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雇佣工人群体与劳动力市场的出现

江南市镇是一个工商业中心，随着乡村工业化的发展，市镇上各种作坊林立，例如机坊、炼坊、染坊、踹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长的雇佣工人，于是劳动力市场便应运而生。

乾隆《吴江县志》谈及绫绸业的发展时，回顾道：明代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以后，“土人（引者按：指吴江本地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47］。盛泽镇上受机坊老板雇佣的“佣织”，有机工、曳花等，人数多达几千人。乾隆《盛湖志》称：“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约数千计，汇聚东庙并升明桥，赌唱山歌，编成新调，喧阗达旦。”［48］除了受雇于机坊的机工、曳花，还有加工丝绸的炼坊、染坊、踹坊的工人，清末时“凡炼绸之坊十余，染坊三十余，踹轴等坊亦如之，业此者近千人”［49］。盛泽镇（包括四乡）当时拥有人家万户，其中机工、曳花有数千人，炼坊、染坊、踹坊等的雇佣工人有近千人，几乎可以说有一半人家以此为生，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的雇佣工人群体。

如此庞大的雇佣工人群体，构成了一个劳动力市场。盛泽镇附近的黄溪市，富裕机户开设的机坊大多“雇人织挽”。这些雇佣工人并非固定的长工，而是临时的短工——闲时解雇，忙时雇佣。因此，就有了如同其他商品市场一样的劳动力市场。等待雇佣的工人，每天清晨聚集于固定的劳动力市场——在长春桥、泰安桥的桥堍，“以待人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这种等待雇佣的工人都有一技之长，在丝绸生意兴隆的年代，机坊老板为了招徕、笼络工人，往往百般迁就：“每逢节候，肴馔必更丰焉”；工人“或食无兼味，辄去而他适”。一到生意清淡季节，机坊老板便辞退工人，这些工人因“无人雇织”，往往沦为乞丐，“沿途求乞以为常”。［50］这些工人显然是早期的无产者，而那些雇主则是早期的资产者。

另一个丝绸集散中心濮院镇的情况也大体如此。拥有较多织机和较多资本的机坊老板，经常要雇佣工人，每天都有大批工人聚集在劳动力市场——太平桥头的太平巷，等待雇佣。这些工人有专门的技艺，或“人兼数事”，或“专习一业”，“衣于是，食于是，尽其力而终身”。［51］太平巷就是这些工人的集结地点，也是劳动力市场。《濮川所闻记》说：“太平巷，本福善寺，西出正道。阖镇织工、拽工，每晨集此以待雇。”［52］《濮院琐志》说：“织工、拽工或遇无主，每早各向通衢分立，织工立于左，拽工立于右。来雇者一见了然，谓之‘巷上’。”［53］

棉布业市镇也有数量可观的雇佣工人群体。与朱泾镇齐名的枫泾镇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吴遇坤《天咫录》记载：“康熙初，里中多布局，局中多雇染匠、砑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染坊、踹坊雇佣的工人数量巨大，以致“往来成群”，经常与镇民发生冲突。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终于酿成一桩大案。吴遇坤《天咫录》根据康熙二十二年案碑，如此写道：“（染匠、砑匠）扰害闾里，民受其累，积愤不可遏，纠众敛巨资，闭里门、水栅，设计愤杀，死者数百人……后死者家属数百人，各以白布缚首，持械复仇。恤以资，乃罢。”［54］被镇民“设计愤杀”的染匠、砑匠竟有数百人之多，其家属数百人上街复仇，可见枫泾镇上受布局雇佣的工人群体，实在不是一个小数目，肯定在数百人乃至数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