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中国经济的新起点和新挑战

第一章
从警钟长鸣到紧迫挑战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发展正在经历一个关键的转折，即人口总量达到峰值，随后常态化地转入负增长。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层面，对经济增长来说，人口增长既是舵也是锚。说它是舵，是因为在特定的人口转变阶段，人口的动态和结构为经济增长的方向设定了既定的路径，只要把体制和激励搞对，经济增长终究可以在这个路径上推进。说它是锚，是因为人口增长为宏观经济确定了基准，即使宏观经济遭遇周期性波动，因一时的扰动处于下行态势，经济增长也尚有机会回归既往的轨道。

然而，一旦人口转变进入一个不同的阶段，特别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经济增长路径就可能改变，短期的扰动也可能成为新常态。例如，人口总体或者特定年龄组的变化趋势——从增长变为缩减，就意味着人口总体或局部的增长率发生符号从正数到零及至负数的变化。相应地，经济发展阶段也必然转向另一种格局，经济增长的稳态也将发生变化。本章将描述中国人口的转折性变化，阐释其背后的政策含义。

人口趋势：普查、预测和现实

近年来，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大众对人口的认知也因披露和更新的有关人口发展数据而不断刷新。2007年，权威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8左右，按照这个生育率水平来预测，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人口总量为15亿左右。[1]联合国于2019年主要依据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和参数，根据1.6～1.7的总和生育率假设进行了一次预测，把中国人口总量达到峰值的年份提前到2025—2030年期间。

简单来说，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是指妇女在适龄阶段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不难理解，在一位女性或一对夫妻至少生育两个孩子的情况下，人口才能保持增长。因此，考虑一些统计因素后，人口学家把2.1这个水平设定为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既然我在前面提到的人口预测所依据的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更替水平，那么经过一个增长的惯性期后，人口总量必然达到峰值，进而转为负增长。可见，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什么时候达到峰值，关键在于对总和生育率的估算和判定。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降低到2.1以下。在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人们对此均没有什么争议。对于那以后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则既没有正式发布的信息，在理论和政策讨论中也缺乏共识。尤其是对于进入21世纪以来的总和生育率究竟处在什么水平，人们常常做出大相径庭的判断。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的数据，计算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为1.22；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的数据，计算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为1.19。很多学者在对普查统计的数据进行一定的误差修正后，计算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为1.4～1.5。但是，正如《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和联合国预测的依据所表明的，官方认可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停滞在1.6～1.8的范围内。

正是由于对总和生育率的莫衷一是，当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总和生育率仅为1.3时，人们颇感震惊，原因之一是这是一个极低的生育率水平。人口学家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低于2.1这个更替水平便属于低生育率，低于1.5为很低生育率，低于1.3则为极低生育率。从国际比较来看，2020年联合国把各国分成“最不发达国家”、“不含最不发达国家的欠发达国家”和“较发达国家”三组，从平均数来看，总和生育率分别为4.02、2.16和1.51。根据该口径，中国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低于任何一个国家分组的平均水平。

另一个让人对总和生育率1.3感到震惊的原因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此低的总和生育率绝非一朝一夕达到的，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多年来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而一些研究者做出总和生育率早已降到1.4～1.5的估计无疑是可靠的。由此推论，中国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已近在咫尺。不出所料，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的数据显示，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34‰。[2]在统计意义上，可以说人口增长已经极不显著，由此人们有理由做出2022年或2023年人口达峰的判断。

人口数据出乎人们的意料，还在于实际发布的情况与联合国的预测差异颇大。联合国下设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专门负责对各国进行人口预测，根据其于2019年预测的结果，2020年中国的人口总量为14.4亿，而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的实际人口总量仅为14.12亿。此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人口数据中的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联合国当时的预测，并且可以预期的人口总量达峰时间也早于联合国当时的预测。

2022年，联合国适时地更新了对各国人口的预测，其中正合时宜且与时俱进的部分无疑是对中国人口进行的最新预测，增强了其关于中国的人口预测数据与实际数据之间的一致性。换句话说，这两套数据之间的差异已经细微到可以忽略不计。[3]用联合国的最新预测数据和中国已发布的截止到2021年的人口数据相互印证，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人口总量在2022年达到峰值，从2023年便开始统计意义上的负增长。换句话说，从此中国将不可逆转地在人口负增长条件下发展。与历史上因天灾人祸或疆域变化引起的人口减少不同，这是中国在正常发展的条件下因人口转变阶段变化而形成的人口负增长。所以，这一转变既是水到渠成的，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率一旦超过7%，就标志着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超过14%标志着进入老龄社会，超过21%则标志着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根据中国的实际人口数据，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即老龄化率）在2000年就达到7%，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21年已经达到14.2%，进入老龄社会。根据2021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判断，2022年或2023年人口总量将毫无悬念地达到峰值。人口负增长必然进一步加快老龄化，预计2030年中国的老龄化率将达到21%，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

失去第一人口大国的头衔意味着什么

至少在过去的300多年时间里，印度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号人口大国，在人口总量上一直紧追中国，因此，中国人口总量达峰和负增长的必然结果便是几乎没有丝毫时间迟滞地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头衔拱手让给印度。联合国最新的人口预测的确显示，这个变化的发生只在转瞬之间——2023年（见图1—1）。“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个头衔并不重要，对中国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的恰当参照系也不是印度。不过有比较才有鉴别，把中国的人口转变及受其影响的经济增长表现置于与印度的比较中来认识也是有意义的，更有助于理解中国自身发展阶段的变化及相关挑战。

其实，中国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拥有“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称号。根据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整理的历史数据，从公元元年至1500年，印度的人口规模都大于中国；直到1600年，中国才取得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虽然此后也有一段时期，两个国家在人口规模上交替领跑，但是至少自1700年起，中国便牢牢地占据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位置。[4]然而，如图1—1所示的1950年以来的人口变化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印度独立以来，两国经历了不尽相同的人口发展，并且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同时，印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着更高的生育水平。

例如，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早在1991年就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当年为1.93，而印度的总和生育率直到2020年才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这一年为2.05。且不说在两国的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后继续下降的相对速度存在怎样的差异，仅从总和生育率首次降到更替水平之下的时间来看，两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之间就有至少30年的时间差。

中印两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也是有目共睹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2015年不变美元计算，2021年印度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为1 961美元，仅相当于中国1998年的水平。事实上，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之下的时点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有长达29年的时间差，这期间两国的经济发展表现迥然不同。按照可比口径，1991年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1.8倍，2020年升至5.7倍。

与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表明，不管人口格局是怎样的（譬如潜在地有利于或不利于经济增长），无论是收获人口红利还是克服人口阻力，都需要依靠一系列其他条件，包括经济体制的激励水平、劳动力整体受教育水平、配置资源的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及经济发展的分享水平等。如果不具备这些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口只能成为一种负担，而不会被转化为加速经济增长的红利。

从早期中国和印度人口总量交替领先的漫长历史也可以看到，“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个头衔与发展绩效和发展水平并无直接关联。例如，麦迪森整理的历史数据显示，从公元元年起，至今两千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在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人均GDP衡量的发展水平并无实质性差异[5]，真正显著拉开两国之间发展差距的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40余年的改革开放效果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的全部历史。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时间段（1980—2010年）确实是与有利的人口转变阶段相交汇，高速经济发展的确得益于人口红利，并且2010年以来，中国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经济增长速度也确实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例如，中国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在1980—2010年这个典型的人口机会窗口期高达10.1%，在2010—2021年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阶段则显著降低至6.9%。

由此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增长表现会受人口转变因素的影响，或正面或负面，然而人口发展趋势的变化并不是宿命或极限，不应该成为经济增长的终极决定因素。任何国家，无论人口转变处于哪个阶段，在既定的内外部经济环境中，只要具备恰当的经济体制和机制，足以充分动员资源和要素，并对资源和要素进行有效的配置，就能够克服不利的人口因素干扰，实现良好的经济增长表现。至此，我们可以转换一个比较对象，即从同印度比较转向同美国比较，加深对人口作为重要因素但不是宿命这个论断的理解。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擘画了2025年和2035年的经济发展目标。从定性的角度，该目标被分别表述为“十四五”期末中国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之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定量的角度，实现这两个目标要求从“十四五”期间开始，GDP年平均增长5%左右。按照这个增长速度，预计在2030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将赶超美国。从事预测的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增长速度，相应地，中国于2030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预期也是合理的。

现在来看，这个预测是科学且客观的，本身并无瑕疵。应该有信心的是，人口负增长的事实也不会改变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预期。然而，也需要指出，学者们预测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时，隐含的假设是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换句话说，当时的预期是在中国人口总量达峰之时，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即两个重要的转折预计同时到来。

这种同步预期也不无道理。我们不妨回想一下，2010年，正是在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时，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取得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更有意思的是，这一年也恰好是日本的人口总量达峰之年，随后的人口负增长在日本触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似乎表明，在人口转折点与经济转折点之间存在统计上的相关关系，虽然背后的逻辑比表面看上去更复杂，有待深入探讨，但可以确定的是两者之间绝非无关。

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以适当的篇幅讨论这种关系。这里，我们先来注意一个已经显现的事实，即中国人口总量达峰的时间先于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时间。2021年，中国GDP为17.73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规模的18.5%，同年美国GDP为23.00万亿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为23.9%。美国的经济体量仍比中国高出29.7%。

这是中国特有的“未富先老”特征的一种表现。以往我们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这个独特表现的认识，仅限于把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阶段进行比较。例如，我们往往观察到，在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率更高、总和生育率更低、人口增长速度更缓慢等。由此揭示出的很多信息，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的新国情无疑大有裨益。

然而，如今出现的这个新的事实，即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具有不断超出预期的性质，应该帮助我们认识到“未富先老”这个特征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与日俱增的性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常常超出预期。这说明需要及时且准确地把握不断变化的人口数据及其揭示的发展趋势，遮遮掩掩或判断失准都可能误导宏观决策。更进一步，无论数据揭示出怎样的趋势，决策者和研究者还是需要有超前的思维，不仅密切注意“灰犀牛事件”的动态趋势，还要足够警惕“黑天鹅事件”。

人口问题的错置、忽略和再发现

在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出版后的200多年里，这本书被无数次再版，被翻译成几乎所有的主要语言。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观察到，在20世纪90年代伦敦的市场上，几位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的代表作第一版的售价：“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2万英镑，伟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仅为6 500英镑，而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高达3万英镑。

或许有某种特殊背景或不为人知的原因造成这种现象，不过我倾向于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人口问题同任何时代国家的发展及普通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中存在旷日持久的争论，各种观点的交锋和莫衷一是从马尔萨斯出版这部著作的时代一直延续至今。

不过，世界和各国毕竟经历了漫长的经济史，无论是圈外的观察者还是圈内的理论和政策研究者都见证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其中不乏可以检验某种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因此，通过把学术争论和经济史实结合起来，如今有可能对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做一个简洁的梳理，以帮助我们得出尽可能有共识的结论。同时也希望这可以增进我们对中国面临的人口负增长挑战的认识，以便制定更有针对性、更有效力的应对政策。

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等生活资料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这是马尔萨斯具有标志性的论据，并流传至今。从数学的意义上说，这种假设不太可能在现实中存在。不过，马尔萨斯的本意是说食物永远不能满足人们的温饱需求，人口增长自然成为贫困、饥馑、自然灾害乃至战争和杀戮之源。所以，在马尔萨斯及其追随者看来，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乃至人民福祉的提高具有无可争议的负面作用。然而，这种看待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范式被工业革命之后的现实证明是错误的，而且现代经济增长，特别是农业革命和一轮又一轮的科技革命，更是反复证明其谬误。那么，为什么马尔萨斯的理论和范式还能如此流行并源远流长呢？

纵观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至少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为何同现代经济增长的经验如此不符，却又如此为人们津津乐道、念兹在兹。其一，在工业革命之前数千年的人类经济史中，整个世界及其每个角落确实始终处于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之中。无论是作为知识存档还是基因记忆，马尔萨斯学说都是最值得被记住的。其二，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经历了工业化国家与未实现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大分流”，并且直至今日，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以两分法的角度来看，落后的一极仍然保持着马尔萨斯陷阱的特征。所以，研究贫困问题或者发展问题，不应数典忘祖。

在后马尔萨斯时代，特别是在现代经济增长时代，涌现出众多研究者和汗牛充栋的成果，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范式提出挑战。这类研究有的以发达经济体保持增长的可持续性为对象，有的以发展中经济体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为对象，其中不乏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在不同时期占据过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围绕他们的代表性理论也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流派。

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英国的凯恩斯和美国的阿尔文·汉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就预言，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增长减速乃至停滞现象对经济增长构成巨大的威胁。他们主要是从经济增长的需求角度考虑问题，设想人口增长的停滞将大大降低生产者的投资回报和意愿，也会减少消费者数量，从而降低消费的增长速度。虽然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并不像如今的同行这样，可以随手写出Y = C + I + G + （X – M）这个国民经济恒等式，或者把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挂在嘴边，但是把人口增长看作经济增长的需求侧因素，纳入社会总需求分析，业已成为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尝试，也是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之一。

众所周知，凯恩斯把资源不能获得充分利用的根源归结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并从经济学范式上打破了迷信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传统信条，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特别是以财政刺激的手段拉动总需求。正是在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新的经济学分支（宏观经济学）逐渐发展并成熟。殊不知，凯恩斯把人口增长作为需求侧影响因素与长期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几乎奠基了一门迄今尚不存在的经济学分支——基于需求侧的经济增长理论。[6]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汉森当时担心出现的“长期停滞”现象，最终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后，在面临人口老龄化困扰的世界经济，以及日本这样的人口负增长国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主要表现可以用“三低两高”来概括，即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高储蓄和高负债。

以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为主体形成的人口红利学派采用了另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突破了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中主要关注人口规模和增长率的传统，转而把关注点放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受生育率和预期寿命影响的年龄结构特征。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且占比高的情况下，年龄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这种独特的增长源泉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这些研究者的观察对象一般是经济史上后起经济体对早期工业化国家的赶超过程。相关的成果表明，在人口转变的一定阶段发生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和抚养比降低，产生了支撑经济增长的额外源泉或人口红利，使经济增长得以在更高的速度上、在较长的时间里得以持续，因而成为赶超成功的关键因素。[7]

人口红利理论也被用于分析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表现出不凡的理论解释力和经验说服力。特别是这种理论范式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形成相互印证的关系，可以很好地刻画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特征。从中国的经验来看，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及生产率等变量，对经济增长究竟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或者是无关宏旨，归根结底取决于特定的人口结构特征。

例如，2010年前的中国经济增长，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增长快、比重高等因素就帮助形成了受益于人口红利的良好经济增长表现，具体表现为这一时期格外高的GDP潜在增长率。与此相反，2010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时代，标志着人口红利在中国的消失，潜在增长率也就逐年降低。

基于马尔萨斯研究范式和传统观念，人们常常把过快增长的人口视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威胁，用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一隐喻来形容。然而，如果一项研究基于凯恩斯-汉森范式或者人口红利范式，得出的结论必然是相反的，也就是说，人口增长日渐放缓及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更像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造成威胁。不过，至少从长期来看，无论怎样的人口趋势，本身并不决定经济增长的宿命。如果人口变化趋势能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反倒有助于与时俱进地做出恰当的政策选择。

经济增长的舵和锚

鉴于特定时期形成的有利人口特征，譬如可以用“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来形容的年龄结构，从生产要素积累和配置的角度，帮助一国经济形成更高的潜在增长率。所以，认同人口红利理论的研究者往往倾向于把人口红利比喻为经济增长的特定引擎。不过，既然人口红利并非永恒，人口特征也不会总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仅仅把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引擎或源泉相提并论，一旦人口红利消失，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变得难以把握，基于这种关系的人口红利理论似乎也就无话可说了。

因此，我们应该努力找到一个统一的认识框架和一种恰当的表述，无论人口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这个框架所表达的关系可以始终存在，并且能够始终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我不揣冒昧地把人口比喻为经济增长的舵与锚，或许能够符合这个预设标准，有助于我们在中国人口特征的不断变化中理解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且使人口红利理论的生命力常在。

如同舵是大海航行中不可或缺的控制航向的装置，当我们说人口是经济增长的舵时，比喻的本意在于，由特定的人口特征及其变化所导致的长期人口动态，总体上规定了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向、主要路径和独特方式。也可以说，在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动力分别来自不尽相同的源泉，经济增长方式通常也大异其趣。实际上，在经济学说史中，几种耳熟能详的发展理论及其代表的经济发展阶段或形态，就是经济增长以人口为舵的最佳案例。我们选择以下三种发展类型，不仅由于其最为著名和源远流长，而且它们足以覆盖迄今为止人类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

首先，马尔萨斯陷阱。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漫长的时间里，人类经济活动最突出的特点是生活资料的增长难以跟上人口的增长，意味着任何产出的增加终会招致人口的更快增长，那部分增加的产出被更大的人口分母所稀释，人均拥有的生活资料再次回到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由于这个时代的特征是经济发展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正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为解释这个人类历史上的漫漫长夜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经济学家通常称之为马尔萨斯陷阱。在技术进步不足以达到“临界最小”的程度，因而无法打破这种低水平均衡的情况下，人口数量的消长就充当了这个恶性循环得以发生的舵。

其次，二元经济模型。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型中，人口结构通常呈现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数量多、占比高的特征，如果具备必要的体制条件，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就可以把人口特征转化为人口红利。在经济史上，可以发现不少此类案例，即后起国家依靠人口红利实现经济起飞，继而形成比先行国家更快的增长速度，因此可以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成功赶超。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可以实现趋同的增长速度。同时，一旦人口转变进入更高的阶段，人口红利则趋于式微乃至消失，经济增长也就回归到常规的速度。

最后，新古典增长模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默顿·索洛提出的这个模型主要依据的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该理论假设，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积累至关重要，但是由于劳动力短缺成为常态，所以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于是，经济增长长期可持续的源泉不再是资本、劳动力和其他有形要素，而是这些要素投入本身所不能解释的那部分产出增长来源，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里，人口转变处于相当平稳的状态，劳动力数量不再对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通过应用新技术等创新活动，并通过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是经济增长得以持续的关键。因此，这种类型的经济增长不以速度取胜。

如同锚是船只停泊不可或缺的稳定装置，把人口比喻为经济增长的锚，意味着人口特征及其变化所导致的长期人口动态总体上规定了一个既定时期经济增长的稳态，即经济增长能够达到的常规速度。在这个稳态下，宏观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也不存在加速的通货膨胀。一般来说，我们总是希望经济增长越快越好，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增长速度总是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或者来自供给侧，或者来自需求侧。这种制约因素中最重要的，也是具有最恒久作用的因素就是人口。另外，也正是人口因素发挥着把偏离轨道的增长速度拉回到稳态的作用。

从经济增长的供给侧来看，人口特征（特别是年龄结构特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潜在增长能力的形成。实际上，当我们说到人口红利的时候，就是指因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比重大而形成的一系列有利条件，为经济增长添加额外动力，最终表现为更高的潜在增长率。例如，有利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和占比确保劳动力供给充足，新成长劳动力规模大、受教育程度高有助于改善劳动者整体人力资本，人口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的下降有利于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率保持高位，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发生，农业劳动力转移产生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即生产率），等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直到2010年，无论进行自身的历史考察，还是进行跨国比较，甚至结合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史无前例的高速经济增长。诚然，这个中国奇迹的产生，归根结底在于改革开放从体制机制上解放了生产力。但是，之所以具有高速增长的源泉，也在于中国恰好处于有利的人口机会窗口期，收获了人口红利，因此具有超越常规水平的潜在增长能力。

我们可以根据潜在增长率的定义，以及在与之相关的宏观经济运行机理上，理解人口的锚定效应。潜在增长率一般是指由特定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和配置能力（即生产率）所决定的、在一段时期内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诚然，实际增长率并不总是等于潜在增长率。短期的需求冲击会导致实际增长速度偏离潜在增长率，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这时就要动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旨在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增长回归潜在增长率。

事实上，每个经济周期过后，增长速度一般来说总是能够回到常规的轨道上。不过也有意外情形：周期过去了，经济增长速度未能回归原来的水平，而是降低到一个新的常态。这种情况通常就发生在人口动态发生重大变化之际。也就是说，人口转变的方向已经决定经济增长常态的趋势性变化，只不过经济周期加快了这个过程。

从经济增长的需求侧来看，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等因素也会对社会总需求（特别是其中的居民消费）产生影响。从人口总量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口就是该国消费者的总和。假设其他因素不变，有人口增长就有消费增长，人口增长停滞就会导致消费增长停滞，一旦人口转为负增长，消费必然陷入低迷。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鉴于中国老年人的收入普遍偏低，并且有消费的后顾之忧，因而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都比较低。因此，人口老龄化也产生了抑制消费的效应。在宏观经济（特别是就业）受到短期冲击的情况下，居民收入和消费均有所减少，不仅影响经济的及时复苏，从长期来看，也有可能弱化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

从作为舵和锚的角度理解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关键是认识人口的变化特征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向和方位。固然，舵的领航功能本来就是调整方向，自然是与变化紧密相关的，锚也不应该在一个固定不变的位置发挥作用。虽然锚位的变化特点既不在于常变，也不在于快变，但是变化终究是要发生的。因此，无论是将其作为舵还是将其作为锚，或者说，无论是强调前者瞻予马首的引领作用，还是着眼后者的定海神针功能，研究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需要把关注点放在其变化上，才能够做出准确预判，进而适应且引领这种变化。由此也可以认识到，相比于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和变量，人口是一个更为综合、全方位且纲举目张的变化因素。抓住人口变化就可以获得主动权，在微观上把握先机，在宏观上下好先手棋。

[1] 参见《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http://www.nhc.gov.cn/guihuaxxs/s3585u/201502/c62a5d1a5ad54ea3b4b268777d3ae6f.shtml，2022年8月7日浏览。

[2] 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在2023年1月17日公布，2022年年末全国人口为141 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为了论述逻辑的完整、统一，本书的讨论仍将以联合国的最新预测为依据。

[3] 更详细的联合国最新人口预测信息，参见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Online Edition, 2022；关于中国人口的最新统计信息，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

[4]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M]．伍晓鹰，施发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63．

[5]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M]．伍晓鹰，施发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71．

[6] 蔡昉．万物理论：以马尔萨斯为源头的人口——经济关系理论[J]．经济思想史学刊，2021（2）．

[7] 关于人口红利的既简洁又权威的文章，参见Ronald Lee, Andrew Mason. What I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J].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2006, 43(3): 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