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革命到执政：理论困境和修正的方向

为汤、武革命所做的以上辩护，本身就反映了质疑的普遍存在；而辩护的曲折、隐晦或神秘，适足以表明质疑的强大和难以抗御。由此可以推想，从汉初比高帝为汤、武而称颂其起义创业的伟绩，到景帝以来越益否定汤、武放杀所代表的伐无道、诛暴君之举，意味的是从讴歌革命到怀疑革命，从推翻黑暗统治到维护现有秩序的深刻转折。而这个切关于时代中心任务转移和统治合法性讨论主题变换的重大转折，很可能就是主导汉初以来思想界变迁和儒学主流迅速步入强调君臣纲常之轨的关键所在，也是在汤、武放杀或革命抗暴问题上反对派终于占据压倒地位的基本原因。

董仲舒上引文用一句话概括了当时这方面的形势：“今唯以汤、武之伐桀、纣为不义。”说明当时认为汤、武革命“不义”的，几乎已呈一边倒之势，而其核心观点显然沿袭了黄生驳斥辕固生之论：“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当此之时，维护既得利益和严守君臣大义既已被作为社会共识压倒了一切，辕固生那种“置高帝革命于何地”的发问，在已经站到革命对立面的高帝后代眼中纯属不合时宜，为革命辩护的一方，也就不能不在汤、武与高帝、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陷入了左支右绌的困境。《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序，感慨秦末陈涉、项羽、刘邦更替为王和汉家受命之事有曰：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鉏豪强，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45)

这篇序文的“王迹之兴，起于闾巷”云云，都是在称道秦末群雄举义(46)，其要害则尤在于强调高帝身为布衣而革命抗暴，创成王业，无愧“大圣”，以此否定了认为受命为王必出身高贵世有封土的“无土不王”论(47)。但其中提到“汤、武之王”云云，却还是沿袭了其事虽顺天应人而仍属“放、弑”的世间俗套。从而可见，即便是乐于把陈涉列乎“世家”、项羽纳入“本纪”的司马迁(48)，在讴歌高帝时顺便还能守住革命抗暴的底线，在对待汤、武革命时，却并没有坚持被统治者放杀暴君的正当权利。以史笔精湛且富叛逆精神的太史公而出现这种矛盾，足可说明当时以《春秋》大一统和君臣纲常说为代表、以维护现行统治为旨归的官方意识形态，业已在革命放杀问题上设置了多么严密的牢笼(49)，也已使革命的辩护派面临着何种压力。

其时陷入这种矛盾的，当然决不止太史公一人而已。董仲舒的汤、武不为“弑”之说，与其着力阐述的《春秋》一统纲常大义，难道就不存在冲突？《京氏易》以天命“去恶夺弱”之理，《齐诗》后学用气数期会之际为革命辩护，其中不也充满了矛盾？不仅如此，正如太史公上引文用两个“岂非天哉”的感慨转移了自己笔下发生的疑问那样，无论是董仲舒，还是《京氏易传》和《齐诗》后学，实际上同样是靠引入天道，才使自己为汤武所做的辩护与维护现存秩序的立场，获致超越于人间的统一性而自圆其说的。玄默而又征兆无穷的天，正是上述三种辩护躲避“革命论”困境的共同港湾。

在孟子“诛独夫”和荀子“汤武不弑君”说的基础上，董仲舒所做论证的重大发展，既不在夸大汤、武之德和桀纣之恶，也不在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式的民本理论，而是在“天命王者治民”的预设下(50)，架构了一种独特的“天定真假二王论”。即天之所予者，虽无王位而实为真王；天之所夺，即便此人仍占据着王位，也不过是“独夫”。真王放杀假王，那自然是“有道伐无道”，因而汤、武放杀桀、纣的正当性，最终来自永远正确的“天”，而德行、民意等其他所有因素，实际都已被放到了帮助天做出判断的辅助地位上。《京氏易传》和《齐诗》后学也都首先是对天意或天道做出特定解释，力阐革命合乎“去恶夺弱”的天意或以气数运历显示出来的天道，才得以论证了汤武放杀或革命变易的天经地义，其共同点都是让天来为强者夺弱和盛者代衰的革命变易背书。其中《京氏易传》“去恶夺弱”说所呈现的天意，看起来颇有几分理性主义的“物竞天择”意味，但从其中提到“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以及京房学《易》师从焦延寿而长于灾变占验等事来判断(51)，其完整的理论形态，自必与《齐诗》后学的“五际”说同入术数而饱含浓烈的神秘主义气息。(52)

尽管通过天而获得了正当性，但此“革命”已非彼“革命”。董仲舒就像孟子或荀子一样只为圣人举行的革命做辩护，《京氏易》的辩护对象又加上了强者或德、力兼备者，《齐诗》后学同时又为所有政治上的变革辩护。在这些辩护中，“革命”的内涵，已不约而同地遭到修正，而修正的方向，则不外是通过对“天命不常”或“天道变易”的演绎，把“革命”窄化为天命的易手、政权的更替，或将之泛化而归入形形色色的“革政”和变化。但改朝换代固然不失为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核心问题，却绝对无法涵盖革命的基本目标和过程，正如革命虽可以归入变革之列，却决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变化或改革那样。所有把革命窄化为易代改姓或泛化为革新改良的努力，都势必会抽去“革命”所本来寓有的被统治者抗暴权利，其要害则是站在巩固和改良统治的立场上，把革命诠释为维护天命和相应规则的过程，实际是把“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变成了一家一姓是坐庄还是下庄的庸碌游戏。

既然“革命”常被等同于王朝的易代改姓，其价值也就必须与易代改姓的各种方式来较衡短长。在董仲舒上引文中，汤、武放杀之所以要与尧、舜禅让放到一起来加以讨论，不仅是因为当时存在着对汤、武“专杀”和尧、舜“擅让”的批判，也是因为尧、舜禅让和汤、武放杀已被当作王朝更替的两大典型模式来看待，更是因为时人公认尧、舜禅让作为易代改姓的方式远比汤、武放杀可取，故董仲舒得以借汤、武与尧、舜并为圣人而得天命，来展开对其放杀桀、纣的辩护。这种把尧、舜禅让和汤、武放杀摆在一起来评骘高下的倾向，源头当在春秋时期。《论语·八佾》载孔子闻《韶》而称其尽善尽美，闻《武》而言“尽美矣，未尽善也”，就阐明了一种认为周武比于舜德尚有遗憾的观点。(53)这种观点在当时恐还不能算多数派(54)，但经荀子、韩非子争论而至董仲舒所处的时代，认为尧、舜禅让作为改朝换代的方式要比汤、武放杀更为完美，已可说是一种举世公认的立场。(55)故董仲舒上引文只用寥寥数语就完成了尧、舜并非“擅移天命”的论证，却要用大部分篇幅来着力为汤、武放杀辩护，这既是汤、武革命所受质疑已远较尧、舜禅让为多的反映，也是革命作为改朝换代方式的价值已被明显抑低的体现。

如果说董仲舒仍在孟、荀的轨道上竭尽维护汤、武的圣王地位，那么《京氏易传》的天意“去恶夺弱”说，就是直截肯定了汤、武革命非惟以德，抑且以力的性质。从当时的价值体系来看，包括从“不战而胜为上”的角度看，这也等于是坦承“革命”的价值要低于“禅让”。至于《齐诗》后学和《诗纬》，其几乎已把改朝换代的“革命”与王朝内部的“革政”等量齐观，而皆视之为气数历运交合际会的产物，这种神秘化和趋于琐屑化了的“革命”，看起来已无价值可言，内里却还是革命价值进一步降低的反映。是故革命的内涵一旦被修正为易代改姓的方式之一，甚至被修正为体制内的改革更化过程，而不再被看作被统治者反抗暴政的正当权利，其独特性或唯一性便已流失殆尽，贬值遂无可避免。

非但如此，上述三种辩护又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革命的门槛。一旦革命的正当性寄托于永远正确和难以妄测的天，对天意的诠释，特别是对革命者确已获得天命的论证，自然便是其革命之所以正当的充要条件。正是由于这种诠释和论证的内在要求，这些辩护必须众口一词地突出革命者的仁德，说明其为什么是“大圣”“至贤”，不惮于缕述其如何英明神武、功业盖世、世系华贵、众兆随身，总之是要以确凿的证据来表明其如何有别于芸芸众生。为之当然还要着力突出革命对象的丑恶，渲染其罪恶的人神共愤、罄竹难书及其世道的灾异百出和群魔乱舞。结果则不仅极大地限制了革命之所以正当的条件，而且还把革命者塑造成神，成为其血统、素质和气运断非同期他人可以侥幸具备的真命天子；连带又把不管是陈涉、项羽这样的枭雄人杰，还是名不见经传的百姓大众，都贬成了为真命天子担任驱除、铺好红地毯的配角。因而董仲舒强调汤、武为“大圣、至贤”；《京氏易传》宣扬“去恶夺弱，迁命圣贤”；《齐诗》后学则突出帝王兴衰、政治变动与“五际”遇合的关系，以及三者均分外突出“革命”所必需的天命、天意或天数前提，实际都不约而同地限制了革命的条件，以防范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借革命之名行其犯上作乱之恶。更何况，革命虽已被等同于王朝的易代改姓，但其在理论上毕竟很难与被统治者奋起抗暴的义举截然分开，整体与部分、终点与起点之间，终究还存在着割不断的关系，这也使预为之制或曲为之防成为必要。因此，革命放杀的条件之所以要被严加限制，既是为革命和本朝统治合法性辩护的需要，更是既得利益者维护现存秩序之必需。

要之，景帝以来从讴歌革命到怀疑革命，从推翻黑暗统治到维护现存秩序的转折，不仅迅速地把政治思想和经学的主流推向了强调君臣纲常的轨道，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迫使革命的辩护派修正了革命的内涵，抑低了革命的价值，限制了革命的条件。由此综观汉初以来思想界演变的大势，那就应当认为，景、武时期政治思想发生的重大转折，不仅与休养生息的“无为”转向兴师动众的“有为”相伴，也不仅与独尊儒术的曲折进程相连，更与汉初以来革命论的走向息息相关，又尤其是以汉朝统治集团自觉完成从起义者到统治者的角色换位为转折关节点，以“革命”内涵被修正为易代改姓或革新改良的退化过程为其理论风向标的。这才可以具体地回答当时统治者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有为”和所尊为何种“儒术”的问题，并得以进一步解释革命论转折演化的基本态势和跌宕遭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