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

1967年的夏天，刘永好的父亲刘大墉站在成都双流和新津交界的牧马山上，望着远处的一个少年在烈日下踏步而来。

少年高高瘦瘦，挽着一盒饭食，赤脚走在马路上。他尽量沿着路边走，因为中间的柏油路面在阳光下灼灼发烫，光脚板难以立足。

他已经走了20多公里。当时，从新津到成都的公交车经过双流，每天有两三班，但少年没有钱，想坐也没法坐。走着走着，他发现了机会。这一路多是山路，起伏不平，常有牛车、板车或自行车通过。这些车上坡的时候十分吃力，他就跑过去帮别人推车，车主很感激，接下来下坡时就会邀请他坐到后座上，等到下一个上坡时，他再下来帮着推车。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推车，一路坐车，省了不少力气。

走路不在话下，头疼的是过河。尽管他水性好，游过百十来米的河流不是问题，但带的饭食不能泡水。他在岸边等了许久，看见艄公撑着船靠了岸。上去一问，坐船每次要收2分钱。他犯了难，因为口袋里通常只有几分钱，买了去程，回程怎么办？

一般人此时会请求艄公同情，或者干脆打道回府，但这个十来岁的少年想了想，像个大人似的找艄公谈判：“我没有钱，但可以帮你撑船。帮你撑过去，买个半票，怎么样？”

艄公看了看这个干瘦的少年，有点怀疑，问：“你会撑船吗？”

“会，你教我两下就行。”

艄公心生怜惜，同意了。开船后，他指导了少年几下，少年很快上手，不一会儿安全把船撑到彼岸。从此，他们达成了默契，艄公免去少年的船票，大河不再是少年路上的阻碍。

这个少年，就是刘永好。他手里挽着的，是母亲为父亲刘大墉做的饭菜，而刘大墉，正在离家20多公里的牧马山上被关在牛棚，放着羊。

刘大墉看着心爱的小儿子跋山涉水，一步一步来到跟前，之后他们便在山顶的大石头上铺开饭食。吃饭前，刘大墉问家里的事，还问儿子们看书的进度，刘永好一边答，一边呼啦啦地扒饭。他太饿了，本来平常就吃不饱，还空着肚子走了20多公里山路，最后，带来的饭食被他吃了个大半。

如果来不及回程，刘永好就会留下来跟父亲住一晚。他们坐在山顶，头顶星河，手抚山风，高谈阔论。父亲主要讲故事，抗战、革命的故事，还有对时事的思考，以及对四兄弟和一个妹妹读书情况的指导。尽管“文革”中学校停了学，刘大墉还是要求孩子们不要停止看书。有时，他还让刘永好给他带书，英文、物理、数学等，不一而足。聊得晚了，他们回到漆黑的茅草屋，放下蚊帐，点起油灯，噼里啪啦地打蚊子。布满大窟窿的蚊帐很破旧，第二天一早又得和钻进来吃饱喝足的蚊子战斗。

在贫穷、被“打倒”、一家人抬不起头的艰难日子里，父亲并没有抱怨、愤恨，而是像一座灯塔，鼓舞着刘家五兄妹前行。

刘大墉，1914年生于重庆沙坪坝，祖上是大户人家，到其祖父时家道中落。因家中贫寒，刘大墉数次辍学，好在父子从未放弃。听说邻县璧山县的一位远亲要给小孩找个陪读，父亲毅然把刘大墉送了过去。

刘大墉的天分迅速展露，成绩很快超过亲戚家小孩，还在中考中一举夺得全县第一，被录取到当地最好的中学——璧山公立中学。但他交不起学费。于是，少年刘大墉找到校长，申请兼职做校工，主要负责上下课打铃，打扫学校里的公共区域，以及周日在厨房帮忙做事。能继续学习他很知足，更加发奋，最终又成为全校第一，并考上重庆最好的学校——重庆高师。

可惜他与重庆高师的缘分只有短短一个月，因为始终无法凑齐20块大洋的学费。此前，父亲东挪西借地筹了两块，校长也给了一块，但仍然相差甚远。父亲实在无能为力，只好到学校把他接回家去。

刘大墉没有选择服从命运。经多方打听，他得知重庆有一家专门培养工程师的高等工业学校可以免费就读，就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当然，又轻松考上了。

抗战爆发后，重庆一时成为各种抗战力量、进步力量的汇聚地。刘大墉积极投身学校内外的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参加了暴风歌咏队、讲师团等组织。193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工作中获得了命运的一个馈赠——一位叫郑康致的革命伴侣。

郑家是四川新津的名门望族，郑康致从小知书达礼、学业优异。1938年11月，黄埔军校随政府搬迁到重庆，成立了战地救护班，郑康致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入校后，她同样积极投身爱国救亡运动，并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与刘大墉相识，最终走到一起。

随着国共斗争日益尖锐，共产党员刘大墉面临暴露风险，不得不进行转移。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支持下，他成功考入成都的四川地震测绘大队，不久和郑康致一起来到成都。

天有不测风云，一直与刘大墉单线联系的上级邹风平接到通知回延安出差，不料一去不归。刘大墉从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再无人能证明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和一直从事的工作。多年后他才得知，原来一直领导他工作的邹风平，竟是川西特委书记，邹风平回到延安后被卷入莫名的风波，1943年死于“抢救运动”。

刘大墉一直在寻找组织，几年未果。他就加入了民盟——最靠近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党派。

1949年成都解放，刘大墉以民盟地区负责人的身份参与新津县的土改工作，并担任法院院长。只是，他知识分子倔强的一面过于突出、耿直，看事又太通透，官越做越小，后面陆续担任建设科科长、农业局局长、科委主任，直至农业局副局长。倘若如此，一家平平安安，倒也不坏。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身为民主党派人士，又被怀疑曾经“脱党”，加之妻子的家庭成分问题，就知道自己迟早会有一劫。

果然，刘大墉夫妇不久就被“打倒”，他被押到牧马山“关牛棚”、放羊，郑康致虽早已病退在家，但每天要按时前往县城中心的红照壁反思，时不时还要被拉去批斗。

即便贫苦无依，他们夫妇也从来没有在给孩子买书这件事上犹豫过。厚厚的《十万个为什么》，给孩子们进行了科学启蒙。刘大墉喜欢的《参考消息》，孩子们喜欢的《青少年报》，都带给他们无限乐趣和未来的无限可能。刘大墉睁眼看世界，对形势的敏感，对眼前困难的革命主义乐观精神，也传承给了刘家几兄弟。

回忆往事，刘永好的眼神总是泛着光。他并没有觉得特别苦难，尽管那时他还小，但他在“你帮人、人帮你”，助人为乐、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益匪浅。各种苦难还锻炼了他沟通、交流的能力，也锻炼了他身体的耐力和吃苦的意志。这些，或许是他后来几十年创业、成长的秘诀所在。

说起青少年时期最大的困难，他顿了顿说：“应该还是饿……饿得吐酸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