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要废皇帝

董卓毕竟是军人出身，他掌控朝廷的第一步，便是将军事搬上了他的政治舞台。

任何一个执政者都需要有自己的靠山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种靠山可以是虚化的也可以是实际的。在治世时期，皇帝可以说自己的权力是上天赐予的，所谓“受命于天”；而乱世时期，这种空洞的说辞再加上封建的礼教已经很难掌握局势了，在这个时候，无论官位大小还是什么“四世三公”的身世，在强大的军事力量面前都没有用。而董卓恰恰是握有兵权的人物，他需要用一个办法让在京城的百官知晓他的实力，从而不敢与这个东汉末年的“窃国大盗”抗衡。

进了京城后，董卓统属的兵力其实不多，他明白，没有掌握强大的军事力量，要想征服百官，威慑朝廷是不可能的。所以董卓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每隔四五天，就会派部队偷偷地溜出京都，然后第二天再叫他们浩浩荡荡地进来。这就给在朝文武造成了千军万马浩荡不绝的错觉，于是整个洛阳威慑于董卓的奸计之下。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部队在往复表演之时，董卓也趁机在暗中收揽着兵士。

何进、何苗已死，生前所统士兵到最后都让董卓收编了。另外，当初何进召各方豪杰时，有一个叫丁原的也统兵前来帮忙。董卓看中了他的部队，便有心杀之。当时丁原身边有一员猛将，名叫吕布，字奉先，臂力过人，武艺高超，号为“飞将”。吕布见信于丁原，董卓于是便用利益引诱吕布杀了丁原。丁原一死，所统部队遂全部归了董卓。而董卓也收了吕布，“甚爱信之，誓为父子”（《三国志·魏书·吕布传》）。吕布之无信，由此渐显。但是这样的记载也仅仅是显示了吕布此人并没有十足的忠诚感，并不能体现后世所称的吕布“三姓家奴”，因为他并没有将丁原认作“义父”，这样的说法完全是罗贯中对这段故事进行了艺术加工，从而更好地体现出了吕布见利忘义的性格。

这个故事的主角还有一匹赤兔宝马，是董卓送给吕布的见面礼，而这匹马在史籍中只见其名，也知道它是吕布所拥有，但是否是董卓为了拉拢吕布去刺杀丁原而赠送，这件事情就存在了出入。所以这一段故事也是罗贯中经过了相当的艺术加工而写入《三国演义》之中的。现实中的吕将军也许并不是小说中的那副贪婪无耻的形象。

收编了何进、丁原等人的部队后，董卓兵力大增，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做表面功夫了，也因此霸道得理直气壮了。当时宦官势力已经被袁绍等人尽皆剪除，所以董卓现在若说有所畏惧的，也就是何氏的残余势力了。这势力包括何太后和袁绍等。何进死后，袁绍接管了西园八校尉，曹操等人都属于袁绍治下。西园八校尉在灵帝之时虽然显赫，其后几经波折，已经大不如前了，起码较之董卓的势力，是不能相比的，所以袁绍对董卓还是有所畏惧。当时有一个叫鲍信的人就曾劝说袁绍趁董卓势力未发展之机先杀了他，然而袁绍惧怕董卓，不敢乱来。只是袁绍名望最大，所以董卓的算盘就先打在了他的身上。

董卓偷偷叫来袁绍，和袁绍商议废帝之事。倘若袁绍赞成，废帝之事自然顺利许多，袁绍也和他成了一伙。若是袁绍不赞成，当然也阻挡不了他废帝的进程，而他也刚好找个理由和袁绍撕破脸，趁机消除袁绍的势力。袁绍是绝对不愿意刘协成为皇帝的，当时罢免董太后之时，他和何进就是一伙的，刘协虽小，起码能记挂董太后的抚养之恩。刘协成为皇帝，对他是有害而无利。当时袁绍就找了个借口，他说这是大事，要找他的叔叔袁隗商量一下。袁隗在当时还是三公之一的太傅，但董卓又怎么会惧怕他这个名号？

董卓见袁绍找了个借口婉拒，一不能与其共谋，二不能与其决裂，只好将话往里更逼一步，他说：“刘氏种不足复遗。”意思就是刘邦的子孙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刘协这个人了。袁绍听了这话，无所回应，横刀长揖而去。出了宫门后，袁绍知道董卓这回是要针对自己了，留在京城中只怕夜长梦多，因此逃往冀州投奔韩馥去了，而董卓果然派人捕抓袁绍。

所幸当时有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议郎何颙等人，这群人都是袁绍年少时结交的死党，这时又见信于董卓，因此他们就在董卓面前替袁绍说话了。他们说：“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绍不达大体，恐惧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购之急，势必为变。袁氏树恩四世，门世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则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三国志·董二袁刘传》）大意是说袁绍因为害怕废立这等大事因此出逃，别无他意，董卓若逼急了反而不好，毕竟袁绍是名家之后，倒不如赦免他，封个小官。董卓一听，倒也觉得有点道理，因此听从了众名士的建议，拜袁绍为渤海太守，封邟乡侯。

这之后，袁术和曹操也因为不想参与董卓的废帝，纷纷出逃。袁术逃往南阳张咨处，而曹操则逃往陈留张邈处。董卓刚执政时，周毖和伍琼就向董卓提出了一个方案：将京内的官员外派到重要州郡担任长官以加强地方控制。随着这个方案上交的是一份名单，这其中就包括了尚书韩馥、骑都尉张邈、颖川名士张咨等人。随后韩馥去了冀州，张邈去了陈留，而张咨则去了南阳。然后看看袁绍三人出逃的地方，都是这一伙人掌管的地界。而三人出逃以后，不久一众地方官就纷纷举起讨董旗帜来，组成了庞大的讨董联盟。有人根据这样一个线索，认为自从董卓刚执政时，袁绍等人就制定出了一个大阴谋。诚然，这只是一个猜测，毕竟后来联盟军之间的互相猜忌难以让人相信他们之间曾经有如此坚定的共同目标。

有志之士尽皆出逃，而董卓仍旧继续着他的废帝阴谋。他召集了一批大臣，对他们说：“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为治。今皇帝暗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陈留王，何如？”（《献帝纪》）当初太甲荒乱，伊尹放之，刘贺无度，霍光废之，皆是罢得有理有据的。现如今，汉少帝刘辩刚即位不久，都还没做什么，何谈混乱无度？而董卓是什么人？无贤之人。无贤之人想效仿先贤，犹如东施学西施，自然是不会有人去称美的。所以董卓想废少帝，在众臣看来，自然是野蛮任性之事。

天下换主，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只是董卓蛮横，摆明着废帝之事是必然要做的，跟大臣议论不过走走形式，给大家一个面子而已，因此大臣们都不敢回应他。董卓见无人回应，更加大声地说：“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剑。有敢沮大议，皆以军法从之！”（《后汉书·董卓传》）厉声至此，大臣更惧，为求自保只得唯唯诺诺，任由董卓蛮横而行。只是汉室虽败，也有正直之臣，这时就有人站出来反对了。

“案尚书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宫。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过千馀，故霍光废之。今上富于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献帝纪》）这话是卢植说的。董卓想不到还有不明局面之人敢出来顶撞他，因此大怒，会议不欢而散。事后，董卓想杀了卢植，幸得侍中蔡邕苦苦相劝，得免。卢植被罢官，逃到上谷，从此隐居不问世事。

董卓废帝之事不会就此罢休，因此他又集合百官，对百官说：“太后逼迫永乐太后，令以忧死，逆妇姑之礼，无孝顺之节。天子幼质，软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著在典籍，佥以为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陈留王仁孝，宜即尊皇祚。”（《献帝纪》）董卓当初被卢植反问了一口，所以这次将何太后毒死王美人的往事也拿出来作为废帝的依据了。卢植走了，这次没人出来反对董卓了，董卓顺了意，废掉了何太后和汉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时为公元189年。

董卓在军事上或许有点谋略，然而到了政治上就成了一个“草包”。吕思勉在《三国史话》里也说了，董卓是个不懂政治的人，刚一上政治舞台，头一件事就是废帝，可知无故废立该做好接受多大攻击的准备。就是忠臣要废皇帝，都不敢轻易为之，何况是奸雄。倘若势力不稳，一上来就被人抓住了那么大的辫子，那倒台并不是一件难事了，毕竟，“哪有一入手便先做一件受人攻击之事的呢？”

也许是过于自信，也许是这样的一个行动的影响有多么巨大董卓真的浑然不知，但他毕竟是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事件，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当时的少帝刘辩仅仅是个小孩子，但是董卓真是一个十足的“大胆行动派”，他竟然就这么生生地给少帝胡乱安上了几个罪名就把少帝给废了，同时还驱逐了当时在朝中极有名望的另一个“草包”袁绍，不得不说董卓这个人是有着相当的实力与胆魄的。但是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在这种情形之下，董卓做出的这个废帝的选择跟袁绍让何进做出的选择其实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确确实实是昏招中的昏招。

如果董卓进京之后，能够摆出一副稳定大局的伪善嘴脸，迅速地稳定住当时京内的局势，先换得一个振兴汉室，应诏勤王的美名。在这之后在京内慢慢培植自己的势力，将这个过程缓缓推进，可以说刘家天下变成董家天下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历史毕竟不允许假设，董卓已经做出了不能挽回的决定，他废黜了一个本不该被废黜的皇帝，把自己一下子摆在了朝廷大臣和整个的残存外戚集团的对立面，过于信任自己的实力，最终却导致了整个夺权计划的破产，导致了霸业的最终失败。

董卓是历史上少有的以残暴为性格特点的一个人物。董卓废帝只是他做的众多倒行逆施之事中的其一，若要数起他的罪行，那自然可自成一篇，罄竹难书了，而这之上记载的每一个故事都标志着一个守边英雄向一个“国贼”“魔王”的完全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