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早期青铜时代：商和西周

好几个世纪以来，河南安阳附近小屯村的农民常常在雨后或者犁地时，从田地里捡到一些奇怪的骨头。有些骨头经过抛光，像玻璃一样闪烁；大多数在背面有成行的椭圆形钻孔和T字形裂纹；少数甚至有看起来像是原始文字的符号。农民们将这些骨头带到安阳和邻近的城镇，出售给中医，而中医则将这些符号铲平，以“龙骨”的名义卖出去，将其作为一种恢复元气的药用成分。1899年，王懿荣（1845—1900）在北京的一间中药铺见到一些刻有铭文的骨头，并从这些“龙骨”中辨认出中国文字的古老形式。很快，以罗振玉（1866—1940）和王国维（1877—1927）为代表的学者都投身到商王室档案碎片的研究中。尽管当时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商的存在，但中国史学家对此笃信不疑。[1]

甲骨被追溯到安阳。农民们开始更勤力地向纵深挖去，不久以后，北京和上海的古董市场上出现了非常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和其他器物，然而人们对它们的出土地点一直讳莫如深。连续近30年，农民和古董商掮客往往在夜间和冬天农闲的几个月里，持续不断地疯狂盗掘商代墓葬。直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在安阳启动一系列重要的发掘，最终第一次用确凿无疑的考古学材料证明商代确实存在，而不是像某些西方作者怀疑的那样，是擅长追溯回忆的中国人制造出来的善意假象。到1935年，超过300座墓葬被发掘，其中10座规模宏大，无疑是王室墓葬。

这些发现提出了它们远远不能解决的问题。谁是商人？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的早期遗存如何揭示在青铜技术上格外复杂的文化？如果商确实存在，那么更早的夏代的遗存也有可能被发现。

传统上，中国人相信他们是长寿百岁的黄帝的后裔。黄帝之前是伏羲，他创造了八卦，开启了书写艺术先河。神农发明了农业并学会使用草药。接下来是圣王尧、舜，最终大禹建立了夏朝。在这些传说人物的身上，中国人将他们珍视的事物都一一人格化了：农业、善政、孝道以及书法艺术。现在大家都认同，所有这些人物都是相当晚的时期创造或想象出来的。尧、舜、禹最早出现在东周时期的文献中。黄帝则可能是道家的产物。

1950年之前，我们对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知识几乎全部来自安阳的商代遗址。安阳是商王盘庚在公元前1320年前后建立的，而最终于公元前1050年左右为周朝军队所攻克。在安阳，青铜文化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金属工匠们以世界上其他文化无法与之匹敌的高质量生产祭祀器具，可以说，这是数世纪发展的结晶。甲骨上发现了盘庚之前18位商王的名字，按照传统记载，商人在最终定都于安阳之前曾经五次迁都。如果这些早期都城能够被发现的话，就可以填补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安阳纯熟的青铜文化之间的空白。

20世纪50年代，中国考古学家开始在河南北部和山西南部所谓“夏墟”地区寻找真正青铜文化的起点。他们发现了上百个遗址，其中文化最丰富的是位于洛阳和偃师之间的二里头。二里头有建立在台基上的宫殿、陶制坩埚、镶嵌了绿松石的青铜器和玉器。考古学家将二里头文化分成四期，大体对应公元前1900—前1600年。从第三期开始，出现了一种用来温酒和注酒，形态简单但优雅的器具，被称为“爵”（图2.1）。爵是目前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礼器之一，也是成熟的商代青铜器的雏形。

学者们争论的是，到底二里头四期全都属于夏代（长期以来被认为仅存在于神话之中），还是仅有较早的两期属于夏代。但是，如果没有文字资料证据，任何遗址都不能够毋庸置疑地称为“夏”，而迄今为止也的确没有发现任何文字资料。[2]二里头可能也不代表中国文化的突飞猛进，因为，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金属技术和防御性城市的建筑早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就已经出现在华北大地上了。近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将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纪称为“铜石并用时代”。考虑到近期的一些新发现，也许命名为“石器—青铜并用时代”或者“原青铜时代”更为合适。尽管这些原始的青铜器在年代上晚于西亚的青铜器，但中国是否独立发展了青铜工艺，抑或从遥远的西方获得了制造和铸造青铜的观念，此争论尚未一锤定音。

到公元前1500年，青铜文化广泛地扩张到中国的北方、中部和东方。在郑州发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前安阳时代，即二里岗时期的遗址。郑州的最底部地层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但随后的两个阶段——二里岗下层和上层——显示出剧变。二里岗城墙底部宽达18.3米，围合面积超过1.6平方公里。同时，在城中发现了可能是宫殿的建筑和祭祀建筑、房屋、铸铜作坊、陶窑和骨器作坊（图2.2）。大型墓葬中随葬了青铜礼器（图2.3）、玉器、象牙，而陶器则包括原始釉陶和最先见于安阳的精致白陶。虽然无法准确指认，但郑州可能就是商人早期首都之一。

近年来的发现显示，一系列文化或方国包围着商王朝，它们从中心地区获取青铜艺术，又保留了显著的自身特色，进而丰富了这个时代的青铜文化。[3]人物形象在安阳很罕见，却见于东北辽宁一带；最早的动物形状器物发现于湖南；安阳极少见的铙是南方民族礼制生活中的重要元素；作为商周艺术母题的虎和鸟纹饰特别流行于南部和东南一带。在武丁时期的商人势力扩张过程中，这些因素都被吸纳到安阳铜器之中，但只是昙花一现。

近年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商人势力范围之外的青铜文化的景象，我们仅讨论最重要的三处。1974年，考古学家在长江流域武汉附近的盘龙城发现了可能是宫殿的遗存和高等级贵族墓葬，但无法判断这究竟是商人还是独立的方国势力。盘龙城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了图2.4所示硕大但较粗糙的铜鼎。[4]1989年，江西南昌西南的大洋洲发现了一个年代大体相当的巨大土坑，可能为墓葬，尽管遭受破坏但幸而未被盗扰。[5]这是迄今为止安阳以外的地区发现的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如果它的确是墓葬的话），出土了50件青铜容器、数量众多的刻纹玉器和多达356件陶器，而釉陶占陶器总数的五分之一。以双目圆睁和牙齿突出为特征的青铜面具（图2.5）暗示了一种当地特有的崇拜。

我们继续上溯到四川，便来到近年来最轰动的考古发现之一。1986—1990年在成都北部的三星堆发现了一处城墙周长达12公里的遗迹，同时还发现建筑台基和四个祭祀坑。一个祭祀坑包含了层层累积的礼制性玉器、青铜器及少量陶器。器物最丰富的二号坑分为三层：顶层是象牙，中层是丰富的青铜器组合，底层主要是玉器和石器。所有器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从中层发现的真人大小的青铜立人形象（图2.6）和多达41件青铜头像及面具，有的覆盖黄金贴片，有的则有巨大而前凸的双眼，可能是某种神祇或偶像。目前尚未在这个遗址中发现任何文字，因此，三星堆和郑州、安阳的商文化，以及和近期在下游地区发现的商时期遗址的关系仍然不清楚。[6]这些青铜头像和面具表现出来的技术水准和高度象征性表现手法至少暗示古代四川地区的文化同样历史悠久。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来自印度洋的海贝，可能用作货币，与之同出的还有甲骨，但可能并不出自安阳，因为上面没有文字。这并不必然表明这些人民不知书写；他们可能书写在木简上，而木简在四川盆地的潮湿土壤中极易腐烂。

1949年之后的中国历史学家服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商周描述成封建社会之前的奴隶社会，确实，仅安阳王陵就足以显示，商代存在大量惨遭虐待的奴隶。但同时看起来，某些封建主义元素也露出端倪，甲骨刻辞记载了战胜的将领、王室子弟甚至商王的配偶受到封赏，而周邻的小国也有定期纳贡的义务。

商代官员中最显著的是贞人。贞人作为书手起草甚至在甲骨上书写刻辞，同时作为卜人解释甲骨被烧灼后出现的裂纹（图2.7）。甲骨文一般是刻写的，最近有人提出甲骨文是用炽热的金属尖笔灼烧的，但也有少数用笔墨书写。目前已经确认的甲骨文多达3000余字，其中一半可以被释读；甲骨文竖行书写，出于平衡的考虑，书写顺序可以从左往右，也可以从右往左。在郑州，早期甲骨主要用猪、牛、羊的肩胛骨，而到了安阳晚期，以皮带穿系的龟甲几乎成为唯一的书写载体。甲骨文的“”字表明，木册和竹简也是以类似方式穿系的。

甲骨刻辞包括事件的陈述或者商王的意图，以及用简单的“是”与“否”来回答的关于未来的问题。它们主要跟农业、战争、狩猎、天气、出行等所有商王试图顺应天帝意愿的重要祭祀，以及继位等相关。仅举一例，“甲申卜，壳贞：妇好冥，不其？三旬又一日甲寅冥，允不，惟女”[7]。

总体上，甲骨文表明商人已经有了一定的天文学知识，清楚地知道一年的长度，发明了闰月和分月计日的方法。他们的宗教信仰以超自然神天帝为中心，天帝控制了雨、风和人事，商人也信仰上天、土地、河流、山川和特定地点的守护神。卜辞中显示商人特别尊崇祖先的灵魂，他们认为祖先和天帝居住在一起，可以对人的命运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而祭礼可以确保他们对后世子孙的赐福。

商人主要建造木构夯土结构房屋。几座大型建筑遗迹已被发现，其中一座长度超过27米，建造在一个台基之上，成排的木柱支撑着茅草屋顶，木柱早已荡然无存，只留下石柱础。另外一座则以南面中央的台阶为轴线展开（图2.8），其屋顶可能和现在华北农村的大型传统建筑的屋顶相去不远。一些更重要的建筑以高度形式化的石刻兽头装饰，房梁上描绘着和青铜礼器上类似的纹样。可能因为它造价低廉，并且能够有效地抵御华北地区冬季的寒风。版筑技术是最常见的建筑方法，就是在垂直的木板之间用木棍夯打填土：木棍直径越小，墙体越坚固。

因为长达80年的连续发掘和研究提供了当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详尽场景，安阳仍然是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纪中最重要的遗址。然而，安阳还有众多不解之谜。首先，发掘者发现安阳并没有防御性城墙，而其他主要的中国城市直到今天都可以看到防御性城墙的痕迹。另外，和郑州与盘龙城的建筑不一样，安阳的建筑都是南北朝向的，并无明显的秩序。也许安阳并不是首都，只是王室陵墓和祭祀建筑的所在地，青铜作坊以及官员、祭司、工匠和服侍他们的普通百姓的居址而已。如果果真如此，商代晚期的首都又在哪里呢？也许它仍然在郑州，或者是在安阳附近一个尚未发现的地点。即使安阳不是首都，其中发现的房屋、墓葬、作坊和居址的复杂性对早期中国文化史也足够重要了。

中国人相信“事死如事生”，死者的灵魂仍然拥有他在俗世生活中所拥有（或者希望拥有）的一切，这导致大规模的牺牲和人祭。这些做法后来逐渐被废止，人牲被刍灵（稻草人）以及陶俑替代，此外不仅有家具、农田、房屋，也有仆从、护卫和家畜的模型。同时，死者穿上华丽的衣服，佩戴了倾其家国的珠宝和玉石。后世收藏家甚至随葬他们最喜爱的画作。尽管有人谴责这种习俗，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这样的话，很多精美的艺术品可能无法保存至今。

商代王陵揭示出中国早期文明的惊人面貌。有的陵墓规模宏大，随葬了丰富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一个喜爱动物的王室成员在陵墓周围单独埋葬了若干宠物，其中包括一头大象。武官村大墓甚至出土了一个由彩绘皮革、树皮和竹子制成的帐篷，在墓道和墓室中至少发现了22个男人（其中一人在墓室之下）和24个女人的完整骨骼，而邻近的祭祀坑内还有50个男人的头盖骨（图2.9）。在某些情况下，死者没有留下遭受暴力的痕迹，这可能是墓主人的亲属或家臣自愿殉葬所致，而在另外的场合中，砍头的迹象可能说明那些殉葬者是奴隶、罪犯或者战俘。在安阳的其他地方，马匹和车夫配置完整的马车埋葬在特别的随葬坑中，坑底甚至挖出几道槽以便放置车轮（图2.10）。当然，木头已经腐朽，但是根据它们在泥土中的痕迹可以复原马车，判断众多精美的青铜饰件的位置和功能。大规模牺牲和人祭在周代已不再流行，但在随后的岁月中不时死灰复燃。

早期中国文化常被提及的一个侧面是明显缺乏可以与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相媲美的纪念性雕塑。但是如果这些大型结构是土质或者木质的话，它们早已化作灰烬了。见于三星堆的真人大小的青铜形象（图2.6）从未出现在安阳。商代雕刻似乎只限于细小的器物，比如用合范法铸成的动物形象的青铜礼器（图2.11），小型跪姿奴隶或人牲形象，以及如图2.12所示的石雕方形牛头形象，石雕的装饰风格与铜器类似，后面穿凿了凹槽，暗示它可能是某种建筑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