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972年春，我不得不放弃在危机诊所的志愿者工作。我一周有六天要写作，除此之外，这一年半来，我接听了太多碰到同样问题的电话，开始觉得乏味，甚至有些厌倦了。我自己还有一堆问题要解决。我丈夫搬走后，我们提交了离婚申请。家里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和两个更年幼的孩子要照顾，他们本身就在为我提供要处理的危机。同年6月，泰德大学毕业。我们从未在危机诊所外见过面，现在我们靠电话联系，不太经常。等我再次见到他已经是12月了。
我于12月14日正式离婚。12月16日，诊所所有在职和去职的工作人员都受邀到布鲁斯·康明斯位于华盛顿湖畔的家里参加圣诞派对。我有车，但没有男伴，而我知道泰德没车，于是我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去参加派对。他似乎很高兴，我就去东北第十二大道的罗杰斯家接他。弗蕾达·罗杰斯朝我微笑，然后喊泰德下楼来。
由于已经好几个月没见，从大学区开车到南端的这段长路上，我俩就聊起了我们没见面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泰德整个夏天都在县里一家大型综合医院——港景医院做心理咨询实习生。我在50年代当过女警，曾带过一些精神有问题的人——警察行话中称220s——到港景医院的五楼，对那里很熟悉。但泰德很少谈及他的暑期工作，而是更热衷于谈论他在1972年秋州长竞选期间的活动。
泰德受雇于华盛顿州州长、共和党人丹·埃文斯的连任竞选委员会。因为前州长阿尔伯特·罗斯里尼打算复出参选，泰德的任务是跑遍整个华盛顿州去看罗斯里尼的演讲，并录制下来供埃文斯的团队进行分析。
“我只是混在人群中，没人知道我是谁。”他解释说。
他平时就喜欢化装舞会，有时戴个假胡子，有时扮成在校大学生。他还被罗斯里尼为华盛顿东部的麦农和韦纳奇的苹果种植户而特意修改的演讲稿逗乐了。罗斯里尼是位老练的政治家，与埃文斯那种美国式的坦率风格截然不同。
能够成为面向全州的竞选活动的一分子，可以拿着罗斯里尼的演讲录音带向埃文斯州长本人和他的高级助手汇报，这一切都让泰德兴奋不已。
9月2日，泰德开着豪华轿车，车里是埃文斯州长和几个政要，这辆打头的车驰骋在北卡斯卡德高速公路上，两边尽是华盛顿州北部边界的壮丽景色。
“他们以为尼克松总统会来，”泰德回忆说，“因而让特勤人员对所有人进行了检查。最后，来的是尼克松的哥哥，但我并不在意，我得带领1.5万人驶完这段64英里的山间之旅。”
埃文斯竞选连任的活动很成功，而泰德现在与执政的州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参加圣诞派对那段时间，他在西雅图预防犯罪咨询委员会工作，正在审阅华盛顿州有关搭便车的新法，该法使得竖拇指求搭便车的方法再次合法化。
“我个人绝对反对搭便车。”我说，“我写过太多关于女性在搭便车时遇到杀人犯并最终遇害的故事了。”
泰德一边期盼着法学院的消息，一边也把目光投向了预防犯罪咨询委员会主任的职位。他是参加该职位决选的最终候选人之一，并觉得自己很有希望得到这份工作。
到了派对上，我和泰德还是分开了。其间我和他跳了一两次舞，他玩得挺开心，还和几个姑娘聊了天。泰德似乎迷上了西雅图青年联盟的一个年轻姑娘，她也是危机诊所的志愿者，但我和泰德以前都没见过。诊所的有些轮班从不重合，因而志愿者之间排班没有交叉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位女士结婚了，丈夫是位前途不可限量的年轻律师，现在他是西雅图最成功的律师之一。
泰德没有和她说话，甚至对她很是敬畏，但他把她指给我看，还向我询问了关于她的情况。她是个美丽的女人，留着一头笔直、乌黑的中分式长发，衣着高档且显得很有品味。她身穿黑色长袖上衣，下面是直筒的白色真丝晚礼服长裙，戴着纯金的项链和耳环。
我不确定她那晚是否留意到了泰德对她的着迷，但我发现泰德盯着她看了好几次。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泰德总是很开朗，很放松，还常常成为聊天的主导者。
反正那天是我开车，泰德就喝了很多酒。我们大概凌晨2点离开，当时他醉得很厉害。他属于喝醉后还是比较友好和放松的那种人。上车后，他坐在副驾驶座，不停地念叨着派对上那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女人。
“她就是我一向喜欢的类型。她很完美，可她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我。”
然后他就睡着了。
我把泰德送到罗杰斯家时，他仍醉得不省人事。我大声喊他，用力摇他，花了10分钟才把他弄醒，然后送他到门口，道了声“晚安”，看着他蹒跚着走进门，我忍不住笑了。
一周后，我收到泰德寄来的圣诞卡。卡片的外面印着一段话：“欧·亨利写的《麦琪的礼物》，讲的是相爱的两个人为彼此而舍弃了他们最宝贵的东西的故事。她剪了长发给爱人买了一条表链。而他卖了自己的表，为她买了一套梳子。在这看似愚蠢的行为中，两人都找到了最好的礼物。”
这是我最喜欢的圣诞故事。他是怎么知道的？
打开卡片，泰德在里面写下了自己的祝福：“对于一个有才华又讨人喜欢并且刚刚获得解放的女人来说，新的一年一定会更加美好。谢谢你那天派对后对我的照顾。爱你的，泰德。”
我着实被泰德的这一举动感动到了。这就是泰德·邦迪，他知道我需要情感上的支持。
而我好像什么也帮不了他。他对我没有爱慕之情，我的经济状况也不比他好多少。他寄那张卡片给我，仅仅是因为我俩是朋友。今天我再看那张卡片，并将它和我之后收到的几十封信上的签名进行比对，不禁对字迹的变化感到震惊。他再也没有像当年那样洋洋洒洒地签名了。
泰德没有获得预防犯罪咨询委员会主任的职位，并于1973年1月辞职。我再见到他的时候是3月的某个雨天。我当警察的时候认识的一个老朋友乔伊斯·约翰逊，是个在性犯罪部门工作了11年的警探。那天我找他一起吃午饭，从公共安全大楼的警察监狱（police-jail）电梯里出来时碰到了泰德。一开始我没认出他来，他留了胡子，看上去和以前很不一样。他叫了我的名字，还抓住了我的手。我把他介绍给乔伊斯认识，他热情地告诉我，他目前在国王县法律和司法规划办公室工作。
“我正在做关于强奸受害者的研究，”他解释说，“如果你能提供一些你写的有关强奸案的报道的过刊，那会对我的研究有所帮助。”
我答应会回去找找看，挑选出一些案例——其中许多是乔伊斯·约翰逊经手的案件，再交给泰德。但不知怎么的，我一直没上手，最终还把这事儿给忘了。
泰德又一次申请了犹他大学法学院，主要是由于梅格的力劝。梅格的父亲是位富有的医生，兄弟姐妹在犹他州从事的是专业工作，而她希望自己和泰德最终能在这个摩门教州定居下来。
这一次，泰德很快就被录取了，而他上一次在1972年申请犹他大学时却遭拒了，尽管他从华盛顿大学获得学位时的成绩被定为“优秀”。泰德在华盛顿大学的平均成绩是3.51分，这可是人人都可能想要的好成绩，但他的法律能力倾向测试分数还够不上犹他大学的入学标准。
1973年，他一而再地给犹他大学的招生部门邮寄教授们和丹·埃文斯州长的推荐信。由于不满于标准申请表的限制，他这次打印了简历，列出了自己从华盛顿大学毕业之后取得的成就，还写了一份长达六页的个人陈述，阐述他对法律专业的认知。
整个申请材料包显得非常像样。
在研究生兼职一栏，泰德写的是：
刑事惩戒顾问：1973年1月至今，任职于国王县法律和司法规划办公室，主要工作是确定县内12个地区法院被判轻罪和严重轻罪(1)的罪犯的累犯率。这一研究旨在确定经地区法院定罪后继续犯罪的性质和数量。
预防犯罪咨询委员会主任助理：1972年10月至1973年1月。作为西雅图预防犯罪咨询委员会主任的助理，对委员会所调查的侵害妇女和“白领”（经济）犯罪问题提供建议并进行初步调查。为委员会撰写新闻通稿、演讲稿和报纸文章。此外，还广泛参与了委员会1973年的工作规划。
精神疾病咨询人员：1972年6月至1972年9月。在港景医院门诊部实习的4个月里，全程接待了12位客户，定期与客户见面，在医院图表中输入进度报告，对精神病诊断不断进行重新评估，并将客户转介给医生进行医疗和心理治疗药物评估。此外，还参加了许多由精神病科医师举办的培训课程。
泰德接着写道：
我申请法学院是因为我的专业和参加的社区工作都需要我掌握法律知识。无论是研究刑事罪犯的行为还是在立法前进行法案审查，无论是倡导法院改革还是考虑创办自己的公司，我都意识到自己对法律的理解非常有限。我的生活也要求我具备法律知识和实践法律技能的能力。我想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就这么简单。
我还可以继续滔滔不绝地解释践行法律是我的终生目标，或者说，我并不指望靠法律学位来获得财富和声望。然而，重要的是，法律使我真正意识到我在日常生活中对它的需求。
我申请法学院是希望从中获得学习的工具和方法，让自己在设定的社会角色中成为一名更有效的行动者。
西奥多·罗伯特·邦迪
泰德的个人陈述显得非常博学，引述了从弗洛伊德到总统执法委员会以及司法部门报告的各种专家观点。他一上来就是关于暴力的讨论：如果你从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关系开始调查，无疑是非常合适的起点。但是，对于“权力”一词，我会用一个更强硬、更具说服力的词来代替：“暴力”。今天，权利和暴力之间显然是二律背反的关系。
泰德对暴乱、学生暴动和无政府状态的立场从未软化。法律是正确的，其余的就是暴力。
泰德表示，他目前参与了一系列对陪审团审判的研究。“我正在利用华盛顿州刑事司法评估项目所收集的1.1万起重罪案件的计算机编码数据来编写程序，希望能够分离出应对重罪案件管理问题的初步方案。”
他还谈到了一项有关陪审团的种族构成对被告的影响的研究。
泰德在1973年初提交给犹他大学法学院的申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连法学院能力倾向测试成绩也因此不再重要，他成功了。但奇怪的是，他最终没有选择在1973年秋季学期入学，还给招生办主任编了个不同寻常的谎话作为借口。
他在开课前一周写了封信给招生办，表达了自己“诚挚的歉意”，说他在一次车祸中受了重伤，正在住院治疗。他解释说，他原本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恢复，可以顺利地在秋季入学，但发现自己做不到，他为自己拖了这么久才告知校方而表示歉意，并希望校方能补录一名学生替代他的位置。
事实上，泰德不过是遇到了一次极其轻微的事故，扭伤了脚踝，并没有住院治疗，恢复得也非常好。不过，他把梅格的车撞坏了。泰德为什么在1973年选择不去犹他大学就读，至今仍是个谜。
他那看似十分漂亮的申请材料也与事实有出入。他告诉我他正在进行的强奸案研究以及陪审团种族构成的意义研究，都只是一些想法而已，哪一个他都没有真正开始着手。
泰德确实在1973年秋天开始入法学院就读，但他去的是他家乡塔科马的普吉特湾大学。他上的是周一、周三和周五晚上的课，从罗杰斯家出发，与另外三个学生拼车向南开到26英里之外的学校。上完晚课之后，他经常和一起拼车的伙伴在溪流酒馆逗留，喝上几杯啤酒。
泰德之所以选择留在华盛顿州，可能是因为他在1973年4月获得了一份不错的政治方面的工作——担任华盛顿州共和党主席罗斯·戴维斯的助理。每月1 000美元的工资比之前的工作赚得都要多，并且对于一个一直在努力赚钱和获得他人认可的人来说，还能享有一些“额外的优待”：使用共和党专属的信用卡，出席“大人物”云集的会议，偶尔还能开一把豪车，还有机会在州内各地出差，所有费用报销。
戴维斯及其夫人对泰德的评价颇高。他每周至少和戴维斯一家吃一次饭，还经常帮他们照看孩子。戴维斯回忆起泰德的时候说他“聪明且锐意进取，是共和党的忠实拥护者”。
虽然有共和党的这份工作，但泰德在大学的法律课程平均成绩依然保持得不错。他仍住在原来西雅图大学区弗蕾达和恩斯特·罗杰斯夫妇家。恩斯特的健康状况和之前相比并未好转，因此泰德有空的时候仍会帮忙维护房子。
1973年这一年，泰德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年里我只见过他一次，是3月在公共安全大楼的一次短会上。我和他之间的友谊属于平时很少联系，但见了面都很开心，并且还能从彼此身上找到熟悉的感觉的那种——至少表面上如此。
再次见到他是1973年12月，仍是在危机诊所的圣诞派对上。这次在西雅图北边劳雷赫斯特区的一位董事会成员家里举办，泰德带着梅格·安德斯一起去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梅格。
记忆中的那晚水晶灯晶莹闪亮，我还记得我与泰德和梅格站在主人家的厨房里交谈的场景。有人在台子上放了一大碗炸鸡翅，我们聊天时泰德一直大嚼特嚼。
泰德从未和我细说过梅格的事。我听他描述过斯蒂芬妮·布鲁克斯的美貌，我也见到过他在去年圣诞派对上对那位高个子黑发女子的反应。梅格与她俩完全不同，她看起来比较瘦小，长长的浅棕色头发几乎遮住了她的面部特征。很明显，梅格崇拜泰德，一直黏着他，非常害羞，怎么也不肯去跟其他人熟络一下。
当我说到泰德和我一起参加了去年危机诊所的圣诞派对时，梅格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真的吗？你是他去年的女伴？”
我点点头。“我没有男伴，而泰德没有车，于是我们决定整合一下我们的资源。”
梅格似乎松了一口气，显然像我这样一个带着几个孩子的中年妇女对她而言并不构成威胁。但我好奇的是泰德本可以很容易地向她解释我们之间的友谊，却让她为此苦恼了整整一年。
那天晚上，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梅格聊天，因为她大概被周围这么多的陌生人给吓到了。她人很聪明，也很友好，但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在泰德身上。每次他走进人群，她的视线就会跟过去。看得出来，她也想表现得随意些，但对她而言现场根本没有别的人可以交流。
我非常理解她的感受。3个月前，我爱上了一个不可能离婚的已婚男人，因此，对梅格的这种不安全感，我是感同身受的。但泰德和她在一起4年了，并且看上去也很爱她和莉安，两人日后结婚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看到梅格和泰德在一起，我以为泰德已经放弃了对斯蒂芬妮的幻想。事实上，我错了，而且大错特错。梅格和我都不知道泰德之前几天一直和斯蒂芬妮·布鲁克斯在一起，他甚至还和斯蒂芬妮订婚了，而他正期待着在一周内再见到她。
泰德的生活被分割得很清楚，他在一个女人面前是这样的，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在不同的社交圈活动，大多数朋友或伙伴对他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无所知。
1973年12月的那天，当我和泰德、梅格道别的时候，我真没想过会再见到他。我们是因为危机诊所而建立了联系，而如今我俩都已经离开了那个团体。至于泰德·邦迪有一天会彻底改变我的生活这一点，我更是无从得知。
差不多两年后，我才再次收到泰德的来信，并且这次来信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震惊，或者说不可能再有比这更让人震惊的消息了。
(1) gross misdemeanors，比轻罪严重但不属于重罪的一种犯罪等级，可能会导致入狱服刑。——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