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触堪察加

哪儿才有真正的荒野？哪里才是令人望而生畏、难以逾越的险途？作为现代游客，浅触堪察加，不由得生发出这个过去的真正旅行家们曾追问过的问题。

暴雪天的徒步

即使是在5月，寒冬也会随时不期而至。堪察加难以捉摸。

到达位于半岛东南端的省府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时，正下着毛毛细雨。行李传送带边站了些面部表情有点狰狞的当地人：极度瘦削的脸颊，烂掉的牙齿——有时还闪着一两颗金牙的光，几只格格巫一样邪气的鼻子——这是被严酷生活雕琢的面容。前来机场接我们的向导迎头就告诉我，明天如果天气不好，计划中的徒步可能会取消。见我露出不安，她补充道：“等待是常事，安全起见。”

第二天，我们从帕拉唐卡河谷出发，在毛毛细雨中上路，前往阿瓦恰火山。计划中的徒步路线，是阿瓦恰火山与科里亚克火山之间的鞍部。阿瓦恰火山是堪察加最活跃的火山之一，有记录的爆发次数有16次。2000年前的一次爆发以后，它从内部毁掉了自己，成了一座“火山中的火山”，比过去矮小了不少。它的火山口不是尖嘴的，而是扁平的，直径400米左右。不过，它个头不高，2741米，跟长白山差不多，且坡缓势平。要是在夏季，它就变得温顺，成为亲民的观光景点，从山间小路步行6～8个小时就能到达山顶，无需任何特殊培训和装备。

5月则与夏季不同。汽车离开公路，进入一段进山的泥泞路，蜿蜒颠簸，枝丫丛生。这是一条季节性河流的河床，当地人把这条河唤为“旱河”。入夏后，阿瓦恰山融化的积雪会变成一条极为湍急和相当宽阔的河流，那些枝丫将没在水里，驾船根本无法进来，只得从北部绕道进山。离山越来越近，渐渐地，细雨变成了小雪，地面开始出现积雪。最后，在逐渐开阔的茫茫雪地里，出现了一个小人影。“是来接我们的，营地的人。”向导说。

一下车，我暗自庆幸穿来了厚长靴。向导告诉我，很多抱着旅游心情而来的欧洲游客并不在意指导手册上写着什么，穿着休闲鞋和拖鞋就跑来了，对这里的气候毫无准备，也没有足够的常识去应对真正的冒险。积雪果然很厚，有的地方一脚下去可以没膝，足以把人绊倒，最深的地方可达两米多。从住地到这儿不过30公里的距离，出发时还显得臃肿的羽绒服现在却感觉极为单薄——眼前，我们已驶入了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

来接我们的伊万从他的雪橇摩托上拿下备好的羽绒裤、羽绒大衣、厚靴子、羽绒手套、雪地墨镜，把我们从脚趾武装到了眼睛。我们的队伍很小，除了我和摄影师、我们的向导和伊万，还有一位从俄罗斯来的旅行者。真正的旅游季节尚未到来，此刻活跃在这一带的游客，基本是滑雪俱乐部和直升机滑雪队的成员。一支从莫斯科来的滑雪队早晨5点进入营地，现在正在山里训练。

伊万有一张沧桑的脸，不是世故崭露的神态，而是大自然刻画的痕迹：黝黑、粗粝、皱纹丛生。他原来在西伯利亚当兵，退役后来到这座火山公园的营地工作。他给坐上雪橇摩托的我们盖严实棉被，然后向营地驶去。雪越来越大，从星星点点变成了扑扑簌簌，最后变成鹅毛大雪，被风一吹，漫天呼啸着。我们逐渐看不见路，也看不见山，整个世界除了白色还是白色，只有像针尖一样扑扎在脸上的雪还能让人感到外部世界物质存在的分量。

就这样向雪山深处行驶了大约40分钟。“雪暴天气来了”，向导的提醒证实了笼罩在我心上的不祥预感。所有人都一言不发。偶有一两只北极旅鼠在雪地里蹦跶，雪橇一驶近，它们便钻入厚实的雪被子里，消失了。在这“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奇景里，没人想打破这种孤绝。但它又远非中国古诗里的那种意境——浮现在我潜意识里的，不是“孤舟蓑笠翁”的背影，而是隐隐的不安。

到了火山前面的营地，我们在暖和的茶室里歇脚。柴火堆满了窗边的墙，足够生火取暖。伊万在这里养了一只孤单的狗，它曾经有一只阿纳德尔狐狸做伴——那只棕红色的狐狸经常来营地找吃的，后来干脆住进了狗窝。但在一次外出觅食后，狐狸再也没有回来，估计是落入了猎人的陷阱。

炉子上烧好开水，伊万给我们泡好热茶。我心神不定地在房间里踱步，看着墙上贴满的登山队、滑雪队的照片，火山公园颁发的滑雪资格证书，以及露出两颗小板牙的土拨鼠的特写。我在等待着不可预测的天气对我们行程的宣判。

雪毫无减弱之势，反而越下越大。伊万开始讲述两周前在这儿发生的一场雪崩。幸运的是，那位滑雪者只被雪埋到了脖子，他胸前的呼叫系统发出了信号，救援队及时将他营救出来。但一个月前发生在维柳钦斯克火山的雪崩，将一对登山的父子完全埋进了雪里，待到救援队找到时，他们已失去了生命迹象。

切近的死亡故事并未平息我对此行到达不了火山的懊恼。就在这时，伊万提出用他的摩托雪橇直接把我们送到鞍部上去。暴风雪来得如此之猛烈，雪已经铺满了前往鞍部的缓坡，雪橇车可以行驶了。大约数个小时的徒步登山就这样被替换成了雪橇摩托之旅。伊万一路把我们带到了接近鞍部顶端的高处。我们下车，沿着山脊一步深一步浅地向上攀登。

暴风雪不断从后面冲击着我们，我感到脸部的肌肉在风中颤抖着。向导在后面走不动了，我也逐渐落后，一直沉默不语的俄罗斯旅行者转身下来搀扶起我，拉着我继续往山上走。终于快到顶部了，我往身后看，铺天盖地的雪正被风裹挟着从山脚如潮水般涌上来，迎面扑向我。我想吸气，但吸入的却全是风夹雪。雪密密麻麻地扎在脸上、灌进鼻孔，我很快无法找到呼吸的空隙，有种溺水的感觉。我想开口说话倾诉我的不适，那些雪和风则狠狠地灌进我的嘴里、喉咙里，甚至肺里，让我发不出声音来。再往上攀登一段路，越过那条脊线，马上就能看见阿瓦恰山顶了。然而，刚才在营地听到的那些雪崩故事，现在开始落井下石般地笼罩着我。死亡的阴影变得越来越浓，越来越无法摆脱……

我终于从嗓子里成功地吼出了几声“往下走吧”，其中的一两句幸运地没有被淹没在风中。伊万走过来抱住我被风雪袭击的头。他背对着山下，试图为我挡风，但根本无法阻挡猛烈的暴雪。最后我几乎是被他夹在腋下拎下山去的。回头看着那位俄罗斯旅伴，正信步缓慢地走下来，对此习以为常的样子，让我感到有些羞愧。

“我如此脆弱，且对雪山一无所知。”我对向导和伊万说。也许是为了安慰我，伊万说：“你已经很勇敢了。前些时候有一位从莫斯科来的壮汉也遇到了这样的暴雪天。他几乎四肢着地，真正意义上‘爬’完了这段路，你根本无法说服他站立起来。”伊万这时开始担心起那支早晨进山的滑雪队来，“希望他们已经安全下山了”。

回到营地，依旧一言不发的俄罗斯旅伴掏出了揣在衣服里的酒壶，装着他从家乡带来的“白鹤牌”伏特加。在这种时候，能喝一杯酒是极乐的事。伊万准备好了生鱼片、堪察加独特腌制的生猪肉、肥腻的红肠和黑面包，都是抵御严寒的食物。那位沉默的俄罗斯男人从厨房拿来三只小玻璃杯，与我们对饮起来。俄罗斯各地有各种各样的伏特加，这种“白鹤牌”伏特加带着一点甘甜，此刻异常可口。

我时常觉得俄罗斯人在严酷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近乎冷静的英雄主义有一种浪漫气质，酒精在这个时候是恰到好处的点缀。但当他们回到生活中，日常生活与战争和苦寒相比，变得轻如鸿毛，竟成了无法承受之轻，酒精成了虚无主义的麻醉剂。

就在这个时候，那支莫斯科登山队的人鱼贯而入。他们赶在雪暴最猛烈之前安全下到了山脚。登山队队长的脸晒得黝黑，只有眼圈周围是白的，显现出一个清晰的滑雪眼镜的形状。随后，他的太太和滑雪队队友们也进来了。他们一边在厨房里弄了点吃的，一边分享起滑雪途中邂逅两只吉日加雪兔的经历，还有他们在北京没能找到故宫售票点的遭遇。队长在莫斯科有一家媒体公司，自己则常年在世界各地自由滑雪。来堪察加之前，他2月在阿尔卑斯，3月、4月在日本滑雪。他是堪察加火山的常客，每年来一次。实际上，从莫斯科到堪察加要飞8个小时，比飞往很多欧洲滑雪胜地的路途要遥远很多。但他说，堪察加最吸引他的地方，就是“非常野性”，“这里不像阿尔卑斯山那样修建了度假设施、餐厅和缆车。一切都未开发，没有任何商业活动的踪迹，气候也更加多变，难以预测”。

向导告诉我，这种“未开发”的状态，是因为政府不允许在自然公园内做商业开发。但我想，作为俄罗斯的东部边疆，堪察加如此重要的军事地位，可能也是很多地方未经开发的更重要的原因：阿瓦恰湾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海军基地，维柳钦斯克则是俄罗斯的封闭行政区。军事禁区就这样与独特的火山地貌和极寒气候并存，让这里保持着未开发的野性与神秘。

荒野想象

是什么原因让人对“野性的荒野”如此着迷？仅仅是默念“堪察加”或“西伯利亚”的名字，就能让人萌生一种来自远古的兴奋和冲动。

19世纪中期，亨利·梭罗曾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寻觅到林深之处的“荒野”。他写道：“我曾徒劳地梦想一处荒原，远离尘嚣。……康科德的林深处比拉布拉多荒野还要荒凉，这是荒原的荒原，我与之相伴。”也是以“世界存在于荒野”为精神源头，美国环保主义者在西部腹地寻觅着尚待人类发现的荒野，认为它是“工业社会毒害的一剂解药”。

有意思的是，与隐居森林的亨利·梭罗同时代的俄罗斯作家冈察洛夫，完成了世界航海的漫长行程，从远东、西伯利亚返回俄罗斯西部后，自问了一个问题：“哪里才是令人望而生畏、难以逾越的险途？”不过，他给出了一个与梭罗不同的答案：连西伯利亚也不再有真正的“荒野”——“所过之处，处处有驿站，有车马，有些地方还能买到鲜肉、野禽，牛奶和蔬菜比比皆是，美洲公司办事处还有茶叶和白糖供应”。

也许是俄罗斯人对“荒野”早已习以为常，哪怕是在西伯利亚这样被称为“无名荒野”的边陲，身处山谷和密如芦丛的森林里，冈察洛夫仍然感到，“其实一切都安全，没有什么可怕的”。他目之所及，是西伯利亚的马亚河和阿姆加河一带“生机盎然的新村”和“一片片菜田和麦地”，以及“首次出产的大麦和苎麻”。

几乎在美国人开始西进运动“淘金热”的同时，很多俄罗斯人或被流放，或出于自愿，举家迁往西伯利亚。移民以几户为一村，分布在新区各地，“国库不仅配给他们用以安家立业的牛和马，而且经常给予接济，每月发放粮食”。19世纪60年代左右，西伯利亚也出现了围绕着列娜河兴起的“淘金热”。然而，近150年后回望，都曾是蛮荒之地的美国西部与西伯利亚远东的风景，唤起的却是我完全不同的感受。一时间还很难说得上来造成这种差异的确切原因。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曾写道：“荒野既不会自我定位，也不会自我命名。……荒野显然无法崇拜自己。它必须借助牧师、摄影师、油画家以及散文家对它的朝拜，才能成就盛名，成为民族苦难救赎和重生的象征。”

回程的路上，一只松鸡在白色的漫天大雾里飞过，画出一条弧线。一只阿纳德尔狐露出了它的脸，但很快就隐身到了雪幕之后。伊万在雪地里发现了吉日加雪兔和旅鼠的脚印；细瘦的桦树弯弯曲曲，在留白的天地里伸展出一些妖娆的线条，像一幅中国水墨画，却让人感到冷峻。这就是我目之所及的所有生命痕迹。

向导告诉我，待到夏季山花烂漫时，这儿从山脚到山顶会开满层次丰富的花：偃松、石松岩须、火山越桔、黑色岩高兰、蓝果金银花、堪察加杜鹃、高山岩梅、松毛翠、簇径石竹、红景天等，温顺而美丽。“很多日本游客喜欢组团来这儿辨花识草，拿着他们的专业相机，观鸟拍鸟。”

而此刻，来自乌拉尔山区的西伯利亚老兵伊万，正驾驶着美国产的“北极星”雪地摩托，用GPS卫星定位导航前行。如果遇到险情，他会用随身携带的通信设备向救援队发出求救信号，直升机不久就会轰鸣在上空。我不禁产生了一个与冈察洛夫同样的疑问：哪里才是真正的荒野与险境？如1820～1824年俄国的弗兰格尔男爵穿越西伯利亚和北冰洋那样危险、古朴的旅行，早已荡然无存。

冒险的代价

我们在帕拉唐卡河谷住地遇到一支常驻于此的直升机滑雪队。一天，在宾馆的餐厅里，他们一桌人正在分解一只巨大的帝王蟹，我们猎奇围观。不一会儿，负责滑雪队食宿后勤的俄罗斯女孩端来一盘蟹腿放在我们桌上，“送给你们的”。作为回礼，我们买了一瓶智利葡萄酒，搬到他们那桌一起喝。

这支堪察加——高加索直升机滑雪队由俄罗斯、瑞典、德国和法国人组成，都是职业的自由滑雪者和高山登山向导。我艳羡他们在宾馆大厅电视机屏幕上循环播放的堪察加之旅：驾驶直升机飞跃堪察加中部与北部的火山群，从天空鸟瞰冒着烟或喷发中的火山，看红色的岩浆像河流一样流淌在白雪覆盖的熔岩上，看间歇泉喷发，看棕熊捕鱼，看虎鲸游泳，滑雪穿行于雪山森林之间。

我打电话到旅行社询问直升机旅行的价格，每个人一天的费用大概是32000卢布。即使卢布兑人民币贬值不少，这也相当昂贵。这个价格在俄罗斯国内就更显得奢侈，俄罗斯大学教授的平均月薪大约也就24000～32000卢布。难怪一些旅行手册提醒说，堪察加是富人才能抵达的游乐场：进入中部山区和一些保护区需要直升机，没有陆路交通。如果说风景也有观看的不同姿态，那么，空中俯瞰所见的景色，无疑更昂贵。

滑雪队里的俄罗斯小伙子米沙是堪察加人。他职业滑雪15年，熟悉堪察加的每一座雪山和每一个隐秘的角落。他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家可以看到远处的科里亚克火山，他常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观看火山喷出火山灰，那是一场壮观的大自然戏剧。

“我了解雪。阿尔卑斯山的雪和堪察加的雪很不一样。阿尔卑斯山的雪是疏松的，但在降水很多的堪察加，雪致密又结实，一旦陷进去，越是挣扎，雪就会越来越紧地包裹住你。”他有些骄傲地告诉我：“在堪察加，真正熟悉每一座山，有关于雪的专业知识的人，大概不超过4个。”他给我看他手机里的照片和视频：他驾驶飞机；他乘船出海，沿海岸线登山滑雪；他站在离火山口10米远的地方拍摄岩浆沸腾；他站在托尔巴奇克火山前，炽热的岩浆正在黑色的石头缝里流淌。

大约150年前，旅行至远东的冈察洛夫观察到，开化的人类处在尚未开化的荒野里暂且无能为力。那时，大概只有不惮命运捉弄的狂热诗人，才能在极寒地带领略到荒漠的壮观和孤独的欢乐。要不，就变为未开化的野人，把山石林木当作自己的家具和摆设，以熊为友，以野禽为食。

米沙虽不是狂热诗人，也没有“以熊为友”，但他对这片荒野驾驭得很好。他的祖父是苏联时代来到堪察加的地质学家，父母前些年搬回了离莫斯科不远的矿水城。他留了下来。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地道的堪察加人，有野性，爱冒险。野性是有代价的。米沙满身都是伤，危险是家常便饭，被蹭掉一大块皮或者骨折对他来讲司空见惯。他挽起裤腿，给我看他打过钢筋的膝盖，又撩开T恤，把背部脊椎上曾断裂过的几处伤痕指给我看。米沙并不害怕死亡，“我了解这里，我有充分的知识和装备。死亡很少真正降临”。他说自己不喝酒，但那天他还是喝掉了大半瓶莫斯科产的伏特加。

第二天一早，滑雪队的直升机轰鸣着，从宾馆不远处的停机坪升空。不知何故，我总觉得它爬升对流层的姿势带着一点醉态。

荒野与人迹

周末，我们在哈瓦恰湾的海滩停驻了一个上午，空气依旧凛冽。

有人正从有些年头的吉普车后备箱推出皮划艇，有人正在羽绒服外面套上救生衣与皮靴。气枪扔在沙滩的碎石上，一只家养的小水貂背负着主人束缚的链条，正不断尝试着往扔在地上的衣服的裤腿和袖口洞里钻。人们沉默着，合力把皮划艇推入海面，孤零零的小艇无声地向海湾划去。一对年轻夫妇坐在靠椅上钓鱼。

沿海滩往前走，一对老年夫妇正坐在靠椅上。老太太拎出手里绿色塑料袋里钓到的硕大的多宝鱼给我看，依旧是沉默着。再往前走，五只细长的皮划艇已准备好下水，辅导员正俯身对每个人说着什么，声音消散在宽阔的沙滩与海面上，皮划艇很快成了海面上微茫的小点。

一个男人与他的狗正在海边散步。他突然决定向海里扔一根木棍，可怜的狗不得不下水去衔棍子，却冷得赶紧上了岸，浑身湿淋淋地颤抖着。三个戴毛线小帽的孩子玩着他们的玩具汽车。一个叼着香烟的男人蹲在石头垒的火堆上，用杂草生了火，熬着一大口锅里的水，等着有人来煮他们钓上来的螃蟹。栈桥多处断裂，钢筋全部暴露在外，要踩着钢筋骨架才能走过去。好几个人站立在栈桥桥头独钓寒江，一个男人沉默不语地揭开他脚下的塑料桶给我看，里面有大半桶螃蟹。沙滩上，一个老妇人独坐在小板凳上发着呆，一个衣着肮脏的男人蜷缩在杂物堆里的破沙发中陷入沉思。

远处覆盖着雪的山峦也静默着，一座城市的兴衰史不过是它漫长地质时间里的短暂片段。

有一位俄罗斯摄影师说，西伯利亚与远东囚禁和放逐的意象不过是好莱坞制造的风景，“空寂”是西方对俄罗斯风景的诠释。然而此刻，我的确感到了空寂。这种空寂并非来自东方或西方的审视，而仅仅来自风景的辽阔，还有扑面而来的城市败落感。

我的向导出生在堪察加，有一张蒙古人宽大扁平的脸。平日，她是一位中文和英文教师，和很多在堪察加定居的女性一样，她的丈夫是从西西伯利亚来这里当兵的军人。她告诉我，堪察加之所以是全俄罗斯东西最贵、消费堪与莫斯科相媲美的地方，与它地理上的边远和隔绝有很大关系。至今，堪察加仍然没有火车线路与大陆相通，海路也必须穿越鄂霍次克海。她丈夫在军队的工资和她自己的两份工作还可以维持他们不错的生活质量，但苏联解体后，政府部门公务员、公立学校老师等很多人都失去了过去的收入水准，维生艰难。

堪察加半岛约25万的人口里，1/3以上是俄罗斯军人。这里有俄罗斯军队的太平洋舰队，部署着新型防导弹系统，也是俄罗斯东北联合军队集团所在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是俄罗斯的军人城，与民用机场仅一张铁丝网之隔的俄罗斯的空军机场上，苏27和米格系列战机排列整齐。剩下的2/3人口里，约1/3从事渔业，再剩下的就主要是从事公共行政、教育和医疗的了，旅游正在变成越来越重要的经济部门。苏联时代，堪察加是国家财政重点支持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但工资高，有地区津贴和住房、医疗、休假多方面的优惠政策，也享受物价补贴。苏联解体后，这些优惠政策大部分被取消，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很多，很多人不过勉强为生，越来越住不起这里。

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看病很难，很多疾病都没有专业的医生。这里没有医科大学，而专业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几乎没有人愿意来这里。在堪察加，看医生成了一件得靠熟人介绍的事，哪个科哪位医生不错都是口口相传的。只有在你生了某种病以后，才会通过亲戚朋友的熟人关系网，知道哪个医生在这个领域是最好的。人口在不断流失。俄罗斯政府为了鼓励专业人士来堪察加定居，承诺给年轻人100万卢布和赠送一套公寓作为安家费，但仍然没有专业人士愿意来。向导说：“这儿的年轻人都向往着去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好在我还算有不错的收入，偶尔还可以出国旅行一次。我一直觉得住在堪察加是一种乐趣，不想离开。”

一场生存实验

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城里散步，沿着唯一的主干道向耸立着列宁塑像的海滨广场走去，经过一座看上去空置的大楼，向导告诉我，这栋楼里进驻了好几家互联网公司。实际上，直到去年，一家互联网公司才把无线上网带到了堪察加，将堪察加与世界通信网络连起来。“在去年之前，我们只能用3G上网，非常贵。”她说。路上，我们遇到她的中文老师。这位四五十岁的老师穿一件长呢子大衣，戴着一顶八角帽，在堪察加这样的环境里气质特别出众。她一边欢迎我们，一边道歉：“很遗憾让你们看到我们这样丑陋的城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它曾经很美，但现在已经变得非常丑陋，我们城市的领导人做了很多糟糕的决定。好在我们这儿的自然风光很美。”不过，她以一种带有时代印记的谨慎，拒绝进一步告诉我，城市的领导人究竟做了哪些“糟糕的决定”。

堪察加半岛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在它的南端。半岛的三个大城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叶利佐沃和维柳钦斯克，全部集中在这儿，相距都很近。在这里生活了几天，我不知不觉会有这样的疑问：人是否适合在这样气候极端且变化多端的环境中生活？毕竟，俄罗斯的领土如此辽阔，它的1亿人口有充分的余地选择居住地。

一本著名的旅行手册这样解答道：苏联强行让数百万移民去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从而在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地方建立了数座彼此远离的城市，并把它们连成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大网络，这是“苏联的一项生存实验”。于是，在俄罗斯版图上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虽然越往东去就越寒冷，然而人口密度却没有太大的变化。

苏联时代，像雅库茨克和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这样的城市人口甚至暴增1000%，同时，位于东西伯利亚的共青城也从空荡荡的河畔草地变成了人口超过25万的工业城市。有学者分析：“如果该地区的生产力和支出比例能和俄罗斯欧洲部分持平，那将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这里的冬季会持续大半年，造成生产力严重下降，支出大幅上升，只能要求国家给予救助和补贴。”那些过于寒冷的地区，比如远东，实际上过多的人口已经成为沉重的财政补贴负担。

如果不是政府强制性的力量，远东会不会依旧是，也仍将是一片无人居住的真空地带？如今，荒原的野性正在吞噬着人造的城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就是这样。苏联解体后，这里的人口已经流失了近10万。我们路过已鲜有人光顾的大型超市，路过看不到什么人进出的办公楼，路过石阶损坏却无人修理的克里米亚战争纪念碑，也路过一幢破败的俄罗斯帝国时代建筑风格的房子。一切人为的建造都在解体之中，渐渐变为废墟。那幢千疮百孔、所有窗户都已破碎的木房子屋顶也砸了个大窟窿，被遗弃在不知名的路边，唯有窗棂和屋檐精雕细琢的图案诉说着它曾经风光的过去。“这里曾经住过一位来堪察加居住的名人，”向导说，“后来这幢楼转手卖给了一个当地人。当他想出售的时候，却没有人愿意买，握在手里反而是个负担，就干脆遗弃了。”房子的周围，杂草正恣意生长，从四面八方向它扑来。

荒野在扩张，城市在退却。苏联的国家强力消失后，东西伯利亚贝阿大铁路沿途的很多城镇流失了超过1/3的人口，新乌尔加尔、马加丹都在衰退。我想，我如果曾在远东和西伯利亚零下50度的冬天生活过，就绝不会将俄罗斯开发东部数世纪的工程与美国西部“阳光地带”的开发相提并论。

野性与驯化

在我们抵达的堪察加半岛这一隅，驯化与野性、开化与原始的力量交织并存。马的身上就体现着这一切力量。它们在堪察加已栖居了4个多世纪。17世纪，哥萨克骑马闯入堪察加半岛，从那时起，马就是西伯利亚和远东风景里必然出现的动物。我们曾骑马好几个小时，穿越拉兹多尔村庄和它周围的森林与草原。

牧马的姑娘扎着两条长辫，淳朴清澈，看我们的眼神还带着未经世事的羞涩。一只刚会奔跑的小马驹围着载我们上路的母马欢脱地跳跃着，时而在妈妈身下吮奶，时而在排成一列的马队里调皮地窜来窜去，有时惹来其他几匹马踹它一脚。幼小的马儿时常在歇脚的间隙躺下来，很快就在干草上进入了梦乡，总是要主人在屁股上踹它一脚或者狠狠打它一巴掌，它才睡眼蒙眬地站起来继续前行。它充满着自然的活力，浑身上下都是荒野的力量。

我骑的这匹马儿是漫长冬季结束后第一次出来放风的家伙，外面的一切对它来说都是新鲜的。它不安于在马的队列里低头往前看，周围的一点风吹草动都让它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当我们经过灰色木屋歪歪斜斜聚集的乡村，一声犬吠唤起几声马鸣，我的这匹马就会擅自停下来，伸长脖子“咴儿咴儿”地回应起来，引得整个村子的马都炸开了锅。它惧怕路边铺设的白色管道，那不是它的世界里本就存在的东西，领头的马一遍又一遍示范，它才终于迈过去。它也不懂得与林间的白桦林保持适当间距，有几次走得离树太近，忘了给我的腿留下任何空间。

有一次，马儿完全忘了背上还有一个人，紧贴着树干走起来，我的膝盖在树上蹭掉了一层皮。它的主人要求我拍打它，以示惩戒。正是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才是这片森林的外来者，在马儿与这些大树之间打入了一个制造缝隙的楔子。它的天性会一点点被驯服，直到成为人的仆从与伙伴。

对堪察加的原住民来说，这样的力量同样存在着。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不远处有一个科里亚克人的民俗村寨，是一位俄罗斯人与她阿留申族的丈夫一起建立的。他们希望保留那些即将消失的原住民文化与传统。这个作为旅游景点的村寨，吸引了居住在更加荒野的北部科里亚克自治区的原住民年轻人迁移到南方来。他们是蒙古人种，完全是亚洲面孔，如果他们脱下鹿皮做的民族服装，我大概会错把他们当作中国人。这些年轻人变卖了故乡所有的家产，来这儿谋生定居，旅游业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收入和更现代化的生活。

村庄里的狗拉雪橇与北极圈任何一个地方的狗拉雪橇都没有太大区别。不同的是，这些雪橇犬很有堪察加特色：俄罗斯人与科里亚克人保留了与野狼混种的巨型西伯利亚哈士奇和阿拉斯加萨摩耶，将它们饲养在动物园一样的房间里。这些杂交犬来回躁动地踱着步，不时地仰天长啸几声。一个加拿大中老年旅行团兴冲冲地体验着狗拉雪橇在雪地里奔跑，买了鹿绒大衣披在身上，脸上洋溢着快乐，与这里的荒野气息迥然相异。一位俄罗斯老太太由女儿推着轮椅，长途跋涉赶来，拄着拐杖在融化中的雪地里行走，好一睹科里亚克人的歌舞。

在这个带着博物馆性质的地方，科里亚克人将他们的舞蹈和音乐作为陈列品呈现出来。这是非常奔放和野性的舞蹈：海鸥的飞翔与叫声，棕熊的吼声和吃相，驼鹿的奔跑和闪躲，虎鲸的游弋和摆尾……从他们的歌唱与舞姿里，还能辨识出他们在几个世纪前曾经属于哪一支科里亚克人：捕鱼的科里亚克人模仿海洋动物，动作柔和，歌声舒展；捕猎的科里亚克人模仿驼鹿，动作灵巧，歌声跳跃。

他们学会了说英语，能够流利地与游客交流；他们的民俗歌曲也录制成了唱片，放在纪念品店出售。如果没有这个民俗村寨，像我这样的现代游客其实无法到达科里亚克人的村庄，领略他们的野性；也正是这些小规模的旅游业缓慢地驯化着堪察加。

这一行，我所见的最野性的动物，除了山里的狐狸和旅鼠，就是那些栖居在阿瓦恰湾的海鸠、海鸥和角嘴海雀了。我们乘快艇进入海湾最深处，又换乘皮筏艇，才看到了在那些柱状玄武岩层层叠叠累积而成的崖壁上成群筑巢、休憩、嬉戏和飞行的北极鸟群。它们几乎不受人类的干扰。那自由自在的热闹场景，就像藏在水帘洞后的鸟儿们的花果山……

（本文写作于2017年。摄影：蔡小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