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上述第一、二编主要是从王朝易代和相关制度阐其思想和历史文化内涵，第三、四编所论则为公认的思想文化史问题。我对中古政治和思想文化主体内容和发展线索的认识，不少都从政治史和制度史探讨中领悟而来，是在关注政治实际和制度施用的来龙去脉、背景、内涵中得到的。这样的过程自然会在思想文化史领域积累起一些问题和看法，并且陆续撰写成文。今将之列为本书第三、四两编，依次对之略做说明。

第三编诸文的关键词是儒学和子学，其中前三篇文章讨论了魏晋以来儒学发展和子学流播的问题。儒学和子学之况是中古思想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我的讨论取径总的来说偏于澄清史实而非发挥义理，力图让问题回到而不是抽离其所处的历史场景，其结论与思想史界的定论相当不同：一是以往不少著述所绘汉魏以来儒学衰落和子学萎缩的图景，完全不符各种资料实际传递的样态，无论是传世、出土文献还是诸多考古发现，魏晋以来儒学和子学相辅相成不断发展的大量事实，实非今人变换视角和标准可以否定。二是正因为儒学和子学仍在继续发展并仍扎根现实与之积极互动，才可以解释魏晋以来政治与制度围绕儒学的意识形态化进程，以及玄学兴起和儒释道在思想、学术层面上交流互渗等一系列事态。三是既然中古思想界的主流是由儒学不断汲取子学、宗教等多重因子的发展过程所构成，并且贯穿于当时政治、社会以至民族关系等各个领域，那么以往关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递嬗的阶段性概括，无论是要突出各期重点还是勾勒其间脉络，就都有了重新省思和修正的必要。

另外两篇即《〈论语·尧曰〉首章补疏》和《汤祷传说的文本系统》，则从先秦论至汉魏，属于中古儒学和子学的溯源性研究。其中前一文的撰写背景上已交代，文中可见春秋以来儒家政治学说尤其是对王道内涵的阐述，至于战国已为各家关注讨论的焦点，尤其有关王朝谱系、王朝体制和王朝易代的部分，可说已逐渐形成了某些主流共识，这实际上就是秦汉大一统王朝所以建立的理论基础，也解释了统一六国时秦始皇身边博士所以多为儒生，汉初文帝、景帝为何已立若干儒经博士，至于武帝独尊儒术而其势头得以不断壮大发展的轨迹。后一文在本书定稿时增加了分节，不少地方虽已重写而原先的观点并未改变。所论儒、墨二家汤祷传说文本的分化组合和演化过程，亦足见战国诸子围绕圣王形象、王道内涵的分歧及其义旨互渗，至于汉以来汤祷文本的“袪魅”之势和文本流变，也还是反映了汉以来儒学与子学上承战国而关联发展的总体态势。

第四编题为“文化掇遗”，一方面是因为其所含二文分别关乎谥法文献和女医之制，正在一般所谓“文化”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原来各为另一研究计划的部分内容，整个计划目前难言完成之期，使之犹如孤叶离枝，遂为“掇遗”。其中的《〈玉海〉所存沈约〈谥例序〉文笺解》一文，缘起于我试图讨论《魏书·序纪》所载道武帝追尊拓跋早先二十八帝谥号的问题，需要清理当时流行的谥法文献。《释唐令“女医”条》一文，则与我关注汉魏以来知识体系和知识阶层，不满于以往教育史、学校史几乎只论儒学而不及其他，遂曾梳理官方部门之学、佛道寺观之学的状态相系。而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所存唐令中即有官方部门之学的不少重要资料，“女医”条亦其中之一。两者皆对相关问题研究具有绕不过去的基础性，故敢掇此二文以为全书末编。

回顾自己的研习之路，从官制逐渐推至礼、法诸制，再到制度所处的政治实际和背后的思想观念，以及更为多样的历史进程，这是自己在史学上的根柢所在。总结自己四十年来的体会，最为深切和困难的是要始终盯着问题所及展开探讨，不因其繁难冷僻绕避，也不因时忌尊讳或其他种种牵扯另行开局，即便事有轻重缓急，也能及时接续前功。认真说来，中国现代史学一直以来的痼症之一，便是几代学者的身段普遍过于柔软，大多跟着潮流说风就是雨，总是一拥而上，倏忽退潮，不惮重起炉灶。我曾得过不少老师告诫：学术研究固然需要多种才华学识，但首要的仍是拙朴的坚持，亦即独立而不改的学者立场和持续推进认识的科学精神。至今思之，这真是至为痛切的经验教训，又深愧自己也曾一拥而上，遂书此于序末，以为鉴戒。

楼 劲

2021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