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传统及先秦至汉初的相关争议

作为一个政治命题，“革命”的较为原始和为人熟知的概括，出于《易·革卦》的彖辞：“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9)这个命题看来是通过对商汤放桀代夏、周武伐殷诛纣的肯定，确认了天怒人怨之际，被统治者奋起推翻暴政、夺取政权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其中包括的理论内涵，与春秋以来国民观念的抬头和民本思潮的骤然活跃有关，且与师旷说“困民之主，弗去何为”，史墨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等言论(10)，构成了相互呼应的关系。其所反映的，正是旧式等级秩序离析崩溃而新型统治模式正在探索形成之时，人们对被统治者权利和要求的集中思考。

但汤、武革命这面激进的抗暴旗帜，显然并未随汤、武圣王地位的越益确立而迎风招展。在朝的统治者，包括那些因革命成功而取得了政权的统治者，自不能不看到尊奉汤、武和赞美汤、武革命之间的矛盾；在野的仁人志士，实际也很难将之一概承受下来。(11)政治态度相对消极或保守者自不必说，就是以激进而著称的孟子，也只是通过极力渲染桀、纣之“非君”和汤、武之仁德，甚至不惜抹杀文献中“血流漂杵”的史实(12)，才得以辩护了汤、武放、杀其君取而代之的合理性；其代价则是把革命抗暴之所以正当的条件，限制到了几乎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的地步。至于在肯定汤、武革命时持论工稳的荀子和尸子，则是以“桀、纣无天下”来论证“汤、武不弑君”的。(13)这种与孟子一样先承认了“弑君为恶”，又转而在名、实关系和逻辑推理上大下功夫的辩护方式，非惟无助于加强汤、武诛暴的正当性，反倒令人有气虚理亏之感。

的确，对任何一个尊重上下秩序和谋求万世一系的集团或政权来说，处于早期形态而以汤、武放杀为特征的革命论，太危险了！是故战国以来，在孟、荀、尸子勉力为汤、武革命辩护的同时，声势越益壮大的还是反方的各种声音。《战国策·赵策二》载苏秦说赵肃侯有曰：“夫割地效实，五伯之所以覆军禽将而求也；封侯贵戚，汤、武之所以放杀而争也。”(14)这是说汤武放杀为的是“封侯贵戚”。《韩诗外传》卷八载狐卷子对魏文侯曰：“父贤不过尧，而丹朱放……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15)这是以尧放丹朱和汤、武伐桀、纣为其德有玷。《吕氏春秋·仲冬纪》之《当务》述“尧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汤、武有放杀之事，五伯有暴乱之谋，世皆誉之，人皆讳之，惑也”。(16)这是把汤、武放杀与不慈、不孝、淫湎、暴乱看作同类。《韩非子·忠孝》：“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民所以至今不治者也。”(17)这是指斥尧、舜禅让和汤、武放杀皆有违君臣大义。《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载始皇帝崩后，赵高说胡亥有曰：“臣闻汤、武弑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弑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18)这种效果决定论同样表明了时人公认汤武革命为“弑其主”的立场。以上言论应当代表了战国以来革命论反方的基本看法，从“世皆誉之，人皆讳之”等语，又可看出争辩双方相峙而舆情已不利于正方的总体态势。

这也就是汉初革命论继续演化的历史前提。从秦、汉之际的情况看，秦末群雄起义，终由刘邦独得天下，其力欲标榜和树立的，即是类于汤、武应天顺人奋起抗暴的革命形象。《汉书》卷三九《萧何传》载萧何说高帝有曰：

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19)

萧何之所以励高帝以汤、武之业，不仅由于革命抗暴是响亮而富于动员力的战斗号角，更因为当时群雄纷纷以兴复六国为号(20)，平民出身的刘邦托附汤、武革命，则可建上流之势而足与相抗。《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载郦食其劝高帝封六国之后，以汤、武伐桀、纣而封其后为说；张良谏止之，以为汤、武伐桀、纣而封其后，是因为形势已能制其死命。(21)郦、张二人政见不同，然皆以高帝所行为汤、武之事，这表明仿效汤、武而高举革命抗暴的旗帜，实为刘汉创业时期的重大决策。(22)但即便如此，陆贾与刘邦论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国策转折必要性，为之陈说汤、武“逆取而顺守”之理(23)，还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了革命虽应天顺人而毕竟仍属以下犯上。

陆贾称汤、武革命为“逆”的观点，正代表了上面所述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对汤、武革命的“弑君”性质越来越直言不讳的倾向。与孟、荀、尸子为汤、武放杀辩护而殚精竭虑的状况相比，陆贾表达的这种倾向，因其紧傍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而理直气壮，似乎其已是无庸辞费的公理。这个苗头反映大一统帝国从蕴酿到终于建立的过程中，社会主流对待革命抗暴的基本态度正在从以往有条件的肯定，向着秦汉以来的无条件反对倾斜。而汉景帝时期那场关于汤武革命性质的著名论争，则相当清楚地宣告了其转折点的到来。《史记》卷一二一《儒林辕固生传》载：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24)

黄生所论，无非是贯彻了“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式的君臣大义(25)，其代表的是当时政治秩序和政治理论发展的主要方向，必将成为举世公认无可辩驳的准则，绝非辕固生所依据和勉力坚持的“民心”向背说可与抗衡，但却与高帝革命抗暴获取天下的正当性相悖，也就威胁到了汉革秦命取而代之的合法性，连带也触犯了所有追随高帝起义的元功重臣及其子孙。这就立即把景帝放到了一个无法表态的尴尬境地，于是只好下诏不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