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病救人，无悔一生

走上学医之路

祖父宋国宾，字恪三，1893年10月18日，出生于江苏扬州黄家园，1956年3月22日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享年63岁。祖父出身于扬州最大盐号之一的“乙和祥”盐号总管家庭，高祖父随盐号老板汪竹铭从安徽迁至扬州，买下了扬州千总衙门黄家园。祖父和我的父辈都出生在黄家园。

祖父少年时代便立志学医，他在1937年撰写的《亡弟》一文中，记述了深受家人喜爱的聪明弟弟宋国鹏。宋国鹏在6岁时患白喉不治而亡，高祖父悲伤过度也不久离世，祖父当时还是14岁的少年，他深受打击，立志学医。

祖父从扬州的两淮中学毕业，决定前往上海学医。当时有很多外国教会在上海创办医学院，入教成为进入其医学院求学的必备条件，这是祖父反对的。而当时马相伯先生创办的震旦学院（即后来的震旦大学）明确表示“自由入会”，祖父敬佩马相伯先生的为人，于是选择了震旦大学，成为震旦大学招收的第二届医科学生。

震旦求学

从1911年至1921年，祖父在震旦医学院度过了整整10年的青春时光。他每年考试都得优等，直到1921年博士毕业考取法国巴斯德研究院继续深造，1923年学成回母校工作。

祖父在震旦这10年间，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都十分辛苦，每天的课程都安排得满满的。比如1917年下半年，课表安排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非常紧张，星期一上午两堂课后还要去医院实习，下午全部是解剖课；星期二上午是法文和哲学，下午去医院实习；星期三上午组织学，课后去医院实习，下午为手术和医术课；星期四上午两堂法文课后，便是一天的考试；星期五上午先去实习，后上法文课，下午是解剖学和生理学；星期六上午是生理学和哲学，下午是解剖学。基本上每个星期都有考试。

祖父还担任了学生会会长。1918年11月学校发起成立学生会，学生们向其他学校索取了章程，通过投票选举，祖父和曹德三、陈培基共同担任震旦大学学生会会长。1919年5月7日，五四运动消息传到上海，祖父代表全体同学与校长交涉，争取到半天时间参加学生游行。祖父带领同学们前往斜桥会场听取爱国演讲，之后跟着游行队伍到了德国领事馆前抗议，回校后学生会代表震旦大学学生向教育部发电报，声援青岛学生，表达对不平等条约的抗议。此后随着五四运动进入高潮，祖父代表同学们与校长商议罢课，遭到了校长的拒绝，并且校长还让神父通知学生，谁如果罢课，就将被开除并搬出学校宿舍。如此一来，严重打击了很多学生的积极性。但祖父认为此举同当时国内大多数学校学生的爱国情怀相违背，便与校长交涉，提出提前考试、提前放假的建议。校长最后同意了该建议。到5月底，考试便结束了，全校提前放假。

留学法国

1921年，是祖父在震旦医学院求学的最后一年，他们全班五名同学，几次在一起商议毕业志向。其中一名同学已经工作，其余四人还没考试。胡廷黻先生坚定地向往留学，已结婚生子的祖父起初有些犹豫。一方面是家庭的牵绊，另一方面是想要看看广阔世界的愿望。后来震旦举行了公派留法考试，中国和法国各派出一名医官作为监考，祖父与胡廷黻拿到了优等，得到了前往法国留学的机会。

1921年8月13日，祖父乘上法国盖波多士号轮船，前往法国巴黎巴斯德研究院深造。同去的还有四名中国学生，其中两名是文科学生。祖父在海上航行了40多天，当年364法郎的往返船票，由震旦医学院姚院长垫付。

祖父在巴斯德研究院学习两年，不光学习了细菌学等科学知识，还从法国科学家身上学到了爱国、奉献精神。他研究了法国的科学发展历程，以及科学家如何用科学拯救人类、拯救国家的事迹。回国后，祖父不断发表文章，号召青年学生、青年医生要用科学救国。1933年，祖父去国立上海医学院演讲科学家巴斯德的故事。1934年祖父撰写了《巴斯德传》，积极传播他爱科学、爱人类、爱祖国的奋发图强思想。

祖父还在法国深入考察法国的医学教育和医学伦理等人文状况，为他日后出版《医业伦理学》打下了基础。

祖父在巴黎交友甚广，与同在法国留学的徐悲鸿结识后，两人成为知交。徐悲鸿回国后常常来我家，还送给了祖父一幅《骏马图》。

任教震旦

1923年，结束留学学业后的祖父回到国内。因为对母校的深厚感情，他选择留在震旦大学，担任医学细菌学、生理学教授，还出任校医，并在安当医院做临床教授。1926年，他担任震旦大学同学会会长；1926—1929年，担任震旦大学医学会会长。

祖父为人谦和，深受学生爱戴，是学生心目中的良师益友。他曾在《教授一得》中谈到自己教书心得时说：“上课不能照本宣读，不能做留声机。讲课和著书不同，讲课要钩元索隐，变晦为明，用浅显之辞，释难深之学，使学者了然于真理之所在。”祖父上课不看稿子，也不看书，而是按照自己的行医经历和多年体悟精心备课。他认为，要用浅显的语言，让学生理解掌握深奥的知识，在重要问题上“举一反三”，让学生“终而不忘”。祖父讲：“要用不烂之舌，听者才会聚精会神，良师要讲解翔实，不为讲而宣读。良师要当学生之益友。”因此学生们都喜欢听他授课。

祖父不光在震旦教授学生，还担任许多社会工作，如：1923年，祖父担任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江苏省教育会出席代表；1925年，进入西医审查委员会，主要负责行医资格的审核；1926年，进入西医考试委员会；1928—1934年，任上海医师公会常务委员和主席、全国医师委员会政委、全国医师保障委员会执行主席；1932—1935年，任上海体仁医院院长兼董事长，该医院是由一名来上海找祖父治疗结核病的广东富商出资建立的，专为穷人所设；1935—1945年，任教育部医学名词编审委员。

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祖父担任上海红十字会第十一伤病院内科主任；“八一三事变”后，在震旦大学难民收治所做内科主任。此外，他还担任众多医学报刊主编。

1927年，祖父制定了《震旦大学医科生毕业宣誓》，提倡学生做一名良医。祖父的学生走上社会后，大多数都成为各大医院的骨干。

祖父为人正直，常常因为法国校长对待中国教员的不公，而出面交涉乃至无情揭露。校长才尔蒙不满在心，多次利诱、笼络祖父，企图让他为法国的利益服务。当时震旦大学中国教授的收入还不到外籍教授的一半，面对宋国宾等人的抗议，才尔蒙多次暗示可以提高祖父个人的待遇，遭到了祖父的严厉拒绝。

1933年，法国立兴洋行销往中国一批“法迈士”止咳糖浆，宣称可以治疗伤风咳嗽和结核病。才尔蒙校长想让祖父帮忙在报刊上做宣传。但祖父经过调查，发现这个糖浆并无实际效果，有些病人甚至因为服药后延误治疗而加重，因此拒绝了校长，并提醒糖浆疗效言过其实。

1933年6月15日，祖父在《新医药刊》上发表文章，引用许多病例，揭露了糖浆疗效不佳的事实。此举触怒了才尔蒙，他威胁、利诱祖父发文更正，祖父曾讲“主人爱洁，更重气节，砥砺廉隅，终身如一”。怀恨在心的才尔蒙设计了一个圈套，由于祖父上课声音并不大，他安排了一个大教室给祖父讲课，并让一些校外人员坐在后排不断高喊“听不见”来进行捣乱。祖父因此认识到，他在震旦大学继续待下去，必定会与他所坚持的气节相悖，因此于1935年辞职，被迫离开了震旦，离开了他的学生。当时祖父写了《别矣震旦》，文中流露出满腔愤慨和爱国爱校的感情，文中写道：“宾虽不敏而爱国不敢后人，雅不欲与摧残我爱国观念之人相安于一室之内。”祖父离开震旦时，学生们依依不舍，专门送了他一块“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匾额。祖父虽多次搬家，这块匾额却始终带在身边。

中国近代医业伦理学先驱

离开了震旦，祖父依旧没有放弃医学事业。他自己开办了诊所，撰写了很多医学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医业伦理学》，而祖父也因此成为近现代中国医学伦理学先驱。

出版这部著作，除了因为祖父在法国留学时就已考察了很多相关内容，还因为当时中国医学界的一些不良风气，他深感医学界同道之争、医派之争、医病纠纷等层出不穷，医生之间的竞争有时甚至会利用患者和社会，这对医学事业的发展非常不利。祖父曾言：“为名医易，为良医难。”他在《良医写照》中讲：“良医应洞其所学，忠其所事，出其热忱，修其仪表，此乃仁义礼智之四德，良医必备。”

祖父致力于医学伦理道德的宣传，发表了欧洲的一些医师法规，拟定了《上海市医师公会医师信条》等医师行为道德准则。他到各处讲解医师信条，还分别在报纸、杂志上刊登宣讲内容。他为了让医师们熟记信条，还专门编写了《医师信条歌》。

在正式出版《医业伦理学》之前，他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了《医业伦理学》部分章节的内容，以便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1933年6月，中国近代第一本医学伦理学著作《医业伦理学》问世。祖父非常强调重视医学伦理的培养，在医政方面重视医患关系的改善，减少医患之间的纠纷，他还呼吁医界同道要相互团结。他的这些主张得到了众多赞同和支持，有14位在医界有影响的同道为其作序。该书至今仍然受到重视和研究，被称为“近代医学伦理学的先导”。

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祖父是一名坚定的爱国主义学者，正像震旦文学院顾裕禄先生在《解放报》上写的《问政》中所讲：“宋国宾老教授是震旦师生反帝爱国的好榜样，他的反帝爱国的伟大精神和光荣事迹得以永远为震旦师生敬仰，永远成为震旦师生的学习榜样。”

祖父常通过报刊揭露外国来中国的江湖骗子，揭露校内中外教授待遇的不公。抗日战争时期，除了参加救援队，他还坚决抵制为日本人做事。有一名曾任职震旦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担任汪伪政权的卫生署署长，几次三番来做说客，请祖父为日本人工作，都被祖父严词拒绝。

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祖父带领20多名学生抢救受伤的士兵和百姓，救治了300多名伤员。1937年淞沪会战，震旦大学操场搭建难民收容所，收治伤员和难民2 000多名，大礼堂作为难民临时收容所，收治了1 400多名伤兵。祖父还撰写了很多揭露日本人罪行的文章，但受制于当时的新闻管制，没有报纸敢于刊登。

1945年，祖父还收到装有一枚子弹的威胁信，为了不牵连家人，祖父将全家送往扬州避难，独自留在上海，直至1948年祖母去世。1949年上海解放，祖父以非常喜悦的心情来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鼓励三个儿子报名参军，保家卫国。三个儿子也都在他的支持下报名参加了解放军。祖父还曾以一首诗歌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五男二女七人中，三子从军海陆空。抗美援朝成战士，保家卫国呈英雄。嗟于老病颓唐甚，幸尔青年壮志宏。以后应将好消息，时时报导于衰翁。”

1954年，祖父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并任上海市政协特邀委员。祖父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党和政府给予他的最高荣誉和信任，他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徐悲鸿《骏马图》捐献给了上海文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