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我的观点在人家看来太新潮
周有光
采访手记：
在北京同仁医院见到了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虽然刚刚做完左眼的白内障手术，97岁高龄的周有光神采依然。问及他的身体，周有光幽默地说：“如果身体跟五官分开，我的身体就很好：血压正常、消化正常、脑子正常，只是耳朵有些聋，眼睛也不好使——”谈话就从他最近的身体和写作状况开始。
平凡的生活，高尚的思想
周有光的生活很有规律，说来还是受到他大学老师的影响。1923年，周有光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第一年，和他的老师一起翻译丹麦教育家的一部作品，书中有句话——“平凡的生活，高尚的思想”，影响了周有光的一生。他谦虚地说：“我的生活很平凡，思想也不够高尚，但是很有规律。”他的长寿要领，也只有12个字，“遇事不怒，顺乎自然，宏观意识”。年纪大了的缘故，周有光先生平时写文章，多数写些杂文。因为写学术论文需要到图书馆去查资料，很不方便，索性省了这道关。他只写些杂文，大概一月发一篇，发表在《群言》杂志上。杂文内容比较随便，大多是文化及历史背景方面的问题，文章写得通俗易懂，青年人甚至中学生都容易看懂。闲时他喜欢看书，主要看一些有关文化、历史的书，也看文学方面的书，等于是为他写杂文做准备。2005年，100岁的周有光出版了《百岁新稿》；2010年，出版了《朝闻道集》；2011年，出版了《拾贝集》。2012年9月，哲学家李泽厚拜访周有光时，当时107岁的老人豁达地笑说：“上帝太忙了，把我忘了。”
周有光有个习惯，喜欢“训人”。对于不喜欢用功的人，他总爱唠叨两句。他们家的保姆不过三十多岁，周有光老劝她学学电脑，保姆说：“我都老了，还学什么电脑呀？”周有光说：“我还没说老呢！我老伴81岁不也学电脑吗？”周有光不但说服保姆学电脑，还教会她女儿学电脑。假期里，保姆的女儿来到周有光家里，看到电脑高兴地说：“我们学校也有电脑，但是没有机会碰，只能远远地看。”周有光非常喜欢这个爱学习的小朋友，短短几天时间，就教她学会了使用电脑。
周有光的朋友很多，年龄大的有八九十岁，小的只有七八岁。青年人也爱找他聊天，当年老布什在中国时就经常与周先生谈古论今，因为他是个“新潮老头”。
“新潮老头”
有人称周有光为“新潮老头”。旧话重提时，他又笑了：“因为我主张的观点，在人家看来太新潮。我比较早地提倡在电脑上写文章，不要爬格子。如今我在电脑上写了十几个年头了。”
周有光的思想非常先进，都是紧跟着世界形势变化的。凡是新鲜的事物，他都接受得很快。
他翻阅大量的报纸杂志，关注世界发生的各种变化。“9·11”事件发生后，周有光写了一篇文章，分析“9·11”事件的原因以及为什么会有恐怖主义产生，发表在《群言》杂志上。
周有光见我笔录，问：“你会速记吗？”我说：“不会。”他说：“当记者不会速记，记录就不完备，这是很大的缺憾。外国记者没有一个不会速记的。我们国家对速记不重视，对电脑不重视，工作效率就差了。我提倡用拼音在电脑上打字，效率能提高5倍。我从50年代开始研究编码，其实编码已经很落后了，日本在80年代就淘汰了。我们还不够开放，不参考国外先进的东西，还写文章吹牛，每次看到我都要哈哈大笑。”他边说边哈哈大笑起来：“骗别人骗不了自己，其实自己也骗不了，因为谁都有脑袋。”
还有更新潮的观点。他说：“我还有一个意见。在中国提倡文学是好事，还要提倡学术。社会发展是要按比例的，现在学术提倡得少，从出版讲，外国的书目分两类，一类是虚构，另一类是非虚构，包括通俗化的科普读物、学术著作。小说给你文学知识。现在文学掩盖了学术，这对中国青年来说是缺陷。应该提倡文学以外的非虚构读物，单小说很难满足对知识的需求。你看《三国演义》就懂历史了吗？所以说非虚构的著作应当重视。”
周有光的写作没有固定的时间。年老的人工作累了要睡觉，他就利用精神好的时候写文章，工作效率并不低。“很多人问我为什么95岁了还能工作，我说也没有秘诀，主要是思想要开明，要乐观。”老伴张允和在世的时候，两人相敬如宾，没吵过一次架，是一对令人羡慕的情笃伉俪。他俩每日要碰两次杯——上午红茶，下午咖啡，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由于张家四姐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在文化界名声很响，尤其是张允和是著名的昆曲研究家，能写曲、填词、亦工诗，1956年曾与俞平伯创立北京昆曲研究社。自从《最后一个闺秀》《张家旧事》《多情人不老》等书出版后，张允和更是名声大噪，大有盖过学贯中西、成就卓著的周老之势。2002年8月，相濡以沫70年的张允和去世了，周有光主张一切从简，也没开追悼会。他说，人活着，要活得有意义，去世了，还讲究那些表面的东西有什么用？他很快调整了心态，继续写作。
差点成了金融学家
一个人一辈子从事一个研究方向都很难出成果，周有光一辈子在两个不同领域——经济学、语言学研究方面均有建树。他学的是经济学，前半生一直从事经济、金融工作。40年代被上海新华银行派驻伦敦、纽约，1949年底回国先后在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教书，出了《新中国的金融问题》一书。
回顾他与语言学结缘，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他曾说：“当我看书看得疲倦了的时候，改看语言学的书有重振精神的作用，好像是右手累了，改用左手，可以使右手休息似的。”他参加拉丁文字运动，业余时间潜心研究汉语拼音，1952年出版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一书。
1955年，周有光接到通知，请他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订拼音方案，会后，他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他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提出方案的三原则，方案在1958年公布。他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提出正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矛盾，此规则在1988年公布。1979年至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文献技术会议，使该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拼音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07098）；他还作为编委参加了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出版工作。
从此，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语言学家。周有光曾经在大学执教，有很多学术著作被当作教材参考。对于自己的学术著作，周有光评价说：“我从50年代开始研究，尽量写得通俗易懂，大学做参考书，学生能够看得比较方便，不一定非要讲解才能看懂。《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一书是清华大学讲课的提纲。《汉字改革概论》一书是在北大讲课的讲义，已经翻译成日文。”
临行前，我约好去周先生家里取照片。这是位于北京朝内小街的一所普通住宅。周有光的书房收拾得整洁有序。临窗的小书桌上摆着一台夏普中西文电子打字机——此机是日本公司为适应周老的打字习惯特制的。窗台上堆满了他近来经常阅读的书。紧挨窗台的书橱里，沈从文的书占了三分之二还多。墙上则是一幅他与老伴张允和的合影，在花草丛中，他与穿着紫色中式大褂的张允和正在共同翻阅书籍，其恩爱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