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等级与华夏中心情结

前面提到了《山海经》博物志的四重主题，分别是蛇典、巫典、药典（食典）和矿典。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山海经》里，除了石头，任何生物都是可以食用的，哪怕它本身就是吃人的妖魔鬼怪。《山海经》暴露了当时华夏民族的某种狩猎本性，尽管它的成书年代据说最早是在西周。西周已经出现了城市，掌握了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并且已使用文字，这是殷商时代已经完成的文明进程。按照衡量文明发展的考古学标准，在《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华夏民族早已进入文明周期。

但奇怪的是，《山海经》其书，对文明本身视而不见，对城市生活置之不理，反而对那些野蛮世界里可以捕杀和食用的生物兴趣盎然。这是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我们不妨认为这是某种猎奇心理作祟，另外，它也揭示了《山海经》的精神特征，那就是先秦文明对自身成就的骄傲。作为一部以地理学叙事为纲的博物志，《山海经》同样把人类纳入了它的记录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事实上还具有民族志的特征，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述的主题。

《山海经》已经展现出华夏中心主义的某种雏形，它的地理学的核心部分，是由齐国和燕国这些国家构成的，在它的外围还有如下几个主要圈层：

第一，处于文明边缘的民族，比如匈奴、东胡、犬戎、肃慎、朝鲜、三苗。

第二，处于地理边缘的国族，比如大夏、竖沙、居繇、大月支。

第三，处于种族边缘的民族，也就是在人体学的层面上，它们发生了某种变形，比如反踵国、交胫国、柔利国、反舌国、三首国等等，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些国家都是真实存在的。

第四，处于传说边缘的民族。换言之，指那些超越了人类生物属性的神话民族，比如羽民国，国民的身上长有翅膀，以及能够吐火的、皮肤黧黑的厌火国人。还有一个无启国，它类似于不死国，因为不死，所以它就不需要繁殖后代，因此无启（启就是后代）。

不难看到，在华夏中心主义的引力作用下，《山海经》里出现了一种递减原则。也就是说，与位居文明中心的华夏之间的空间距离越大，那里的生物或居民的非人化程度就越高，甚或出于感情的缘故，而产生了某种认知的变形。比如，直接造成西周覆灭的犬戎族人，在《大荒北经》这个小分册当中，居然被描写成了“状如犬，人面兽身”的形象。不言而喻，这正是文明对所谓“蛮族”的傲慢与偏见。正是这种文化情感上的褊狭，形成了我们对敌对民族的诋毁性陈述。

在《山海经》里，我们刚才提到，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国家，分别叫反踵国、交胫国和柔利国，他们属于那些“种族边缘的民族”。《山海经》所说的“反踵”是什么意思呢？即它的国民“两足皆支”，此谓“反踵”。“踵”，在古汉语中就是脚跟之意。有一种插图，上面描绘的“反踵”状态，是走路时脚跟朝前。但“反踵”状态可以用另一种图式加以合理解释，那就是脚后跟朝上，而不是朝后，这同样是一种“反”，却表达了盘坐的姿势，也就是说，是两腿屈膝交叠而坐，脚掌朝上。毫无疑问，这应该就是练习瑜伽的姿态。

《山海经》还描写了一个国家叫“柔利国”，说他们“为人一手一足，反膝，曲足居上”。意思就是，他们的膝盖是反过来的，脚是弯曲朝上的。“居上”跟“反踵”的意思相仿，指其脚底向上翻过来。关于柔利国还有另一条记录，叫作“牛黎之国”，实际上是柔利国的另一个发音。“有人无骨，儋耳之子”，即那国的居民，身子柔软无骨，而且耳朵非常大。这种描述，进一步把瑜伽术跟大耳朵，还有柔软无骨的修炼特征，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揭示了具有高德大能的修士和僧人的基本特征。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有一个非常值得敬重的人物，那就是老子，他自命为李耳，而且还加上一个字号叫老聃，这个“聃”，就是大耳朵的意思。这种描述让我们触摸到一个修炼瑜伽术的国家，它不在华夏地区，而是在更遥远的印度和尼泊尔一带。

另外还有一个“交胫国”，“为人交胫”，就是两条腿互相交叉。这看起来是对腿部反常姿态的描述，与其说是某种生理病态，不如说是对瑜伽修行者盘坐姿势的精准描述：屈膝，大腿交叉，脚底朝上。

先秦时代的印度与中国，曾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在当时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层面上，两者之间有过亲密的交流和对话。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年代，曾出现过充满戏剧性的“三棵树现象”：

第一棵树叫菩提树，在树底下盘坐的是释迦牟尼。他在那树下见证了无上正等正觉，实现了“成道”的伟大理想。

第二棵树叫李树，在那树下盘坐的，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6]

第三棵树叫娑罗树，在树下盘坐的是另一个伟人，中国人可能对他并不熟悉，他的名字叫大雄，是耆那教的教主，被弟子们尊称为摩诃毗罗，也即“伟大英雄”之意，简称大雄。这种娑罗树比较奇特，是一种高大的蕨类植物。

三位圣人分别在三棵大树下，通过盘坐，获得了一种精神层面上的重生。他们的盘坐图式几乎一模一样。三棵树就是三个摇篮，分别孕育了三位圣人和三种伟大的教义，我称之为神树下的盘坐效应。

这种宗教学上的偶合现象从何而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把记忆拉回公元前600年前后，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春秋时期，而印度则被婆罗门教所统治。祭司们制定了无比繁杂的法典，叫作《摩奴法典》，里面对人的生活方式有着极其琐细的规定。其中有一条特别引人注目——一个人如果过了五十岁，头上长出白发，脸上布满皱纹，那他就必须放弃一切社会资源，离家出走，隐居山林。这其实是古印度社会处理老龄化问题的一种特殊方式，美其名曰“修炼”，看起来十分人性化。[7]

这位老人离家出走后去到哪里呢？当然，他会无奈地走进树林，成为“林居者”，即居住在树林里的人，去找一棵合适的大树，然后坐在树底下，以“反足”和“交胫”的姿势修炼，直到老死为止。这就是所谓“林居者”的特点。

然而有趣的是，当时的印度各地兴起了一个叛教运动，称为沙门运动，那是一群从事宗教变革的修士，他们要革除婆罗门教的繁文缛节，去寻找全新的真理。[8]释迦牟尼是其中的一位，他二十九岁就出家修行（还有一种说法是二十五岁），按照常人的看法，这个年龄正是成家立业、服务社会的大好时光，而他居然离家出走，弃绝一切社会责任，这无疑是严重的离经叛道行为。

老子的情况则恰巧相反。跟释迦牟尼不同，他五十岁以后才出家修行。因此道典《神仙传》说他“生而白首”，也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就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9]这看起来完全不合常理，所以历代学者都质疑这个陈述，认为它不过是一种来自道教的神话叙事而已。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生”视为一种隐喻，那么一切疑问就迎刃而解了：老子的“生”不是肉体的诞生，而是在修炼中实现的一次精神重生。换句话说，他获得世界真理的时刻，已在五十岁以上，所以才会满头华发。

《山海经》对于反踵国、交胫国、柔利国的记载，粗略地描绘了包括沙门修士在内的瑜伽术士的模糊身影，记录了这个亚洲邻国的文化和哲学特色。我们要赞美这部伟大的典籍，它保存了上古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