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必须停止消费，但我们不能这样做”

正午时分，非洲西南部纳米比亚的卡拉哈里沙漠高温灼人，每呼吸一口气，你都会觉得离患上“皮革肺”更近了一步。灌木丛往四面八方蔓延，枝叶尖利，看起来会划伤你、刺痛你，钩住你的衣服。不远处，散落着几间带茅草屋顶的泥屋，屋子外墙与泛着金红色光芒的沙漠是同一种颜色。烈日炎炎，虽然近在咫尺，但谁也不想走过去。21世纪已经过了20多年，这种几乎空无一物的场景可谓十分扎眼：几把饱经日晒的塑料椅子，一群穿着褪色衣服的年轻猎人，劣质煤块上架着一块三角形的废金属，上面放着一只破旧的茶壶。泥屋没有门，外面挂着一张弓和一只装着箭的箭袋。

一棵萎蔫的树下坐着一位年长的猎人。两个人要想同享树凉儿，必须挤一挤才行。对外人来说，这位猎人的名字很难念，因为它含有一个爆破辅音，发音时要将舌头快速从上腭弹开。我们姑且称呼他“吉特考”吧。如果这样有助于你记住他，他肯定不会怪你的。你还可以在脑海里想象这样一幅人物画：蓄着修剪整齐的灰色山羊胡须，脸上布满源自笑容而非担忧的皱纹，身材瘦削，但肌肉发达，就像长跑运动员一样。

“我们现在的食物主要来自灌木丛。”吉特考对我说。当地政府有时会给每家送两大袋玉米面。当地人也会得到一点儿钱，可能是政府的补助，或是卖他们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所得，只不过需要有人骑马或步行大约40千米，拿到楚姆奎镇去卖。楚姆奎镇只有一条街，是当地的中心。不过，吉特考所在的登吉村的村民主要靠在沙漠中狩猎为生。

“我发现其他村子里有些人不打猎，甚至没有狩猎工具。从日出到日落，他们一直待在自己的屋子里。但我们村不一样，我们一直打猎，而且会继续下去。”吉特考说，“如果碰到困难时期，好日子到头了，你就必须自力更生。”

当然，登吉村并非与现代世界完全隔绝。吉特考坐在一把蓝色的塑料椅上，他身上穿的衣服是在楚姆奎镇一个二手服装摊上买的，其中包括一个亮闪闪的牛仔风格的皮带扣。（许多捐赠给非洲的衣物不是被商人拿去卖了，就是当废物烧了，而不是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吉特考今天的晚饭是野菜炖非洲大羚羊肉。他打猎不用枪，用的是弓箭。弓是用一种扁担杆属的灌木做成的，弦是羚羊脊背上的筋制成的。箭杆由粗大空心的高秆草做成，箭头有毒——吉特考从地下挖出甲虫幼虫，将其碾碎，做成毒药。他的箭袋是用一段完整坚韧的树皮制成的，树皮取自伞刺金合欢树的肥厚根部。他把树根挖出来，切断，用火烤，烤到用手轻轻一拍，树芯就会脱离树皮。有时，吉特考会做小一点儿的箭袋和没有毒的箭，卖给为数不多的游客。但是，他保留这些技能并不是为了在市场上卖钱，而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生存之法。

吉特考会告诉你，他是“朱特万希人”（Ju|’hoansi），在当地语言中意为“真正的人”。不过，大多数外地人称他们为“卡拉哈里的布须曼人”，有时也称呼他们“桑人”。这些外地人在《国家地理》特别节目或经典喜剧《上帝也疯狂》中看到过朱特万希人，听过他们那不同寻常的、有着很多搭嘴音的语言。关于这些用语的历史，一直存在争论，但正如英国人类学家、作家詹姆斯·苏兹曼所说的那样：“就他们而言，问题不在于别人如何称呼他们，而在于别人如何对待他们。”

1964年，一位名叫理查德·B.李的加拿大人类学家开始与朱特万希人一起生活。当时理查德只有20多岁，他与朱特万希人相处了一年多，他所做的研究后来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研究之一”。当理查德到达卡拉哈里沙漠时，人类学家和其他外来者一样，都认为狩猎采集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最后挣扎，是一个更接近于野生动物而非当代人类的发展阶段。

理查德决定通过实证检验这些假设。他花了一个月准确记录了部落里每个人每天的时间分配情况，又花了一个月计算朱特万希人摄入的热量。他还做了其他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其实很好。按照某些标准来说，它可能优于工业化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

朱特万希人的生活并不十分辛苦。平均而言，他们每周会花大约30个小时来获取食物，并处理一些杂务，比如做饭和捡柴火。当时，在“最富裕的国家”美国，一个普通人每周要工作31个小时，回家后还要做家务，而每个家庭一周花在处理家务上的时间平均为22个小时。更引人注目的是，在理查德观察的人中，最勤奋的人名叫“托马”，他是个猎人。不过，他每周仅工作32个小时，远远低于当今社会常见的每周工作60多个小时的情况。此外，在朱特万希人中，大多数老年人和20岁以下的人完全不参与狩猎采集。

这些人难道不饿，不会营养不良吗？理查德表示，完全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就体形和活动水平而言，朱特万希人摄入的食物已经足够了。除了野味，他们还吃各种各样的野生植物。理查德问他们为什么不从事农业，部落中的一个人说：“世界上有那么多曼杰提树，树上有那么多坚果，我们为什么还要种地呢？”

这种相对轻松的生活是有代价的。最明显的一点是，在理查德等外人看来，朱特万希人几乎身无一物。在外面的世界里，披头士狂热席卷大地，福特新推出了野马跑车。相比之下，这里的男人拥有的不过是几件兽皮做成的衣服、几条毯子（卡拉哈里沙漠的温度可能会降到零度以下）、狩猎工具，也许还有一个简单的手工乐器；女人只有衣服、挖掘用的棍棒，以及用木头、种子和鸵鸟蛋壳制作的几件饰品。

从存在时间来看，朱特万希人和非洲南部类似的文明代表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没有人确切知道智人到底是在非洲的哪个地方进化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人类进化不久，就出现在非洲南部，并在那里一分为二：一群人向北航行，最终成为非洲农民、欧洲水手、中国商人和美国硅谷的风险投资人；另一群人，包括朱特万希人的祖先，则留在了原地，在过去的15万年里，他们一直在摸索如何以最佳方式在居住地生活。

在这个外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人们过着康乐的生活，理查德并非唯一一个发表相关研究的人，类似的发现从全球各地涌现。作为世界上的一个物种，人类自存在以来，90%以上的时间都在做狩猎采集者。在20世纪60年代，理查德和其他研究人员环顾周遭世界，并不相信他们所处的社会能够像古时那样持久：核军备竞赛已经打响，世界人口不断飙升，地球环境四面楚歌。科学家越来越关注威胁气候的温室效应。当时的人类学家和现在很多人一样隐约感觉到，在文化进化的过程中，我们在某处转错了弯，所以几千年后的现代世界充斥着全自动猫砂盆、牙釉质美白牙刷、真人秀节目《仓库淘宝大战》，以及一切在当时看来是超现实的东西。

1966年，理查德在芝加哥的一次会议上汇报了自己的研究。当时，另一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对这项新发现发表了看法。他说：“回头想想，这就是最初的富裕社会。”人类似乎可以走两条路来满足每个人的欲望和需求：第一条是提高产出；第二条是降低需求。萨林斯说，朱特万希人和其他狩猎采集群体已经达到了“不富余的富裕水平”。这种生活方式产生的需求很少，周围的环境很容易就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亨利·戴维·梭罗追随了朱特万希人的脚步，据说他说过：“我通过减少需求使自己变得富有。”）虽然狩猎采集者有很多可获得的食物和其他东西，但他们往往不会采集那么多。萨林斯发现这一点时，表达了自己对“低负荷运行的内在含义”的疑惑。他说，与无休止地追逐更多的金钱和财产相比，这种克制会不会让生活更充实、更令人满足？科学家一致认为，这将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而原因十分残酷。他们在会议记录中写道：“很快就将没有狩猎者可供研究。”

狩猎采集者的想法有所不同，尽管他们的土地受到无情掠夺，文化受到不断冲击，但他们仍在坚守。登吉村位于一条长长的沙道尽头，被沙漠环绕，人迹罕至。大家都说它是朱特万希人中一座“狩猎精神”仍很强大的村庄。如果你第一次见吉特考，肯定会以为他一直从事狩猎采集工作，抵挡了全球化生活的冲击，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曾在南非军队服役。后来，他在楚姆奎镇政府找了一份工作，用赚的钱从商店买东西。他看过电视，开过车，吃过从世界各地进口的食物，见证过手机的到来。在他看来，这种生活方式充满了不确定性，很容易出问题，几乎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内。

于是，吉特考抛弃了这种生活。

“我一直想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一直梦想着这样做。”吉特考说，“后来，我回到了村里。我会永远留在这里，永远以打猎为生。”

其他人有没有可能也会在某一天选择将消费文化抛在身后？我们会不会去探索“低负荷运行的内在含义”，而不是忙碌奔波，重复过着赚钱——花钱的生活，在社交媒体和真人秀时代赤裸裸地进行地位竞争，彻底破坏为我们提供衣食住行和各种消遣活动的地球？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一种更简单的生活正等着我们，要么是通过某种伟大的觉醒，要么是因为文明在其自身的重压下崩塌了。吉特考回到了那种需求很少、欲望更少的生活，他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结果：一方面，我们古老的人类灵魂可能正渴望简单的生活；另一方面，这是一条直接退回石器时代的道路。这让我们既充满希望，又深感恐惧。

到21世纪，一个关键的两难问题凸显了：必须停止消费，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千年之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资源专家小组报告，消费已经悄悄超过人口，成为我们面临的最大的环境挑战。如今，当我们谈到气候变化、物种灭绝、水资源枯竭、有毒污染、森林采伐和其他危机时，每个人的消费量比人口影响更大。富裕国家的人均消费量是贫穷国家的13倍。就环境影响而言，这意味着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或西欧养育一个孩子，相当于在孟加拉国、海地或赞比亚等国家养育13个孩子。也就是说，在富裕国家养育两个孩子的钱能在贫穷国家养育26个孩子。

几十年来，从石油到宝石，从砾石到黄金，每一种重要自然资源的消耗都在连续增长。我们消耗地球资源的速度比地球的再生速度快1.7倍。如果每个人的消耗水平都达到美国人的平均水平，那么消耗速度会再快5倍。这就好像我们花光了每年的工资，然后从计划给孩子存的钱中再拿出超过一半，也花了。按照这个速度，到2050年，仅在21世纪的这50年，资源的使用就会增加两倍。

各国都在禁止使用塑料袋或塑料吸管，与此同时，塑料的生产总量却一直在飞速增长，速度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倍以上。如今，我们每年购买的衣服加起来重达5 000万吨——这么重的一颗小行星坠落会将任何一个大城市夷为平地，其引发的地震会波及全球。仅在过去的20年里，人均购买的衣服数量就增加了60%以上，而这些衣服的寿命却缩短了近一半。你可能会质疑我们衡量人类贪婪消费欲望的准确度，但准确度根本不重要，这些数字可能会有很大的偏差，然而我们一样会面临地球危机。

如今，美国人每年在数字产品上的花费合计超过2 500亿美元，在个人护理产品上的花费约1 400亿美元，在珠宝和手表上的花费约750亿美元，在家用电器上的花费约600亿美元，在行李箱上的花费约300亿美元。虽然美国人曾经被视为世界上最疯狂的购物者，但这种刻板印象现在已经不准确了。有些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比如卡塔尔、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人均消费超过了美国，卢森堡也是如此。欧盟国家的购物总消费几乎和美国的一样多，加拿大人的碳足迹和美国人不相上下。2/3的中国人承认他们拥有的衣服超过了个人所需。正如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所说，就连世界上最穷的人也在买“他们愿意买的东西，而不是他们‘需要’的东西”。全球45亿低收入人口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每年共消费5万多亿美元。

厨房的台面更大了，床更大了，衣柜的尺寸也翻了一番。如今技术领域——我们建造和制造的一切，也就是我们拥有的东西——的重量估计已经超过了地球上所有生物的重量。如果把它们均匀地铺到地球表面，每平方米堆积的东西将重达50千克。想象一下，这堆东西可能包括一台小电视、一只菠萝、一台烤面包机、一双鞋、一块混凝土砌块、一只汽车轮胎、一个美国人一年食用的奶酪，还有一只吉娃娃。

我们还没说扔掉的东西呢。美国和加拿大每年制造的垃圾如果装在卡车里，连起来可以绕赤道12圈。过去，美国人扔掉的东西比欧洲人多得多，但德国和荷兰等国家已经追赶上来。如今法国平均一个家庭制造的垃圾是1970年的4倍。全世界大约有1/5的食物最终进了垃圾桶。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富裕国家的问题，在贫穷国家也一样。狗和猫以前会帮助我们处理剩下的食物，但如今它们有了自己的消费品，比如宠物床、玩具、服装、科技产品。仅在美国，这就是一个超过160亿美元的市场。同时，我们的宠物也会制造垃圾。

面对上述问题，我们的反应不是减少消费，而是试图推行绿色消费。重点就是在全球范围内用电动汽车取代燃油汽车，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而非燃煤发电给手机充电。有机食品、无毒涂料、二手计算机、节能电视和节水洗碗机现在已经十分普遍。

如果没有这些进步，我们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所造成的环境危害会更加严重。然而，世界上所有地区的物质消费并没有因为绿色消费而减少。正如时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理执行主任的乔伊斯·姆苏亚在2019年所说的那样：“在任何时候、任何收入水平，我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都没有动摇过。”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我们使用这些资源的效率总体上有所下降，而我们开采资源的速度却加快了。

当然，的确有一些好的迹象。在过去的20年里，全球自然资源的开发呈爆炸式增长，富裕国家仅在其中占了很小的比例。因为绿色科技的出现，富人的碳足迹确实减少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平均而言还是地球上最大的破坏者，因为他们仍是世界上消费最多的人，而且他们的消费速度仍在攀升。我们在绿色消费上所做的努力跟不上这种欲望的增长速度，所以我们矢志不渝地推动绿色消费，即使说不上荒谬，这种行为也是十分奇怪的——如果我们希望减少消费造成的破坏，为什么不考虑减少消费呢？

我们在减少导致气候变暖的二氧化碳的污染上所做的努力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虽然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在绿色科技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可再生能源的供应也大幅增长，但进入大气层的碳的数量没有减少。所有的成果都被全球消费的增长抵消了。纵观历史，仅有的出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下降的时间是在重大经济衰退期间，换句话说，就是当世界停止消费的时候。2020年头几个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多地实施全面封锁。随着消费文化大门的关闭，大多数国家的碳污染下降了1/5～1/4。在减排目标上落后多年的国家突然大步向前，提前几年实现了减排。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持久。随着全球经济开始恢复正常，一些国家的碳排放再创新高。即便如此，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停止消费所能产生的影响从速度和规模上讲都是无法忽视的。

然而，我们却不能停止消费。到目前为止，21世纪的另一个核心教义是，身为公民，我们的责任就是“买买买”。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特区遭受恐怖袭击。9天后，小布什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全球各地都可以听到。他让人们保持奉献精神，保持冷静、宽容和耐心。他又说：“我请你们继续参与美国的经济建设，并对美国经济充满信心。”在人们的记忆中，小布什在告诉一个受到重创的国家的民众“去购物”。当然，他没有把这几个字说出来，但他的隐含意思是，买新床单或重新装修是对恐怖主义的有力回应。这种暗示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虽然总统先生没有说出那三个字，但这和他说过的其他话一样被人铭记。

小布什的演讲令人大为震惊，因为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一直对消费抱有疑虑。代表宗教和政治派别的道德领袖告诫我们不要那么崇尚物质，要摆脱消费文化的控制。还有很多人像卷首引语中提到的人物一样，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这些人包括孔子、本杰明·富兰克林、梭罗、贝蒂·弗里丹、阿道司·赫胥黎、马丁·路德·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查克·D（Chuck D）等。18世纪的苏格兰经济学家、“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也提出，物质主义不是美德，而是恶习。他痛斥“玩具爱好者”，说这些人“醉心于资财丰富的骄奢淫逸”，追求“只适于做儿童玩具的小玩意儿，不认真追求对成人来说正经的目标”。少买东西一直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尽管很少有人真正做到。

那些反对消费主义的人提出了两个主要论点。第一，对金钱和物质的热爱纵容了人性之恶，比如贪婪、虚荣、嫉妒和浪费。第二，你思考金钱和物质所用的时间，本可以用来服务他人、追求知识或精神生活，从而为人类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又有两项针对消费文化的指控开始引起广泛的注意。其中一项是过度消费相当于把自己的富裕建立在别人的贫困之上。“简单生活，以便别人能够活下去”这句名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砍伐古老的树木来生产卫生纸；我们丢掉的六环圈塑料包装会杀死海鸥；我们拦住气势磅礴的河流，筑成大坝，提供电力，这样我们就能看重播的电视节目了。最重要的是，我们燃烧了这么多化石燃料，气候因此变化无常。当我们意识到这一切时，减少过度消费的呼吁变得更加紧迫。

然而，在“9·11”事件之后，我们长期以来对消费主义的不安似乎烟消云散了。这次袭击使美国至少损失了600亿美元和50多万个工作岗位，其中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恐怖分子，而在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突然失去了购物热情。我们无须多费力气就可以得出结论，不买东西本身就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真真切切的危险。正如小布什当时所说：“要么与我们为友，要么与恐怖分子为伍。”

小布什的演讲改变了我们谈论消费的方式。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在消费热潮从高点下滑时，会直截了当地要求我们消费，这已经成为惯例，仿佛消费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须要做的。（2006年，经济开始出现大衰退的迹象时，小布什终于开口让美国人“购物”。）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有史以来最急剧的消费支出下降，评论员们很快开始辩论，为了保持经济运行，社会可以接受死多少人。在此之前，购物不仅仅是一种消遣，还是能够阻止文明衰退的唯一利器，这种想法在我们听来已是老生常谈。

在疫情封锁期间，我们看到购物场所紧闭大门，机场空无一人，餐馆贴出了停业通知，数百万人失业或面临破产。不过，与此同时，洛杉矶和伦敦碧空如洗，北京和德里空气清新，温室气体污染程度急速下降，这是不可否认的。当海龟和鳄鱼占领了昔日游人如织的热带海滩，没有了人类的喧嚣，地球明显平静下来时，有关经济代价的尖锐问题照常被提了出来。

事实证明，我们从前对消费的焦虑从未真正消失过。我们是不是把购物当成一种微不足道的替代品，用它来代替我们生活中所缺失的东西？我们沉迷于物质主义的做法是否会让我们暂且忘却更重要的思想、感情和关系？这些想法再次凸显，因为在这段时间内，人们用创造性的表达、社会联系和自我反思来填补不再购物留下的空白。很多人亲身感受到了十年来幸福感研究的结果：在较富裕的国家，不断的赚钱和花钱不会为生活增加多少快乐，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是如此。（正如一位朋友在疫情隔离期间对我说的那样，“停止消费一段时间后，你的消费欲望就会降低很多”。）当然，地球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亿万富翁在豪华游艇上自我隔离，而有的人没有任何过错，却在一夜之间陷入贫困，加入拥挤的队列，和千千万万的人同去领取慈善机构派发的物品。

如果我们放慢消费的脚步，显然会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可能无法消除亟待解决的全球变暖问题——至少在必要的时间内无法消除。气候变化只是消费文化加剧导致的诸多问题之一，即使谨慎的专家也会说，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政治动荡或大量人员死亡。

必须停止消费，但我们不能这样做。简单来说，这一困境已经成为人类能否在地球上继续生存的问题。

假设我们突然听从了从古至今那些提倡我们过极简生活的建议，假设有一天世界停止了消费。

这就是我在本书中所做的思想实验。这个实验源自我自己面对消费困境时的设想。像今天的很多人一样，我已经习惯思考自己的消费行为在气候变化、森林破坏、海洋塑料污染及很多其他使地球不再适合居住的生态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知道自己可以选择减少消费。（我年轻的时候，曾经给了一个乞丐一些零钱。他看了看我那前头已经开口、露出长筒袜的鞋，把钱还给了我。他说：“你看起来需要这些钱。”）但我怎么能停止消费呢？我相信如果其他人也这样做，全球经济就会彻底走向深渊。我觉得，要想知道是否有办法走出这个困境，我就需要把这个设想演绎到最后。

我从最开始演绎，停止消费的最初几个小时及最初几天会发生什么？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的欲望和需求？谁的生活变化最大，谁的生活变化最小？地球会不会开始愈合，如果会，有多快？接下来，我探讨了似乎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同时发现即使在灾难中，我们也会开始适应。与记忆中每一次类似的思想碰撞不同，我的这个实验并没有以人们尽职地回到商场而结束。相反，随着停止消费从第一天延续至数周、数月，我们改变了制造方式，围绕新的优先事务组织生活，为失去消费欲望的全球文化找到不同的商业模式。最后，我展望了这种演变在几十年甚至几千年后可能出现的结果：从虚拟现实到一个自然复苏的地球，再到一种更简单的生活，也许比我们想要寻求的更简单。“停止消费”究竟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们说“把东西买了”，这通常意味着我们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比如食品、洗涤剂、学校用品，当然还有卫生纸。有时候，我们说“咱们去逛街吧”，这往往是说我们在寻找我们其实不太需要的商品。今天，在大多数人所处的社会中，社会和经济生活主要以消费为中心：我们是消费者。然而，在日常对话中，“消费者”往往只是指那些把花钱买衣服、玩具、饰品、美食或花钱度假当作消遣的人。“消费文化”是指每天大量袭来的广告、甩卖、趋势、快餐、快时尚、娱乐和时兴的小玩意儿，我们的大脑已被它们霸占。

为了便于做这个思想实验，我想简单一点儿，假设世界停止消费的那一天，全球消费支出下降25%。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数字过于保守，因为消费者的胃口很大，想一想“黑色星期五”的购物狂潮，想一想那些不断沿着河流漂向海洋的塑料瓶。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减少25%的消费只会让时间倒流大约10年。另外，当我开始撰写本书时，全球消费可能下降25%的想法听起来像是最疯狂的猜测，这一幻想如此离奇，以至于接受我的访谈的很多人都拒绝相信。

结果呢？它确实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们的收入、支出，以及购物、旅行和常常外出就餐的模式在几个星期内突然发生动摇。美国的家庭支出在两个月内下降了近20%。旅游业等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收入降至原来的1/4。欧洲很多国家的个人消费下降了近1/3（共计下降4 500亿美元），这些钱通常用于购物，而不是存在银行里。突然间，在世界停止购物的那一天，消费支出可能下降25%的想法似乎变得合理了。一方面，这个数值似乎不大，是可能发生的；另一方面，这个数值其实很大，足以惊天动地。

我说本书记录了一个思想实验，并非在说它是科幻小说。也许你可以把它看作一则富有想象力的报道：通过关注那些实际存在的人、真实的时间和地点，探索一种不真实的设想。纵观历史，很多人，有时包括整个国家，都曾大幅放慢消费的步伐。原因往往很可怕且令人震惊，比如战争、经济衰退和灾难。不过，也有反物质主义的民众运动，以及普遍质疑消费文化的时刻，还有过安息日的时候。学者已经开始思考停止消费这一现象，将其纳入计算机模型，从外太空对其进行检查。他们已经观察到它对鲸鱼、人类情绪和行星大气层的影响。还有一些企业家和活动家正在为一个有朝一日消费可能减少的世界设计产品、商业模式和新的生活方式。从卡拉哈里沙漠到芬兰，从厄瓜多尔到日本，再到美国，我发现了消费文化的逆流，它在低声诉说着我们可以采取的其他生活方式。我敢打赌，这股逆流会影响大多数人。

我开始写本书的时候，不知道最后会发现什么，也许是一些如何摆脱消费困境的杂乱无章的对立观点，也许根本找不到出路。但是，当我深入研究不同时空的例子时，我可以看到，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人类停止消费，就会反复出现某些观点，它们向我们描绘了停止消费的世界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以及运作方式如何。基于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我可以勾勒出一个未来。

停止消费是可能实现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剩下的问题将更多地与个人有关。我们想停止消费吗？生活会因此变得更糟还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