昭神世，息燧应颂道。玄化尽天秘，凝功毕地宝。笙镛流七始，玉帛承三造。委霰下璇蕤，叠雪翻琼藻。积曙境宇明，联萼千里杲。掩映顺云悬，摇裔从风扫。发贶烛侄前，腾瑞光图表。泽厚见身末，恩逾悟生眇。竦诚岱驾肃，侧志梁銮矫。”[76]诗中按照盛世降瑞、霰雪奇形、雪色千里、瑞象广布、感恩颂瑞的逻辑展开，所写雪的政治色彩较浓，与谢惠连将雪哲理化、思辨化的方式大相径庭。总起来看，在南朝汗牛充栋的宫廷应制创作中，谢庄相关诗赋堪称翘楚。与此同时，谢庄由尚书官向内侍官的迁擢，也得益于其在宫廷雅集过程中的文事表现。这又为考察南朝尚书官的选任、迁转的政治轨迹与贵族文学趣尚、风格的生成，提供了鲜活的个案。

正因如此，尚书主官的变动往往也会引发政界、文林的多重震动。元嘉二十九年（452），何尚之以尚书令领太子詹事致仕，于方山著《退居赋》以明志。舆论鉴于何尚之“秉衡当朝，畏远权柄，亲戚故旧，一无荐举”的表现，“咸谓尚之不能固志”。太子左卫率袁淑趁机写信敦劝其复出说：“昨遣修问，承丈人已晦志山田，虽曰年礼宜遵，亦事难斯贵，俾疏、班、邴、魏，通美于前策；龚、贡、山、卫，沦惭乎曩篇。规迨休告，雪涤素怀，冀寻幽之欢，毕栖玄之适。但淑逸操偏迥，野性瞢滞，果兹冲寂，必沉乐忘归。然而已议途闻者，谓丈人徽明未耗，誉业方籍，傥能屈事康道，降节殉务，舍南濒之操，淑此行永决矣。望眷有积，约日无误。”信中所言“舍南濒之操”，典出《诗经·召南·采蘋》“于以采蘋，南涧之濒”。何尚之私宅在南涧寺近侧，故袁淑一语双关，借“南濒”喻指隐逸。袁淑书信代表了刘义隆与太尉、侍中刘义恭的立场，刘义隆认为“今朝贤无多，且羊（玄保）、孟（顗）尚不得告谢，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许”，刘义恭也认为何尚之“历事唯允，虽年在悬车，而体独充壮，未相申许”[77]，故而下诏敦劝其复职。何尚之由此再次出仕，故而沈庆之嘲笑其退志不坚说：“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复还也。”[78]应该说，何尚之采用《退居赋》的文学形式作为致仕宣言，一方面在士林中塑造了不恋栈的高洁形象，另一方面又借助文学表达形象化、笼统化、多义性的特点避免了直接宣称致仕的明确表达，并为再次出仕预埋了退路。袁淑的敦劝信则顺承何尚之《退居赋》的栖隐主题，使之得到“退居”之名的精神性满足，同时又以恳求的口吻，为后者降低姿态、再次出仕铺好了台阶。不难看出，在刘义隆、刘义恭的支持下，为了收服朝望，何尚之、袁淑的文学互动实则是为何尚之突破七十致仕这一年龄界限而继续履职的政治安排。尽管沈庆之一针见血地批判了这种文学、政治双重操作的虚伪性，却无法改变这一安排老辣、缜密又相对周全的事实。

至于尚书官的去世，也会引起文林的震悼，相关诗作还会演变为文坛的名篇。沈约《怀旧诗》九首其二《伤谢朓》说：“吏部信才杰，文锋振奇响。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岂言凌霜质，忽随人所往。尺璧尔何冤，忽此同邱壤。”[79]谢朓生前官至尚书吏部郎，该职务直接经办铨选事宜，在南朝属于热门职务。如王思远为尚书令王晏从弟，历任中书郎、黄门郎、御史中丞，建武中迁吏部郎，王思远“以从兄晏为尚书令，不欲并居内台权要之职”[80]，经上表固让，故而改授司徒左长史。吏部郎也是吏部尚书的重要人选职位。史载：“始（王）亮未为吏部郎时，以（江）祏帝之内弟，故深友祏，祏为之延誉，益为帝所器重。”王亮于建武末出任吏部尚书，正是江祏邀誉的结果。继而频繁获得通直散骑常侍、太子右卫率的加官，直至出为尚书右仆射、中护军。应该说，自西晋以来吏部郎的选任就为当朝所重视。山涛《启事》说：“吏部郎主选举，宜得能整风俗理人伦者。”又说：“吏部郎以碎事日夜相接，非但当正己而已，乃当能正人，不容秽杂也。”[81]正因如此，该职“台阁议奏常依义据法，为三台之表”[82]，自晋以来也形成了“旧选尚书郎极清望，号称大臣之副，州取尤者以应”的惯例[83]。尽管东晋时期出现“自过江来，尚书郎正用第二人”的起伏[84]，迄至南朝，以吏部郎为代表的尚书郎官地位已有所上升，正如《职官录》所载：“梁吏部郎旧视中丞，迁侍中。又陈吏部郎中秩六百石。”[85]正因如此，名族出任郎官的心态趋于务实，包括谢朓在内，王俭、陆慧晓、顾宪之、王亮、任昉、陆倕均曾出任典掌大选的吏部郎。陆倕《拜吏部郎表》说：“铨衡庶品，历选名实。阮咸贞素，屡荐未登。陆亮忠心，裁居殿职。自非李重清识，李毅恬正，则何以区分管库，式鉴胥史？”[86]其以陆咸、陆亮、李重、李毅等名贤为例，表达接受该职的惶愧之情，正是该职在南朝日益贵要之证。

需要指出的是，沈约《伤谢朓》所言“吏部信才杰，文锋振奇响”，还与沈约赞誉谢朓“二百年来无此诗”一起[87]，在宋代引发了一桩公案。据《鸡肋编》载：“欧阳文忠有赠介甫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王答云：‘它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余少时闻人谓吏部乃隐侯，非文公也。翰林诗无三千，亦非太白。后见《沈约传》，虽尝为吏部郎，及称谢朓云‘二百年来无此诗’，谓由建安至宋元嘉二百三十余年，举其全数耳。自嘉祐上至唐元和，余二百五十年，去元嘉则远矣。则吏部盖指韩也。郑谷有《题太白集诗》云：‘何事文星与酒星？一时分付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着人间伴月明。’永叔所引，但用沈‘二百年’之语，加于退之，以对翰林‘三千首’耳。诗年之数，安在如书马数马乎？”[88]宋朱翌《猗觉寮杂记》亦载欧阳修与王安石赠答一事说：“以余考之，欧公必不以谢比介甫，介甫不应误以谢为韩也。孙樵《与高锡望书》曰：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间作者数十辈，独高韩吏部。欧公用此尔，介甫未尝误认事也。见樵集。”[89]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进一步载述欧、王用典、解典的误差说：“中书待制公翌新仲（即朱翌）尝言：后学读书未博，观人文字，不可轻诋。且如欧阳公与王荆公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荆公答云：‘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欧公笑曰：‘介甫错认某意，所用事，乃谢朓为吏部尚书郎，沈约与之书云，二百年来无此作也。若韩文公，迨今何止二百年邪？’前后名公诗话，至今博洽之士，莫不以欧公之言为信，而荆公之诗为误。不知荆公所用之事，乃见孙樵《上韩退之吏部书》：‘二百年来无此文也。’欧公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故介甫尝曰：‘欧公坐读书未博耳。’”[90]事实上，沈约《怀旧诗》以“吏部信才杰，文锋振音响”缅怀谢朓，足以证明“谢朓—吏部”在齐梁已形成了固定的指称关系，故欧阳修以“吏部”指称谢朓并无不当。此后，韩愈居官吏部侍郎，又促使孙樵围绕韩愈构建了“吏部文章”的新范型，从而使“韩愈—吏部”的新搭配渐渐遮蔽了“谢朓—吏部”的旧说法。这正是王安石与欧阳修理解出现偏差的根源所在。沈约称誉谢朓“二百年来无此作”，实在于后者发见了诗歌的律吕音调之秘，所谓“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91]；孙樵认为“二百年间作者数十辈，独高韩吏部”，则在于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促进了古文的振起。上述公案因沈约“谢朓—吏部”之说而起，经由孙樵又获得新的时代内涵，最后通过宋人笔记的载述而为世人所知。抛开“吏部文章”指谢朓抑或韩愈的合理性不谈，“谢朓—吏部”的经典搭配已然在宋人的传播过程中，定格为南朝最具影响力的文坛典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