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

从“轴心时代”的文化变革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两种不同的主体精神，即协调的现实精神与超越的浪漫精神。按照现在中国学术界的观点，通常把中国文化称为伦理文化，把西方文化称为宗教文化，前者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规范，后者则注重人与上帝之间的信仰关系。确定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这种差别，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以及这两种精神对于中西传统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影响。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对于宗教就采取了一种非常理智的实用主义态度。虽然官方和皇帝常常要定期举行祭天、封禅、拜祖、祭孔等活动，但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心中都非常清楚，祭天、拜祖、敬奉鬼神说到底都是为了教化百姓。从周公旦开始，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就具备了这种清醒的实用理性精神，《周易》里边就有一句话，叫作“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所谓“神道设教”，就是说，信仰鬼神无非是为了劝勉大家从善，是为了教化的目的。不是为了信仰而讲道德，而是为了道德的需要，才拉出了一些鬼神，用鬼神作为幌子来吓唬老百姓。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大凡都是不信鬼神的；即使他们谈鬼神，也只不过是说给老百姓听的，老百姓没什么文化，当然就容易相信这些东西。而且他们往往把鬼神之事描述为一种令人恐怖的景象，一个人死了以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此生此世不修善德，死后就要堕入十八层地狱，上刀山、下火海。这种恐怖的景象，对于一个人的现世道德行为，是具有很重要的儆戒作用的。由于大家都害怕这种死后的恐怖景象，生前当然就尽可能地向善了。这就是所谓的“神道设教”。众所周知，孔子本人就是一个无神论者，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都表明孔子和先秦儒家对鬼神之事的淡漠。孔子之所以要对生死问题、人鬼问题采取存而不论、避而不言和敬而远之的态度，并非孔子不明生死、人鬼之事，而是圣人深知无神论思想会导致“丧葬礼废”的结果，从而造成“臣子恩泊”“倍死亡先”等不利于现实道德教化的恶劣后果。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我认为中国儒家文化基本上是一种无神论的文化，信奉鬼神只是为了道德教化而已。

经历了“轴心时代”的文化变革之后，中国儒家文化将自觉的、内在的道德良知确立为安身立命之本，每个人只需向自己内心中去发掘良知，就可以成己成物，由人道而知天命。人生之要义，首先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后自然就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朱熹从《大学》中总结的儒家八条目，质言之，一切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都必须落实到平凡的道德修养之中，内圣而后才能外王。当年朱熹在评价周敦颐玄奥高深的太极无极之说时总结道：“其高极乎太极无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因此，所有玄之又玄的东西，说到底，不过是以仁义道德和日常修养作为根基。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既然把眼光都关注于内在的道德修养和现实的经世致用活动，他就无暇去顾及那些六合之外的鬼神。这样一来，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就不至于由于过分的宗教信仰而走向迷狂。所以我们说，在中国传统社会，固然也有很多糟粕的东西，也有很多摧残人性的东西（这主要出现于宋明理学以后，由于越来越多地强调四维八德、三纲五常这些东西，所以把内在的道德变成了一些外在的刻板规范。这与先秦儒家的本意是有出入的），但是总的来说，由于人们关注现实，关注道德，关注现实的经世致用活动，而且儒家知识分子有着非常强烈的入世精神，即所谓“忧患意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老是忧心忡忡，老是在忧国忧民，这样就使得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儒家知识分子能够投身于现实社会，投身于经世致用的实践活动中，从而就导致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繁荣昌盛。可以说，相比起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辉煌、非常繁盛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一种超越性的宗教精神的牵引，中国传统文化也缺少一种强烈的向前追求的欲望，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所说的：中国人随遇而安，得到一点快乐就享受一点快乐，他从来不像西方人那样风驰电掣般地向前追逐。中国人容易满足，墨守成规，所以中国文化虽然在古代曾经繁盛，但是到了近代以后就开始衰落，尤其是当西方迅速地发展的时候，我们就相形见绌了，而且是每况愈下。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专注于现世道德修养的儒家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协调的现实精神，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繁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应该为中国文化在近代的落伍承担主要的责任。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恰恰相反，它走向了另外一个维度，即超越的维度。我们刚才说到，基督教文化导致了人们对现世采取一种鄙夷的态度，整个眼光都盯着“天国”，这样就导致了一种宗教迷狂。这种宗教迷狂到了中世纪的中后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人毕竟是血肉之躯，毕竟有着不可抗拒的七情六欲。在基督教产生之初，当它作为一种遭受罗马帝国摧残和迫害的宗教时，确实产生了一批道德高尚、信仰坚定的圣徒，他们能够自觉地抵制种种世俗利益的诱惑，洁身自好，成为道德楷模，这不足为奇。但是当基督教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普遍意识形态的时候，如果仍然要求所有的基督徒都像早年的那些修道士和圣徒们一样洁身自好，不食人间烟火，必然会导致普遍的人性异化和社会虚伪。维克多·雨果有一句名言：“人的两只耳朵，一只听到上帝的声音，一只听到魔鬼的声音。”人生实际上就是处于上帝的声音和魔鬼的声音之间的一个撕扯过程。罗丹创作过一尊著名的雕塑，就是一个人正从动物中挣脱出来，这是对人性最好的写照。人一半是动物性的，另一半是“神性”的，“神性”的力量把我们往上拽，动物性的力量把我们往下扯，人一生的过程就是在这种痛苦的撕扯中挣扎的过程，这就是人生的真实写照。既然人处于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中，他就不可能像上帝那样完全超脱于物质世界，超脱于肉体。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教的理想固然玉洁冰清、崇高典雅，但是它却不近人情、不合人性。所以当基督教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后，它的理想与现实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裂。基督教的崇高理想极力要把人拉向光明纯洁的“天国”，而人的物欲本能却使人不可能脱离脚下那片实实在在的土地，这样一来，人就处于“神性”与人性、上帝与魔鬼两种相反力量的撕扯之中。这种无法克服的痛苦状态，最后就导致了一种权宜之计，这种权宜之计就是普遍的虚伪。所以在中世纪的中后期，基督教世界中就充满了骇人听闻的堕落腐化和令人作呕的虚假伪善。天主教的神甫和修士们，满口宣讲的都是崇高纯洁的理想，背地里却在从事一些蝇营狗苟的勾当。这就是我们在薄伽丘的《十日谈》里看到的现象。从理论上来说，罗马教会本来是上帝设在人间的一个机构，是引导人类灵魂上升到天堂的一个阶梯，然而事实上在中世纪中后期，罗马教会却蜕化为一扇引导人们通向地狱的大门。教会成为最腐朽、最黑暗的场所，用14世纪著名的文艺复兴大师彼得拉克的话来说，罗马教会成为全世界的臭水沟，世界上所有污秽肮脏的东西，莫不出自这个教会。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既然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二元分裂，陷入了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绝望境界，那么它就只能面对着一个命运，这就是从根本上改变自身。在中世纪末期，这种改变通过两个不同的途径而实现：或者抛弃那些虚无缥缈的崇高理想，理直气壮地追求物质利益和感性生活，这种人性解放的要求导致了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或者真诚地信仰基督教的实质精神，这种信仰不是虚假的，而是真诚的，无须拘泥于外在的刻板戒律，而是正视人的基本需求和正当欲望，尽可能地把纯正的宗教信仰与一种合理的世俗生活结合起来，这种倾向就导致了宗教改革。这两场重大的文化变革运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构成了西方文化从中世纪向近现代转化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们也是基督教文化自我更新的历史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