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我的生活字典里没有“投降”二字

采访手记：

106岁的马识途常被人问及“养生秘籍”。他笑答，两个字“达观”，六个字“提得起放得下”。这一回，他再次谈到长寿，“恐怕和我差不多生活了整个二十世纪的经历有关。我这一百年不知经历了多少沧桑巨变，尝够了多少惊险、危难、痛苦、悲伤和欢乐，经受了多年的锻打和历练，养成了处变不惊、乐观看待人生的性格，自然就能长寿了。”

多年前采访九旬作家王火时，他很羡慕比自己大十岁的马识途，因为他因眼疾不能读书写作，而马识途还能每天锻炼身体，还在写作、练书法。同在成都，他们只是偶尔一聚，还是“AA制”。但这少有的聚会，也会带给清静寂寞的人生晚景许多温暖和慰藉。

这位自少年时就投身革命、长期做党的地下工作的老作家，解放后一边从事繁忙的领导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其文学作品在当年曾引起过很大的反响。十年前，马识途再次走进大众视野，是因为姜文根据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改编的电影《让子弹飞》公映。再后来，就是他根据自己传奇般的人生而写成的《百岁拾忆》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诸多成就背后心里藏着的种种遗憾。

2020年6月，马识途出版新书《夜谭续记》，并发布封笔告白：“我年已一百零六岁，老且朽矣，弄笔生涯早该封笔了，因此，拟趁我的新著《夜谭续记》出版并书赠文友之机，特录出概述我生平的近作传统诗五首，未计工拙，随赠书附赠求正，并郑重告白：从此封笔。”

我只有终身遗憾

2013年初，美洲华人作家协会的会长冰凌先生亲到成都，为马识途颁发了“终身成就奖”。马识途却说，他这一生没有什么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

马识途的人生过程不断发生变化。最早的时候，读书是为了救国。中国要灭亡了，16岁的马识途走出四川，到外面寻找救国之道，老师教育他们要工业救国，因此马识途一上中学就立志将来当工程师，中学毕业考进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后来参加“一二·九”运动投身革命，成为职业革命家，没当成工程师很遗憾。

他又考上西南联大中文系，准备要在中国文化方面做一些研究，闻一多、沈从文、朱自清都是马识途的老师，系主任、著名语言文学家罗常培还鼓励他搞学术研究工作，但马识途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就以革命为职业，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工作，不可能进行文学创作或学术方面的研究了，这又是一个遗憾。

解放后，有一次马识途到北京，罗常培先生当时已担任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他希望马识途能到所里担任党委书记，在搞行政工作的同时也可以从事学术研究。马识途听后很动心，但当组织部门向四川商调时，却因他已担任四川省政府建工局局长，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而不能调动，搞学术的机会又错过了。马识途因此羡慕许多同学，如学者王瑶等都有很好的学术成就，自己却没有，又成遗憾。

他已经打算一心一意从事建设工作，开始学习建筑工程管理、城市规划，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一心准备在建筑行业大展宏图。可就在这时，在全国一片向科学进军声中，马识途又被调去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只保留一个四川土木建筑学会名誉理事长的空名，这又是他的一次遗憾。

随后，马识途担任了中科院四川分院的副院长，院长是学部委员。马识途认真向他请教，还看了不少与科学相关的资料，再加上到北京，听中科院领导介绍了一些前沿科学前景，感到做科研大有搞头。由于工作原因，他经常和钱学森等科学家一起开会，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他对科学管理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铁下心来建设科学分院。几年后，四川分院建设已大有成效，这时，组织上又让马识途兼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工作，专心搞科研的愿望又落空了。

回想自己在西南联大受过文学方面的科班训练，有从事文学创作的基础；但是一看到文坛的风风雨雨，马识途却不敢轻易插足文坛，直到1959年，《四川文学》主编、老作家沙汀找到他，一定要马识途写一篇国庆十周年的纪念文章，回忆录也行，难以推却，他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老三姐》，在《四川文学》发表后，被《人民文学》主编陈白尘发现转载，引起中国作家协会领导的注意。张光年、邵荃麟看到马识途的文章，认为他应该转到文学创作上来。中国作协党委书记邵荃麟对他说：“革命老同志中能搞文学创作且有特点的很少，你是老同志，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有在西南联大养成的基本功，完全可以写东西。”

可是，当时马识途担任西南局的宣传部副部长、科委副主任、中科院西南分院副院长，肩上挑着三副担子，哪有时间搞文学创作。邵荃麟却对他讲：“你从事文学创作，等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生命延长一倍，对党和国家将做出更大的贡献。”

马识途思量，觉得很对：能延长生命一倍，为什么不干？从此他开始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可是哪有工夫细细琢磨文学作品？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这又是一个遗憾。

所以，马识途说，自己基本上经历整个20世纪，经历了百年中国的大动荡、大转折，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非常多，生活积累非常丰富，却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没有把现实的材料写成好作品，这是最大的遗憾。“我的一生不断地遗憾。现在还是遗憾，偏偏又给我发什么终身成就奖，我只能说我没有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

我最关心的是文学创作

马识途除了在政府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外，同时在文学界任过中国作家协会的荣誉顾问和荣誉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他还参加发起中华诗词学会，担任过副会长、名誉会长……各种这样的帽子到底有多少，他不太关注。他最关心的是文学创作，希望能有所成就。他调侃地说：“旁人看来我好像干了不少事，但我自己明白，我是‘门门会，样样蔫’，没有一门有大出息。”

马识途出身于书香之家，从小就喜欢吟诗作文，六岁发蒙上私塾，主要读“四书”和古诗词。教书的老夫子要求能把“四书”背下来，学作对句，还读《诗经》《千家诗》《古文观止》等，为马识途后来作传统诗词和写文言文打下了基础。1935年，叶圣陶主办的《中学生》杂志作文竞赛，马识途写了一篇描写地方风光的散文《万县》得奖，这是他的第一篇作品。后来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在报纸副刊发过短文，参加革命后，还在《战时青年》《新华日报》上发表过文学作品。但那时他从来没把写作作为追求。

为了躲避随时有可能袭击的特务，马识途以马千禾的名字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他在此“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同时受教于众多的名师大家，包括著名教授闻一多。马识途认识和了解闻一多，不只是在课堂上，更多的是在和他的谈话中。闻一多猜出了马识途的身份，接触也更为亲密，在学生运动中，许多事他们都一起商量，甚至有时还发生争执。在马识途的印象中，闻一多很尊重他的意见。“我们搞活动，只要我去请他，他都会答应参加。”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身亡。听到这个噩耗后，马识途匆匆赶回昆明到他的灵堂前和遇刺的地方凭吊，写下“哲人其萎，我复何言”的挽联。

老师们不仅在为人、思想方面影响着马识途，而且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上予以教导，教外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具体讨论创作问题。在西南联大，马识途和张光年一起办过文学刊物《新地》，也主编过《大路周刊》。写过一个农民参加抗战的长篇小说《第一年》，还试着学果戈理《钦差大臣》的风格，写了小说《视察委员来了》，这是马识途《夜谭十记》的第一篇。马识途还写出两本诗集，一本是短诗汇集，一本是描写史迪威公路（滇缅公路）上一对青年男女恋爱故事的一千五百行长诗《路》。调离昆明时，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马识途把一切文字性的东西全部烧掉。

亲身经历谍战

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一章，2010年被姜文改编成了传奇电影《让子弹飞》，颇受欢迎，并非偶然。

《夜谭十记》的体例，是极具民族形式的，马识途采取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也借鉴了西方的写作方法，写的是中国的故事和人物，技法上吸收了西方幽默讽刺的格调，如俄罗斯的契诃夫、果戈理，美国的欧·亨利、马克·吐温，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同时也特别注意通俗手法。马识途认为，文学应该注意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气派。所谓中国作风和气派实质上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就像茶馆里头的说书，四川叫评书，用评书的方式写革命故事。他谦虚地说，自己做了很多努力，看起来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不能说很成功。

他根据自己和战友黎强的真实地下斗争经历创作了一部长篇电视文学剧本《没有硝烟的战线》。马识途认为，当下一些反映隐蔽战线的影视剧，在情节和表现方式上与历史的真实有一些出入，造成了观众对地下党工作、生活的很大误解。革命历史斗争剧不只是“谍战剧”，它应有更广阔的天地让作家驰骋；就是“谍战剧”，也要在艺术夸张和虚构中不离原则，不违纪律，特别是秘密工作纪律，注意细节，才能有更好的“谍战剧”满足群众的艺术欣赏。有些编剧对于当时地下斗争的实际了解不多，剧情设计中常见有违背原则和纪律，特别是组织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的地方。在极其危险的前线进行极复杂战争的情报工作人员，即使微不足道的一句话、一点生活作风问题，可能就会给本人带来杀身之祸，以至于给组织带来灭顶之灾。但是有些谍战影视剧编剧似乎把地下党员和国民党的特务、海外间谍等量齐观。其实三者有质的区别。有的编剧把地下工作者神化了，其实我们并非无所不能，国民党特务也不是豆腐渣，大家知道的《狱中八条》就有一条——“切勿轻视敌人”。

两次封笔

1961年，马识途发表了长篇小说《清江壮歌》，轰动全国。这部作品背后，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马识途的爱人刘蕙馨1941年在恩施牺牲后，才出生一个月便随母亲坐牢的女儿下落不明，马识途找了20年，1960年终于找到了。《清江壮歌》正是以此为题材所写的小说。马识途每天下班回家，就在书桌上奋笔疾书，一连开了一百八十多个夜车，一边写，一边在《四川文学》和《成都晚报》上连载。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稿压至1966年春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又恰逢“文革”，《清江壮歌》被作为“大毒草”进行批判。

同时，在陈白尘的鼓励下，马识途写了讽刺小说《最有办法的人》，茅盾看到了，说讽刺小说本来是文学的重要部分，大家不愿写，现在开始有人写了。这个信息激发了马识途，他接连又写了《挑女婿》等讽刺小说。

“文革”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给马识途来信，希望重新出版《清江壮歌》，开印就是20万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天津、四川、武汉的广播电台先后全文联播，一时颇为红火。紧接着，马识途陆续出版了几部歌颂革命英烈的小说，还写了追怀故人的《景行集》及有关地下党工作的《在地下》等。马识途说：“写得好与不好，我不计较，只要能使进行过惨烈革命斗争的烈士们在我的笔下复活，我就满足了。”

1983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的推动下，马识途写出并出版了《夜谭十记》。初版印了20万册很快卖完了，随后又加印，韦君宜专门来成都拜访马识途，向他提出一个文学创作建议，以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社会的三教九流多有接触，亲历或见闻过许多奇人异事，用意大利著名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那样的方式，搞一个“夜谭文学系列”。他俩当时就商量好再出一本《夜谭续记》，马识途开始动笔写故事提纲，但由于韦君宜突然生病，加之马识途确实公务繁忙，就放下了这个写作计划。《夜谭续记》在马识途的脑子里一存就是几十年，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2020年，他拿出了新书《夜谭续记》，图书扉页上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曾首创‘夜谭文学系列’并大力推出《夜谭十记》一书的韦君宜先生，以为纪念”。

当年，马识途从事党的地下秘密工作，不但片纸只字不能保留，而且常常是更名换姓，每到一处就成为另外一个“新人”，为此曾有过一次“封笔”。如今，完成当年的心愿，他觉得可以真正“封笔”了。

我的生活字典里没有“投降”二字

《夜谭续记》的创作过程与其姊妹书《夜谭十记》相仿，也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曲折历程。

当年马识途计划做“夜谭文学系列”，在韦君宜的敦促下，脑子发热，一口气说出十个故事的题目和几个故事的梗概。没想到当年这部看上去几乎“呼之欲出”的大作，一放就是30年，前面出版的《夜谭十记》也随着岁月流逝，逐渐淡出读者的视线。直到2010年，《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被改编成《让子弹飞》搬上银幕，作为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夜谭十记》，也附带“飞”了起来。这时，马识途头脑“又开始发热”，想把原来和韦君宜一起计划好的《夜谭续记》重新完成。但是，刚开篇写了“缘起”，又被琐事耽搁，他想：许多著名的老作家都已封笔，我这个半路出家年逾九十的作家，还不自惭形秽，去做这件力不从心的事吗？

在这之后的几年中，马识途被两度授以文学方面的终身成就奖，他深觉惭愧，总觉得因各种原因，没能把自己积累的好题材写成好的作品，许多故事，将随他埋入地下了。

这时，文学界的几位朋友对马识途说，你虽无力再写鸿篇巨制，但可以讲出一些故事来，供大家用以遣闲时、消永夜嘛。听朋友如此之言，马识途又动了心思，开始着手《夜谭续记》的写作。

就在马识途开笔不久，癌魔二度入侵他的身体，马识途住进了医院，这本书稿的创作也面临半途而废的可能。在家人为他的病情担忧之际，马识途却想起了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的故事。

“司马迁的故事激励了我，我也要发愤而作。我曾经对朋友说过，我的生活字典里没有‘投降’二字，我绝不会就此向病魔投降，我要和病魔斗争，和它抢时间，完成这本书稿的创作。我让子女把稿纸带到医院继续写作，出院后我也是一面积极治疗，一面坚持写作。医院的医生、护士认为我得了这么危险的病满不在乎，还奋力写作，真是怪人。其实这毫不可怪，我就是要和病魔战斗到底，正像当年我做地下革命斗争不畏死一样。”

一个人只要不怕死，便会勇气百倍，一有勇气，更有力量战胜危险和痛苦。就在马识途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之际，保健医生告诉马识途，经过半年多的药物治疗，肺上那个肿瘤阴影竟然看不到了，查血的指标也完全正常了。一家人皆大欢喜，马识途戏言：“咋个，癌魔和我斗，落荒而逃了吧？”

写成的初稿自然应该再加工进行修改，但马识途已是104岁了，自称“虽然还不是气息奄奄，却也真是日薄西山，人命危浅”，且和病魔战斗时也消耗了大量精力，已无力对初稿进行再加工修改了。幸得有女儿马万梅，多年来在服侍他的同时，对马识途的每篇作品进行文字整理工作，这次又对《夜谭续记》的文稿进行了逐篇整理。作家高虹和马识途一直很熟，也帮助他修改文稿，对某些篇章段落进行了结构性的调整和文字处理。

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夜谭十记》的续作，《夜谭续记》仍援原例：四川人以四川话讲四川故事。内容为四川十来个科员公余之暇，相聚蜗居，饮茶闲谈，摆龙门阵，以消永夜。仍以四川人特有的方言土语，幽默诙谐的谈风，闲话四川的俚俗民风及千奇百怪的逸闻趣事。马识途戏言：“虽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聊以为茶余酒后，消磨闲暇之谈资，或亦有消痰化食、延年益寿之功效乎。读者幸勿以为稗官小说、野老曝言，未足以匡时救世而弃之若敝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