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潮

1971年秋的一天，得知林彪“叛逃事件”及其覆灭的下场，刘大墉很高兴，特意带着刘永好去喝了碗羊肉汤。

父亲喝一口羊肉汤，难掩兴奋的心情，跟刘永好说，未来中国一定会发生变化。经济可能会发生动荡。中国的难题是没有钱，但我们的劳动力便宜，将来可以做来料加工，让外国人来中国开厂，中国人加工，再卖到国外去。听了这些话，年轻的刘永好懵懵懂懂，但从父亲坚定的语气中，他似乎看到了黯淡岁月中的希望。

不久，两位曾被刘大墉介绍入党的干部——一位军队高级干部、一位省政府高级干部联系上了刘家，他们证明了刘大墉的中共党员身份。笼罩在刘家头上多年的阴云终于一扫而光！刘大墉得以平反，恢复了名誉和职位，停发多年的工资也都补上了！那可是几千元的“巨款”，对饭都吃不饱的一家人来说，无异于苦尽甘来。

一家人坐下来商量怎么花这笔钱，哥哥、妹妹一时都说不出什么，反应最热烈的反而是“四乖”，他的主意很多：照相机！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因为二哥会装收音机，所以买了其余的几件。

几天后，“四乖”骑着崭新的自行车，脖子上挂着照相机，从新津县城骑到了他插队的村里。大高个，绿军裤，红背心，刘永好还戴了顶自己缝的五角星军帽，这身行头完全是当时最时髦的打扮，一路引来无数姑娘回眸。大家喊他“超哥”（四川方言，意为时髦男青年），他哈哈大笑。

刘永好继续做了两年多的知青，1973年碰到了一次“鲤鱼跳龙门”的机会。之前，全国高考制度已经被取消，采取了“推荐优秀工农兵无须考试上大学”的方式。1973年国家恢复高考，但原则上只允许工农兵学员参加，个人报名，群众评选，组织推荐，获得考试资格，参加省区统考，排列分数，院校选择，组织决定，服从安排。由于刘永好人缘好、贡献大，又是在村里待的时间最长的知青之一，所以生产队很痛快地为他写了推荐信，他取得了考试资格。

这次高考发生了著名的“张铁生事件”：辽宁考生张铁生在考物理、化学时交了白卷，却在背面写了一封名为“给尊敬的领导”的信，他认为是集体生产使他没有足够的学习时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不能两全，“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学考试中”能对他这个生产小队长加以“照顾”。此事在当时被看作“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并导致录取工作中优先考虑“代代红”的学生。刘永好因为家庭出身不红，差点被刷下。第一志愿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根本不考虑他，后来还是父亲出面，证明自己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他才被第二志愿——德阳机器制造学校（今四川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录取。

这一年，大哥刘永言也考上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习计算机，后来成了一名科学家型的实业家。

“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老二刘永行、老三陈育新分别考上成都师范专科学校和四川农业大学。这样，在那个大学生凤毛麟角的时代，刘家一门四兄弟全是大学生，成了新津县家喻户晓的传奇。

刘永好一心想成为一名工程师，所以高考时报的都是机械工业类专科学校，虽然德阳机器制造学校只是他的第二志愿，但拿到录取通知书他也很高兴。

当时的德阳，是国家三线工程重地，军工厂、重工业企业众多。其中，德阳机器制造学校原隶属于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后隶属于四川省机械工业厅，毕业的学生也大多被分配给德阳的中国二重（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成都东郊的“信箱工厂”（一个信箱代表一个军工厂）。入校的第一天，刘永好就觉得美好的未来正在向他招手。

他很享受这样的学校时光，既能学自己喜欢的专业，又能吃饱饭。当然，这需要女生的帮助——当时在食堂负责打饭的师傅都喜欢抖勺，心情不好或看到男同学时，就有意无意地抖两下，搞得刘永好时常吃不饱，这时就要靠女生慷慨地从她们的饭里拨出一些给刘永好。在校三年，全班不少女生都成了他的米饭“赞助者”。

在校期间的刘永好，喜欢打乒乓球、羽毛球、篮球，还擅长无线电，基础电工活更不在话下，是校园里一个引人注目的存在。但在那些纯洁而闪亮的日子里，他完全被学习、实习、机械、技术迷住了。在那里，他遇到了成长之路上两位如灯塔般的老师——班主任段英杰和德阳二重的实习师父何国根，前者亲自到他家把他招进了学校，后者经常在实习课后带他回家吃中午饭，把他当成儿子一样对待。

何国根平常不苟言笑，却是机械、机床方面的技术权威，带出过很多优秀学生，刘永好幸运地被分到他手下。很快，师父喜欢上了刘永好。

作为技术骨干，何国根住的是厂里分配的30多平方米的住房，除了卧房，还有单独的厨房和一间客厅。师父经常在家给刘永好开小灶，除了教他技术，也教他如何做人做事、带团队，碰上节假日，还带着他和家人一起去城里玩耍。

刘永好知恩图报，师父家不富裕，他就把饭票兑成粮食交给师父。后来的岁月，每年他都要抽出时间去看望师父和班主任。2011年，刘永好以个人名义，出资350万元给母校修建了一栋新的教学大楼，在揭牌仪式上，他还特意把师父和班主任请到现场，递上新年红包和两条中华香烟。两位老人都极爱抽烟，但都没想到刘永好记得如此清楚。

在德阳的三年零九个月，是刘永好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在那里成长，无须忍饥挨饿，享受着师长的呵护、同学的友谊、学习的快乐、年轻的美好。毕业后，他没有如愿进入德阳二重或者成都东郊的“信箱工厂”——那可是一人入厂全家光荣的优质工作。

命运把他推向另外一种身份，他曾经试图拒绝，但又因此获益匪浅。1976年，学校秉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希望他在德阳留校任教。尽管他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但组织分配的工作是不能随便拒绝的。他只好找了个理由：“我的父母年纪都大了，身体也不好，我希望回到成都，以方便照顾他们。”

大概是刘永好在学校一直获得喜爱和信任的原因，学校接受了他的“理由”，并极富人情味地把他分到同属二机部的另外一所学校——位于成都的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这一次，刘永好遵从了组织安排，成为一名教师。

1976年，刘永好25岁。这一年也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充满巨变的一年。

因为，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