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悲伤的益处

————*————

若要感知内心最深处的良善，须先感受内心最深处的悲伤。

——娜奥米·谢哈布·奈

2010年，美国皮克斯动画工作室著名导演彼特·道格特决定制作一部动画电影，讲述一个11岁女孩莱莉的情绪起伏。他已经构思好了整个故事的梗概：电影以莱莉不得不离开家乡明尼苏达州为开端，后来莱莉随父母搬到旧金山的新家，进入一所新学校学习，同时即将迎来青春期的情绪大波动。

至此，一切还算顺利，然而紧接着道格特就遇到了一个创作困境。他想把莱莉的各种情绪刻画成一个个可爱的动画角色，让它们在她大脑中的“总控中心”工作，塑造她的记忆，左右她的日常生活。但是刻画哪些情绪呢？心理学家告诉他，人类有多达27种不同的情绪。然而一个优秀的故事不可能涵盖这么多角色。道格特需要缩小范围，选择一种情绪作为主角。

他设想了几种情绪主角，最后决定将“乐乐”和“怕怕”两个角色并列作为故事主角。他说，这样设计的部分原因是他认为恐惧是一种有趣的情绪。他也想过刻画悲伤的情绪，但感觉没有什么吸引力。道格特本人就是土生土长的明尼苏达州人，他告诉我，那里的人们崇尚乐观：“在他人面前流泪，有失体面。”

经过3年的制作，角色对话部分已经完成，部分电影内容已经制作成动画，为怕怕设计的桥段也已经就位，其中一些设计在道格特看来“很具启发性”，然而，这时他却感觉出了问题。按照计划，道格特需要先为皮克斯的执行团队放映这部正在制作中的电影，但是电影还未放映，他就知道必将失败——第三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根据电影设计的叙事弧，乐乐本应该学到人生中的重要一课，但是怕怕却没有可教的东西。

此时的道格特已经导演了《飞屋环游记》和《怪物公司》这两部影片，取得了职业生涯中的巨大成功。但现在他开始觉得这些成功纯属侥幸。

他心想：“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就不应该当导演。”他的思绪一下坠入了一个黑色梦境，梦到在离开皮克斯后，自己不仅失去了工作，还断送了事业。他因此提前陷入了哀痛之中。一想到要离开自己珍视的集体，离开那些富有创意和特立独行的同事，他就情不自禁地沉浸在悲伤之中。他越想越沮丧，也更加意识到自己对现在的同事们怀有多么深厚的爱意。

他因而顿悟了：他产生的这些情绪——准确地说是我们所有人产生的各种情绪——其实都起到了联结彼此的纽带作用，而悲伤是这些情绪中的核心黏合剂。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应该把怕怕这个角色去掉。”他那时才意识到，“应该将乐乐和忧忧作为故事的两条主线。”但是若要改写剧本，首先必须说服皮克斯工作室当时的负责人约翰·拉塞特把忧忧这个角色放在核心位置。道格特知道，要说服他并非易事。

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的办公园区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埃默里维尔市，园区的中庭部分是史蒂夫·乔布斯设计的，通风良好、光线充足。我和道格特坐在那里，他向我娓娓道来。中庭周围摆放着各种雕像，格外引人注目，都是皮克斯电影里的动画角色，有《乐高超人总动员》里的帕尔一家、《玩具总动员》中的巴斯等，在高大的全景落地窗的映衬下，这些角色的姿势尤为抢眼。道格特在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的地位可见一斑。那天早些时候，我给皮克斯的执行团队做了一场关于“性格内向的电影制作人如何发挥其才能”的讲座，讲座刚开始几分钟，道格特就连蹦带跳地走进会议室，里面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道格特本人就好像一个由多个矩形组成的动画人物。他身材修长，身高约1.95米，长脸，仅前额就占据了大半张脸。就连他的牙齿都是细长的长方形，可谓牙齿界的瘦高个了。不过他最突出的特征当属那生动活泼的面部表情——淡淡的微笑、俏皮的怪相，彰显出他的聪明和敏锐，极富魅力。在他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为了攻读丹麦合唱音乐博士学位，举家迁到了哥本哈根。道格特不懂丹麦语，无法和其他孩子交流。正是儿时的这些痛苦经历，将他带入了动画的世界——毕竟把人们画出来要比与他们交流容易得多。直到现在，他创造的角色依然不是生活在树屋里，就是会随风飘入无言的梦境中。

道格特担心执行团队会认为忧忧这个角色过于忧郁、沉闷，动画师们也把这个角色塑造成了一个穿着邋遢、身材矮胖、神情忧郁的形象。因此他们一定会质疑：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角色作为电影的核心？谁会认同这样一个角色？

在试图说服执行团队的过程中，道格特意外得到了一个盟友：达契尔·克特纳（Dacher Keltner），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极具影响力的心理学教授。道格特和同事们曾拜访克特纳，向他请教情绪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当时克特纳的女儿和道格特的女儿一样，正经历着青春期痛苦的情绪波动，两个男人因为这种感同身受的焦虑感结下了不解之缘。克特纳为道格特和他的团队介绍了每个重要情绪的作用：因为恐惧，你才会安全；因为愤怒，你才不会被他人利用。而悲伤——悲伤有什么作用？

克特纳解释说，悲伤能触发同理心。因为悲伤，人们才会被联结在一起。正是悲伤的情绪让道格特认识到皮克斯动画工作室里那些看似古怪的制作人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

执行团队最终同意了道格特的建议，于是道格特及其团队对这部电影进行了改写，把电影的主角换成了忧忧[1]，电影最终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成为皮克斯历史上票房最高的原创电影。

达契尔·克特纳留着一头飘逸的金发，全身都散发着冲浪者那种休闲、运动的气息，微笑起来如灯塔一般明亮。初次见到他的人都不太可能将他与悲伤联系起来，他平时的状态更像那部动画电影里的乐乐，待人温暖热心，富有同情心，拥有政治家一般的卓越天赋——懂得关注他人、赏识他人。克特纳管理着伯克利社会互动实验室和至善科学中心，这是世界上积极心理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实验室，他的工作就是研究生活中各种情绪的益处，如好奇之心、敬畏之情和幸福之感。

然而和他相处久一些后，你会发现他的眼角像巴吉度猎犬的眼角一样低垂。他说自己是一个苦乐参半型的人，时常感到焦虑、忧伤。他对我说：“我的内心深处是悲伤的。”我在《内向性格的竞争力》一书中介绍过心理学家杰罗姆·卡根和伊莱恩·阿伦的研究，他们发现有15%~20%的婴儿遗传了一种敏感的性情，这种性情使得他们在面对生活中的无常以及辉煌时刻时容易产生强烈反应。克特纳认为自己就具有卡根所谓的天生“高反应性”气质，或者阿伦所说的“高敏感性”。

20世纪70年代，克特纳出生于一个思想自由、积极乐观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消防员兼画家，时常带他参观艺术博物馆，教他道家思想；他的母亲是一名文学教授，是D.H.劳伦斯的忠实粉丝，从小就给他读浪漫主义诗歌。克特纳有一个弟弟，叫罗尔夫，两人从小形影不离，都喜欢大自然，不分昼夜地在田间玩耍。父母鼓励他们寻找自己的兴趣爱好，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自己的生活。

然而，在兄弟俩积极探索不同的生活时，克特纳的父母隔三岔五就搬一次家。他们从墨西哥的一个小镇（克特纳就是在这个小镇的一家诊所里出生的）搬到劳雷尔峡谷（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山地区的一个反主流文化社区），和杰克逊·布朗乐队里的钢琴家成了邻居，克特纳在这里的仙境小学读了二年级。然后，他们又举家从这里搬到了塞拉山麓的一个乡村小镇，克特纳在这里上了五年级（班里的同学几乎没人上大学）。后来，他们又搬到了英格兰的诺丁汉，克特纳在这里上高中时，父母的婚姻破裂。父亲爱上了一个朋友的妻子，母亲开始往返于巴黎和诺丁汉之间学习实验戏剧。克特纳和罗尔夫只得相依为命，时常借酒消愁，办狂欢派对。四口之家就这样四分五裂了。

表面上看，克特纳一副晏然自若的样子，如一个一帆风顺的孩子般活泼开朗。但实际上，家庭突然的分崩离析，对他和家人造成了长期、持久的伤害。父亲基本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母亲经临床诊断患上了抑郁症；克特纳患上了恐慌症，连续3年频繁发作。至于罗尔夫，经医生诊断，他患上了双相情感障碍：经常失眠，暴饮暴食，通过喝酒、吸食大麻麻痹自我。但是经过长期与心魔的斗争，成年后他在一个贫民社区里当了一名言语治疗师，认真敬业；此外，他还成了一个忠诚的丈夫，一位慈爱的父亲。

对克特纳而言，虽然他在生活中经历了种种起伏，但罗尔夫与生活所做的斗争对他的影响最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的弟弟从小就一直是他的精神支柱：无论全家突然搬到哪里，他们俩都是好伙伴，一起探险，一起打网球，始终形影不离。当他们的家分崩离析时，他们俩便相依为命，自力更生。

此外，罗尔夫还是他学习的榜样。虽然罗尔夫比他小一岁，但在克特纳的心中，罗尔夫更强大、更勇敢、更友善，是他认识的“道德品质最优秀”的人。克特纳与罗尔夫的性格截然不同：克特纳满腔激情，争强好胜；而罗尔夫虚怀若谷，谦逊有礼，喜欢扶危济困，乐于助人。在他们曾经生活过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女孩名叫埃琳娜，她生活在一幢破旧不堪的房子里，房前的草坪又脏又乱，像个垃圾场。埃琳娜面黄肌瘦，蓬头垢面，总是受到同学的欺负。罗尔夫虽然既不是年级里年龄最大的孩子，也不是最强壮的孩子，却时常挺身而出保护她。克特纳想：“罗尔夫是因为富有同情心才如此勇敢，我要向他学习。”

克特纳走出青春期的迷茫后，开始思考自己家庭四分五裂的原因，他怀疑正是父母对生活过度浓烈的激情才导致他们家遇到如此多的麻烦。他虽然有浪漫的艺术气质，但也是一位天生的科学家——他决定长大后研究人类情绪。无论是他本人，还是罗尔夫或他的父母，敬畏、惊奇和喜悦都是他们的主要情绪，但克特纳和家人的内心深处还隐藏着悲伤情绪，这种情绪也隐藏在我们很多人的内心深处。

* * *

克特纳在《生而向善》一书中总结了自己的研究基石，其中一项被他称为“同情本能”——当他人陷入困境时，人类天生就具备的感同身受的能力。事实证明，我们的神经系统基本无法区分自己的痛苦和他人的痛苦，对痛苦做出的反应也很相似。这种本能就像我们需要吃饭、呼吸一样，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同情本能也是人类能够成功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也是苦乐参半心态的强大力量之一。同情（compassion）一词的字面意思是“一起受苦”，克特纳认为这是人类最优秀、最具救赎性的品质之一。因同情而生的悲伤是一种利他情绪，是增进相互关系的桥梁，是爱的媒介。它也是音乐家尼克·凯夫所说的“宇宙统一力量”。悲伤和泪水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强大的联结机制。

同情本能在我们的神经系统中根深蒂固，可以追溯到人类进化史的开端。例如，如果有人掐你或烫伤你，就会激活你大脑的前扣带回皮质（ACC）——这是人类较晚进化出的部分，也是人类特有的部分，能使你具备完成高水平任务的能力，如缴税和计划派对等。如果你看到别人被掐或烫伤，这一区域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被激活。不过，克特纳还在我们神经系统中的其他部分发现了同情本能的神经反应，这些部分更古老、直觉性更强，主要包括哺乳动物大脑的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区域（位于大脑中心，使母亲具备养育孩子的本能）。此外，同情本能还存在于迷走神经中，这是神经系统中更古老、更深层、更重要的部分，连接脑干、颈部和躯干，是我们身体中最大、最重要的神经束之一。

人们早已发现迷走神经与消化、性、呼吸，即人类的生存机制息息相关。克特纳反复对此进行研究后，发现了迷走神经的另一个作用：当目睹他人的痛苦时，我们的迷走神经会让我们对其产生关怀之情。如果你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人痛苦抽搐的样子，或者一个孩子在奄奄一息的祖母身边痛哭流涕，你的迷走神经就会被激活。克特纳还发现，迷走神经特别强的人——他称之为“迷走神经超级明星”——更有可能与他人合作并建立牢固的友谊。当看到有人被欺负时，他们更有可能（像罗尔夫一样）出手相助；如果知道哪个同学数学成绩差，他们就会利用课间休息时间帮同学辅导功课。

除了克特纳的研究，还有一些人的研究也表明悲伤情绪与情感联结之间存在联系。例如，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约书亚·格林和普林斯顿大学神经科学家兼心理学家乔纳森·科恩发现，实验对象在被要求想象他人遭受暴力伤害的场景时，其被激活的大脑区域与（之前那项研究中）母亲满怀爱意地看着自己孩子照片时所激活的区域相同。美国埃默里大学神经科学家詹姆斯·瑞林和格雷戈里·伯恩斯发现，对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时激活的大脑区域，与一个人中大奖或吃一顿美味佳肴时激活的大脑区域一致。我们也知道，抑郁（和曾抑郁过）的人更有可能从他人的角度看待世界，更易产生同情心；共情能力强的人相对来说比其他人更喜欢悲伤的音乐。塔夫茨大学精神病学教授纳西尔·加米通过观察发现：“抑郁症加强了我们与生俱来的共情能力，使人变得无法逃离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网络……这是人性的现实规律，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愿望。”

上述发现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面对他人的悲伤时，我们产生神经反应的大脑区域与我们需要呼吸、食物、生育和保护孩子时激活的大脑区域相同，与我们想要得到回报、享受快乐生活时激活的区域也相同。我们还能了解到（如克特纳向我的解释一样）：“关爱他人是人类存在的核心。悲伤情绪关乎关爱之情，悲伤情绪源于同情。”

克利夫兰诊所制作了一段精彩的视频，目的是激发诊所里护理人员的同情心。视频带着观众穿过诊所的走廊，随机选取了几个经过的人，镜头在这几个人的脸上停留了一会儿。通常情况下，我们会不假思索地与路人擦肩而过，而这一次，在字幕的提示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为人知的痛苦（以及难掩的喜悦）：“他得了恶性肿瘤。”“她的丈夫已经病入膏肓。”“他正要去见爸爸最后一面。”“她刚刚离婚。”“他刚刚发现自己要当爸爸了。”

* * *

你会有什么感受？热泪盈眶？喉咙哽咽？还是有一种想要敞开心扉的感觉？视频中这几个路人的经历会不会让你的关爱之情不断高涨，因此暗下决心开始关注身边的过客？你是否不仅会关注在诊所走廊里遇到的人，还会关注在加油站碰到的人，以及那个喋喋不休的同事？你之所以会产生这些反应，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受到了迷走神经、前扣带回皮质、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区域的影响：你把素未谋面的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事实的确如此。

许多人早就意识到了悲伤的力量能将我们联结在一起，只是没有充分表达出来，或者没想过用神经科学的术语表达出来。多年前，写作本书的念头刚刚在我脑海中闪现时，我通过博客对畅销书作者格雷琴·鲁宾进行了一次采访，探讨了当时被我称为“忧郁的幸福”的相关内容。一个年轻女子在自己的博客上回复了我，她回忆了祖父的葬礼以及自己在葬礼上感受到的“灵魂之间的联结”。

祖父的理发师合唱团[2]为他唱了一首颂歌，我的父亲泪如泉涌，这是14年来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那一刻，合唱团男士们轻快的歌声、安静的听众、父亲的悲伤，永远地铭刻在我的心上。还有，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对宠物实施安乐死时，所有人——我的父亲、哥哥还有我表现出的爱也让我震惊不已。一想到这些事，让我记忆犹新的并不是当时的悲伤，而是灵魂之间的联结。我们在经历悲伤时，感受到的痛苦都是一样的。这是我们真正允许自己脆弱的时刻，而这样的时刻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并不多。在今天的文化中，这也是我们能够绝对坦诚地面对自己感受的时刻。

这位年轻女士感觉无法在日常生活中表达这些感悟，于是她开始借助艺术的力量：

我爱上了严肃电影和发人深省的小说，以这种方式再现我生命中真诚时刻的美。我认识到，为了在社会中生存，我们不可能做到时时处处敞开心扉，彰显自己的脆弱，所以我选择在脑海中回顾这些真诚时刻，通过艺术重新体验那些脆弱时刻，这样当新的脆弱时刻来临时，我能做到欣然面对。

不过，也许我们应该将这样的时刻融入日常生活，即理解这些时刻的发展基础。众所周知，当今时代是一个难以与他人沟通的时代，尤其难以与自己所属集体之外的人沟通。克特纳的研究告诉我们，悲伤——一切悲伤——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促成“灵魂之间的联结”，而这正是我们极度缺乏的。

* * *

但是，若要充分理解悲伤的力量，我们还需要了解灵长类动物继承的另一个特质。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饥饿的孩子或孤儿的画面时，我们内心的反应会如此强烈？为什么一想到孩子与父母分离的场景，就会让我们感到切肤之痛？

答案就深藏在人类的进化史中。我们富有同情心的本能不仅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源于母子之间的纽带，源于母亲一听到婴儿的哭泣声，就会产生强烈关爱的欲望。由此开始，人类的同情心逐渐辐射到其他需要关爱的生命身上。

克特纳说，人类的婴儿是“地球上最脆弱的生物幼崽”，若是没有仁爱的成年人帮助，便无法生存。我们出生时之所以这么脆弱，是由于我们的大脑太过巨大——如果我们待其完全发育后再出生，大脑就会因为过大而无法通过产道。事实证明，我们还未“发育完全”就出生了，而这反倒是人类能够良性发展的原因。也就是说，人类越有智慧，就越需要具有同理心，这样我们才能照顾好那些无助的小生命。我们需要学会破译这些小生命难以捉摸的哭声，我们需要喂养他们，我们需要爱护他们。

如果我们吝啬地只是将同情心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可能也不算什么。但是，克特纳说，总的来说，由于已经做好了照顾弱小婴儿的准备，因此我们也有能力照顾所有如婴儿一般脆弱的人或物，如室内植物、身处困境的陌生人。人类不是唯一懂得关爱他人的哺乳动物：虎鲸看到虎鲸妈妈失去幼崽，就会围在它身边以示安慰；大象会用鼻子相互轻抚同伴的脸，安抚彼此。不过，克特纳告诉我，人类“已经把同情心提升到了一个全新水平。对于那些经受了丧失或需要帮助的人事物，没有什么比人类的悲伤和关爱之情更强大”。

换句话说，看到新闻中受苦的儿童时，我们产生的担忧感源于我们保护幼小的神经冲动。我们本能地知道，如果我们连孩子都不懂得关爱，那我们就不可能关爱任何人。

当然，我们也不要对这种关爱他人的本能太过得意。对我们而言，只有自己孩子的哭声，才会让我们无比担心；而对他人的孩子、其他成年人，甚至自己处于青春期脾气暴躁的孩子，我们并不会产生太多同情心。事实上，我们的同情心似乎会随着孩子的成长而逐渐减弱——更何况人类天性中还有残暴的一面。我们对克特纳的发现有多激动，听到这一事实就有多沮丧。

不过，克特纳并不赞同这一点。部分原因是弟弟罗尔夫让他学会了关爱弱小，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一直在练习慈心冥想（见第四章）——慈心冥想教我们对待他人要像对待自己宠爱的孩子一样。（克特纳说：“我认为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此外，还因为他受到了查尔斯·达尔文的影响。

说到达尔文，人们总会将他与残忍的零和竞争、丁尼生笔下的“腥牙血爪的自然”，以及“适者生存”的格言联系在一起。其实，“适者生存”并不是达尔文提出来的，这个短语是哲学家及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和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共同创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助长了白人优越论和上层阶级至上论。

克特纳说，如果是达尔文，他应该会用“善者生存”这样的表达。达尔文温文尔雅，性情忧郁。作为丈夫，他疼爱妻子；作为10个孩子的父亲，他不怒自威。他从小深爱大自然。达尔文的父亲本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然而16岁那年，在目睹了一次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的手术后，他吓坏了，以至于余生一看到血就吓得两腿发软。于是达尔文将目光转向森林，开始研究甲虫。后来，他把自己邂逅的一片巴西森林描述为“一片充满快乐的混沌之地，从这里诞生的未来世界将更安静、更令人愉悦”。

据传记作家德博拉·海利格曼和亚当·高普尼克描述，在达尔文的职业生涯初期，他心爱的女儿安妮刚满10岁就因猩红热夭折了，这一事件甚至塑造了他的世界观。他悲痛欲绝，无法参加女儿的葬礼。达尔文在日记中充满怜爱地写到，安妮开朗活泼，喜欢和母亲依偎在一起，有时喜欢摆弄父亲的头发，一玩儿就是几个小时。安妮不得不和母亲分开时，她总是哭着问：“妈妈，要是有一天你死了，我们可怎么办啊？”然而，没想到遭遇这种丧失悲剧的不是她，而是她的父母——艾玛和查尔斯·达尔文。对于安妮的死，达尔文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不仅失去了家庭的欢乐，也失去了晚年的慰藉。”

《人类的由来》是达尔文最伟大的著作之一，是他在女儿去世约20年后完成的。在书中，达尔文认为同情是人类最强大的本能：

动物的社会性本能使其能够享受与同伴交往的快乐，能够对同伴产生一定同理心，并愿意为同伴服务……之所以会有上述行为，正是因为动物的社会性本能或母性本能比其他任何本能或动机更为强大。这些本能都是一种即时反应，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反思，也不会因此感受到快乐或痛苦。

达尔文举了许多例子说明生物会对其他生物的痛苦做出本能反应：有一条狗每次路过他家看到那只生病的猫，都会走过来舔舔它以示安慰；乌鸦会耐心地为失明的“老伴”喂食；动物园管理员平时精心照料的那只猴子，在看到管理员有危险时，竟会冒着生命危险把管理员从凶巴巴的狒狒手中救出来。当然，当时的达尔文并不知道迷走神经、前扣带回皮质或导水管周围灰质的存在，但他凭直觉感知到了这些器官具有激发同情心的功能。大约150年后，达契尔·克特纳通过实验证明了他的直觉。达尔文写道：“我们只有减轻了他人的痛苦，自己的痛苦才能得到缓解。”

与克特纳一样，达尔文也凭直觉认为，这些行为是由父母爱护孩子的本能演变而来的。他说，没有感受过父母关爱的动物，不可能具有同情心。

对于大自然的冷酷，达尔文不可能视而不见。相反，他为大自然中存在的种种残酷现象深深着迷，用一位传记作者的话来说，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他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痛苦”。他知道动物的行为有多么凶残，比如，如果族群中的某一成员受了伤，其他成员要么会将它驱逐出群，要么就直接将其杀死。他清楚，动物对“家人”的同情心最强，而对“外人”的同情心比较弱，甚至没有同情心；人类基本上不会给予其他物种“同类”般的同情。但他也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将自己的同情本能尽可能地扩大延伸，能从自己的家庭延伸到全人类，最终延伸到所有有情感的生物，这将是人类最高尚的道德成就之一。

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名誉教授保罗·艾克曼称达尔文思想和佛教思想之间存在“惊人的巧合（如果是巧合的话）”，这又如何解释？艾克曼说，也许达尔文受到了朋友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植物学家，曾前往西藏研究那里的植被）的影响，所以对藏传佛教了解一二。也许达尔文是在乘坐大名鼎鼎的“小猎犬号”航船环游世界时，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教堂里产生了这些想法。又或许，是他失去爱女安妮的痛苦经历铸就了他的这些思想。

* * *

我们倾向于把“具有同情心”这一特质归入人类情绪档案中“积极”的那一页，但实际上这显然是一种苦乐参半的观点，因为同情是悲伤的产物。克特纳的毕生心血都投入到积极心理学上，主要研究人类的幸福。“积极心理学”一词是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54年提出的，后来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大力倡导和推广这一术语，因为它很好地表达了两位学者认为心理学过度关注精神疾病而忽视精神力量的观点。他们想要探索的是，究竟需要怎样的方法和心态才能让我们的内心快乐地歌唱，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塞利格曼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功。或许你曾看到过无数鼓励你写感恩日记、练习正念冥想的文章，这些都源自塞利格曼的学说。许多人受到他的启发后，纷纷成为积极心理学的践行者。

但是，积极心理学由于忽视了悲伤和渴望等人类重要体验，从而招致了许多批评。批评人士指责这一学说过于偏重美国人的“快乐文化”，如心理学家南希·麦克威廉姆斯所说：“（积极心理学）认可的是……喜剧版的人生，却忽视了生活中的悲剧，它鼓励人们追求幸福，却忘记提醒人们接受不可避免的痛苦。”

这其实不足为奇：心理学研究本来就很少关注苦乐参半中的人类潜力。如果你是一个忧郁型的人，你可能曾经期待在这门学科的某个地方找到共鸣。然而，除了“高度敏感”的典型人格，你能了解的充其量就是关于“神经质”这一人格特质的研究，研究内容与其名字一样具有吸引力。根据现代人格心理学，神经质水平高的人通常表现得焦躁苦闷，没有安全感，容易生病、产生焦虑、患上抑郁。

但神经质也有神经质的好处。尽管神经质水平高的人免疫系统承受的压力很大，但他们的寿命可能会更长，因为他们警惕性强，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情况。他们是奋斗者，因为害怕失败所以追求成功，善于利用自我批评从而不断进步。他们是优秀的学者，因为他们会在大脑中对各种概念精雕细琢，并从各个角度深入思考。精神病学家艾米·艾弗森在《今日管理》杂志上说，对企业家来说，懂得深思就会使他们“从用户体验、广告策略或推广新想法方面深入思考，同样，创意人士能够利用这种深思的力量记住电影剧本中的每一句台词，或打磨出剧本中的最佳细节”。

艾弗森等精神病学家认为神经质的这些优点体现了神经质水平高的人对不利环境的有效适应力。但这种观点缺乏对人性本质的深省，缺乏诗人波德莱尔所说的美丽的忧郁，缺乏人性（尤其是一些人内心）中能带来改变的伟大渴望。人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些其实是人类创造力、灵性和爱的伟大催化剂，我将在后文中阐释这一点。许多心理学家本身并不信仰宗教，所以想不到从精神层面寻找人类最大谜团的答案。

不过近年来，积极心理学开始研究人们苦乐参半的心态了。加拿大多伦多个人意义咨询研究所所长王载宝（Paul Wong）博士和东伦敦大学讲师蒂姆·洛马斯等心理学家记录了心理学研究的“第二波浪潮”，洛马斯说：“这波研究承认幸福实际上有关积极和消极现象之间微妙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美国认知心理学家斯科特·巴里·考夫曼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自我超越》（Transcend）一书中重温了马斯洛最初的积极心理学概念，发现了有些人有一种苦乐参半的性格特点，马斯洛称其为“超越者”：“（他们是）与（传统意义上）健康快乐的人相比，显得不那么‘快乐’的人。这类人遇到快乐更易表现得欣喜若狂，能够体验到更高级的‘快乐’，但他们也容易——或者说十分容易——感受到无尽的悲伤。”

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无论是一个个体还是一种文化，都有能力实现克特纳研究的变革性潜力。如果我们能更加尊重我们的悲伤情绪，也许我们就能把悲伤化作沟通彼此的桥梁，而不会以强颜欢笑或义愤填膺的方式应对悲伤。我们应该知道，无论我们认为他人的观点多么令人厌恶，无论他人看上去多么光彩照人或多么强势凶狠，他们要么经受过痛苦，要么将会遭受痛苦。

* * *

克特纳及其与其他人共同创立的至善科学中心开发了许多练习，这些练习都经过科学检验，能够帮助我们学会应对悲伤。

首先，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培养谦逊的态度。从人们所做的各种研究中我们知道，自恃优越的态度会阻止我们对他人的悲伤甚至自己的悲伤做出反应。克特纳说：“如果你自认为比别人优越，当看到生活在饥饿中的孩子时，你的迷走神经就不会活跃起来。”令人惊讶的是，级别高的人（包括在实验中被人为赋予高级别的人）更倾向于对行人视而不见，更喜欢超车抢道，对需要帮助的同事和他人也更加冷淡。实验中，当把他们的双手放在足以烫伤人的热水中，没有邀请他们参加活动或让他们目睹他人遭受痛苦时，他们很少能感受到身体和情感上的痛苦。他们甚至还会多拿多占，连实验室工作人员发的糖果，他们都要多抓一把！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谦逊（尤其是当自己拥有相对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时）？要做到谦逊，首先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练习，即鞠躬练习，就像日本人在日常社交生活中相互鞠躬行礼，以及许多宗教人士在神像面前鞠躬致敬一样。克特纳说，这个动作能够激活人类的迷走神经。2016年，他在硅谷的一次演讲中解释说：“人们会开始思考如何通过这些表示尊敬的谦恭行为，实现身心交融。”

当然，许多美国人都不信仰宗教，也有人不喜欢“谦逊顺从”这样的表达，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但我们可以把鞠躬这样的行为视为一种敬重，而不是屈从。现在许多人都在练习瑜伽，事实上，瑜伽中就有鞠躬的动作；当看到一件令人敬畏的艺术作品时，或者看到大自然的美景时，我们都会本能地低头示敬。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写作培养谦逊的品质。社会心理学家、圣塔克拉拉大学利维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胡里亚·贾扎耶里（Hooria Jazaieri）博士建议把他人对我们表现出的同情，或者把我们对他人感受到的同情都记录下来。如果不喜欢正式的写作，那就试着用日志的形式把我们对他人的悲伤有感触的时刻写下来。贾扎耶里在至善科学中心的网站上建议：“要学会收集自己的相关数据，比如一天中你很容易产生同情心的时刻，或者情不自禁产生同情心的时刻（例如，看晚间新闻时），比如一天中你总是拒绝承认痛苦（可能是自己的痛苦，也可能是他人的痛苦）或拒绝忍受痛苦的时刻（例如，在街上遇到一个乞丐或者一个总是挑衅你的家庭成员时）…… 我们通常能发现（自己的和其他人的）痛苦，但是为了不让自己情绪波动或感动，我们很快就会忽略这些痛苦。”

但是，如果你没有首先学会自我同情，那么你便无法对他人产生同情。这听起来似乎与变得谦逊背道而驰，但是的确有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只是一味自怨自艾：“我这方面不行。”“我为什么把事情搞砸了？”但是，据贾扎耶里的观察：“没有经验证据表明自我批评能帮助我们改进行为；事实上，一些数据表明这种自责的心理反而会让我们与自己的目标渐行渐远。”

相反，我们对自己越温柔，对别人也就越温柔。所以，下次你听到内心发出刺耳的指责声时，先停下来，深呼吸，再重复做一次。对自己说话时，要用对待心爱的孩子那样温柔的语气，准确地说，要像对待一个可爱的三岁孩子那样，对自己同样充满爱意和安慰。如果你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放纵，毫无意义，请记住，这不是孩子气，也不是自我解围，而是在照顾自己，这样你的自我才能勇往直前，关爱别人。

* * *

克特纳是一位心理学家，他长着一头金色的头发，有着冲浪运动员的气质和一双忧郁的眼睛，曾与彼特·道格特和皮克斯工作室的其他制作人合作。克特纳在生活中有许多自怜的理由。最近我联系他的时候，他最小的女儿刚去上大学，家里很安静，空荡荡的。他的母亲孤身一人，患有抑郁症，而且有心脏病。他深爱的弟弟罗尔夫在与结肠癌进行了长期斗争后，最终还是难敌病魔，享年56岁。

克特纳备受打击，深感空虚寂寞。他觉得自己的灵魂好像缺失了一部分。“我的余生无疑都将充满悲伤，”他告诉我，“我不知道自己这一生中是否还会再有归属感，是否还会再有集体感。”

我虽然知道他深爱着自己的弟弟，但听到他说出这番话时，还是感到很震惊。克特纳在学术界最有意义的领域里管理着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实验室；他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一所大学里的知名教授；他有一个相濡以沫30年的妻子，以及两个已经成年的女儿，还有无数个他珍爱的朋友。如果他都没有归属感和集体感，那么谁会有呢？

不过克特纳也知道，悲伤会引发同情——对他人和对自己的同情。在弟弟生病和去世的整个过程中，他做了自己一直想做的事。罗尔夫生性善良，克特纳受此鼓舞，一直想做一名志愿者，帮助附近圣昆廷监狱里那些已经定罪的犯人。“当我陷入痛苦时，我的思路最清晰，”他说，“悲伤就是对同情的冥想。你会顿悟：哪里有伤害，哪里就有需要。之后我离开了监狱。我一想到弟弟就会进入一种好像冥想的状态。一想到人类现在的状况，我也有这样的感受。我不是一个悲观的人，我的内心充满希望。但我认为悲伤是美丽的，悲伤能够予人智慧。”

在罗尔夫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克特纳每天都会对弟弟表达感谢：“感谢他所做的一切，感谢他眼中闪烁的光芒，感谢他对弱者展现的温柔。”克特纳穿过校园时会想到弟弟，思考要研究什么时会想到弟弟；他明白他现在所做的工作，以及以后可能会做的工作，都会受到弟弟的影响。失去弟弟虽然让他痛苦不已，但更加深了他的同情心，而这些同情心是小时候在弟弟的影响下于他心中萌生的。他告诉我：“我才刚刚形成现在的世界观，弟弟就走了，不过这些世界观现在还在。”

我问克特纳，他的敬畏之情、好奇之心以及情感联结与悲伤的情绪是相互独立的还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个问题简直让我起鸡皮疙瘩，”他说，“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

最终，克特纳意识到，自童年时家庭破裂后，他就再也没有让自己产生过归属感。不过也许现在是时候了。每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毕业典礼上，他都会情不自禁地扫视人群，寻找那些像曾经的自己一样迷茫的孩子。这些孩子没有家人，独自漂泊，当看到其他同学和家人亲戚聚在野餐桌旁欢声笑语时，他们总是难过地想自己为什么没有家人。

他从34岁起就在伯克利分校教书，现在已经57岁，不再是那个迷茫的孩子了。他也知道那些来自破碎家庭的可怜学生总有一天也会长大。他们会像曾经的他那样走向世界；他们会有自己的事业，经历各种冒险；他们生活中既会有失去家人的阴影，也会有获得他人关爱的光辉；他们可能会重蹈童年时的家庭模式，也可能不会；但他们都会因为最爱的人而感动，他们都有能力走过那座用悲伤架起的桥梁，在桥的另一边找到与他人交融的喜悦，就像深受弟弟影响的克特纳一样。他们也会像克特纳一样，找到归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