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隆中对》的得失
《隆中对》的褒贬
刘备投奔刘表后，刘表待以上宾之礼，增其兵力，使屯新野，屏护荆州北境，一如此前之接纳张绣。其间，“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1。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刘备建议刘表趁曹操远出之机进袭许昌，刘表不能用。在荆州，刘备度过了他一生中相对平静却最无所作为的几年。《九州春秋》的作者司马彪曾着墨描绘过刘备坐看“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的英雄悲怀。他确实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在荆州风云将起的前夕，刘备遇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助手。这个人躬耕陇亩，读书养气。他读书“独观其大略”，静看天下风云；每晨昏从容，常抱膝吟啸。这个人自负雄才，“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但只有他的好朋友崔州平和徐庶相信他确实有治国平天下的才能。
经由徐庶的推荐，刘备三顾茅庐，留下一段风云际会君臣契合的千古佳话，也留下一篇在后世广为人知的对策。2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隆中对》堪称后世最广为人知的对策；同时，也是在后世引发讨论最多的对策。不管《隆中对》里的构想是否作为刘备持之以恒的指导方针，后世习惯于拿《隆中对》的内容与蜀汉的历史相比照，掂量其间的得失。在比照中，有两点尤显突出。一是对策中的内容部分地被后来的历史应验；二是对策中所提出的复兴汉室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诸葛亮为这一事业鞠躬尽瘁，最终遗恨渭滨，令人扼腕叹息。
宋代大儒朱熹“尝欲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时一段，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武侯初见先主时一段，将这数段语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3，让学生研讨历史的兴亡与得失。“武侯初见先主”而有《隆中对》。《隆中对》却是上述诸对策中唯一最终目标没有实现的对策。但其研讨价值却超过其他对策。关于《隆中对》得失的研讨，对于战略思维的启迪大有裨益。
本章仅就这个文本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的得失，做一检讨；无可回避地，对评价《隆中对》的主要观点的得失，做一评述。4
千古以来，对《隆中对》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褒之者谓之有“惊人的预见性”，贬之者则谓之有“内在的缺陷”。褒奖《隆中对》的人，主要是看到诸葛亮在对策时准确地预言了未来的趋势。虽然诸葛亮是在时隔整整二十年后的《出师表》中才提到“今天下三分”，而在隆中对策时只字未提“三分”之类的字眼，但在对策中，诸葛亮分析了北方的曹操集团，断言“此诚不可与争锋”；分析了江东的孙权集团，指出“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剩下的就是刘备集团应该去争取实现的“跨有荆益”。这样，在汉末的政治地图上，三足鼎立的态势似已隐然成形。此后的局势也基本上是朝着这个图景演进。因此，后世以诸葛亮的这段分析称誉他对当时天下大势有着深刻的洞察，对形势的判断符合实际情况，这种称誉尚属允当。
至若有论者见后来三国鼎立，而赞誉诸葛亮未出隆中即已预见天下三分，似乎后来三个政权的鼎立，早在诸葛亮的预见之中，这却是不当的称誉。三国鼎立只是复兴汉室的事业未能完成而留下的一个结果，而不是隆中对策时的目标。这涉及严肃的政治名分问题。即使是在二十年后，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提到“今天下三分”，下文说到蜀汉政权的现状时，也是说“益州疲弊”，称“益州”而不是称“汉”，更不是称“蜀汉”。诸葛亮这样表述是将蜀汉当前的统治区域置于大汉帝国天下十三州的完整框架之中。这意味着，蜀汉的统治虽仅及益州一州，天下尚未一统，但这只是一种临时状态。那么，诸葛亮所说的“今天下三分”，只是对当时三种政治势力分据天下这样一种政治现状的描述，而不是指三个政权并立。诸葛亮上《出师表》是在建兴五年（227年），其时，诸葛亮并不面临政治名分上的困扰。蜀汉以“汉贼不两立”之故，对曹魏当然不承认，孙权当时还没有称帝。因此，并不存在三个政权并立的问题。蜀汉面临政治名分上的尴尬，是在孙权称帝之后。孙权称帝，“以并尊二帝来告”，并以共订盟约来巩固联盟。孙刘双方为“求掎角之援”，都需要这个联盟；但孙权还企望以蜀汉对他帝位的承认来增强其合法性。这才让蜀汉面临政治名分上的困扰，蜀汉内部为此而有过争议。诸葛亮也认为孙权称帝确属“僭逆”，但出于“应权通变”，对孙权“略其衅情”，最后裁示，“权僭之罪，未宜明也”。5这意味着，他对孙权称帝实际上不承认，但为了维持联盟而不公开否认。因此，若以后来三国鼎立的既成事实，而回溯到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的形势分析，以此来赞誉诸葛亮的先见之明，可以说是完全曲解了诸葛亮的政治抱负。
如果说褒奖《隆中对》的人主要是看到了刘备集团前半截的历史，那么，批评《隆中对》的人则主要是看到了刘备集团后半截的历史。
刘备在赤壁之战后占得荆州数郡，后又占据益州，基本实现了《隆中对》里所设想的“跨有荆益”的结构。这一结构不久即因孙权背盟袭荆州而遭到破坏；刘备为挽回这一结构而兴夷陵之役，又招致刘备集团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最大挫折。这次挫折影响了复兴汉室的事业。刘备集团没有维持住“跨有荆益”的结构，一军出宛洛、一军出秦川的下阶段规划也就成了泡影。复兴汉室的事业最终也没有完成。这样，《隆中对》里的主要构想就基本上被破坏了。
在批评《隆中对》的种种论述里，前后半截历史的分水岭是孙权背盟袭荆州。“跨有荆益”这一结构被破坏，正是由于孙权背盟袭荆州；而占领荆州，又在江东的事业规划之中——在早先周瑜和鲁肃帮孙权规划的江东帝业中，占据荆州是其中的一个步骤；在后来吕蒙帮孙权规划的保据江东的霸业中，荆州是保障其安全的上游屏障。批评《隆中对》的人据此推出这样的结论：“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既然这一矛盾不可调和，那么，当初诸葛亮设想既要“跨有荆益”又要“结好孙权”就不现实。一旦认定“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就基本上是以长江上下游之间的对立关系为前提来审视“跨有荆益”的可行性；当“跨有荆益”被置于长江上下游对立的前提下来审视时，连接荆益二州的地理上的困难便会凸显出来。孙权袭占荆州那么轻而易举，刘备再争荆州那么艰难而且最终未遂，似乎也验证了这一点。这样，批评《隆中对》的人，从孙权背盟袭荆州的史实中，提取出了两个结论——孙权必然会背盟；孙权背盟就必然能夺占荆州。两个结论合在一起，对《隆中对》里的构想形成致命的质疑。如果这两个结论成立，就意味着《隆中对》里的构想从提出之时起就是虚幻的。
孙权背盟袭荆州的史实，肯定是反映出了一些问题；但究竟反映出了什么问题，却不应该如此简单地得出结论。讨论像《隆中对》这样的一个总体战略策划的得失，本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我们站在千百年后的今天往后回望，诸葛亮却只能站在建安十二年往前眺望；我们看到了后来的历史并拿来检验那个原初的构想，诸葛亮却是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勾勒出一种清晰的前景与远景。所以，站在千百年后的今天，读史论史，应该对古人所处的境遇怀有充分的同情和理解。历史是一个浑厚的流程，一个构想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拿后来的历史检验原初的构想时，切忌在构想与结果之间简单地画一条直线来建立因果关系。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已经彻底消灭袁氏集团，关陇的凉州诸将与许昌的关系并没有破裂。在此前的袁曹之争中，凉州诸将还选择了支持曹操。放眼北望，整个北方都是曹操的势力范围，所以诸葛亮判断说，“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氏在江东的基业，从兴平元年（194年）孙策渡江开始，至此已有十四年；孙权于建安五年（200年）接手江东，至此也有八年，孙氏在江东的基业已渐稳固，所以诸葛亮判断说，“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环顾天下，刘备能够去争取的，只有荆益二州了。
在这种大势背景下，诸葛亮站在荆州这片土地上，给刘备描画未来的发展远景。荆州之为“用武之国”，在于它“北据汉沔”，可拒强敌；“利尽南海”，可以提供雄厚的物力支持；“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则是发挥它作为长江中游枢纽而拥有的东西万里通达的战略便利。以荆州的地缘条件为基础，向西，占据“天府之土”的益州，从而实现“跨有荆益”；往东，与“国险而民附”的孙权结盟。这样，经由“跨有荆益”的刘备与占据扬州的孙权结盟，长江一线的三大州——益州、荆州和扬州——连成一片，整个长江一线的地利遂连缀成一种大势。
设想整个长江一线形成一种大势，以对抗北方的强敌，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南方有眼光的战略家们的一种共见。这种设想得以提出的大背景，是长江流域在中国地理大势中的地位开始上升。但是，在典型的南北对峙出现之前，即能够将整个长江一线的地利纳入一种整体的战略构想之中，却有赖于一种开阔的战略眼光。稍早前，鲁肃对孙权笼统地提到“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赤壁之战后，周瑜曾提出过一个比较具体的设想。他想西取益州，北并张鲁，再回过头来进据襄阳，以蹙曹操，同样也是试图将益、荆、扬三州连缀成一种完整的大势。所不同的是，周瑜是设想江东单独掌控这一大势，诸葛亮则是设想通过联盟来形成这一大势。
在诸葛亮的构想中，要形成这一大势，“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缺一不可。唯有如此，才能对抗“此诚不可与争锋”的曹操集团，为自己赢得发展的机会。诸葛亮畅想这一大势远景，是以长江上下游之间的畅通而不是对立为前提。荆州“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的地缘条件为这一大势的形成提供了地理基础。
他论述荆州的地缘条件足为“用武之国”，是在说荆州应该取而有之，指出“其主不能守”，则是表明荆州可能取而有之；同样地，他论述益州的地理条件实为“天府之土”，是在说益州应该取而有之，指出“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则是表明益州可能取而有之。
至若与孙权结盟的策略主张，如果考虑到此前荆州与江东长期对立的背景和日后江东方面主动促成孙刘结盟，那么，不能不说，诸葛亮在建安十二年（207年）提出“结好孙权”，恰好显示了他的远见。建安十二年，荆州仍在刘表治下。刘表的荆州与江东可以说是“已历三世”的世仇，孙坚死于刘表部将之手，孙策和孙权为报杀父之仇，已数度进攻荆州。在这种背景下，设想取得荆州之后的刘备与江东结盟，要么是出于不切实际的幻想，要么是出于一个战略家谙熟利害关系的变动可能带来的力量重组而展示出的洞见。一年之后，正是江东方面主动促成了孙刘的结盟，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的远见。
“结好孙权”是诸葛亮经营天下的战略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初，正是诸葛亮亲自出使江东完成结盟；诸葛亮留守荆州期间，悉心维护联盟；刘备死后，诸葛亮又促成恢复联盟；甚至在孙权称帝后，诸葛亮仍以“略其衅情”而维持联盟。除去中间一段发生孙权背盟袭荆州外，终其一生，诸葛亮都重视并悉心地维护着与孙权的联盟。
现在，我们得回过头来，检讨对《隆中对》构想的质疑。如前所述，批评《隆中对》的人从孙权背盟袭荆州的史实中提取出了两个结论，两个结论合在一起，才对《隆中对》里的构想形成致命的质疑。一是孙权必然会背盟——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就意味着，既要“跨有荆益”又要“结好孙权”是不现实的；二是孙权背盟就必然能夺占荆州——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就意味着，一旦孙权背盟，想要“跨有荆益”也不可能。
从孙刘各自的最终目标所代表的根本利益来说，孙刘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刘备的目标是要复兴汉室——不管是谁代表的汉室；孙权的目标——先是在周瑜和鲁肃的推动下，想要兴起江东新的帝业，后是在吕蒙的推动下，想要建立保据江东的霸业。对于刘备集团来说，“跨有荆益”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结好孙权”是一个阶段性的策略；对于孙权集团来说，与刘备结盟也是阶段性的策略。
两个根本利益不同的政治集团结盟，是出于双方阶段性利益的需要。孙刘结盟，是因为双方都认识到有一个共同的强敌曹操的威胁。诸葛亮称曹操“此诚不可与争锋”，鲁肃称“曹操不可卒除”，表明双方都认识到曹操这一共同强敌的威胁。联盟的阶段性意义在于，其时孙刘都处于发展过程中，力量尚未定型，所以需要联盟来抗住共同的强敌，为自己赢得发展的机会。也就是说，当双方缔结联盟时，实际上是都认识到，结盟这个阶段性的策略，既服务于各自当前的阶段性利益，也经由阶段性利益的实现而服务于各自的根本利益。
世上没有永不终结的联盟。当联盟的需要消失的时候，所有的联盟都有终结的一天。至于某一方是否会单方面退出联盟，甚至背叛联盟，则取决于它如何在根本利益与阶段性利益的双重框架里认识联盟对自己的意义。孙刘联盟是一种双边联盟，各方如何认识联盟对自己利益的意义，又势必会受到双边关系互动的影响。
从江东方面主动促成结盟这一点来看，联盟是可能的，而不是诸葛亮的一厢情愿。孙刘结盟之后，孙权对联盟的态度一度是积极的。双方在荆州挫败曹操之后，尽管江东方面为此做出了更多的贡献，孙权还是对刘备在荆州占据更多的地盘表示了承认，不久又让渡出更多的利益给刘备（让南郡）。甚至在建安二十年（215年）双方为荆州问题而发生矛盾时，矛盾仍以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了。此事表明，在联盟的需要仍然存在的阶段内，双方的利益矛盾或许难免，但不是不可调和的。不可调和的是根本利益上的矛盾，结盟则是服务于阶段性利益的策略。从孙权日后背盟的史实中得出孙权必然会背盟的结论，是没有区分根本利益与阶段性利益，从而将双方根本利益上矛盾的不可调和，直接替换在阶段性的利益关系中。这样的认识失之于简单，也忽略了矛盾演变的历史过程。
以利益来解释一个集团的决策，大体无可厚非；但更关键的要点却是，如何认识自己的利益才决定着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怎么做。孙权是否会抛弃联盟，这取决于——与结盟之时相比——他对下述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的认识是否发生了变化：江东的根本利益是什么？根本利益下的阶段性利益是什么？联盟对自己利益的意义是什么？因此，关于孙权背盟，实际上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在曹操集团的威胁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也就是在联盟的外部需要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发生了孙权背盟之事？
孙权背盟，正是由于他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周瑜和鲁肃相继去世后，江东帝业失去了两个主要的推动力量。十年的联盟，并未使江东事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江东帝业依然邈焉难望；而刘备的事业早已不是当年“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狼狈处境可比。吕蒙适时地促使孙权将江东的事业定位调整成保据江东的霸业。这意味着江东根本利益发生了调整。根本利益发生调整，阶段性利益也会发生变化。荆州——孙刘联盟的衔接点，既是孙刘阶段性利益的交汇点，又是双方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冲突点——在江东事业中的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江东早先的帝业规划中，荆州的地位是被置于一个比较长远的进程中衡量的；但从保据江东计，荆州的地位就变得存亡攸关。而刘备这位盟友的作为并没有让孙权感到安全。对于江东的安全来说，来自长江上游的威胁更甚于来自长江北面的威胁。
在促成江东事业定位发生变化的诸因素中，盟友刘备的作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当孙权把战略要地南郡让给刘备时，他显然不认为刘备会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江东安全的威胁；当刘备拒绝了孙权联合取益州的提议，自己却以袭击的方式从同为宗室的刘璋手中夺过益州时，孙权便开始索要荆州；当刘备占领汉中后单方面称王时，孙权便开始筹划以武力夺占荆州。6刘备的作为让孙权对联盟的意义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当刘备从联盟中极大地受益时，孙权却既未从联盟中进一步受益，也未从联盟中感到安全。7联盟互动的历史，让孙权对刘备从信任变得不信任，进而感到其威胁。概而言之，在外部环境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孙权从积极对待联盟，转变为决心背盟，刘备本人不能辞其咎。
尤值省思的是，孙权背盟夺占荆州之后，甚至在双方发生大型的军事冲突之后，诸葛亮积极推动恢复联盟，孙权虽然被动但还是回到了联盟框架之中。这表明，在荆州的矛盾，其实不是双方根本矛盾的摊牌。孙权已将政治定位调整为保据江东的霸业，荆州已攸关江东的根本利益。而对诸葛亮来说，复兴汉室才是根本利益，荆州的战略价值仍然被置于阶段性下来衡量。只要强大的曹魏仍然存在，联盟的外部需要就仍然存在。蜀汉只须谨守阶段性的分际，在荆州问题上，不以自己阶段性的利益去碰触江东根本性的利益，双方就可以相安无事。日后诸葛亮主政，便是以这样的分寸去处理双方关系，联盟遂得以长期稳定地维持。
回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孙权背盟即能够袭取荆州？这是由于刘备的联盟政策不清晰造成的。在“跨有荆益”之后，如果刘备确实认为已经走过了需要联盟的这个阶段，不再重视联盟，就不应该再指望联盟，从而授孙权以偷袭荆州之机。建安二十年那次危机的解决方式表明，当荆州没有那么容易有把握地攻取、孙权背盟的代价和风险高于他可能的收益时，他就选择了留在联盟的框架内，以谈判的方式解决矛盾，尽管那次孙权其实做了武力准备。那次危机之后，到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攻襄阳开启吕蒙袭荆州之机以前，孙刘双方在荆州的态势，可以说是地利平分。孙刘各据三郡，背靠各自的基本势力范围。荆州与下游扬州衔接的战略要地江夏地区在孙权的控制之中，荆州与上游益州衔接的战略要地三峡地区在刘备的控制之中。在正常情况下，谁也没有把握在一场主动挑起的战争中轻易取胜，而曹操依然虎视眈眈于北方。孙权的机会只有偷袭。而刘备，既没有认真地重视从前的盟友，也没有认真地防范从前的盟友，从而授孙权以偷袭之机。
至于以刘备再争荆州的失败来为“跨有荆益”的地理困难做补注，其实并不充分。以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史来看，益州与荆州之间发生大型战争时，上游胜下游者居多。刘备的失败，并非因为他没有出三峡，而是由于他的战略失误。8
孙权背盟并且夺占荆州，应该置于联盟互动的历史过程中去审视。从孙权背盟袭荆州的史实中，不能得出孙权必然会背盟的结论，也不能得出孙权背盟就必然能夺占荆州的结论。如果撇开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只从两个历史现象中就得出必然的结论，那么，政策和策略水平的高低就毫无区别的意义。从这样简单的认识方式中也就得不到有价值的历史启迪。
但孙权背盟袭荆州的史实还是反映出了一些问题。刘备的作为让孙权对联盟意义的认识发生变化。刘备的作为却是在完成“跨有荆益”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跨有荆益”是一个阶段性目标，“结好孙权”是一个阶段性的策略，为什么对前者的追求与后者的维持之间会产生张力，而且张力渐行渐大，直到破裂呢？
诚然，刘备处理联盟的政策和他在“跨有荆益”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具体策略，并不全然由诸葛亮负责。但若检视刘备决策的思想资源，却还是不能不回溯到这套规划的设计者那里。“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为诸葛亮《隆中对》构想里的重要内容，二者并行不悖，在于其阶段性；离开这个阶段性，二者注定冲突。那么，如何把握这个阶段的分界点？“跨有荆益”即足以形成一个结构；但诸葛亮描画的主要是一个军事地理意义上的结构，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它才是一个政治结构？“跨有荆益”又被纳入一个更大的结构之中。通过“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可以将整个长江一线连缀成一种大势，但这主要是一种军事地理大势。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它才是一种政治大势？
《隆中对》里的构想，既涉及时间的阶段性判断，又涉及空间的政治整合，要实现一个如此宏大而复杂的构想，需要一个超越于具体政策策略之上的统一的指导思想。但是，在《隆中对》里，这种统一的指导思想是阙如的。这种阙如缘于他政治定位的阙如。
复兴谁的汉室
以刘备三顾草庐所表现出的诚恳，以他向诸葛亮提出问题时所表达出的期待，他希望诸葛亮给他开示的应该是一个总体的规划。其核心是政治定位。但是，《隆中对》里，恰好没有政治定位。
对策中，诸葛亮在替刘备展望他的最终目标时说道，“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一表述值得推敲。
对于刘备来说，“霸业可成”与“汉室可兴”可以并提而不矛盾的话，指的应该是这样一种情形：刘备辅佐以汉献帝（或汉献帝的子孙）所代表的汉室复兴，刘备本人成就的则是匡辅王室的霸业。如果刘备是像当年刘秀那样复兴汉室的话，那么，刘备成就的就是帝业，而不是霸业。帝业与霸业有着根本的区别。从表述上看，诸葛亮指的似乎是前者；但从他说到益州时提醒刘备“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等语看，又似乎并不排斥后者。
至于刘备，当他向诸葛亮请教时，还提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他所说的“欲信大义于天下”，若指的是想复兴汉室的话，复兴的也应是汉献帝所代表的汉室。可是，我们看到，当刘备向诸葛亮请教“计将安出”时，诸葛亮虽然没像鲁肃对孙权那样断言“汉室不可复兴”，却先明确地告诉了他一件不能做的事情：面对曹操，“此诚不可与争锋”。汉献帝控制在曹操的手中，而曹操又是“此诚不可与争锋”，那么，复兴一个由汉献帝所代表的汉室如何可能？
“霸业可成”与“汉室可兴”，也可以是一种递进式的目标。这意味着，刘备先以匡辅汉室为号召，壮大自己的实力。在这个过程中，刘备成就的是霸业；待到条件成熟，再由刘备本人来代表汉室，完成复兴，就像当年的刘秀那样。
但是，这种递进式目标中的最终目标，还是确定要复兴一个刘备本人代表的汉室，所以，递进式的目标其实是一种表里式的目标。这意味着，诸葛亮替刘备设想的最终目标，从一开始便是刘秀式的汉室复兴，所有阶段性的规划和奋斗其实都是为这个目标创造条件；但是，在汉献帝所代表的汉室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这又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言说的目标，表面上就只能说是以匡辅汉献帝所代表的汉室为目标。这样，表里之间就存在矛盾。刘备真正要去做的不是能公开说的，公开说的不是他想要做的。刘备后面的作为更像是这种情形。他在一些具体政策上表现出的矛盾，其实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刘秀当年也面临过类似的矛盾。王夫之说：“光武之得天下，较高帝而尤难矣。建武二年，已定都于雒阳，而天下之乱方兴。”9然则，为什么刘秀取天下会比刘邦还难？为什么刘秀称帝建政后天下之乱方兴？刘秀赴河北开始其中兴之业。其时已有更始帝立为汉帝，更始与刘秀已有君臣名分。当时群雄反王莽，往往奉刘氏为主，更始帝是其中之一。但长安士民杀王莽后，传首于更始帝所都之宛，显示当时的主流大势是承认更始帝为继汉之正朔。更始帝的才德固然不足以复兴汉室，但是，否定更始帝，就等于否定了汉室天命，再次引发“一姓不得再受命”10的疑虑。更始败亡前，起兵者多奉刘氏；刘秀称帝、更始败亡后，各种自立称王，才遍起于四方。这才是刘秀称帝后“天下之乱方兴”的原因。
刘备之于汉献帝，犹如刘秀之于更始帝。刘秀想要脱离更始帝而自立，也没法公开言说，开始只在一个邓禹等人组成的小圈子里谋划，连耿弇想要有所进言时，刘秀都佯装拒绝，11表明他要背离更始帝，也有政治名分上的顾虑。更始帝败亡，虽不亡于刘秀，但坐视甚至促成更始帝的败亡，则引发对汉室天命的疑虑。日后，他既要面对公孙述的舆论战，证明汉室天命并未终结，又要以谶语证明天命落到他的头上，历经百战艰辛，才延续高祖之业。汉献帝是从刘秀延续而来的汉家血胤所在，避开了汉献帝，也就无从接续汉室天命。所以，当曹丕导演禅让剧本由汉献帝亲口宣布天命已转移至曹氏之后，刘备只得用一个汉献帝被害死的传闻来为自己出面代表汉室开路。
复兴一个汉献帝所代表的汉室几乎不可能，复兴一个刘备本人所代表的汉室又不能公开言说，于是，《隆中对》里便只好笼统地说“霸业可成，汉室可兴”。毋宁说，在隆中对策时，诸葛亮搁置了究竟是要复兴一个由谁代表的汉室的问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诸葛亮表达出来的这套规划里，最高政治目标是模糊的。
最高政治目标的模糊，必然会影响政治路线的模糊。避开了究竟是要复兴一个由谁代表的汉室的问题，也就避开了刘备与许昌汉廷的政治关系；避开了刘备与许昌汉廷的政治关系，那么，一系列的政治关系——譬如，刘备与曹操、与孙权、与原荆益二州集团的政治关系，以及他们与许昌汉廷的政治关系——便都无从明定。这等于是撇开了东汉王朝的政治框架。撇开了东汉王朝的政治框架，那么，对于如何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相抗衡，如何把握与孙权联盟的政治关系，如何取得荆益二州从而实现“跨有荆益”的阶段性目标，就无从确定一个恰当的政治指导。
于是，我们看到，刘备向诸葛亮提出问题时，他仍立足于东汉王朝既有的政治框架之内，他的表述里，充满了善恶与忠奸的价值评判；而诸葛亮在对策时，无论是分析问题，还是提出主张，都基本上撇开了东汉王朝既有的政治框架，也基本上没有善恶与忠奸的价值评判。这一倾向体现在诸葛亮通篇的谈话里。
诸葛亮在分析天下大势时说：“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这种看待天下形势的视角，与秦汉之际的纵横家蒯彻谈秦末形势时的视角如出一辙。蒯彻说：“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12这是典型的纵横家的视角，只做形势分析，不做价值评判。而事实上，秦末群雄反秦，往往称秦为“暴秦”。因其为“暴秦”，反秦才具备正当性，才会有广泛的号召力。诸葛亮分析汉末形势的话语，如同蒯彻看秦末形势。一年后，诸葛亮出使江东，对孙权分析形势，使用的基本上是同一套语言：“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孙、刘、曹三人的基本关系，成了“并争天下”。一如“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在诸葛亮的视野里，汉末的形势，也成了“豪杰并起”，“并争天下”。
然则，当时的天下，仍是残存的汉室的天下，是刘备想要复兴的汉室的天下。当诸葛亮出使江东之时，曹操是许昌汉廷——尽管那是一个体现曹操意志的汉廷——刚刚恢复的丞相，孙权是汉廷的疆臣，与许昌的关系并未破裂；身为“王室之胄”的刘备则成了帝国丞相追杀的对象。而诸葛亮看待他们的眼光，既不立足于东汉王朝既有的政治框架，也不对他们做善恶与忠奸的价值评判，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了“并争天下”。
孙、刘、曹的基本关系成了“并争天下”，曹操也就如同秦末的群雄之一。诸葛亮对曹操能够战胜袁绍，从“名微而众寡”到“以弱为强”，甚至表现出了一定的称许，认为“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面对曹操，诸葛亮断言“此诚不可与争锋”。然而，不可与争锋的是曹操“已拥百万之众”的实力，如何在政治上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相抗衡呢？
事实上，曹操的权力基础，仍是建立在汉帝国的政治框架之内的。正是在汉帝国的政治框架内，“挟天子以令诸侯”才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诸侯的顺与逆，“奉辞伐罪”时所捧出的最高意志，都是基于汉帝国仍然残存的政治框架。甚至在刘备的提问中，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尚且被表述为“奸臣窃命，主上蒙尘”。这个表述包含着鲜明的善恶与忠奸的价值评判。它对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在做一种政治上的解构。诸葛亮撇开了东汉王朝的政治框架，也撇开善恶与忠奸的价值评判，自然提不出一个足以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相对抗的鲜明政治主张。
缺乏一个与曹操抗衡的鲜明政治主张，那么，与孙权的联盟算是什么意义上的联盟？诸葛亮在分析了江东后建议刘备：“外结好孙权。”晋泰始十年（274年），陈寿在编成《诸葛亮集》后上晋武帝表中也是说，“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13。在说到与孙权的联盟时，两处表述均使用了一个“外”字，可知这应是陈寿的原文。但陈寿记述的这句话是存在问题的。在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天下观念中，本当是“王者无外”，无论要复兴的是谁的汉室，在汉室的天下体系中，与孙权的结盟，怎么可以称之为“外结好孙权”？司马光、刘恕在整理这段历史时，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资治通鉴》里录入《隆中对》的内容时，去掉了那个“外”字，只写作“结好孙权”。无论陈寿记述的是否为诸葛亮的原话，联系前面分析的诸葛亮看待天下大势时的视角，不难发现，这不只是文字表述的问题，而反映出当时的诸葛亮对孙刘的政治关系缺乏清晰的定位。他在试图以破曹之后的大好局面打动孙权时，也只是说，“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这个“鼎足之形”，是指战后势必会更加强盛的刘备的荆州、孙权的江东，与受挫后退回北方的曹操，形成鼎足之形。这与他在分析形势时谈到的孙、刘、曹“并争天下”，一脉相承。在诸葛亮的规划里，对孙、刘、曹的政治关系缺乏一个清晰的定位，因而，对于孙刘的联合抗曹，也就未能赋予一个鲜明的政治主题。
为孙刘联合抗曹赋予政治主题的是周瑜。周瑜把曹操定位为“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既然曹操是“汉贼”，那么，抗曹的举动便成了“为汉家除残去秽”，而不是对许昌汉廷的背叛。这一定位足以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相对抗。周瑜的定位便是基于善恶与忠奸的价值评判，立足于东汉王朝的政治框架之内。联盟的政治主题并不能取代利益考量，但可以成为认识利益的视角，有利于强化联盟的共同利益，因而有利于联盟关系的巩固。从“为汉家除残去秽”中延伸出来的是讨曹灭贼。在赤壁之战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一定位成为孙刘联盟的政治主题。那段时间恰好也是联盟关系比较稳固的时期。
“为汉家除残去秽”本是身为“王室之胄”的刘备更方便打出的旗帜，也是更能从中获取政治收益的一面旗帜。可是，这样的旗帜居然是由江东提出来的。这使得江东从一开始便在联盟关系中占据了主动。日后孙刘交恶时，江东方面讥讽刘备“既为宗室，有维城之责，不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14，不为无因。
在联盟的第一阶段，联盟关系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势头，实际上是江东方面采取主动的结果。江东主动介入荆州事务，主动促成孙刘结盟，这才有了孙刘联合抗曹——挫败曹操后，刘备占据江南四郡才成为可能；也是江东方面主动赋予了联盟抗曹以政治主题——从“为汉家除残去秽”中，延伸出更具进取性的“讨曹灭贼”的联盟主题，正是在这一更具进取性的主题之下，孙权才将南郡让给刘备。15
问题是，“为汉家除残去秽”原是周瑜为统一江东内部意志而采取的策略，旨在打消张昭辈对与许昌方面政治关系顺逆的顾虑。对于江东来说，这面旗帜只是工具，根据时势变化，随时可以抛弃。
孙刘政治关系走向破裂，始于刘备取益州。刘备拒绝了孙权联合取益州的提议，后又应刘璋之邀，率兵入川，帮助刘璋讨张鲁。二人同为“宗室肺腑”，当面是“相见甚欢”，可是刘备转身便袭而取之，完全不像是一个“欲信大义于天下”者的所作所为。刘备取益州的方式，既伤害了他声称的匡辅汉室的政治信用，也伤害了他与孙权联盟间的政治信用。它导致了孙刘关系的质变，也导致巴蜀本土士民对刘备集团的消极态度。这一态度甚至关系到蜀汉的国运。孙刘政治关系破裂，“跨有荆益”的结构才发生断裂。
诚然，在取益州的过程中，刘备的决策更多地受到庞统、法正等人的影响，但是，刘备规取益州所暴露的问题，不只是一项项具体策略的得失，而是整体政治水平的低下。在政治水准上，刘备夺刘璋的益州与吕布夺刘备的徐州，相去伯仲之间。面对具体的现实环境，总会面临不同的策略选择，如何衡量所采取的策略在政治上的优劣，需要政治指导。刘备规取益州的过程所表现出的政治水平之低下，就是由于没有恰当的政治指导。
三顾茅庐之时，刘备迫切需要的是一个总体的规划。诸葛亮的对策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大战略构想。大战略构想应该包括政治和军事层面。诸葛亮在分析形势时，对几大力量的分析和判断，均极清醒而透彻。但诸葛亮分析的主要是军事形势，尤其是军事地理形势，而非政治形势。与之相应，诸葛亮提出的是一套军事战略的构想。
作为军事战略构想，无论是“跨有荆益”阶段性目标，还是“结好孙权”的阶段性策略，都不成问题。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相反的方向更行不通。纵然“跨有荆益”存在地理上的困难，但不跨荆益而有之，更往何方？既然判断江东不可图，那么不与孙权结好，难道更与孙权为敌？可以说，在当时形势下，诸葛亮提出的这套军事战略构想近乎完美。刘备在“跨有荆益”之后，与“据有江东”的孙权结盟，整个长江一线的地利遂连缀成一种大势，整个南方的力量由此汇集起来，以对抗北方“此诚不可与争锋”的曹操。
但是，作为大战略构想，隆中对策里就缺少了政治指导。诚然，“跨有荆益”存在着一定的地理困难，难以改变的是地理环境，如果人事的努力可使有所改善的话，那就是改变“跨有荆益”这一结构的内外政治环境。如此，实现“跨有荆益”的阶段性目标，才是在取得并建立复兴汉室的基地，而不只是占据两块地盘。
诚然，孙刘的根本利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联盟对于双方来说都只是阶段性的策略。对于刘备集团来说，在这个阶段内，恰当的联盟策略，可使孙权不必相图，以便为自己赢得发展的机会；待到走过了这个阶段，自己实力壮大，可使孙权不敢相图。如此，与孙权的结盟，才是为复兴汉室的事业增加了一个助手，而不是又一个对手。无论是经营荆益二州的政治环境，还是处理与孙权的联盟关系，都需要有清晰的政治指导。
直到刘备称汉中王时，他将自己塑造成刘邦和刘秀事业的继承者，并反映在其政治论述之中，刘备集团的政治定位才算清晰。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提到刘备“帝室之胄”，出使江东时也提到刘备“王室之胄”，表明诸葛亮其实已有意识地将刘备的宗室身份当作其政治资源。既然如此，那么，无论刘备想要复兴一个谁来代表的汉室，只要他的事业与汉室联系在一起，就不能避开他与刘邦、刘秀的关系，也就不能避开他与许昌汉廷的政治关系。
在那个时代的群雄中，袁绍和袁术兄弟可以撇开东汉王朝的政治框架。他们看当前的局势“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16，相信袁氏当受命，急于建立袁氏的天下。周瑜和鲁肃可以撇开东汉王朝的政治框架，因为他们认定“汉室不可复兴”，相信“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的先哲秘论，从而致力于成就江东新的帝业。17至于曹操，当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时，他仍将自己与群雄的博弈置于汉帝国的政治框架内，待到他在这面旗帜下将汉帝国的遗产悄悄转到自己名下后，才意图掀掉汉帝国的外壳。
如果说军事战略的灵魂是政治指导，那么，政治层面的战略，其灵魂是天下为公的道义主张和判明善恶的价值诉求。《隆中对》通篇没有政治关系的分析，也没有价值评判，因而没有政治定位，也就没有政治指导。作为一套大战略构想，没有了政治指导，也就没有了灵魂。
后世评价诸葛亮，每每将其比作伊尹、吕望，二人为儒家观念中宰辅的典范。这种比拟突出了诸葛亮政治家的身份。躬耕山林的诸葛亮却只是“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显示出青年时代的诸葛亮娴熟于春秋战国霸业雄图的历史；出山之初，“奉命于危难之间”而出使江东，其言行则近于纵横家；后来他给后主所写的书目为《申》《韩》《管子》和《六韬》，则显示他精于法家和兵家的思想。凡此种种，可帮我们了解诸葛亮早年所储积的思想资源，亦可帮我们认识《隆中对》里的得与失。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还需要经历时代风云的淬炼。
建安十二年，刘备向诸葛亮咨以“当世之事”时，对于自己的事业，并没有获得一个清晰的政治定位。
脚注
1 《蜀书·先主传》。
2 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讨论，本人秉持“襄阳说”，故将这篇对策仍称为《隆中对》，以方便行文表述。关于《隆中对》得失的讨论，涉及蜀汉整个历史过程的得失，故建议读者在读完后面章节后，再回头重读本章。战略的研讨，既要有综览大势的视野，又要有精细入微的眼力，如此，方有益于战略思维的启迪。论大势而不求精微，必流于空疏；讲精细而无视大势，必拘泥细节。
3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五《历代·二》。
4 《隆中对》的内容，是刘备与诸葛亮在屏退闲人后的一段对话，我们看到的文本是陈寿的叙述。后世的评论都是建立在陈寿这个叙述文本的基础之上的。陈寿的叙述是否有关于这段谈话的记录文本为依据，关系到这个叙述文本是否准确地反映了诸葛亮本人的思想。陈寿早年生活在蜀汉。他在《蜀书·后主传》中说到蜀汉“国不置史，记注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较之于《魏书》和《吴书》，《蜀书》确实比较单薄。列名于杨戏《季汉辅臣赞》中的多位重要人物，《蜀书》中没有立传。陈寿除补注过部分资料外，多处提到“失其行事，故不为传”，可知蜀汉“国不置史”对于蜀汉历史资料的保存确实是有影响的。不过，从《蜀书》中收录了许多蜀汉的诏策表文等文件看，蜀汉基本的档案资料还是有保存的。
陈寿曾受命“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编过《诸葛亮集》。他在泰始十年（274年）编成《诸葛亮集》后上表晋武帝时说，“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然犹存录其言”，说明当时蜀汉还是保存了大量的关于诸葛亮言论、事迹和著述的资料。他编的《诸葛亮集》，在“删除复重”之后，犹有“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隋书》经籍志中录有此书。从裴松之补注的内容看，《诸葛亮集》里并非只收录诸葛亮本人的文章，也记述有相关的背景事件。这些当然都来自陈寿收集的“然犹存录其言”的资料。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提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陈寿在上晋武帝表中也说到，“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可知三顾茅庐与隆中对策并非蜀汉历史中的秘辛，而是蜀汉开国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作为如此重要的事件，三顾茅庐与隆中对策应该是“然犹存录其言”的资料里没有理由被忽略的内容，也是陈寿收集资料“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时不可或缺的部分。事实上，陈寿在《蜀书·诸葛亮传》中对此事给了相当充足的篇幅，相比之下，叙述北伐的经过倒是比较简略。
《三国志》叙述魏吴二国的历史，也记载过一些较长篇幅的对话，如《魏书》中荀彧建议曹操迎天子于许昌及论曹操对袁绍“四胜”等内容，《吴书》中周瑜、鲁肃的一些决策性建议及孙权论周鲁吕三人优劣等内容，文字都非常规整、通畅，明显有整理的痕迹。魏吴二国均有史官，且在当朝即修国史。魏有王沈撰《魏书》，吴有韦昭撰《吴书》，均为当时官修史书。陈寿在叙述上述谈话性内容时，应该是以魏吴二国的国史资料为依据。《隆中对》的内容如此详细，文字的规整通畅程度，丝毫不亚于魏吴二国部分。若比照魏吴二国的情况，则《隆中对》内容的叙述应该是有资料依据；这个依据应该是蜀汉时期即已成文的官方资料。也就是说，隆中对策的记录文本应该包含在“然犹存录其言”的资料中。
陈寿在给晋武帝的表文中还说到，“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他在说明编辑的原则时，也只是说“辄删除复重，随类相从”。这表明他所收集的关于诸葛亮的资料，不会因为政治方面的顾虑而有所删改。因此，我认为，我们看到的这个叙述文本，应该反映出诸葛亮本人的思想。
5 《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6 孙刘关系变化的具体过程，详见刘备取益州和取汉中两章。
7 参见第八章第二节《孙权背盟袭荆州》。
8 详见第十章《夷陵之战》。
9 《读通鉴论》卷六《 光武·八》。
10 《后汉书》卷十三《 公孙述传》。
11 《资治通鉴》卷三十九，汉纪三十一，淮阳王更始二年。
12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13 《蜀书·诸葛亮传》。
14 《吴书·吴主传》注引韦昭《吴书》。
15 详见第四章《联盟的新阶段》。
16 《魏书·董二袁刘传》注引《魏书》。另参《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袁术吕布列传》，“此与周末七国无异”。
17 《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