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铁袈裟”不是铁袈裟

清嘉庆二年（1797）正月初七，济宁运河同知黄易（1744—1802）与女婿李大峻等出济宁东门[1]，去往泰山访古。

早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和五十四年，黄易就在山东嘉祥发掘出东汉武氏祠、武氏阙及武斑碑等石刻，蜚声学界。乾隆五十三年三月，黄易第一次登泰山访碑。此后数年，他历经丧母、负债、疾病的困顿[2]，却并未终止野外考察。黄易于乾隆六十年五月再登泰山，嘉庆元年（1796）秋访碑嵩洛，都有不少收获。这次出行，是他第三次岱麓访碑，也是他丁忧期间又一次重要的学术活动。

大雪过后，天气寒冷，道路泥泞。黄易等人绕道邹城、曲阜、大汶口，四天后方才行至泰安。泰山盘路积有冰雪，无法登涉。他们只好继续北行，十三日到达济南府治历城。黄易等在历城停留多日，估计泰山的冰雪已有所融化，二十六日，又与钱塘（今属杭州）人江凤彝[3]一起向南折返。

长清方山脚下的灵岩寺，是从历城去往泰山的必经之地。二十八日，黄易等从张夏行三十里至靳庄，再南行，便望见宛如弥勒侧坐的明孔山。又行数里，过“灵岩胜境”[4]石坊，古寺便在眼前。时令虽在隆冬，但黄易留在日记中的文字，却是一派生机：

山翠扑人，峰攒万笏，浓绿间隐隐古寺，辟支塔、功德顶证明龛踞最胜处。入寺，古碑满目，不能数计。[5]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灵岩寺照片，是法国学者沙畹（Édouard Chavannes）在黄易来此一百一十年之后拍摄的，其中一幅远景差可与黄易日记对读（图1.1）。

黄易提到的寺内传为唐代高僧玄奘手植的摩顶松，也见于沙畹的照片（图1.2）。看罢这棵古树，黄易又在般若殿小憩，安排拓工在僧人协助下拓碑。之后，他们换上轻履，一鼓作气，登上方山功德顶。忽听得爆竹连天，清脆的声响在山谷回荡，黄易心情大好。

第二天，他游览了山上的乾隆行宫，又行至寺内甘露泉边，坐下来向东眺望远山高处的朗公石。朗公石像一位侧身而立的僧人，轮廓分明，引人遐思。这一日，黄易还安排工人拓取了几处唐宋刻石。访碑是既定的目标，登山赏泉的快乐则是对野外工作的奖赏。此外，最令他感兴趣的，还有所谓的“铁袈裟”。他在日记中写道：

扪铁袈裟。其上分书三字，下有篆文，剥蚀难辨。或云此铸钟未成也，说亦近理。[6]

黄易擅丹青，常以书画记其访古经历。反映此次旅行的《岱麓访碑图》共二十四帧，其中灵岩寺占四帧[7]，除一全景外，还有《甘露泉》《功德顶》和《铁袈裟》（图1.3）。最后一图绘山岩下一小亭，亭下焦墨数点，即“铁袈裟”。右侧两人，应为黄易等人。图中题跋较日记更详：

魏正光时，僧法定住灵岩。达磨殿后有铁物自地涌出，六尺许，如袈裟披摺之状。有分书“铁袈裟”三字，疑金元人笔。后移置崖下，建亭焉。或云铸钟未成，其说近理。[8]

画中虽不见“铁袈裟”的细节，但左下角半荣半枯的树木、覆压而来的山崖，都是“铁袈裟”艺术形象的组成部分，透露出黄易在现场捕捉到的一种莫能名状的气氛。

黄易等人在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僧义瑄书《涤公开堂疏碑》[9]上，刻下两行八分书以志其游（图1.4），二十九日离开灵岩寺，继续旅行。我们且作别黄易，留在灵岩，仔细看一下他抚摸过的“铁袈裟”。

所谓的“铁袈裟”，是一块巨大的铸铁，面北立于灵岩寺东南角仙人崖下一眼清泉边，崖壁上铭刻今人赵朴初所题“袈裟泉”三字（图1.5）。袈裟泉原名独孤泉、印泉，名列金《名泉碑》“七十二名泉”中[10]。近年沿泉边修建了游廊。

“铁袈裟”高2.52米、宽1.94米[11]，外形不规则，正面看去，上窄下宽。其上部向右侧倾斜，左下部向前凸出，右下部后收，既敦实稳固，又显示出一种蓬勃的动势，让人联想到一头卧牛或黑熊，仿佛可以随时一跃而起。一些上上下下、纵横交错的细线，像一张大网，将其笼罩并束缚起来。疏密不等的块面和线条，起起伏伏，郁积着巨大的能量，几乎要将大网冲破。从侧面看去，“铁袈裟”完整的形象不见了，变得像一片干而皱的“壳”，厚度约10～20厘米（图1.6）。“铁袈裟”与断崖相距只有数米，很少有人绕到其背面。背面的表皮较为粗糙，基本上看不到纵横交错的网格，幽暗的光线使得它与地面连成一体（图1.7）。

深褐色的铸铁历经风霜，却没有浮锈。伸手抚摸，可以感受到它的洁净，甚至柔润，并不似预想的那般冰冷。

道光《长清县志》记：“有亭为铁袈裟亭。在寺东北，有篆书‘铁袈裟’三字。旧有袈裟殿，即达摩殿，在定公堂东。殿废移，建亭于此。”[12]黄易画中的亭子，可能就是所谓的“铁袈裟亭”，今已不存。此外，清人宋思仁《泰山述记》云，袈裟泉上原有接引佛殿[13]，也已不在。黄易提到的“金元人笔”八分书“铁袈裟”及其日记与《长清县志》所提到的篆书，如今均了无踪迹。袈裟泉东侧崖壁上嵌一石板，镌山东按察使顾应祥明嘉靖九年（1530）的题诗，不见于著录。诗曰：

咏铁袈裟一首

天生顽物类袈裟，斜倚风前阅岁华。
形迹俨如僧卸下，游观时有客来夸。
云延野蔓丝为补，雨长新苔绣作花。
安得金刚提领袖，共渠披上白牛车。

嘉靖庚寅六月五日箬溪顾应祥书，里人游缙转书，住持妙□立石。

与黄易作品逸笔草草的风格不同，清人马大相康熙年间编纂的《灵岩志》所附《铁袈裟》图（图1.8），则是“铁袈裟”的一幅绣像。除了勾勒出物象的轮廓，该图还特别突出正面纵横交错的“网”，全然不见其下高低起伏的结构。这幅在今天看来显然不够“写实”的绘画，却十分准确地传达出作者对“铁袈裟”的认知。图侧有文曰：

铁袈裟

世传定公建寺时，有铁自地涌出，高可五六尺，重可数千斤，天然水田纹，与袈裟无异，故名。[14]

袈裟，梵文作kāṣāya，是僧人的法服，是他们与其他宗教或世俗人士在外貌上区分开来的标志之一。袈裟有较为严格的规定，“若其受用乖仪，便招步步之罪”，“所着衣服之制……律有成则”，“凡是衣服之仪，斯乃出家纲要”。[15]一般说来，僧人有三衣：一是用五条布缝制的小衣“安陀会”，二是用七条布缝制的中衣“郁多罗僧”，三是用九至二十五条布缝制的大衣“僧伽梨”，又称“九条衣”。三衣缝制时，先将布料裁割为正方形和长方形的小布片，再缝合在一起，接缝纵横似水田，故称为“田相”。剪裁为碎片的衣服，又称“割截衣”，据说可以杜绝将法衣改作他用，也可断舍僧人对于衣服这类外物的贪恋，还可以避免盗贼的歹心。袈裟另有“粪扫衣”“衲衣”“百衲衣”等名，意为捡拾被抛弃在粪土尘埃中的碎衣破布，洗涤缀合而成。[16]又说袈裟是由阿难尊者奉佛指点，模拟阡陌的形状缝制而成，法衣之田，可养法身慧命[17]，所以又叫作“田相衣”“福田衣”。灵岩寺“铁袈裟”上所谓的水田纹，即与“田相”“福田”相类的纹样。

说到灵岩寺的这一大块铁，各种方志几乎皆采“铁袈裟”之名，如康熙《济南府志》云：“铁袈裟，在长清县灵岩寺内。铁铸僧伽衣，高五尺。相传涌出地上，未详何时。”[18]“自地涌出”的传说显然不足采信，布帛制作的袈裟当然也不可能变成铁。那么，这是用铁铸造的一领袈裟吗？为什么只铸出衣服，而不见人的躯体？

实际上，除了貌似水田的网格，这块巨铁的外形并未清晰地显现出袈裟各部分的结构。黄易听到的另一个说法是“铸钟未成”。铁块上窄下宽，轮廓的确有点像一口铸造时走样、变形、半途而废的钟。黄易认为此说“近理”，但仍未能获知真相。难得的是，清人唐仲冕辑《岱览》中的一段文字试图找寻肌体的形状：

铁袈裟……背偻而磥砢，襟方，坳为水田纹，若级缕襞积，其上旅（膂）自肩贯胸，隆起若摺痕者三。[19]

然而，这段文字仍强调水田纹的意义，致使目想心存的身躯被束缚在一领袈裟内，模糊不清。像《岱览》一样，1999年出版的《灵岩寺》一书，认为此物乃“铸铁佛像时留下的残体”[20]，也转入了正确的方向，只可惜并没有沿着这条道路深究下去。

今天看来，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铁袈裟”上的“天然水田纹”，其实是合范铸造的披缝（图1.9）[21]。披缝又称飞边、飞翅，是垂直于铸件表面的薄片状突出物。承金属冶铸技术史专家苏荣誉教授指教，“铁袈裟”这类大型铸件，采用的是掰砂法。掰砂法又称搬砂法，与早期青铜器铸造所用的块范法原理和工序相同，只是材料和工具有所差别。为应对铁水的高温，其外范含砂量更高。[22]由于铸件形体巨大，结构复杂，需要用数量较多的外范拼合组装。范块的接合部难免留有间隙，铁水钻入这些缝隙，凝固后形成披缝。相对于铸件巨大的体量而言，外范较为细碎，留下的披缝因此也显得相当密集。但这种缺陷不会影响铸件的总体面貌，故往往被保留下来。如河北沧州旧城五代后周广顺三年（953）开元寺所铸铁狮子，高5.4米，长5.3米，范块之间的披缝就十分明显（图1.10）[23]。

根据披缝观察，“铁袈裟”使用了大约50块外范。苏荣誉兄提示，披缝的形状显示出各行的外范彼此错缝，其目的在于使外范的组合更加稳固。其背面下方大部不见披缝，苏兄认为内部应使用了夯土。背面上部隐约见有披缝，可知使用了少量内范。“铁袈裟”表面还可以看到铸造时留下的气孔。在左边缘，明显保留有“粘砂”[24]的现象，即熔化后的砂子粘滞到铁表面的痕迹。

这样，我们就弄清楚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铁袈裟”既非袈裟化铁，也非铁铸袈裟。所谓的水田纹是铸造技术的局限，而非造型的需要。我制作了一张线图，略去这些披缝，其庐山真面目便暴露了出来（图1.11）——这是一尊形体巨大的金刚力士造像腰部至双膝的部分，其左腿直立，右腿侧伸，腰束带，着战裙。腰部以上和膝下已残。

1899年，波兰裔美国心理学家约瑟夫·贾斯特罗（Joseph Jastrow）借助《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中的一幅插图，讨论视错觉问题（optical illusions）（图1.12）[25]。当我们看到图中向左转头的鸭子时，就不能同时看到向右转头的兔子，反之亦然。贾斯特罗试图说明，眼睛不是中性的，而是受到观察者理论背景的左右。“铁袈裟”也是如此。当人们看到平面化的水田纹时，造像三维的结构就消失了。现在，我们把水田纹的大网揭掉，旧有的认识也随之撤去，一身金刚力士豁然而出。

让我们用另一种眼光，重新扫描“铁袈裟”。

“铁袈裟”上部三分之一强的区域有三条“U”字形的线，凸起最为明显、较狭窄的部分是金刚力士的腰带，下面两道稍宽的曲线是垂下的披帛，披帛两端有小幅的折叠（图1.13）。下部由右上向左下倾斜的线条疏密有致，是战裙的衣纹。左部线条稀疏，较为平展，向下呈喇叭状张开，是金刚力士的右大腿（图1.14）。2017年3月31日，我征得管理部门的同意，移开了堆在下部的一小块活动的湖石，其右膝及一段小腿暴露出来，结构十分明确（图1.15）。两腿之间的裆部内凹，衣纹密集，表现出战裙自然下垂的质感。右侧可以明显看到缓缓高起的左腿，可惜正要显山露水的时候戛然断裂。

退后几步看，形象更为明晰。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是一尊金刚力士像腰部至大腿的战裙部分（图1.16）——两腿分立，右腿向前跨出，身体重心落在左腿上。这只是造像前面的部分，其内部中空，完全不见身体的背面，推测原造像可能为高浮雕。残块高2.52米，据此估计，全像通高应在7米左右。

金刚力士为汉传佛教中的诸天之一，简称力士，是手执金刚杵护持佛法的天神，又称金刚神、执金刚、金刚夜叉、密迹金刚、密迹力士、金刚密迹等。所谓密迹，指其常亲近佛，可得闻佛秘密事迹。[26]西晋竺法护译《大宝积经·密迹金刚力士会》详记金刚力士宿事及发愿过程。[27]金刚力士所执金刚杵，是能打碎万物的武器。玄奘译《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一三三云：“山顶四角各有一峰，其高广量各有五百。有药叉神名金刚手，于中止住守护诸天。”[28]此外，金刚力士的来源可能还与印度教毗湿奴的化身之一那罗延（Nārāyaṇa）有关[29]。

既然“铁袈裟”是一尊金刚力士像的残块，而不是铁铸的袈裟，那么，所谓北魏正光法定创寺时此物自地下涌出的说法便不足为信，其年代需重新讨论。“铁袈裟”之名至迟在北宋就已存在。灵岩寺住持僧人仁钦宋大观四年（1110）所作《灵岩十二景》中有《铁袈裟》一首[30]，由此可以确定其年代的下限。我们再对比现存的实物材料，进一步确定其年代范围。

金刚力士的艺术形象，可以追溯到印度、犍陀罗（Gandhāra）和西域[31]。在东传的过程中，受到中原传统门神的影响，力士又成为寺门两侧二王的原型。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其形象从犍陀罗向东传播和变化的轨迹。[32]最早的力士像见于北魏中期254窟前室北壁难陀出家因缘图，为手持金刚杵的菩萨形（图1.17），可能受到西域的影响。在6世纪之前还有身穿铠甲的武将形象的力士像，与天王类似，多立于佛的左边，右边为菩萨。北魏后期的力士面目狰狞，赤裸上身，身披天衣，着裙，成双出现于佛像左右。这种趋势发展到唐代，力士成为怒目阔口、鼻翼斯张、肌肉发达的形象，孔武威猛。

在中原地区，早期金刚力士像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8、9、10窟为代表[33]。第8窟（470年前后）窟门两侧的力士头戴宝冠，身穿铠甲，一手执金刚杵，一手执三股叉（图1.18）。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窟门两侧的力士头戴冠，上身赤裸，身披交叉的披帛，下着短裙，一手展开置于胸前，另一手执金刚杵，是北魏中期力士形象的代表（图1.19）。

成对出现的上身赤裸、穿短裙的力士像发展到初唐，已不见金刚杵，如龙门敬善寺石窟外侧二力士即是如此。在这一时期，半裸的力士与身着铠甲的天王在外形上也区别开来，尽管二者的源头和意义并无严格的差别。盛唐时期，力士由窟门转移到佛像两边天王的外侧，如龙门奉先寺一铺九身的造像中，力士头戴冠，肌肉发达，佩戴简单的璎珞，着短裙，赤足，攥拳怒目，威风堂堂（图1.20）。力士形象至此基本稳定下来，并一直延续到宋代。

“铁袈裟”与龙门奉先寺力士像双腿的形态以及战裙的衣纹相当一致，只是后者材质不同，风格更为细腻。距灵岩寺不远的济南历城区神通寺龙虎塔四面塔门皆有高浮雕的天王或力士，其中每一尊力士造像的姿势略有变化，身体重心或在左腿，或在右腿，但其战裙的基本结构、衣纹，皆与“铁袈裟”相近，特别是塔身南门右侧一尊的战裙，线条几乎与“铁袈裟”重合（图1.21、1.22）。龙虎塔下部为石结构，顶部为砖筑，无纪年。对照山东、河南一批风格与之相当接近的被习称为“小龙虎塔”的小型石塔，该塔石结构的部分应是盛唐遗物，砖顶为宋代补加[34]。“小龙虎塔”数量极多，塔铭纪年在武周延载元年（694）至安史之乱爆发的天宝十四载（755）之间[35]，其塔门旁边力士像的战裙也与“铁袈裟”接近（图1.23）。日本奈良法隆寺中门东侧8世纪初的力士像高3.78米，雕刻精细（图1.24），其战裙的结构也与唐朝的力士像相近。

唐代铁铸的力士像存世不多。在山西永济蒲州城西黄河古道的蒲津渡，开元十三年（725）铸四尊铁牛、四尊铁人、两座铁山、一组七星铁柱和三个土石夯堆[36]，铁人均为半裸、着短裙、赤足的力士形象（图1.25），其战裙与“铁袈裟”的风格一致，可知力士既可用以护持佛法，也见于世俗社会。

年代略晚的河南登封中岳庙和山西太原晋祠的铁人也不属于佛教系统，前者四尊铁人是北宋治平元年（1064）为重圣门后东侧古神库而造，俗称“镇库铁人”（图1.26）。每尊铁人高2米多，身上有明显的披缝，其中一尊背部有铭曰“忠武军匠人董襜记，治平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另一尊肩部有铭曰“忠武军匠人董襜”，可知为忠武军节度使手下的匠人所造。这四尊铁人保留了唐代金刚力士像的基本姿态，但不再是半裸赤足的形象，而是头戴冠，上身着对襟衣，戴襻膊，腰系革带，短裙内着裤，裤脚以束带扎紧，足穿靴。有学者认为，这种严谨密实的装扮，可能受到道教造像和世俗武士服饰的影响[37]。

太原晋祠圣母殿前金人台（又曰莲花台）四尊铁人俗称“铁太尉”，每尊高2米有余[38]，两尊铸于北宋绍圣年间，一尊铸于政和年间（一说铸于元祐四年，即1089），一尊为民国年间补铸。西南角的一尊是绍圣四年（1097）原物，铭文称之为“金神”（图1.27），其动态与唐代金刚力士像一脉相承，但上下衣饰包裹严密，与中岳庙所见铁人相近，其短裙缺少动感，与“铁袈裟”有较大差距。

也有少数宋代金刚力士像保存着唐代的传统，如1977年河南郑州开元寺地宫出土的两尊高浮雕力士像，仍是上身赤裸、着战裙的造型，但身体比例已不够协调，缺少唐代所见的力度（图1.28）。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判断，“铁袈裟”的铸造当在初唐到盛唐之间。确定了年代范围之后，我们便可重新出发，借由这片古老的残铁，去推考其更加完整的形象，重构与之相关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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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易，字大易、大业，号小松、秋盦，斋名秋景盦、小蓬莱阁等，浙江钱塘人，官兖州府运河同知。李大峻，字此山，济宁人，黄易长女黄润夫君，官兵部职方司郎中。

[2]秦明：《故宫藏黄易尺牍中的金石碑帖》，故宫博物院编：《故宫藏黄易尺牍研究·考释》，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37页。

[3]江凤彝，字秬江，一作秬香，嘉庆三年（1798）举人，工篆隶。

[4]“灵岩胜境”四字为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二十六年（1761）所题。

[5]黄易：《岱岩访古日记》，黄易著，毛小庆点校：《嵩洛访碑日记（外五种）》，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26页。

[6]黄易：《岱岩访古日记》，黄易著，毛小庆点校：《嵩洛访碑日记（外五种）》，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26页。

[7]黄易与灵岩寺有关的作品，还有《功德顶访碑图卷》《灵岩高峻图》等（周郢：《泰山历代名画述略》，《泰山学院学报》第37卷第2期，2015年3月，第35页）。但其中有些作品的真伪尚需讨论（秦明：《吴湖帆旧藏〈黄小松功德顶访碑图卷〉考鉴》，《故宫学刊》总第17期，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271～281页）。

[8]《岱麓访碑图》有多个版本，此据故宫博物院藏本。见故宫博物院编《蓬莱宿约——故宫藏黄易汉魏碑刻特集》，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189页。

[9]《涤公开堂疏碑》拓本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6册，第166页。

[10]《灵岩志》卷二“独孤泉”条：“在转轮藏东路南。昔有隐者姓独孤，结茅泉侧，后人以姓命泉也。明万历中，刘公岩退休林下，于此构面壁斋，恶独孤之名，改名曰印泉。”（马大相编，王玉林、赵鹏点校：《灵岩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页）道光《长清县志》卷之末“灵岩志略”记，印泉“源出涵云洞。在面壁斋旁。绕亭而西注。又北伏行，会观彩泉”（《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三六五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1047页）。金《名泉碑》所列泉名见元人于钦《齐乘》卷二（于钦撰，刘敦愿、宋百川、刘伯勤校释：《齐乘校释》［修订本］，中华书局，2018年，第151～152页）。

[11]这组数据是用普通钢卷尺粗测的结果，仅供参考。

[12]《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三六五号》，第1046页。

[13]宋思仁撰：《泰山述记》，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山水志丛刊》，第二册，影印清乾隆刻本，线装书局，2004年，卷四，第428b页。

[14]马大相编，王玉林、赵鹏点校：《灵岩志》，卷一，第5页。道光《长清县志》卷之首复制了这幅图（《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三六五号》，第90～91页）。

[15]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卷二，第74～75页。

[16]佛陀耶舍、竺佛念合译：《四分律》，第四十，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监修：《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年，第22卷，1428号，第852a～859b页；唐道宣集：《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卷下，《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0卷，1808号，第501c～502a页；白化文：《汉化佛教法器服饰略说》，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6～117页。

[17]道诚集《释氏要览》卷上曰：“僧祇律云：佛住王舍城，帝释石窟前经行，见稻田畦畔分明，语阿难言：过去诸佛衣相如是，从今依此作衣相。增辉记云：田畦贮水，生长嘉苗，以养形命。法衣之田，润以四利之水，增其三善之苗，以养法身慧命也。”（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监修：《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卷，2127号，第269a页）

[18]蒋焜修、唐梦赉等纂：《康熙济南府志》，卷七“古迹”，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整理：《山东省历代方志集成·济南卷·1》，齐鲁书社，2016年，第136b页。

[19]唐仲冕辑：《岱览》，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山水志丛刊》，第三册，影印清嘉庆刻本，线装书局，2004年，卷二十四，第463a页。

[20]《灵岩寺》编辑委员会：《灵岩寺》，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83页。

[21]李现新可能未读过我2005年发表的《山东长清灵岩寺“铁袈裟”考》一文，他在2010年指出“它应是一尊铁胎泥塑的佛像的铁胎……”，是唐宋时转轮藏和孔雀王殿的遗物，“如果再给它安上一只手，就是一个高僧在说法”；“也可能是当时工匠在此铸成铁像，因故废弃于此，那些‘田’字纹是泥范的印迹”。他还根据张公亮（原文误作张亮）的碑文，将铁像年代定在“隋唐或宋初”（李现新：《散记长清》，中国言实出版社，2010年，第67～68页）。李现新对水田纹的判断是正确的，断代意见也可取，但对其形象的认定仍与事实有距离。

[22]温廷宽：《几种有关金属工艺的传统技术（续）》，《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5期，第41～45页。

[23]王敏之：《沧州铁狮子》，《文物》1980年第4期，第89页。

[24]苏荣誉先生指教，铁熔铸时的温度不低于1370摄氏度，砂子中如果氧化镁和氧化铝的含量较低，就会熔化。熔化后的砂子与铁粘为一体，即粘砂。

[25]Joseph Jastrow, Fact and Fable in Psycholog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00, p.295.《哈珀周刊》的这张插图，来源于德国幽默杂志《飞叶》（Fliegende Blätter）1892年10月23日号，第147页。

[26]丁福保编纂：《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662a页“金刚力士”条，第955c页“密迹”条。

[27]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监修：《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1卷，310号，第42b～47a页。

[28]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监修：《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7卷，1545号，第691c页。

[29]丁福保编纂：《佛学大辞典》，第611d～612a页，“那罗延”条。

[30]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六著录仁钦《灵岩十二景诗》的年代为大观四年（《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1986年，第12册，第9290页）。全诗见马大相编，王玉林、赵鹏点校《灵岩志》，卷三，第60页。

[31]八木春生：《中国北魏时代的金刚力士像》，《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355页。

[32]八木春生：《中国北魏时代的金刚力士像》；林玲爱：《敦煌石窟北魏时期金刚力士的“汉化”过程》，《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4期，第5～12页。

[33]李柏华：《佛教造佛中的力士像与天王像》，《文博》2000年第5期，第26～31页。

[34]关于神通寺龙虎塔的调查测绘，见郑岩、刘善沂编著《山东佛教史迹——神通寺、龙虎塔与小龙虎塔》，台北：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3～106页。

[35]郑岩：《八世纪的民间造塔运动——“小龙虎塔”初论》，《从考古学到美术史——郑岩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6～197页。目前所知纪年最早的一例“小龙虎塔”是河北博物院藏平乡县大里存武周延载元年造塔，见朱己祥《赞皇治平寺唐开元二十八年造像塔述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82～283页。纪年较早的还有台湾南投中台世界博物馆藏唐先天二年（713）董文喜造浮屠，见中台世界博物馆、中台禅寺《宝相庄严——馆藏历代石刻造像》（南投：文心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198页。此条材料，承Amy Chen小姐提供，特此鸣谢！

[3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刘永生主编：《黄河蒲津渡遗址》，科学出版社，2013年。

[37]李晨希：《中岳庙镇库铁人的服饰特色》，《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36～37页。

[38]乔志强：《山西制铁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