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期的刘备

刘备，一个出生在那个时代中国版图东北角的人，一生奋斗，屡经挫折，千里辗转，最后终于在中国版图的西南角上占得一块地盘，建立政权，这个政权声称代表汉室。当他遗恨死去时，这个疲弊的政权正处在危急存亡的困境之中。

刘备一生的奋斗，可分成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跟地域联系在一起。我们先将他生平的几个段落梳理清晰。

刘备死于章武三年（223年），“时年六十三”，则刘备应生于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常璩在其《华阳国志·刘先主志》中将早期的刘备概括为“于时先主名微人鲜”，而将他的事业概括为三个阶段：“伯豫君徐，假翼荆楚，翻飞梁益。”

刘备曾与公孙瓒一同师事卢植。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时，刘备投靠公孙瓒。公孙瓒与袁绍相争，派刘备与田楷徇青州。刘备以功被委任为平原相。田楷据青州是在初平二年（191年），平原时属青州。刘备涉足青州，时为初平二年，年为三十一岁。曹操攻徐州陶谦，陶谦向田楷求援，刘备与田楷率军救之。陶谦给刘备补充丹阳兵四千，表刘备为豫州刺史，刘备遂去田楷而依陶谦。陶谦病卒，托徐州于刘备。时为兴平元年（194年）。其后，刘备与吕布在徐州一带相攻，至建安元年（196年）兵败，往依曹操。曹操表刘备为左将军、豫州牧。建安三年（198年），曹操帮刘备擒杀吕布。次年，刘备袭杀曹操所置徐州刺史车胄而复夺徐州。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击破刘备。刘备遂经青州而投袁绍。这就是常璩所概括的“伯豫君徐”。为表述方便，我将这十年称为刘备的青徐时期。

官渡之战前，刘备曾率偏军袭扰汝、颍一带，军败后“说绍南连刘表”，引兵脱离了袁绍。建安六年（201年），刘备投奔刘表，从此涉足荆州。刘表增补刘备兵力，使屯新野，屏护荆州北境。其间，经历刘表病故、赤壁之战，荆州政局大变。赤壁之战后，刘备取得荆州数郡。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应刘璋之邀，率军入益州。这就是常璩所概括的“假翼荆楚”。为表述方便，我将这十年称为刘备的荆州时期。

刘备于建安十六年入益州，不久与刘璋反目，至建安十九年（214年）占据益州。次年，与孙权在荆州问题上发生矛盾，双方剑拔弩张，后以湘水为界，平分孙刘所占荆州六郡。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北争汉中；次年五月，定汉中；七月，刘备称汉中王。同年冬天，孙权袭杀关羽，夺占荆州。蜀汉章武元年（221年）四月，刘备在成都称帝。七月，兴兵伐吴；次年六月，军败，退驻永安。章武三年（223年）四月，刘备在永安去世。这就是常璩所概括的“翻飞梁益”。为表述方便，我将这大约十三年称为刘备的益州时期。

这是刘备一生事业的几个阶段。在青徐，他崭露头角，获得英雄之名；在荆州，他与孙权结盟挫败曹操，遏制了曹操一统天下的势头；在益州，他取得巴蜀、汉中，建立政权。

循着汉代版图的这几个区域，循着他事业的几个阶段，我们可以依稀看到，在汉末风起云涌的大舞台上，在纷争的群雄中，他是怎样崛起，又是怎样陷入困境的。

刘备的英雄之名

东汉的统治，因外戚和宦官的轮番专权而受到削弱，因黄巾大起义的冲击而走向衰落。黄巾起义虽未直接导致东汉的灭亡，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权力下移州牧，武人趁势崛起。

直接导致东汉统治秩序崩溃的是董卓之乱。汉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为诛宦官而“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驻兵河东以观时变”的董卓得机而动，引兵入雒阳1，擅行废立，劫持汉献帝西迁长安。关东群雄起兵讨董卓，却各怀私计。汉献帝先是受制于董卓，后又受制于李傕、郭汜等凉州诸军阀。广阔的关东地区遂出现权力真空。关东群雄讨董不成，食尽兵散，各谋割据。汉末政治遂进入一个复杂的演变阶段。

在这个复杂的舞台上，刘备崭露头角是在青徐时期。考察这个时期的刘备，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刘备涉足青徐这个舞台，便迅速崛起，成就英雄之名。

刘备究竟是不是英雄，是个什么样的英雄，当我们考察完他的一生行迹，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认识和评价。但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事实是：在当时，有那么多的人认为他是英雄。

刘备初入青州做平原相时，孔融向他求援，“以君有仁义之名，能救人之急”，对他寄予很高的期许；在徐州，陶谦托以安州，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他投奔曹操，曹操表为豫州牧、左将军，并言“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他离开徐州投奔袁绍，袁绍亲出邺城郊迎二百里。

一个人是不是英雄，只是一个自身材质的问题；但如果有那么多的人认为他是英雄，这就成了一种政治资本。因此，对于读史者来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原本“名微人鲜”的刘备，如何成就英雄之名？

许多年以后，当刘备说服自己和追随者相信他就是天命垂青的那个人时，他想到了他家东南角上的那棵桑树。那棵桑树高达五丈多，像帝王的车盖。过往的行人都说他家肯定要出贵人。儿时的刘备与刘氏宗族中的诸小儿在那棵树下嬉戏时，曾说过一句让他叔父惊骇的话：“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就像当年看见秦始皇的车驾威仪，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少年刘备的话暗示他早有帝王之志。考虑到他儿时玩伴的宗中诸小儿中，并没有人追随他直到他真的乘上羽葆盖车，这件事应该是出自刘备本人的叙述。

不过，三十岁之前的刘备看来并未领悟到这棵像帝王车盖的桑树与他日后将要称帝代表汉室这一事业之间的关系。《蜀书·先主传》中说他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这一点，诸葛亮在隆中对策及游说孙权时都曾提到，蜀汉的群臣在劝进书中也曾提到；但是，连司马光都说刘备“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2。刘备父亲早逝，他与母亲以贩履织席为生。他十五岁开始读书，可他“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喜欢交结豪侠。他结识过几个贩马的中山富商，后来起兵，获得过他们的资助。黄巾起义时，刘备也参与到平黄巾的行列中。只是力量很小，功劳不大，所以影响也不大。

那么，为什么刘备一登上青徐这个舞台，便迅速脱颖而出，成就英雄之名呢？

青徐是个特殊的舞台。这是一个由孔融、郑玄、陶谦及陈登等徐州大族所主导的舞台。刘备的师承渊源，帮助他步上这个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得如鱼得水。

《蜀书·先主传》载，刘备“年十五，母使行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这是一个注定要成就大业的人的标准履历。写下这份履历的人显然不会不想到孔子。一如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刘备十五岁开始读书，师事者又是名著海内的大儒卢植。

卢植是东汉大儒马融的弟子，“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其人“性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不好辞赋”。卢植系出名门，又具经邦济世的文武才略。灵帝熹平年间，九江南蛮反叛，朝廷以卢植“才兼文武”，先后拜九江太守、庐江太守。卢植在任内，“深达政宜，务存清静，弘大体而已”。在他治理下，“蛮寇宾服”。最足显示卢植文武才干的是他主持平黄巾起义。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四府举卢植，拜中郎将，发天下诸郡兵征之。卢植“连战破贼帅张角，斩获万余人”，围张角于广宗。成功在望，却因不肯贿赂宦官，遭谗言而被免职。后来皇甫嵩代卢植，讨平黄巾，沿用的仍是卢植的方略。董卓入京，欲行废立，卢植独持异议。董卓欲诛卢植，议郎彭伯谏曰：“卢尚书海内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董卓乃止，仅免其官。卢植后来逃离雒阳，隐于上谷。袁绍领冀州牧时，“请为军师”。初平三年（192年），卢植始卒。建安年间，曹操北征乌桓，途经涿郡，曾告当地守令：“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3命当地官员修护其坟墓，优礼其后人。

刘备师从卢植的具体情况，史未详言。卢植从马融门下学成之后，一度在故里“阖门教授”。建宁（168年至171年）中，卢植被征为博士，从此入仕；刘备“年十五，母使行学”，约在熹平四年（175年）。这年，卢植被拜九江太守，后“以疾去官”。去官期间，卢植曾作《尚书章句》《三礼解诂》。卢植授徒应该是在去官的这段时间里。《蜀书·先主传》中说刘备师事卢植时也提到“故九江太守”，可作参证。不久，“会南蛮反叛”，朝廷又拜卢植为庐江太守；“岁余，复征拜议郎”；后又“转为侍中，迁尚书”4。卢植重新被起用的具体时间不详，但他后来的这一系列官职迁移，都在光和元年（178年）之前。可知卢植去官后授徒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刘备与公孙瓒俱事卢植，《后汉书》中具体说到公孙瓒受学的地点，“从涿郡卢植学于缑氏山中”5。缑氏在今河南偃师东南，东汉时属司隶校尉部，属于京畿。那么，刘备是否也从涿郡远赴缑氏受学于卢植？抑或只是一次拜访请教？我们不得而知。无论是哪种情形，可以肯定的是，刘备在卢植门下受学的时间并不长。

不管怎样，强调自己曾有一段师事海内大儒卢植的履历，对自己肯定是有益的。而且，这段履历里，演绎出他跟两个人的关系，对刘备的事业提供了具体的帮助。一个是公孙瓒，一个是郑玄。

刘备与公孙瓒一同师事卢植，二人相友善，刘备以兄事公孙瓒。因着公孙瓒的关系，刘备涉足青州。初平二年（191年），公孙瓒派刘备随田楷徇青州。刘备因功被委任为平原相。

在青州，他得遇当世大儒孔融。刘备在青州做平原相，孔融在青州做北海相。孔融名重天下。灵帝末，孔融曾忤逆外戚大将军何进，何进的属官打算私遣剑客追杀孔融。有人提醒何进说：“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引领而去矣。不如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6从这事可以看出孔融的声誉和影响力。

黄巾军波及青州，围孔融于都昌。危急之中，孔融派太史慈去向刘备求救。太史慈对刘备说：“以君有仁义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区区，延颈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围，从万死之中自托于君，惟君所以存之。”7刘备听说孔融来向自己求援，敛容答道：“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邪！”即遣精兵三千以救之。《后汉书》中对此事的记述大同小异。8从刘备的反应中可以看出，在孔融眼里有那样的评价，连刘备自己都感到惊讶。我们无从得知，此前，孔融究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了解刘备，从而对他形成“有仁义之名，能救人之急”的印象；但是经历此事，刘备以出兵救了孔融而表现出他确实“能救人之急”。孔融对刘备的这种评价，日后在徐州那个舞台上，肯定会影响到其他人对刘备的认识。

在青州，还有另一位当世大儒郑玄。孔融为北海相时，郑玄隐居在故乡北海国高密县。郑玄与卢植一同师事关中马融。郑玄学成后东归，马融曾对其他的门人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郑玄东归，适值党锢事起，遂隐居故乡高密。郑玄在关东地区的影响很大。建安五年（200年），郑玄去世时，参加他葬礼的人，“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缞绖赴会千余人”。曹操的重要谋士崔琰便出自郑玄门下。孔融对郑玄也非常敬重。史载，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门”。孔融还让高密县为郑玄特设一乡，名为“郑公乡”，闾门号为“通德门”。

黄巾军波及青州时，郑玄避难徐州，徐州牧陶谦接以师友之礼。9一直到建安元年（196年），郑玄才从徐州返回高密。

陶谦托刘备领徐州时，孔融曾对他加以鼓励，从此事看，兴平年间，孔融应该也在徐州度过一段时间。建安元年（196年），孔融才被曹操征至许昌。

当时的徐州，“百姓殷盛，谷实差丰，流民多归之”10。避难徐州的周边州郡的士人中，有后来成为曹魏名臣的陈群及其父亲陈纪。陈纪为颍川人，其父陈寔，其弟陈谌，《后汉书》有传。陈寔于中平四年（187年）去世时，“海内赴者三万余人”；陈纪“亦以至德称”，“后进之士皆推慕其风”；陈谌“与纪齐德同行”；陈登所称“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兄弟”，指的便是陈纪和陈谌兄弟。《后汉书》载：“父子并著高名，时号三君。”11孔融对陈氏父子亦甚推崇。《魏书·陈群传》载，孔融“年在纪、群之间，先与纪友，后与群交，更为纪拜，由是显名”。豫州动荡时，陈群随陈纪避难徐州，一直到建安三年（198年）曹操击破吕布，才被曹操辟为司空西曹掾属。

徐州的安定被打破时，刘备登上了这个舞台。陶谦部将袭杀曹操父亲曹嵩，曹操志报杀父之仇，引兵来攻。陶谦不敌，告急于田楷，田楷与刘备引兵救之。陶谦给刘备增补丹阳兵四千，刘备遂去田楷而归陶谦。陶谦表刘备为豫州刺史，屯小沛。时为兴平元年（194年）二月。

就这样，在陶谦死前的一段时间里，刘备与孔融、郑玄、陈纪、陈群等关东硕儒名士一道，成了徐州牧陶谦的座上宾。

在这个硕儒名士的群落里，孔融是穿梭其间的关键人物。《后汉书》载，孔融“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闻人之善，若出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称所长；荐达贤士，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12以孔融之喜欢“荐达贤士”，对于他心目中“有仁义之名，能救人之急”的刘备，其奖掖自当不遗余力。陶谦托领徐州，刘备推辞时，孔融鼓励他说：“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13在孔融看来，徐州人推举刘备，属于“百姓与能”，这与他稍早前对刘备“有仁义之名，能救人之急”的评价，一脉相承。

虽然史书中关于这个时期刘备的活动记载甚略，但我们还是能从有限的史料中勾勒一二。《华阳国志》载有诸葛亮的一段话：“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也。’”14陈元方即陈纪，郑康成即郑玄。这则史料显示，当时流寓在徐州的这帮硕儒名士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所以，在徐州那段时间里，刘备得以经常与陈纪、郑玄等人一起探讨治乱兴衰之道，郑玄与卢植同出马融门下，刘备与卢植的师承关系肯定会在这个圈子里被提起。这样，刘备便算是郑玄师侄辈的弟子；刘备所言“每见启告”也显示刘备对郑玄执弟子礼。

刘备被陶谦表领豫州刺史后，即辟陈纪之子陈群为别驾；后来一直追随刘备入蜀的刘琰，与孔融同为鲁国人，则被刘备辟为从事。同样追随刘备入蜀的孙乾，与郑玄同为北海人。刘备领徐州时，辟孙乾为从事。《蜀书·孙乾传》注引《郑玄传》里的材料显示，孙乾被辟，是出于郑玄的举荐。孔融本人后来也被刘备表领青州刺史。

刘备从一个依附于人的带兵的部属，登上徐州这个舞台，便厕身于陶谦座上的这样一个硕儒名士组成的群体间，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治乱兴衰之道。这自然会影响陶谦、徐州的士人以及流寓在徐州的其他州郡的士人对刘备的印象。

徐州的兵患，因为兖州的陈宫迎吕布反曹操而暂时缓解。不久，陶谦病死。陶谦临死前对徐州别驾东海糜竺、糜芳说：“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15陶谦做此安排，固然会考虑刘备的才德，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徐州的士民是否接受刘备。从后来的情形看，徐州的士民对刘备是接受的。

糜竺、糜芳受命率州人去迎请刘备，从此一直追随刘备。糜竺、糜芳为徐州东海郡的巨商。在吕布袭据下邳后，刘备转军海西（今江苏滨海县）。糜竺、糜芳倾其资产帮助刘备度过困境。后来，曹操表糜竺领嬴郡太守，其弟糜芳为彭城相，但兄弟二人“皆去官，随先主周旋”，一直追随刘备入蜀。

出身徐州士家大族的陈登也力劝刘备接受徐州。陈登出身下邳陈氏，“历世著名”。陈登的叔祖陈球“少涉儒学，善律令”，灵帝年间，官拜司空、太尉；其父陈珪曾任沛相、济北相；陈登本人“学通今古，处身循礼，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异略”16。陈登对刘备非常敬重。陈登曾对陈矫论天下人物曰：“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兄弟；渊清玉絜，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清修疾恶，有识有义，吾敬赵元达；博闻强记，奇逸卓荦，吾敬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17举世碌碌，他所敬重的只有那么几个人。他所举的六个人中，有四个——陈纪（字元方）、陈谌（字季方）、孔融（字文举）和刘备（字玄德）——出自当年陶谦座上的那个圈子。可见当年那个圈子给徐州士人留下的印象。

刘备对陈登也倍加推崇。他曾评价陈登说：“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造次难得比也。”陈登与刘备彼此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当来自当年在徐州期间的那段交往。后来，在荆州牧刘表处，刘备与刘表、许汜共论天下人物。许汜说：“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刘备问许汜：“君言豪，宁有事邪？”许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王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18从刘备为陈登所做的辩护看，“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当是他们在徐州交往时所表现出的共同志趣。

刘备早年师事卢植，后与孔融、郑玄、陈纪辈交游，肯定会受到他们思想的影响。虽说刘备“不甚乐读书”，但从他临死前给儿子开的书目来看，刘备的视野并不狭窄。他在给儿子刘禅的信中交代，“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和《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所提及的书籍，除了儒家的《礼记》外，还有史书和诸子，特别是兵家和法家的著作。这个书单所体现出的知识结构，主要意在经世致用。19看来，陈登对刘备“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的印象，多少也来自刘备所表现出的见识。

陈登在劝刘备接受徐州时说：“今汉室陵迟，海内倾覆，立功立事，在于今日。彼州殷富，户口百万，欲屈使君抚临州事。”当刘备举袁术来推辞时，陈登对他说：“公路骄豪，非治乱之主。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功于竹帛。若使君不见听许，登亦未敢听使君也。”20他是以“治乱之主”期待刘备，期待刘备做出一番“匡主济民”的事业。

像陈登这样的徐州大族对刘备的推崇，自然又会影响徐州和流寓徐州的士民对刘备的印象。譬如陈郡袁涣，当年流寓徐州，陶谦表刘备领豫州刺史时，刘备举袁涣为茂才。袁涣从此终生对刘备保持尊敬。袁涣后曾为吕布所拘留，吕布想让他作书辱骂刘备，袁涣誓死拒之。刘备攻益州期间，袁涣为曹操新建的魏国郎中令。当时有传闻说刘备已死，“群臣皆贺”，袁涣“独不贺”。21

刘备接受了徐州，时为兴平元年（194年）十二月。此前，陶谦表刘备领豫州刺史，据万斯同《三国季汉方镇年表》，初平三年（192年）以来，豫州刺史为天子所任命的郭贡。刘备屯小沛（据胡三省注，时人谓沛县为小沛），小沛在豫州东境的边缘，陶谦以刘备屯小沛，意在扼守曹操从兖州沿泗水趋徐州的通道。曹操于初平四年（193年）第一次进攻徐州时，陶谦已从彭城退保郯（今山东省郯城）。刘备于兴平元年二月领豫州刺史，四月，曹操第二次进攻徐州时，刘备与曹操周旋于郯东。刘备领豫州刺史，其活动却主要在徐州。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刘备领豫州只是虚领。

刘备领徐州刺史，意味着他从一个依附于人的部属，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就跻身于关东群雄之列。

有了徐州这个舞台，刘备的影响开始往一个更大的舞台扩散。刘备被推领徐州后，陈登遣使通报了当时身为关东盟主的袁绍。《蜀书·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载袁绍答书：“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对刘备领徐州给予肯定和承认。刘备后来投奔袁绍时，袁绍出邺城二百里迎接，亦可印证刘备当年被徐州人推举一事给袁绍形成的印象。

刘备领徐州后，与袁术相拒。曹操迎汉献帝至许昌后，即表刘备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刘备遂正式策名于汉廷。

陈寿在叙述刘备拜将封侯一事时，特别注明，“是岁，建安元年也”。但是，关于这段时间刘备的事迹，陈寿的叙述在时间次序上有错乱。刘备拜将封侯一事列于吕布袭下邳之前。吕布袭下邳在建安元年六月。22《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元年六月，曹操始迁镇东将军。但是，关于曹操领镇东将军的时间，《武帝纪》中的说法却为《资治通鉴》所不取。《资治通鉴》将曹操领镇东将军的时间列于该年八月汉献帝幸雒阳南宫杨安殿之后。这个时间与《魏书·董昭传》及《后汉书·献帝本纪》中的记载相合。从《董昭传》中提到的表曹操为镇东将军的由来看，《资治通鉴》所列的时间次序更合理。该年八月辛亥日（公元196年9月28日），曹操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后汉书·献帝本纪》中记述此事时，还特地提到曹操镇东将军的身份。九月己巳日（公元196年10月16日），献帝幸曹操营，始以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曹操由镇东将军转大将军之后，表刘备为镇东将军才有可能。所以，曹操表刘备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时间应该是在该年九月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昌之后，当然也是在吕布袭据下邳之后。

如果这两件事的时间次序颠倒的话，就很难理解曹操何以会表荐刘备这位昔日的对手拜将封侯。

此前，刘备曾帮助陶谦对抗曹操，又收容过曹操在兖州的对手吕布；现在，吕布夺占了刘备的徐州，曹刘关系因此发生变化，刘备在曹操眼里遂有了利用价值，用以对付他在东方的两个敌人——袁术和吕布。初平四年（193年），曹操与袁术争夺豫州，即已成为宿敌；现在，吕布夺刘备的徐州，刘备遂跟曹操的这两位敌人都成了对手。在这种变化了的时势下，曹操才会表刘备这位昔日的对手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刘备却因此正式策名于汉廷，他的人生事业又上了一个位阶。

吕布夺占徐州后，刘备一度转军海西（今江苏滨海县），处境艰困，遂向吕布求和。吕布也因不满袁术并未履行资助军粮的许诺，接受了刘备的求和，以刘备为豫州刺史，屯小沛。不久，吕布又忌惮刘备兵力恢复，出兵攻刘备。刘备败走，投奔曹操。“曹公厚遇之，以为豫州牧。”曹操增其兵力，以图吕布。建安三年（198年），曹操亲自东征，擒杀吕布。刘备随曹操还许昌，曹操又表刘备为左将军。

初平年间以来的左将军一职，一直体现着针对性的政治意图。初平四年（193年），李傕挟天子于关中，欲结袁术为援，以袁术为左将军；建安二年（197年），曹操已挟天子于许昌，欲笼络吕布，未许其期待的徐州牧，却以吕布为左将军，明显是针对袁术；现在，吕布已除，袁术未灭，曹操以刘备为左将军，仍有针对袁术的意图。因着这层意图，日后曹操派刘备去徐州拦截袁术也就很好理解。

刘备称汉中王时，在上汉帝表中提到的头衔是“左将军、领司隶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其中只有左将军、豫州牧、宜城亭侯获得过正式的王命封拜。

就这样，刘备迈进了汉帝国新的政治中心许昌。在许昌，刘备的英雄之姿在曹操及其重要谋士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程昱言“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23，董昭言“备勇而志大”24，郭嘉言“今备有英雄名”25。虽然裴松之曾指出过一些记载的矛盾之处，但矛盾的不是对刘备的评价，而是对刘备杀与不杀的态度。杀不杀刘备之所以会成为问题，恰好是因为他的英雄之姿。

至于曹操，他对刘备“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26。二人把酒言欢之际，曹操以英雄相推许，留下一段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在小说中被演绎得脍炙人口。

《蜀书·先主传》中记下了这个故事。

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

曹操何以如此推许刘备呢？截至此时，刘备并没有显赫的战功，但是，曹操、刘备与袁绍三人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比较的。他们三人都曾被推领州牧。董卓之乱后的关东诸州，有的州牧是由天子授命的，如陶谦之为徐州牧，刘表之为荆州牧；有的则是以武力夺取，如袁术之据扬州，公孙瓒之据幽州，吕布之据徐州。而袁、曹、刘三人则都被推领州牧。袁绍在初平二年（191年）以韩馥让州而被推领为冀州牧；曹操在初平三年（192年）被东郡陈宫等推领为兖州刺史；刘备则在兴平元年（194年）由陶谦遗命而被州人推举为徐州刺史。

但三人被推领州牧的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袁绍领冀州，毕竟使用了胁迫的手段；曹操被推领兖州刺史两年后，因杀陈留名士边让，致使“兖州士大夫皆恐怯”，从而引发陈宫等人谋迎吕布据兖州而叛曹操，兖州一度仅有三城为曹操所守。这跟刘备被徐州的士民推服相比，究是美中不足。

而且，三人的凭资也完全不同。袁绍主要凭借袁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门第资望，曹操的出身虽不及袁绍，但其父曹嵩也曾官拜太尉；刘备则是从底层起家，完全无凭无恃。袁术就曾在给吕布的信中傲慢地写道，“术生年以来，不闻天下有刘备”27。刘备却赢得了徐州士民的推服。这些不可能不影响曹操对刘备的认识。

刘备跟曹操的合作，令他策名于汉廷，也令他的英雄之名，经由许昌这个政治中心而获得全局性的影响。

衣带诏的疑点

刘备与曹操的合作并没有维持多久。袁术称帝，兵势日蹙。建安四年（199年），袁术欲从徐州北走而依袁绍，曹操遣刘备率军赴徐州拦截。刘备到下邳后，袭杀曹操所署徐州刺史车胄，举兵反曹。

刘备此次据徐州而反曹，中间夹杂着衣带诏之事。汉献帝究竟有没有授予董承、刘备等人以衣带诏，历来争议很多。这件事关系到日后刘备给自己政治定位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加以厘清。

《蜀书·先主传》这样记述此事：

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

《资治通鉴》则是这样叙述的：

初，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28

《蜀书》中用了一个“辞”字，《资治通鉴》中用了一个“称”字。“辞”和“称”都表示声称的意思，意谓董承自己声称得到过汉献帝的衣带中密诏。至于汉献帝是不是真的授予过董承衣带诏，二书态度谨慎，不作论断。

范晔在《后汉书·孝献帝纪》中则这么叙述此事：

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

根据范晔的叙述，则汉献帝明确地授予过董承等人密诏。那么，汉献帝究竟有没有授董承、刘备等人衣带诏呢？

建安五年（200年）正月，“董承谋泄”，“曹操杀承及王服、种辑，皆夷三族”。29这在当时应是一件震动一时的政治事件。因为此事涉及一个大的政治密谋，所以，不管当时公布的情况是怎样的，它都会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人们会揣测，只要汉献帝还在曹操的控制之中，这事就不可能从汉献帝那里得到证实。董承已因谋泄而被杀，那么，不管他是声称还是真的得到过衣带诏，这事已不可能从董承那里得到证实。对于那些情愿相信有衣带诏的人来说，当然不会相信曹操在当时公布的说法。人们会揣测，即使真有衣带诏，也有可能被曹操销毁。他不可能公布一个对自己不利的政治文件。所以，这事也不可能指望从曹操的说法中去证实。

我认为，汉献帝并没有授予董承、刘备等人以衣带诏。在几个当事人中，虽然没法从汉献帝、曹操及董承那儿得到证实，却可以从刘备那里得到证实。

如果汉献帝真的授予董承、刘备等以衣带诏的话，那么，刘备日后讨曹，便属奉辞伐罪，刘备势必会奉为旗帜。曹操征荆州时，刘琮举州投降，以刘表所受汉节为信物，遣使迎曹，曹营诸将都怀疑是诈降。娄圭说：“天下扰扰，各贪王命以自重，今以节来，是必至诚。”30汉节尚且可以作为王命的信物，如果刘备和董承等人真的获得过汉献帝密诏的话，那么，刘备的讨曹，便等于是得到过汉献帝的授权，这是真正的“奉辞伐罪”，足可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相对抗。可是，无论是在荆州联孙抗曹，还是后来谋称汉中王时，刘备都未曾提及有衣带诏的事。最为确凿的证据，便是刘备称汉中王时的两份文书。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争得汉中后，谋称汉中王。马超、许靖、诸葛亮、法正等一百二十人联名上表汉献帝，依东汉初河西五郡推窦融为元帅的故事，推刘备为汉中王。表文中提到刘备与董承密谋讨曹操的事。可是，表中虽然说刘备“受朝爵秩，念在输力，以殉国难”，却也只是说，“睹其机兆，赫然愤发，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会承机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泯海内”。刘备自己在上汉献帝表中，也只说“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机事不密，承见陷害，臣播越失据，忠义不果”31。这两份表文本是要表明，即使没有来自汉帝的封授，刘备行权宜之计而称汉中王也是正当的，以便更好地领导讨曹灭贼的事业。如果汉献帝真的授予过刘备等人以衣带诏，则表文中不可能不提及，以作为“奉辞伐罪”的确凿依据。

至于范晔的叙述，则属典型的春秋笔法，以表达他本人的政治观念。这种笔法，在《后汉书·献帝本纪》中随处可见。譬如曹操进封魏公、魏王，从程序上讲，均有汉献帝明确的策命封拜，而范晔则书为“曹操自立为魏公”“曹操自进号魏王”。其他如“曹操自领司隶校尉”“曹操自为司空”“袁绍自为大将军”，皆此类也。范晔的这种笔法，就像孔子以春秋笔法贬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政治乱象，范晔意在贬损曹操那样的武人，挟持天子，图谋篡盗。作为文献依据，范晔的叙述没有刘备称汉中王时的那两份文书的价值大。东晋的袁宏著《后汉纪》，比范晔的《后汉书》要早，只字未提衣带诏之事：

五年春正月壬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谋杀曹操，发觉，伏诛。初，承与刘备同谋，未发而备出。32

所谓“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应该是董承自己主谋，而非出自汉献帝的密旨。在许昌，董承可能联络过刘备，刘备看来也参与了其事。在刘备称汉中王时的那两份表文中，刘备则从参与者之一，变成了主要参与者。但即令如此，他也没有说汉献帝曾授予他们衣带中密诏。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那份传言中的衣带诏根本不存在。

对于刘备来说，重要的是，参与董承密谋诛曹操一事，让他找到了后半生奋斗的政治主题，虽然这一主题变得鲜明而清晰还是日后的事。

在当时，此事只是促成了他与曹操的决裂。刘备投奔曹操，乃属不得已。刘备步上徐州这个舞台并被徐州士民推服，起因于曹操攻徐州。曹操两攻徐州，多所残杀。史载：“初，京、雒遭董卓之乱，民流移东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操攻郯不能克，乃去，攻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33曹操的双手沾满了徐州士民的血。陶谦及徐州的士民们把安徐州的希望寄托在刘备身上，他在徐州成就了英雄之姿，却在许昌与曹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回看仍追随他的徐州士民，刘备情何以堪？董承的密谋促成了他与曹操的决裂，曹操派他去徐州拦截袁术则提供了一个最好不过的契机。

刘备最后一次回到了徐州。他杀车胄而据徐州后，“东海贼昌豨及郡县多叛操为备”34，很快，刘备就聚众数万人。在徐州，他再次验证了自己的影响力。在官渡之战前夕，曹操冒着来自袁绍的巨大压力，抽空东征徐州，击败了刘备。他说：“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35他撇开袁绍而先击刘备，也印证了他当初“本初之徒，不足数也”的说法。刘备兵败后经青州投奔袁绍，袁绍亲自出邺城二百里相迎。

刘备投奔袁绍实在也是权宜之计。无论袁曹之争谁成谁败，托身袁绍羽翼之下，刘备都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当袁曹紧张对峙之时，刘备借故脱离了袁绍集团。他以南连刘表为借口，率领本部兵马，扰略汝南一带。曹操在官渡击败袁绍后，南击刘备。刘备转投荆州。刘表听说刘备来投，亲至郊外迎接，“以上宾礼待之”。时为建安六年秋。

刘备从初平二年（191年）涉足青州，兴平元年（194年）踏入徐州，到建安五年（200年）最后一次离开徐州，经由在袁绍处短暂的栖身之后，来到了荆州，从而结束了他十年的青徐时期。

这十年里，刘备从一个依附于人的部属，成就了英雄之名。他游走于关东的几大诸侯处，都备受敬重。在陶谦处，陶谦以“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托以安州；在曹操处，曹操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相推许；投袁绍处，袁绍亲出邺城二百里相迎；投刘表处，刘表自出郊迎而待以上宾之礼。这样的身姿，在汉末的群雄中，尚未有第二人。

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呢？他曾跟公孙瓒站在一起对抗袁绍，曾跟陶谦站在一起对抗曹操，曾跟曹操站在一起对抗袁术，又曾跟袁绍站在一起对抗曹操。以英雄之姿，游身于如此之多复杂而对立的关系中间，在汉末的群雄中，也未有第二人。

刘备虽然成就了英雄之名，但其生平事业的定位远未清晰。当他来到南方时，人马零落，无用武之地，只有空空的一个英雄之名。他需要找到未来的方向，也需要找到事业的主题。

脚注

1 东汉以洛阳为京师，汉在五德次序中属火德，火忌水，故改洛为雒；曹丕代汉后，又正式改雒为洛。《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载：“诏以汉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变‘雒’为‘洛’。”裴松之将《魏略》所载诏书补注于曹丕在繁阳称帝后初幸洛阳之下，可见曹魏定都洛阳后，才正式下诏改名。中华书局版《后汉书》均书作“洛阳”，中华书局版《两汉纪》之《后汉纪》亦书作“洛阳”，均违体例。中华书局版《三国志》均书作“洛阳”。中华书局版《东观汉记校注》书作“雒阳”。中华书局版《资治通鉴》在曹操迁献帝于许之前，均书作“雒阳”；迁许之后，或书作“雒阳”，或书“洛阳”，可能是史料来源差异之故，也可能是校刊之误。故本书凡曹丕代汉前的洛阳，均书作“雒阳”；曹丕代汉后，书作“洛阳”。

2 《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纪一，文帝黄初二年。

3 《后汉书》卷六十四《吴延史卢赵列传》。

4 《后汉书》卷六十四《吴延史卢赵列传》。

5 《后汉书》卷七十三《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

6 《后汉书》卷七十《郑孔荀列传》。

7 《吴书·刘繇太史慈士燮传》。

8 《后汉书》卷七十《郑孔荀列传》载：备惊呼：“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

9 《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

10 《资治通鉴》卷六十，汉纪五十二，献帝初平四年。

11 《后汉书》卷六十二《荀韩钟陈列传》。

12 《后汉书》卷七十《郑孔荀列传》。

13 《蜀书·先主传》。

14 《华阳国志》卷七《刘后主志》。

15 《蜀书·先主传》。

16 《后汉书》卷五十六《张王种陈列传》。

17 《魏书·桓二陈徐卫卢传》。

18 《魏书·吕布臧洪传》。

19 遗诏中所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取意于《周易·系辞》“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见《周易正义》卷八《系辞下》。

20 《蜀书·先主传》。

21 《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

22 《魏书·吕布传》注引《英雄记》。

23 《魏书·武帝纪》。

24 《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

25 《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注引王沈《魏书》。

26 《蜀书·先主传》。

27 《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袁术吕布列传》。

28 《资治通鉴》卷六十三，汉纪五十五，献帝建安四年。

29 《资治通鉴》卷六十三，汉纪五十五，献帝建安五年。

30 《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汉纪五十七，献帝建安十三年。

31 《蜀书·先主传》。

32 《后汉纪》卷二十九。

33 《资治通鉴》卷六十，汉纪五十二，献帝初平四年。

34 《资治通鉴》卷六十三，汉纪五十五，献帝建安四年。

35 《资治通鉴》卷六十三，汉纪五十五，献帝建安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