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革命”论退化与汉以来政治、思想的变迁
就这样，继景帝以来“革命”等同于易代改姓，昭、宣以来禅让入主“革命”内涵之后，王莽时期的实践，又为“革命”增添了新的样式，由“治历明时”导出的特定改制活动，开始成了“革命”外延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即汉初以来革命论退化的基本阶段和过程。从中不难看出，自从起于闾巷的高帝举起汤、武革命的旗帜，经两百余年历史风雨淘洗之后，《易·革卦》彖辞揭出的“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个早年确定的“革命”命题，实际上只要把“汤、武放杀”原型及其寓有的“反抗暴政”内涵剥离出去，就已完成了从被统治者的思想武器，到易代改姓的舆论工具的大回转，从而现成地构成了王莽及其后世追随者们所行禅代“革命”的思想背景和理论基础。说来好笑的是，这些禅代“革命”的过程，看起来竟仍如此完美地“顺乎天而应乎人”，且似更为准确地体现了“天地革而四时成”的变革更始本意。(80)仅此亦可见，忘记或背离了革命原型所寓的精神，是根本谈不上保持革命传统的，而衡量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唯一试金石，也根本不在炫人耳目的发展或润饰，而在于革命成功后能否切实坚持被统治者反抗暴政的正当权利。
综观西汉革命论退化的历程，确与今文学存在着密切关系。这倒不是因为革命、改制、禅让、受命等当时流行的政治范畴，其讨论者几乎均有今文学背景，而是今文学的整体品格使然。正是由于今文学自身的性格和革命论所寓的政治意涵，使两者不能不在当时政局的递嬗和政治思想的转折发展中结下不解之缘，从而演出革命论在今文家递次展开的阐释中不断退化的场景。
这里不能不指出的是，有不少学者，包括蒙文通先生这样杰出的学者，仅据当时相关讨论者的今文学背景和今文学文献的部分论述，就得出了西汉今文学富于“革命精神”的结论。这些研究既没有把西汉今文家的微言大义，放到战国以来革命论所处的历史发展链条中来认识，甚至也没有将之放入这些今文家自身的学说系统中来讨论。例如，董仲舒这位独尊儒术的重要发起者和继往开来的《公羊》学家，其为何并在什么基础上讨论革命问题？其理论核心究竟是“革命”还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大一统纲常伦理？难道汉武帝采行其说独尊儒术，或者说西汉官方学说的主旨，竟是要发扬革命的精神？(81)蒙文通先生的《孔子和今文学》一文已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这些问题，故其较蒙先生早年所撰《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一文增加了不少篇幅，用来批判董仲舒对革命论的消极作用，指出董氏把汤、武革命导致的夏、商、周更替，变换和诠释为“三代改制质文”，认为这是他改变了自己传承的学统，“来迎合汉王朝的需要”(82)。这些重要的补充体现了蒙先生在该问题上思考的进路，实际上却还是部分地回到了其早年《经学抉原》一文的结论：“今文者，朝廷之所好；古文者，朝廷之所恶者也。”(83)立为官学的西汉今文学是否“曲学阿世”之学还可以再议(84)，但要说其随本朝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的演进，已越益以大一统君臣纲常为其理论轴心和整体性格，揆诸当时《春秋》学甚盛和石渠会议前后齐学与鲁学、王、霸杂治与纯用德、礼的发展递嬗大势，应当是经得起考验的不易之论。(85)
大一统君臣纲常这个理论轴心的确立过程，显然有着较以往所见更为复杂的背景和原因。巩固一统帝国所需的理论形式当然不会自动现世，战国以来“儒分为八”和各家学说错综斗争又相互渗透的复杂态势，表明笼统而言的“儒术”，很难说现成就是维护一统帝国的天生宠儿。所有历史时期的主流思想或核心价值，都需要在交锋和斗争中磨洗陶冶而成，自应有其具体的契机、因缘和承载其交锋和斗争的相应论域。西汉一代政治思想与革命论纠结缠绕而转折变迁的史实，正是揭示这些早被岁月湮没的历史侧面的关键所在。
现在看来，高帝举义开国和汉初布衣卿相之局，自易滋生对平民英雄的崇拜和革命抗暴的认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革命”态度、观念和后续的理论问题，一直都是汉初以来思想界纠缠和交锋不休的重要线索。循此线索切入，陆贾所谓“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不仅说明了工作重心转移的迫切，亦体现了起义者换位为统治者，讴歌革命转为防范革命的必要。(86)而黄老学说被按“无为”的方向来渲染，又何尝不是叫革命者“与民一起休息”的意思？到景、武时期汉家统治渐形稳固，可以不甚顾忌高帝的革命形象和遗产，革命的后代越益清楚地变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守护者后，虽然不乏争辩和斗争，革命论的退化和政治思想的转折显然大势已定。终于以《春秋》大一统说打动帝心而崛起独尊的儒术，也包括崛起于景帝时期又由董仲舒诸人发扬光大的《公羊》学在内(87)，作为官学自须配合统治者角色变换和重心转移的需要，以厉行强调君臣纲常和维护现有统治秩序为职志，今文家们即便仍以“曲学阿世”自惕，实际上却不能不一再从其原来的立场上后退。就像他们既要为汤、武的放杀辩护，却总在以修正革命的内涵为代价，以至于他们对“革命”的诠释，竟已丢掉了其因反抗暴政才顺天而应人的内核。
这样的理论转折，自然无助于天下的长治久安。民众对暴政的反抗，是不会因革命论形态如何而停歇的，思想界也很快随武帝以来的统治危机而进入了多事之秋。人们已再次面临被统治者反抗暴政的重大问题(88)，其流绪又渐集中于倡言或赞成王朝的让贤禅代，还是维护汉家一统江山的交锋斗争，双方的话语系统也还承袭和使用着“革命”“受命”之类的词汇。所不同的是，执掌大权的一方现在动辄以下狱杀人来做结论，而退化不止的“革命”，也早等同于改朝换代，进而又以禅让为其基本内涵，本已只涉一家一姓的天命转移，又找到了和平过渡的适当方式。因而昭、宣以来这场在汹涌暗流中展开的斗争，虽然看起来你死我活无比激烈，虽然胜利的天平随王莽出现而终于倒向了拥护“革命”的一方，其理论的实际进程，却早脱离了人民是否有权推翻暴政的方向，而是超越一家一姓的更替而进一步强化了代表宇宙和人间至理的君臣纲常。这样的趋向，客观上的确有利于把易代活动本身对君臣关系准则的必然冒犯，尽可能减轻到最低程度。
西汉今文学的政治品格和理论轴心，就是在这种矛盾斗争的统合过程中更趋鲜明起来的。赞颂当时今文家“革命精神”的学者，往往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景、武以来为汤、武放杀辩护的董仲舒、京房、谷永及《齐诗》后学之类固然是今文家，但演成董仲舒所述“今唯以汤、武之伐桀、纣为不义”局面的，更离不开依附官方立场的今文家们。同样，昭、宣以来直至汉、新之际，倡言禅让或易代说的，固然多为今文家，其反对派却更清一色是今文家。即此可断：拥护、反对，或围绕“革命”及禅让易代来表达经解和政见，都不能视为今文学独有的理论品格。禅让、受命、易代等问题常见于今文家的阐述，除说明相关论题越益成为政坛关注和政治思考的焦点外，更是出于代表官方学说的今文家言论更易形诸史臣笔端的缘故。说到底，一代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的转折变迁，要比儒学或今文学的发展更为波澜壮阔，是其间的种种错综事态决定了儒学或今文学的演化历程，而不是它们先天地引领和决定着时代潮流和其他各种思想观念的命运。
因而今文学或儒学这个筐子，并不是足以涵盖禅让易代等问题讨论的合适容器，这个讨论本来就属于革命论和一代政治思想的演化历程，其理论和现实意义都要比今文学或儒学所能范围的更具广度和纵深。可以设想，真要用今文学关于“三统更替”或“天命所授，非独一姓”之说，来为现实中的易代改姓辩护，就必然招致其一统纲常理论的严厉反弹和批判，所谓“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且不并立”(89)，从而陷入以今文学之矛攻今文学之盾的深刻对立。由此看来，王莽易代之前召集大批民间学者献书撰说，又力倡古文经学以之指导改制活动等事实，倒是可以表明：经过“纯用儒术”的元帝时期进一步涵养而发展到西汉末年的今文学，既然已把一统天下、君臣纲常之理发挥到了极致，也就必然会在易代改姓的理论和实践中处于两难，或虽可自圆其说而仍难匹敌其所阐纲常伦理的深入人心，以至于其在总体上已很难一力担当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然则当王莽谦恭流言纷飞之时，易代“革命”既势在必行，其更富朝气和更为适用的理据何在？“革命”的发起和拥护者又将何以自处呢？
在经学一尊的时代要为改朝换代提供新的理据，自然不能完全离开经学来另搞一套，那适足以制造阻力，更不可能有说服力和权威性。在当时，这类新的理据总的是要能更加有力地论证新朝的“顺天而应人”。它们必须是一种新的经学形式，却不能完全以君臣大义为轴心而作茧自缚；要依傍又出入于今文学，又有更易操作的政治程序和制度内涵。对当时来说，这样的理论形态一部分已经现成准备好了，这就是尚处民间和禁中秘阁的古文经学。但古文学扎实而不神圣，繁琐而少玄妙，见微而难知著，例证周详而结论平淡，重书本文献而忽民间谣谚，立足于实际而不着眼于未来，尤其致命的是缺少对天命转移的系统阐述，因而必须以充满天命所归、神圣意旨的谶记预言，证据链条极长极多而所释无不圆转如意的纬书为之辅翼。清代学者有谓“六经明往之书，纬则知来之业”，且以佛教有显、密二宗而喻“经显教，纬密教”，可以说相当准确地概括了纬书的各种素质(90)。而若在此基础上再括一义：纬书是对宇宙万物现象的诠释，要在着眼于易代而明其气运理致，取今文学微言之长而辅古文学大义之短者也。这个问题自然不宜在此细说，但古文经学和纬书同时在成、哀以来崛起流行，且与当时政局及政治思想和革命论的转折演变紧相关联，当可断言其绝非偶然。
西汉往矣，新朝亦不旋踵而灭。光武帝本为汉室支裔，其在新莽乱政、汉犹被怀、烽烟四起之际举义旗、平群雄，被推为帝，基本上与高帝刘邦受命登位的过程属同一模式。渲染高帝功业和高举革命抗暴的旗帜，实为其践祚称帝前后的重大方略。(91)而其“革命”演化的全过程，一方面说明民不聊生之时，汤、武革命的抗暴传统必将再被继承和唤醒，其况正犹战国末年汤、武放杀已多被否定，一到秦末刘邦却可再举此旗那样；另一方面，光武帝掀起的这场“革命”，也还是不免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转折中，重蹈汉初以来的退化覆辙，继承下整个西汉革命论退化的遗产；更因汉、新之际政治思想和革命论的交相递嬗，包括古文经学和纬书盛行等新的历史前提而呈现出“图谶革命”的新特征，透露出“革命”主旨进一步从抗暴转向卫道的新趋向，再翻出“符命论”“正统论”等新讨论(92)。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西汉初年到东汉初年革命论所呈现的这个回澜曲折的周期，要当以古典革命论终结和中古革命论起步为其主线，而其种种侧面，业已体现了我国近代以前所有“革命”事件及其理论形式的基本要素和轮廓。
(1) 就一般意义而言，“革命”即大众投身于中的剧烈社会变革。关于我国传统思想中的“革命”，亦即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所称“狭义的革命”，晚清今文学多有讨论。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301—1311页。如康有为述孔子为“制法之王”，其法足以指导革命改制而致太平之治。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94—213页。皮锡瑞《经学通论》四《春秋》之首条，即述“《春秋》大义在诛讨乱贼，微言在改立法制”。皮锡瑞：《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春秋》部分第1页。陈柱《公羊家哲学》首篇即为《革命说》，断言“《公羊传》之说《春秋》，甚富于革命思想”。即承晚清今文家言而阐其义。陈柱著、李静校注：《公羊家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20页。自来涉入这一论题的其他文著，除后文所述蒙文通、刘小枫先生的相关成果外，还有宫川尚志：《禅譲による王朝革命の特質》，载《东方学》第十一辑，1955年；渡会显：《漢代儒教国教化に関する二、三の考察——王莽の禅譲革命をめぐって》，收入《牧尾良海博士頌寿記念論集——中国の宗教、思想と科学》，东京国书刊行会，1984年；孙家洲：《先秦诸子论“汤武革命”》，载《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1期；葭森健介：《六朝貴族制形成期の吏部官僚——漢魏革命から魏晋革命に至る政治動向と吏部人事》，收入（日本）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续编》，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5年。
(2) 如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卷十《灾异例第三十》之末释曰：“……夫陈说先王而失谴告之旨，谓之不学无术，魏以后儒者是也；讳其事应之着，而不肯戚言于上，谓之曲学阿世，谷永、翼奉之徒是也。”阮元编：《清经解》（以下简称《清经解》）第一百五十三种，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10090页。清人好讥汉儒为立学干政而“曲学阿世”，谷永习《京氏易》，翼奉习《齐诗》，皆善说灾异而为西汉革命论代表人物，刘氏亦归之入此辈。又迮鹤寿撰有《齐诗翼氏学》四卷，专门讨论和推演了《齐诗》和《诗纬》中的“四始五际”及“革命”“革正”等说。王先谦编：《清经解续编》（以下简称《清经解续编》）卷一二八，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4326—4334页。稍后陈乔枞撰《齐诗翼氏学疏证》二卷，逐句笺释了《汉书·翼奉传》所载翼氏《诗》学的有关内容。《清经解续编》卷一六二，第5861—5872页。陈乔枞在《三家诗遗说考·齐诗遗说考》五《小雅一》中，又整理了《齐诗》“四始五际”说及其所含革命论的基本资料。《清经解续编》卷一五九，第5636页。另参周予同《经今古文学》五《经今文学的复兴》，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23页。
(3) 如清末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之《自序》述嘉、道以来，此书大显，学者“益知钻研《公羊》，而如龚、刘、宋、戴之徒，阐发要眇，颇复凿之使深，渐乖本旨。承其后者，沿讹袭谬，流为隐怪”。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以下简称《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2页。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三章论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有曰：“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刘逢禄、龚自珍、陈立辈，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与彼异。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30页。
(4) 二文俱收入蒙默编：《蒙文通全集》册一《儒学甄微》，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56—80、315—363页。据蒙默写在《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文末的附注，此文乃合《汉儒之学源于孟子考》《非常异义之政治学说》《非常异义之政治学说解难》三文（发表于1937年3月至1938年1月）而撰成，1940年发表于《志林》第2期。《孔子和今文学》一文即在此基础上改写而成，收入《孔子讨论文集》第一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
(5) 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其古代部分主要由《〈易传〉汤武革命论及其释义学》《汉代今文家的“素王”革命论》和《心学成圣论与儒家革命精神》三章构成。第33—75页。
(6) 如刘师培《两汉学术发微论》之《两汉政治学发微论》，从民权角度讨论汉代政治思想，涉及了董仲舒、盖宽饶、刘向所说的受命易代问题。《刘申叔遗书》上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30—532页。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略为其后来所撰《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的雏形，其中多处讨论了汉魏间的受命、改制、禅让问题。参看其第一章《阴阳五行说及其理想中的政治制度》、第四章《汉代受命改制的鼓吹与其实现》，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第1—7、18—23页。钱穆《孔子与春秋》欲破清末以来今、古学壁垒而疏通有关史实，亦论及了汉来的受命、改制诸问题。氏著《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63—317页。
(7)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曾述道咸以降学者“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即指出了这一缺陷。徐兴无编：《王国维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344—346页。即便是蒙文通先生上引二文，对“革命论”在《齐诗》《京房易》《公羊春秋》中究竟占有何种地位，西汉今文经学到底是否以“革命”“素王”学说为中心等关键问题，基本上也还是承“今文家法”为说，并无可信的史学论证。
(8) 如安居香山《纬书与中国神秘思想》第五章《中国革命的特点》4《中国革命和预言》（田人隆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0—138页）；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第九章《经学思想“从宗教到哲学”的演变历程》四《禅让与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45—454页）。
(9) 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以下简称《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37—438页。更早的如《尚书·牧誓》《多士》载武王牧野誓师和周公告诫殷人，都说伐纣代殷是“恭行天罚”，“明致天罚”《；多士》且述“成汤革夏”“殷革夏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以下简称《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3、219—220页。据此而推，以周革殷命比于“殷革夏命”的“革命”说，有可能是周人伐殷的舆论准备和自我辩护方式，所谓“恭行天罚”，实已含统治合法性来自天命而落实于人事的观念，似为革命抗暴应天顺人的前声。
(10) 分见《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论卫人出君之事、昭公三十二年赵简子论季氏出君之事。又《管子·形势解》：“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贵显而子孙被其泽。桀、纣、幽、厉，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伤而子孙蒙其祸……汤、武征伐无道，诛杀暴乱，以致民利，故明主之动作虽异，其利民同也。”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以下简称《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183—1184页。1993年出土于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的《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上不以其道，民之从之也难。”《尊德义》：“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命，而从其所行。”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五种》二《郭店1号墓简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04、213页。
(11) 《易·系辞下》第七章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第十一章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周易集解纂疏》，第659—670、677页。《革卦》彖辞说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切合于《系辞》的这些推测，可释为忧患意识下的“危言”，除强调被统治者权利外，其部分义涵有类于《尚书·召诰》谓“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诗·大雅·荡》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十三经注疏》，第213、554页。无论《易传》是否孔子所作，其对革命的肯定正以“顺天应人”为前提条件，且与《尚书·多士》周公说“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一脉相承。《十三经注疏》，第219页。
(12) 《孟子·梁惠王下》述“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又《尽心下》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其主张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以下简称《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45、959页。
(13) 《荀子·正论》：“能用天下之谓王，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谓之王，天下去之谓之亡，故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也。”王先谦：《荀子集解》（以下简称《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22—326页。魏徵等撰《群书治要》卷三六引《尸子·贵言》：“臣天下，一天下也。一天下者，令于天下则行，禁焉则止。桀、纣令天下而不行，禁焉而不止，故不得臣也。”其理与荀子相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619页）。又《管子·形势解》有“人主之所以使下尽力而亲上”及“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之说，《版法解》有“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之语，可见上引《荀子》《尸子》说所来有自。《管子校注》，第1088—1089、1126页。
(14) 张清常、王延栋：《战国策笺注》（以下简称《战国策笺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51页。《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载其文，“割地效实”作“割地包利”，“放杀”作“放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45页。
(15) 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第738—739页。
(16) 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以下简称《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50—251页。
(17) 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以下简称《韩非子集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07页。
(18) 《史记》，第2549页。
(19)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06—2007页。
(20) 参《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卷四八《陈涉世家》、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第316—317、1954—1956、2575—2576页。
(21) 《史记》，第2040页。
(22) 帮助进一步树立刘邦的这种革命形象的，便是西汉前期以来盛传的高帝斩蛇起义神话。参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关于高祖神话的讨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1—73页。
(23)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正义》，第459页。《史记》卷九七《陆贾列传》。同书卷一二八《龟策列传》载卫平说宋元王有曰：“取之以暴强而治以文理……汤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为经纪。”（第2699、3235页）其说即陆贾逆取顺守说之所本。
(24) 《史记》，第3122—3123页。
(25) 汤志钧先生认为“黄生即《史记·太史公自序》‘习道论于黄子’的黄子，是汉初黄老学派的主要人物，他引用的冠履论证也见于太公《六韬》佚文和《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见汤志钧等：《西汉经学与政治》第一章《黄老之治和儒家独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19页。今案，“黄生”若即“黄子”，则其与辕固生之争就有了黄老学派与儒学相争的意味，然此事并无确证。从持论看，说黄生是《春秋》学者亦无不可。
(26) 《荀子·正论》篇：“世俗之为说者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是不然……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荀子在此同时为尧舜禅让和汤武放杀做了辩护。《荀子集解》，第322—326、331—336页。又前引《韩非子·忠孝》篇力诋尧舜禅让和汤武放杀“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可见战国末年相关讨论展开之况，而《春秋繁露》此篇即承此而来。
(27) 《春秋繁露义证》，第219—221页。苏氏《义证》以为此篇“非董子文”，然其所举理由类多牵强，如述董仲舒“恶秦特甚，此云周无道而秦伐之，与汤武相提并论”为不可能。今案《淮南子·泰族》：“故汤处亳七十里，文王处丰百里，皆令行禁止于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故得道则以百里之地令于诸侯，失道则以天下之大畏于冀州。”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以下简称《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89页。《说苑·君道》述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以下简称《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1页。又《法言·五百》：“或问：其有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秦已继周矣，不待夏礼而治者，其不验乎？”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以下简称《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61页。以此观之，董仲舒述“周无道而秦伐之”似无不可。
(28) 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第743页。这里其先言《易·谦卦》之理，再申此论，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的《经编·易类》辑《韩氏易传》卷上《嗛卦》，引此以明《易》理。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64页。前此之论，如《墨子·七患》述墨子曰：“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同书《明鬼下》以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上诟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万民”为其灭亡之因。孙诒让著、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以下简称《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221—223页。
(29) 《说苑校证》，第100、152页。
(30) 如董仲舒此处便引用了《诗·大雅·文王》中的“天命靡常”章，前引史墨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亦是此意。关于天命不常及“天命靡常，惟德是亲”或“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等观念在殷周时期的发展，参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收入所著《青铜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65页；另参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中卷第一章《周初人之帝、天》、第二章《周初之天命无常论》，收入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603—628页。
(31) 《汉书》，第3466—3468页。
(32) 所谓“垂三统，列三正”，当即“三统论”以夏为黑统，殷为白统，周为赤统，各有其正朔服色等制，依次循环往复之说，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春秋繁露义证》，第183—213页。但夏、商、周三统三正的更替，正是通过汤、武革命而实现的，故谷永所述，实际仍立足于汤武革命而观照后世易代改姓之事。
(33) 当时语例，尧、舜以上往往称“圣”不称“贤”，与“去恶夺弱”相连的“圣贤”只指汤、武。前引董仲舒文有述：“儒者以汤、武为至贤、大圣也，以为全道究义，尽美者，故列之尧舜，之谓圣王，如法则之。”是当时儒者公认汤、武为“至贤、大圣”而近乎尧、舜。又《白虎通·圣人》“论古圣人”：“何以言禹、汤圣人？《论语》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与舜比方巍巍，知禹、汤圣人。《春秋传》曰：‘汤以盛德，故放桀。’”可见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前，人们公认尧、舜为圣，而禹、汤是否圣人仍有疑问。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以下简称《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36页。
(34) 《孟子·公孙丑上》：“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孟子以汤、武为“以德行仁”之王，而非“以力假仁”的霸者。《孟子正义》，第221页。
(35)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注引《献帝传》延康元年十一月辛亥太史丞许芝条上魏国受命之符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5页）。其中的“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典出《易·系辞下》，《周易集解纂疏》，第682页。蒙文通《孔子和经文学》一文引此，以为“应”当作“靡”，形近而讹。又《汉书》卷八五《谷永传》载其学“于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灾异”（第3472—3473页）。
(36)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叙《律书》曰，其下文又提到“《司马法》所从来尚矣”（第3305页）。《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兵家类后叙曰：“……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第1762页）是《司马法》相传为汤、武用兵之遗事。
(37) 《汉书》，第3172、3173、3175页。
(38) 《汉书》卷七五《翼奉传》载元帝诏求直言，奉奏封事有曰“诗有五际”，师古注引应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也。”又引孟康曰：“《诗内传》曰：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第3171页）历来多以孟康引《诗内传》文为辕固生所作，乃《齐诗》“五际”说之正解。
(39) 以上俱《毛诗正义》卷一《诗大序》“是谓四始，诗之至也”《孔疏》引。《十三经注疏》，第272页。又《后汉书》卷三〇下《郎
传》载郎
顺帝阳嘉二年公车征，复对尚书陈说灾异，亦引《诗泛历枢》曰：“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其若干文字与郑玄所引不同，
且解释“神在天门”句为“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兴衰得失，厥善则昌，厥恶则亡”（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65页）。
(40) 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齐诗遗说考》卷一《国风一》说《诗纬》“盖《齐诗》之学也”。《清经解续编》卷一五九，第5617页。《齐诗》与《诗纬》学缘虽近并不等同，迮鹤寿《齐诗翼氏学》卷一《戊际为十月之交解》据孟康所引《诗内传》文以卯、酉、午、戌、亥为五际之目，述纬书“卯、酉、午、亥四际袭用《齐诗》旧说，独土行一际，则改戌为辰”。便指出了其间差异。《清经解续编》卷一二八，第4327页。
(41) 参冯浩菲：《历代诗经论说述评》四《关于“四始”》及其所附之《齐诗五际说图解》，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22—130页；张峰屹：《翼奉诗学之五际说考释》，《郑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郜积意：《齐诗五际说的殷历背景——兼释汉书翼奉传中的六情占》，《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2008年第5期。
(42) 《毛诗正义》卷一《诗大序》“四始”条《孔疏》又引《诗泛历枢》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其后文则据郑引《春秋演孔图》和《诗泛历枢》文，认为“五际”即“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阴谢阴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十三经注疏》，第272页。然《齐诗》早亡，孔疏所引的《诗泛历枢》文语焉不详，孔疏行文更显示其“亥为革命”以下文字，仅为孔氏之推论，然至今仍有不少研究者直接将之作为《诗纬》甚至《齐诗》翼氏学的内容来看待，这至少是需要另以证据来加以说明的。有关资料可参陈乔枞《诗纬集证》卷一《推度灾》对“卯酉之际为改正”，卷二《泛历枢》对“大明在亥，水始也”及“卯酉之际为革正，午亥之际为革命”，卷三《含神雾》对“下叙四始，罗列五际”等佚文的考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7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77—778、786—788、799—800页。
(43) 五际说不是说现实中每逢“亥”际皆有革命，气数的转移消长只是革命或改正的条件，其是否真正发生，还要取决于其他因素，故孔疏既有“亥为革命”之文，又有沟通天、人的“亥为天门，出入候听”之说。
(44) 《汉书》卷八八《辕固传》，第3612页。
(45) 《史记》，第759—760页。
(46) 《索隐》以为这里的“贤者”“天下雄”“大圣”皆指高帝。据太史公此《序》开篇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是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云云，固然着眼于高帝而实亦兼指陈、项而言。《史记》，第760页。
(47) 《集解》引《白虎通》曰：“圣人无土不王，使舜不遭尧，当如夫子老于阙里也。”可见无土不王说到东汉时期已经发展成为官方口径。这当然是与司马迁借陈涉之口宣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立场相对立的。《史记》，第760页。
(48)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叙《陈涉世家》曰：“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第3310—3311页）在时人的眼中，司马迁为陈涉立“世家”，而以汤、武比陈涉，当然是拔高了陈涉而抑低了汤、武的地位。
(49)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载其答壶遂问《春秋》之旨有曰：“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第3297—3298页）这段言论常被认为体现了董仲舒《公羊》学的《春秋》义旨，可称是时人眼中《春秋》学要义和地位的典型表述，其中处处观照了革命放杀之事，而太史公对此的态度显然是恶者自恶，弑者自弑，功、罪两不相掩。
(50) 这个预设已把天—王—民固化为某种先天等级或神圣秩序，王在其中的地位相当于由天任免的官职，民可以影响天的任免而终究归王所治，其与天子—百官—编户的现实秩序显然存在着某种关联，其相较于先秦以来的“民为重”理论显然已大为退步。
(51) 《汉书》卷七五《京房传》述其“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据师古注引孟康曰，其法“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时各专王之气。各卦主时，其占法各以其日观其善恶也”（第3160页）。《京氏易传》卷上《革卦》：“二阴虽交，志不相合，体积阴柔，爻象刚健……天地革变，人事随而更也。建始丁亥至壬辰，水土配位，积筭起壬辰至辛卯，周而复始。”程荣纂辑：《汉魏丛书》（以下简称《汉魏丛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页。可见其理论形态与《齐诗》五际说有相类处。又《焦氏易林》中有关汤、武革命的，如其《中孚之第六十一·革》“：五精乱行，政逆皇恩，汤武赫怒，天伐利域。”正是把汤、武放杀桀、纣的合理性与当时“五精乱行”所体现的天命联系在一起的。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卷一六，收入《尚秉和易学全书》第二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088页。
(52) 《汉书》卷七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史臣赞曰：“……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第3194—3195页）这里以董仲舒、京房、翼奉等人为西汉各阶段“推阴阳言灾异”的代表人物，足见这三种辩护的完整理论形态，皆具有“借经设义，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的神秘主义特点。
(53) 何晏《论语集解·八佾》此条引孔安国注：“《韶》，舜乐名，谓以圣德受禅，故尽善；《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尽善。”《覆正平本论语集解·八佾》，黎庶昌辑：《古逸丛书》上册，扬州：广陵书社，2013年，第21页。《论衡·齐世》：“孔子尤大尧舜之功，又闻尧禹禅而相让，汤武伐而相夺，则谓古圣优于今，功化渥于后矣。”黄晖撰、梁运华整理：《论衡校释》（以下简称《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12页。自后儒生大抵皆以尧、舜禅让而汤、武放杀辨其高下，这大概正是汤、武在很长时期内不得跻身尧、舜等圣人之列而只被看作“至贤”的重要原因。
(54) 周初以来述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的标准口径是恭行天罚，如《尚书·多士》载周公代成王训诫殷民，述夏桀无道，上天“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又述“今惟我周王丕灵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十三经注疏》，第219—220页。在这种口径下，自然不会关注放杀桀、纣有什么副作用，认为放杀乃以下犯上留有隐患遗憾的观点，要到战国以来才逐渐占据主流。
(55) 这当然有一个发展过程，《墨子·三辩》载程繁问墨子以乐，墨子答以“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墨子虽以为汤、武不若尧、舜，却并不以禅让和放杀分其高下。《墨子间诂》，第38页。《郭店楚简·唐虞之道》极颂尧、舜禅让之盛，至以为“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然其又说“爱而征之，虞、夏之治（李零认为治当训作始）”，以为用武力征伐不服与禅让都是治理天下的必要。反映当时已极推崇尧舜禅让，征伐放杀则居于其次。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五种》二《郭店1号墓简册》，第193—194页。《盐铁论·论勇》：“文学曰：……以道德为城，以仁义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为胄，以仁义为剑，莫之敢当，莫之敢御，汤、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当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细矣。”所述高下已显然有别。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以下简称《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36—537页。
(56)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始建国元年正月停金刀之币诏（第4108—4109页）。
(57) 《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载刘歆作《三统历》，引《易·革卦》彖辞“汤武革命”为说（第979—980页）。则刘歆即把王莽易代上比于汤武“革命”。其前文载歆典领钟律，条奏其事引“《书》曰：先其算命”。师古注此为“逸《书》也，言王者统业，先立算数以命百事也”（第956—957页）。而《容斋四笔》卷一二“治历明时”条引刘歆所据逸《书》文及师古注，“先其算命”作“先其革命”，是宋本《汉书》如此，后方讹“革”为“算”，或后儒误改。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54—755页。
(58) 王莽赴高庙受刘邦的传位金策书，还至未央宫前殿“即真天子位”。这个由开国皇帝之灵策书禅位的方式，比于尧舜禅让之式为变体。见《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第4095页。
(59) 《孟子·万章上》：“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意一也。”《孟子正义》，第652页。这是对孔子论尧、舜与汤、武高下的发挥，也是对《论语》数处述尧舜禹汤武之事大旨的概括。董仲舒《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述“儒者以汤武为至圣大贤也，以为全道究义尽美者，故列之尧、舜，谓之圣王，如法则之”。《春秋繁露义证》，第220页。扬雄《法言·孝至》：“尧舜之道皇兮，夏殷周之道将兮，而以延其光兮。或曰：何谓也？曰：尧舜以其让，夏以其功，殷周以其伐。”《法言义疏》，第534页。这是把尧舜禅让与殷周征伐并列而以前者为优，把从禅让变为传子的夏单列。班彪《王命论》开头即言尧舜禅让与汤武革命，皆有天下，“虽其遭遇异时，禅、代不同，至于应天顺人，其揆一焉”。《文选》卷五二《论二》班叔皮《王命论》，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17页。《论衡·齐世》：“尧舜之禅，汤武之诛，皆有天命，非优劣所能为，人事所能成也。使汤武在唐虞，亦禅而不伐；尧舜在殷周，亦诛而不让。”是其至东汉已被公认。《论衡校释》，第812—813页。
(60) 《汉书》，第3154页。
(61) 《汉书·眭弘传》载弘字孟，死五年后“孝宣帝兴于民间，即位，征孟子为郎”（第3154页）。关于宣帝身世及登位谶兆的关系，参张小锋：《“公孙病已立”谶言的出现与昭帝统治局势》，《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62) 《汉书》卷七七《盖宽饶传》，第3247—3248页。
(63) 《汉书》卷八八《儒林韩婴传》述“宽饶本受《易》于孟喜，见涿韩生说《易》而好之，即更从受焉”。又述韩生“尝受《韩诗》，不如《韩氏易》深，太傅故专传之”（第3613—3614页）。是《韩氏易》义甚深，其中有关革命论的内容，可于《盖宽饶传》所引大意见其一斑。又《韩氏易传》虽早佚，然前引《韩氏外传》卷八引《易·谦卦》而说桀、纣富有四海丧德而亡，是其亦言汤、武放杀之证。
(64) 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第九章《经学思想“从宗教到哲学”的演变历程》四《禅让与革命》述西汉前、中期学者喜言革命，“到西汉末期则纷纷放弃‘革命’说，改从‘禅让’说”（第454页），便指出了这一转折。
(65) “汉命衰绝”说成、哀以来渐成朝野共识，《汉书》卷九七下《外戚传下·孝成许皇后传》述刘向、谷永论建始元年以来的种种灾异，“斯昭阴盈溢，违经绝祀之应”（第3979页）。这显然是以戒惧和挽救汉室为立足点的，《汉书》卷七五《李寻传》载哀帝一度以“汉历中衰，当更受命”，下诏改元“太初元将”，改称“陈圣刘太平皇帝”（第3193页），也是这种挽救的体现。而王莽集团对“汉命已绝”说的推波助澜和利用，则是以置之死地为特征的，如扬雄《剧秦美新论》云汉朝“帝典阙而不补，王纲弛而未张，道极数殚，暗忽不还。逮至大新受命，上帝还资，后土顾怀，玄符灵契，黄瑞涌出”。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汉朝的代表作。《文选》卷四八《符命》扬子云《剧秦美新论》，第680页。
(66) 蒙文通《孔子和今文学》指出：西汉今文学的革命、禅让学说，“为王莽的篡取政权提供了理论，把王莽推上了皇帝的宝座”。《蒙文通全集》册一，第361页。钱穆《孔子与春秋》则说：“盖宽饶、眭弘都为公开请求汉室求贤让位，招致了杀身大祸。但禅国让贤，新王受命的呼声，依然不能绝，终于逼出了王莽。”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84页。
(67) 《十三经注疏》，第119页。
(68) 《覆正平本论语集解·尧曰》，黎庶昌辑：《古逸丛书》上册，第100页。
(69) 《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誉，征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羲和刘歆等典领条奏，言之最详。”（第955页）同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载元始四年召集“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第4069页）。
(70)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系其事在元始五年。收入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108—109页。
(71) 《汉书》，第979—980页。
(72) 《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述其时刘歆“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其文有曰：“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登降三统之首，周还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统之正，始施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统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黄，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统受之于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三微之统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与三统相错。《传》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则三统五星可知也。《易》曰：‘参五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而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其于人，皇极统三德五事。”（第979、984—985页）
(73) 《史记》卷二六《历书》谓“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索隐》释其为“推本天之元气行运所在，以定正朔，以承天意”（第1256页）。并参《礼记正义》卷三四《大传》“改正朔、易服色”条孔疏，《十三经注疏》，第1506—1507页。
(74) 《汉书》卷二一下《律历志下》录《世经》改定尧、舜、夏、商、周的五德更替次序为赤火、黄土、白金、黑水、木青（第1013—1015页）。这显然是据上引《三统历》“三五相包而生”之理的排序，要害是把尧、舜的禅让易代和汤、武革命实现的夏、商、周更替，编列为一个具有三统论内涵的行次系统。王莽正是据此排定新朝行次和统系承汉为土德、白统的。
(75)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第4095页。关于这些制度及王莽继而封国、命官等事与三统论的关系，参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二四《王莽的受禅及其改制》，《古史辨》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97—617页。
(76) 《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第956页。其前文载武帝造《太初历》时，邓平、落下闳实际主持其事，“其法以律起历”（第975页）。而刘歆的方法是“推历生律制器”，这种理念和次序上的颠倒，反映了《太初历》相对依赖实证，而《三统历》更多灌注了政治要求的差异。
(77) 据《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可以推知当时确定长度的之法，是以“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第966页）。为什么要以“九十分黄钟之长”来分割长度？则是因为“黄钟为天统，律长九寸”，九为天数（第961页）。为什么“律长九寸”？除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一分来校准外，还应是靠律管应候飞灰之法来决定，而四分四至节气物候皆由历法推定。
(78) 参邢义田：《月令与西汉政治——从尹湾集薄中的“以春令成户”说起》，《新史学》第9卷第1期，1998年；于振波：《从悬泉置壁书看〈月令〉在汉代的法律地位》，《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5期；杨振红：《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论月令源流》，《历史研究》，2004年3期。杨文忽略了悬泉置壁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正是元始五年刘歆定毕《三统历》后，由王莽奏请太皇太后颁行全国的，也就没有关注“五十条”及其颁行与王莽起明堂、辟雍、灵台及刘歆定律历等事的关系。
(79) 这个逻辑在武帝定《太初历》时已经形成，《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载武帝以倪宽领衔议改历纪，宽奏有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创业变改，制不相复”云云（第975页），即其体现。《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则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即所以体现其受命而王也。《春秋繁露义证》，第185页。
(80) 《容斋四笔》卷一二“治历明时”条，即据刘歆定历而引《革卦》彖、象辞，又据颜师古注刘歆《钟律书》引逸《书》之文，认为“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无非是说王者受命必治历明时而应天顺人，“所云革命，盖谓是耳，非论其取天下也”。洪迈：《容斋随笔》，第754—755页。洪氏的这一看法其实并不新鲜，蔡邕《历数议》：“汤、武革命，治历明时，可谓正矣。”《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八《蔡邕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37页。徐幹《中论·历数》：“及夏德之衰而羲和湎淫，废时乱日，汤、武革命，始作历明时，敬顺天数。故《周礼》太史之职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比洪氏说得更加清楚。徐幹撰、孙启治解诂：《中论解诂》（以下简称《中论解诂》），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48页。其实这种观点早有苗头，《郭店楚简·语丛一》：“《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是战国已认为《易》之要在通天人之道。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五种》二《郭店1号墓简册》，第245页。又《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载刘向在成帝元延中因灾异奏言王氏将为祸乱，述“昔孔子对鲁哀公，并言夏桀、殷纣暴虐天下，故历失，则摄提失方，孟陬无纪。此皆易姓之变也”（第1964页）。战国以来流行孔子与鲁哀公对答之语甚多，这一则说明自来相传孔子与鲁哀公论桀、纣暴虐，历不正而天象月日皆乱，遂为易代预兆。其中即暗示了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与治历明时的内在关系。
(81) 参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秦汉思想简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5—176页；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增补第三版）》第五章《董仲舒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1—179页。
(82) 蒙文通：《孔子和今文学》，《蒙文通全集》册一，第329页。
(83) 蒙文通：《经学抉原·今学第四》，《蒙文通全集》册一，第249页。此文雏形，亦即蒙先生更早所撰的《经学导言》二《今学》则说：“皇帝不爱的书，便不能立博士，博士也就排斥他们。他们的学问只好传授于民间，也不必跟着皇帝说，后来便与博士的学问分成两派，便分了个今文、古文的差别。简切说来，便是跟着皇帝的一派就叫作今文，皇帝不爱的一派便叫古文。”《蒙文通全集》册一，第198页。
(84) 《史记》卷一二一《儒林辕固生传》载武帝时固与公孙弘俱被征，固诫之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第3124页）同卷《董仲舒传》亦载“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第3128页）。可见同属今文学，与当朝的关系还是相当不同的。
(85) 参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四章《“纯任德教，用周政”——西汉后期和王莽的改制运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67—393页。
(86) 《论衡·超奇》：“高祖读陆贾之书，叹称万岁。”所说本于《史记·陆贾传》载“贾著《新语》，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论衡·书解》则述“高祖既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败，陆贾造《新语》，高祖粗纳采”。“叹称万岁”是要说明《新语》甚合当时之要，“粗纳采”则是汉初未能尽遵陆贾建议的写照。《论衡校释》，第617、1156页。
(87) 参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先秦儒家思想的转折及天的哲学的完成——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2—184页。林聪舜：《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第六章《帝国意识形态的建立——董仲舒的儒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4—199页。
(88) 《盐铁论·地广》：“大夫曰：汤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国千里，非贪侵也；所以除寇贼而安百姓也。故无功之师，君子不行，无用之地，圣王不贪。先帝举汤武之师，定三垂之难，一面而制敌，匈奴遁逃，因河山以为防……由此观之，圣主用心，非务广地以劳众而已矣。”又同书《伐功》：“文学曰：古之用师，非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民思之者，若旱之望雨，箪食壶浆以逆王师。故忧人之患者，民一心而归之，汤、武是也。不爱民之死，力尽而溃叛者，秦王是也……”《盐铁论校注》，第208、494—495页。这里大夫和文学政见不同，但均从诛暴安民出发肯定了汤、武放杀，即反映了时人对汤、武革命问题的关注。
(89) 上引文前为刘向切谏成帝修陵过盛所言，后为刘向奏说王氏过盛之语。见《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第1961页。刘向即是同一位今文家既危言易代学说又力遏易代行为的典型人物，其立场和动机亦正如其自述：“圣帝明王常以败乱自戒，不讳废兴，故臣敢极陈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第1963页）。
(90) 张孟劬：《张孟劬先生书》（与叔明书），载姜忠奎：《纬史论微》卷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91) 东汉初年以来赞颂高帝革命的作品骤然而兴，其名作如《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下》的述《高纪》第一：“皇矣汉祖，纂尧之绪，寔天生德，聪明神武。秦人不纲，网漏于楚，爰兹发迹，断蛇奋旅。神母告符，朱旗乃举，粤蹈秦郊，婴来稽首。革命创制，三章是纪，应天顺民，五星同晷……”（第4236页）荀悦《汉纪》的《高祖赞》：“高祖起于布衣之中，奋剑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禅，不阶汤武之王，龙行虎变，率从风云，征乱伐暴，廓清帝宇……《书》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斯之谓乎！”其实质是对光武革命的讴歌。荀悦、袁宏撰，张烈点校：《两汉纪》（以下简称《两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57—58页。
(92) 《后汉书》卷三五《张纯传》载张纯建武十九年与朱浮共奏言，称光武帝“受中兴之命，平海内之乱”“兴于匹庶，荡涤天下，诛鉏暴乱，兴继祖宗”，虽“名为中兴”而“实同创革”（第1194页）。同书卷一七《冯异传》载其说光武帝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汉久矣。今更始诸将从横暴虐，所至虏掠，百姓失望，无所依戴。今公专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纣之乱，乃见汤武之功，人久饥渴，易为充饱，宜急分遣官属……”（第640页）。《艺文类聚》卷一〇《符命部·符命》引傅幹《王命叙》，述尧舜汤武以来，“虽五德殊运，或禅或征，其变化应天，与时消息，其道一也。故虽有威力，非天命不授；虽有运命，非功烈不章。自我高祖，袭唐之统，受命龙兴，讨秦灭项，光有万国。世祖攘乱，奄复帝宇，人鬼协谋，征祥焕然。皆顺乎天而应乎人也”。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以下简称《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89页。皆其反映。而《文选》卷三《赋甲·京都上》班孟坚《东都赋》述“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实始”（第31页）。《文选》卷四《赋乙·京都中》张平子《南都赋》述“方今天地之睢剌，帝乱其政，豺虎肆虐，真人革命之秋也”（第73页）。亦正以“建武革命”“真人革命”颂光武之业。另参陈槃：《秦汉间之所谓符应论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