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是一部没有残留的作品：玛格丽特·杜拉斯所撰写的东西无一被抛弃不用。人物、地点、动机，都从一个文本传递到另一个文本，并互相呼应；一份手稿中被舍弃不用的片言只字在下一篇中得以恢复、修改、归并为一个新的作品。总而言之，所有的资料都被纳入作品中。1995年，当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稿纸”来到当代出版纪念馆（IMEC）的时候，对发现它们的人和负责将它们加以整理的人产生了同样的影响。有时表面看来那样纷然杂陈的每一部作品的手稿，并不像通常那样好像是毫不相干的篇什的堆积——而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就好像是一个单独的文字流。
《战时笔记》一下子就在这些丰富的资料中突显出来。这四本小小的笔记（它们是最早的篇什中的一部分）保存在一个信封里，玛格丽特·杜拉斯亲自用这个名称把它们汇集在一起，我们决定保留这个名称作为书名。事实上，它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玛格丽特·杜拉斯确定的具体的内在严密性可用它们年代上和主题上的一致来解释，因为它们是在1943年至1949年间，正是战争期间和战后撰写而成的，而且，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让人联想到作家一生中这一至关重要的时期。
第一本笔记，除了一篇描写她在印度支那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长长的自传性叙事，还包含了后来成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的底稿，以及玛格丽特·杜拉斯多年后收在《痛苦》[1]集子里发表的那些叙事的最早版本。后面的两本笔记几乎完全是《痛苦》的最初版本，因1985年的序言而闻名，作者在序言中提到她差点把它们忘记在诺夫勒城堡的蓝色壁橱里。在最后一本笔记里，未来成为小说（《直布罗陀水手》《道丹太太》……）的草稿是断断续续写下的长篇自传性文本，其中，战后即住在圣伯努瓦街的日常生活融入她虚构性写作的练习中，虚构性写作成为她的重要手段。本书最后呈现的，写于大约与《战时笔记》同一时期的十篇未发表的“其他文本”构成了阐明这一过渡时期的最重要的资料，这一时期见证了玛格丽特·多纳迪厄变成玛格丽特·杜拉斯。
从生平研究方面来看，《战时笔记》的意义重大，两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传记[2]对这些笔记给予的特别关注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这个版本使人能读到连贯起来的，曾经只是部分被引述过的文本。并且，尤其能确定这一事实，即虽然这些文字是紧接在《痛苦》[3]中描述的事件之后写就的，但严格地说，我们并没有觉得它是个人生活日记。
对于玛格丽特·杜拉斯本人来说，这些笔记是一个例外的格式，而它们以一种回返的方式重现在杜拉斯的作品中。1976年，在杂志上发表了其中的若干片段后，1980年，她在《绿眼睛》里也提到了[4]；在《痛苦》的序言里，她甚至表示她“还不知道称这东西为何物，而当[她]重读时，作为[她]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这东西[使她]感到惊骇”。
确实，在此发表的许多叙事涉及她生命中的核心事件，很可能是最基本的事件（她第一个孩子的死，她兄长的去世，她在抵抗运动里的活动，罗贝尔·昂泰尔姆被关押在集中营里和他的归来，她的儿子让的诞生……），我们在这些叙事中已经看到在她作品里显示的极其重要的形象（她的母亲、兄长、初恋情人……）。我们很容易就明白这些文本在她的心目中占据着一个独特的、首要的位置。
但是，更为明显的是，从文学角度来看，这些文本非常珍贵。因为，如果说《笔记》的大部分是后来重新采用的草稿，那么这就不是普通的概要，也不是不完整的底稿：这多么惊人地证实了，比如，玛格丽特·杜拉斯为了构建《痛苦》的文本所完成的工作是一项成型的工作，它既不伤害初稿的线状性，也不伤害活跃的，有时是突然的自发性，这项工作构成了叙事的全部能力[5]。因此，我们在《笔记》里看到一种清新和节奏，这令人想起作者最晚近的文字的清新和节奏。由此，无疑，解释了当《痛苦》出版时，某些人对这些“蓝色壁橱里的笔记”是否真实存在表现出的怀疑，是多么伤害玛格丽特·杜拉斯[6]。
这一令人惊讶的文体上的现代性加上了自传和虚构形成的相互交织，构成杜拉斯最后的写作方式的特点。她在1940至1950年十年间发表的作品保留着一种相当传统的写作技法，里面采用的虚构手法一目了然，而《战时笔记》则通过某种文学偏见，突出了立即就领会本质的敏感性。这种真实和想象的紧密交错伴随着《情人》达到最高峰——或许，说这部为作者带来了最大量读者认可的小说如同《笔记》一样，把对童年的追忆和战争的回忆混合在一起，并不是偶然的。这两个阶段之间密切的亲缘关系是明白无误的：“我看战争的色调和我童年的色调是一样的。”[7]在《情人》的初稿里，这一前后演变的关系更加确定：“战争是对童年回忆的一部分[……]在我人生这个时期，在我的记忆里，它不在它的位置上。童年蔓延到战争。战争是一个在它整个持续期间都必须忍受的事件。同样，童年忍受着它的状态[……]”[8]
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看来，童年时光和战争时期有着它们共同的强加于人的东西，即屈从的经验，并且生发出一种反抗，而写作则变成这反抗的工具。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在这些文本以及其他作品里，对过去的追忆从来不受充斥于某些自传性作品的迎合于人的魅力所驾驭。往昔，远不同于怀旧，相反，它植根于最现时的当下，使作家的童年变成“一个无穷无尽、闻所未闻的时间，就好像永远无法衡量似的”。这“无限的童年”——根据她用来形容笼罩她家庭的气氛的绝妙措辞——使得这些有着缺陷的《笔记》鲜活灵动，如同它赋予已出版的书籍以活力。
因此，正是与这些具有现实意义和显著力度的文本的相遇造就了这个编订本。《战时笔记》既不是普通的草稿，也不是散乱的片段，而是一部初生状态作品的表达。这个未来作品的母体，令人惊奇地包含整个杜拉斯式想象领域的原始结构。这些文本在熟悉她的读者身上产生一种发现与认识相伴的感觉，因此，不容置疑地成为阅读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的主要角度。
确信这一点，但问题尚未解决，还要获知用什么方式使这些有时不连贯或者难以解读的手稿变为可理解的文本。首先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性就是展示所有这些文本的复制品，随附上它们的抄本，并配以符合逻辑的注释。但是，显然，这个主意在若干方面可能歪曲文本：它也许会在物质性上使客体——手稿偶像化，可能使阅读集中于笔记的审美意义和直观方面，而不顾及它的内容。此外，这样一部作品必然具有的重要性，以及价值，实际上也许会把它的读者群局限于一小批专家和忠实读者，尽管文本本身极其明快流畅。在审阅中，一个重视可读性的编辑规范是必不可少的。关键在于校勘原文，但又不会让它变得过于平淡，也不能令人忘记它作为文献资料的特征，两帖插图就证实了这一点。
最终保留的“说明”导向一种自由和连续的阅读，同时，在本书最后列出的目录和索引使有心人得以在这些篇章、已发表的作品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传记之间建立起交流的桥梁。
这个编订本刻意不编撰注释，对于所有与人名、地名和这些篇章提及的事件有关的细节，读者可以参照现有的传记作品。此外，全部原文均可在当代出版纪念馆里查阅，如有必要，专家、学者可以仔细考查在此介绍的编纂工作[9]。无论如何，我们首先力求尊重《战时笔记》的中间状态，即介于设想的作品和文献资料之间。正是依靠这一脆弱的平衡点，一部作品的雏形保住了。
[1]《痛苦》，巴黎，P.O.L.出版社，1985年。——原注
[2]劳尔·阿德莱尔的《杜拉斯传》，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98年；让·瓦利埃的《这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巴黎，法亚尔出版社，2006年。——原注
[3]尽管玛格丽特·杜拉斯自己在序言中用“日记”这个词来表示她的文本，她也写了“好像难以想象在等待罗贝尔·L.的时候写下了这些文字”。而且，在1985年4月17日的《解放报》上，她告诉玛丽亚娜·阿尔封：“依我看，我大概是在我们去关押在集中营的人的休养所时开始撰写《痛苦》的。”也就是说，在罗贝尔·昂泰尔姆回来后的几个月。——原注
[4]“我希望您读一读给您的，只给您的，我新近写的那些新的文章，描述新的，我当下生活的绝望。其他的，那些乱放在我房间里的蓝色壁橱里的东西，不管怎样，有朝一日会发表的，也许在我死后，也许之前，如果那一次我又缺钱的话。”《绿眼睛》，巴黎，《电影手册》小丛书，1996年，第10页。——原注
[5]在她与玛丽亚娜·阿尔封的访谈中，玛格丽特·杜拉斯特别提到她的重写工作：“书的文本并没有经过推敲、润饰，就是被投掷到纸上，以便日后撰写。然后，好，我并没有写下它。为了发表，我的大部分工作就是把涉及宗教、上帝的东西去掉。”《解放报》，1985年4月17日。——原注
[6]正如1988年，法国电视一台制作的《篇章外》的访谈中，她特别对吕思·贝罗吐露的。——原注
[7]《情人》，巴黎，午夜出版社，1984年，第78页。——原注
[8]《情人》手稿，当代出版纪念馆里的玛格丽特·杜拉斯遗赠。——原注
[9]当代出版纪念馆（IMEC），阿尔登修道院，圣日尔曼-拉-布朗什-埃尔伯，14280。查阅方式请看网址www.imec-archives.com。——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