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书共分四编，第一编题作“‘革命’三论”，所论为汉魏以来王朝的易代革命及其背后的思想传统。促使我写这组文章的问题盘旋于心亦已久矣：一是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中，政治文明究竟处于何种状态，居于何种位置，起到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长期以来学界勾勒的中国古代文明灿烂而政治黑暗，越是趋近政治核心部分就越应予以否定批判的状态，是不是一幅准确而合理的图景？二是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开始定型，公天下变为家天下已成定局的时代，在这个由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完成政权更替的“革命”时代，为什么会日益流行明明已很难实现的尧、舜禅让传说？东周以来以禅让与革命为王朝易代两大模式，且以为禅让优于革命，蕴含着什么样的思想和历史进程？三是秦统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汉，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王朝体制的形成期，也是源远流长的汉文明体系之奠基期，那么为何两汉的建立均上效汤、武抗暴定乱而称革命举义，结束其祚的王莽和曹氏则都模仿尧、舜而行禅让？何以此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至宋，王朝更替大都通过禅让或革命模式展开，直至满清代明及清帝逊位仍存其踪？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探讨，应可明确夏、商、周三代积累、开启的政治与思想传统，在秦汉以来仍有绵亘的发展势头和现实影响，而禅让、革命模式所蕴王朝体制、王朝易代、王朝谱系和贯穿于中的王道理念，也包括今人关注的统治合法性之类，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其成败得失及其光明与黑暗复合的历史状态，实为中国古代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头等重要、无可回避却又长期研究不力的课题。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反封建、反复辟大潮中，几代志士仁人深恨清朝之腐朽而痛国运民命，由此清算王朝体制而重构国史，自然就要先把中华民族共有的中国与一家一姓所治的王朝区别开来，并把王朝体制视同帝制而“天下之恶皆归焉”，也就导致了史界对之除去蔑视批判几不正眼看待的局面。当然，近年以来其况已在改变之中，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终究需要直面王朝存在的事实，弄清历史上的中国为何以唐虞三代至秦汉以来王朝为标记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古代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研究只有超越以往那种标签化的定位、否定和批判，深入省思王朝体制的基础、构成、作用、地位及其不同阶段的思想内涵和演变进程，才能走出幼稚阶段，真正开始实事求是。

上述认识在我大约开始于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当时亦已在着手梳理相关资料。这方面最先撰就的《西汉时期“革命论”之退化与政治思想之转折变迁》一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七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其开头一句“思想史研究要当以历史时期实际存在的论题为中心来展开”，说的就是相关研究如果老是纠缠于那些古人闻所未闻的现代命题，而不去关心他们当时究竟在面临和讨论什么样的问题，进而揭示其中的义旨意蕴、主次关系和发展轨迹，又怎么谈得上把握其思想发展脉络呢？同理，一部中古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如果不能直面当时的基本统治体制及其所寓政治原理、社会理想，说不清楚时人何以对之积极实践并且抱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自信，那么其构筑起来的研究框架即便在专制皇权、统治集团、种族关系、阶级斗争、农民战争等方面及相关思想的总结批判上贡献良多，也终究只是残缺片面的，其批判的部分也会是不合格的。

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本编“首论”阐述汉初以来“革命”理论的遭逢、流变与各阶段政治实际紧相关联的态势，以此解释王莽禅代及光武革命的思想背景，同时也为“二论”魏晋以来的禅让易代模式，“三论”十六国北朝各族标榜革命而称王称帝的相关问题，在其所承历史渊源和思想理论背景上做了铺垫。由此揭出的历史进程和思想进程，是王朝体制在解决易代难题时的逐渐成熟，是尧舜禅让、汤武革命说所寓政治原理经汉魏以来王朝易代实践而深入人心和发展修正，从而演出了“禅让革命”和“北族革命”的新样态。于中可见王朝绝非只是专制集权官僚政治的代名词，其思想内涵之丰富，制度构成之多样，得膺正统的前提之严肃，均远超今人之印象。围绕王朝体制、王朝谱系和王朝易代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构成了华夏—汉文明系统中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亟待明确、充实的主体内容。而其在汉魏以来续被群雄操弄利用的历程，亦极为生动地展现了相关核心价值和政治准则易于沦入的异化困境，即便其也推崇尧、舜、汤、武之道，并可在“顺天应人”的自我辩护上达到逻辑自洽，这种核心价值和准则的异化困境仍意味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足以导向政局动荡不安和朝代的短命衰落。

这三篇文章的写作断断续续长达十年，其最终样态与原先计划自然已有所不同。如原先设想应有“四论”隋唐革命一波三折，其余绪则可把五代和赵宋的建立也涵盖进来。但写到“三论”之末，觉得其义已尽，接下来多是史实铺陈而应就此收住。还有一些变化是在具体考察魏晋以来相关历史的过程中，对禅让、革命及王朝体制的看法有了进展，致使三文之间在某些问题的表述上不无差异，本书定稿时即对此做了调整。此外，在撰写过程中越来越觉得有必要上溯先秦时期革命和禅让问题形成、发展的脉络，却一直都缺乏时间和决心展开这一工作。直至疫情大起，鲜少外出而重读先秦诸子，仍感无力对之全面清理，只能就《论语·尧曰》首章所述二帝三王之道，尤其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之事做了补疏，也观照了秦汉以来王朝体制及其禅让、革命的态势，算是部分完成了自己的设想。在本书定稿时，这篇补疏列在第三编“经子发覆”之中，但其部分内容实可视为“‘革命’三论”编之序章，关注王朝易代问题研究的同仁无妨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