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仲村和代（《朝日新闻》社会新闻记者）
这样下去真的没问题吗？
在享受便捷生活的同时，我曾产生过这样的想法。
每当舒适便捷的生活背后发生的悲剧以“事故”或“事件”的形式展现出来，并成为“新闻”被广泛报道时，这样的感触便尤其深刻。
2013年4月，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近郊，一栋名为“拉纳广场”的八层建筑发生了坍塌“事故”。钢筋混凝土支柱突然断裂，建筑无法保持稳定，随即轰然崩塌。建筑中的人们被埋在瓦砾之下，上千人因此丧命。大楼内共有五家制衣厂，遇难者大半是厂里的工人。
为什么我要给“事故”一词加上引号呢？这是因为大楼坍塌并非由地震或爆炸导致，而是大楼本身存在违法扩建的嫌疑。早在事故发生前就有人发现大楼的墙壁上出现了裂缝，当地警察也在几天前下达过避难疏散的通知。然而工厂管理者却拒绝停止生产，最终酿成了悲剧。与其说这是天灾，倒不如说是一场人祸。
事故发生的半年前，我恰巧去孟加拉国进行过一次采访，因此不由得在脑海中回想起当时的情形。在首都达卡，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导致人口激增，我在路上遇到了严重的堵车，那幅光景说是“毫无秩序可言”或许也不为过。到了农村，“日本记者来了”的消息引发了一阵轰动，村民们向我喋喋不休地诉说着，都想要我“听听他们的话”，他们说现在有许多农村人都会进城打工。当我回想起那时见到的面孔，实在无法觉得那些事情与我们毫无关联。
孟加拉国并非观光旅游国家，来过这里的日本人可能寥寥无几。尽管拉纳广场事故在电视上镜头令人同情，但想必许多人都会认为这仅仅是一起发展中国家忽视安全管理所导致的事故，不会意识到它同样是一个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问题。
然而这件事却并非与我们这些发达国家的人民毫无关联。因为我们每天都穿在身上的服装，就是在那里生产出来的。
孟加拉国的人口约1.6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 538美元（2017）。孟加拉国曾经被称作“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但近年来经济发展迅猛，而支撑经济增长的正是制衣行业。如今这里已经成为面向发达国家出口成衣的“世界服装工厂”。优衣库、GAP等平价服装品牌均在孟加拉国设有生产基地。
在过去，长期接受发达国家服装生产订单的国家是中国，与之相比，孟加拉国的优势在于廉价的劳动力。为了实现产业发展，当地政府也打出“孟加拉国的价格更加便宜，生产服装就到这来”的宣传口号，于是大量制衣工厂应势而生，其中就包括拉纳广场内的工厂。发达国家的人享受到的物美价廉服装的背后，却是那些辛勤劳作，却连最基本的生命安全都未能得到保障的工人。
这起事故在欧洲和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越来越多的人质疑服装行业是否尽到应有的责任，并开始对当下的消费模式进行反思。在事故发生之后的4月末，在日本同样出现了“时装革命周”等有助于人们了解服装生产车间信息的活动。
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活动尚未令现状发生显著改变。想要以消费者的身份付诸行动，迈出第一步并非易事。况且人们很难感受到自己的行动能够使现状发生什么改变。许多人想给社会提供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却很难从海量的信息中决定选择什么，如何选择。
而我也正是其中为此而苦恼的一人。
我于2002年进入《朝日新闻》报社。当时大多数日本报社记者的职业生涯都是从当地的“警察担当”开始干起，也就是从事犯罪案件方面的报道，我也不例外。最初在大分县工作，之后又被调去长崎与福冈等地，相继负责县政府、市政厅的行政新闻报道工作。此类工作多依赖于所谓的“记者俱乐部”的人脉，需要与那些消息灵通的人建立良好关系，以便迅速获取更多深度材料。但我性格较为内向，不擅长和大家打成一片，有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何还在坚持记者这个工作。
在长崎工作时，我曾撰写过一篇关于原子弹与和平的报道。我和父母都出生于冲绳，从小听着祖母及长辈们在冲绳战役中幸存的故事长大。在上小学低年级前我一直生活在广岛，曾经无数次参观过位于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也曾在学校里多次接受过和平教育。小学三年级时我转学到大阪，当告诉同学自己来自广岛后，同学们纷纷问我“原子弹爆炸是什么样的”。他们对原子弹的认知与广岛人完全不同，这让我深受打击，同时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报社面试的时候，我提到了那件往事在心里留下的感受，于是后来有幸得到了采访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机会。身为记者，这样的机会难能可贵。在采访中，我也积累到了大量宝贵的经验。
在长崎，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人不仅会向后代讲述自己的体验，还会结合当前世界上的纷争与环境等问题来叙述，以期引发人们对和平问题的思考。那时恰逢原子弹爆炸60周年，我因而多次得到海外取材的机会。我采访过战后嫁给美国军人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也询问过美国人对原子弹爆炸及核武器政策的态度。这让我感觉到，尽管不在大都市，却也能听到价值观完全不同的人们说的话，感受到各种事物跨越时空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提供给我一个学会从多角度看待问题的好机会。
2010年春天，我被调到东京的社会新闻部工作。社会新闻部里的大多数记者都是警察及政府的记者俱乐部成员，在自己深耕的领域拥有杰出的挖掘内幕的采访能力。或许是被大家看出了我没有抢夺头版头条的能力，因此当时的我没有被吸纳到某个特定领域的记者圈子，一直都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总而言之就是什么方向的题材都做。我既会在意外事件或灾难发生时赶赴现场进行采访和报道，也会凭借着个人兴趣选择题材深入挖掘，撰写报道。
然而在几年后，我感觉自己遇到了职业瓶颈。
报纸是传递信息的媒介。身为一名记者，我深刻认识到新闻并没有绝对的标准，而仅仅具备相对性。例如，当重大事故接连发生时，平日里会刊登在社会版面上的新闻便销声匿迹（如今这样的报道大部分只会在电子版报纸上刊登）。过去一些并不会引人注目的小事，如今却能得到机会屡屡引发人们的关注，被媒体大肆报道。所以说真正决定“新闻价值”的，是特定时代、国家及人民看待问题的态度，对此做出筛选的人则是编辑和记者，因此难免存在主观要素（当然有时他们也会小看某件事的新闻价值，因错过好题材而追悔莫及）。
例如在2016年，一篇名为《上不了保育园，日本去死！！！》(1)的匿名博文成为热门话题的同一时期，我也同样以面对孩子“入园难”问题的年轻父母在网上发出的声音为切入点撰写了一篇报道，然而主任却对我说：“这算什么新闻？”关于保育园的问题后来被拿到国会上讨论，引发了强烈反响，政府也宣布将采取有力措施处理问题，这时又有人不停催促我“能不能就这个问题再写点什么”了。
“新闻”一词的字面意义就是“新的见闻”。最新发生的事、不常出现的事、发生变化的事容易写成报道，然而那些即使存在问题，却为社会所默许，变化缓慢，难以进入到大众视线当中的事，却总是难以成文。诸如“待机儿童”(2)这种每年都在发生、在社会上已被视为常态的问题，也就不足以被称为新闻了。能出现在纸面上的大都是些“非同寻常”的事件。若是有一天“日常”变为了“新闻”，那说明一定出现了非常罕见的情况，或是这些问题引发了什么“事故”。
当然，许多记者每天都在绞尽脑汁，试图改变这样的分类方法。当原本已经被埋没的话题被重新挖掘出来、得到重视的时候，专业记者也就拥有了存在的价值。
在我从事记者的这17年里，新闻媒体的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我2002年刚刚入职的时候，人们使用的手机都还是“翻盖机”，手机拍照的画质远远达不到印刷水准，无法用在报纸上面。然而现在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来拍摄照片、编辑视频，甚至进行直播。2010年我刚刚开始使用推特的时候，记者实名发布推文的现象极为罕见，而现在，各种社交软件不仅是人们发布信息的平台，更是收集信息与申请采访的利器。由于网络媒体愈发重要，许多大型媒体机构也纷纷将重心放在了数字媒体的运营上。
然而在媒体行业的语境中，记者的“基本使命”却依然保持不变，那就是监督权力并与之斗争。即使当局想隐瞒不利信息，记者也要不懈努力，力求揭穿真相并将其公之于众。刚正不阿，为保护国民的知情权战斗到底……这是报社始终所注重的信条。因此听到报社记者这个职业时，想必大部分人都会联想到揭发揭露权力滥用的调查报道，以及从战场和灾区带来的报道这样的内容。
反对战争、独裁及政治腐败，并与之抗争，无疑是新闻行业的重要使命。然而如果身处一个在“没有战争”的意义上算是“和平”的又能够通过选举选出执政者的民主主义国家中，则需要一些不同的做法。
即便是发达国家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如何进行财富再分配？预算该用在哪些方面？如何缓解人民生活中的困难？在人际关系愈发冷漠的时代，如何调节人们与家庭、社区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都不存在“标准答案”，而是要不同身份的人经过多次讨论，在彼此利害关系的不断调整中逐渐寻找到答案。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媒体仅靠追究当权者的责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有可能被人们认为是“为批判而批判”。若要说媒体能为社会性问题的解决起到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仔细发掘问题，将个人察觉到的问题分享给大众，继而寻求解决之道。媒体不仅要报道容易引人注目的事件，更要深入挖掘那些难以被人察觉的事件，并努力将自己所看到的内容传达给社会大众。
媒体并非没有做过这些尝试，只是依然不够充分。我认为发达国家的民众对媒体越来越不信任的原因不仅在于贫富差距扩大化与网络舆论极端化，还有对“与自身息息相关的问题”被媒体边缘化而感到的不满。在倾听这些不满的声音时，我们有必要对处理新闻的态度、采访的手法以及撰写文章的方式进行改变。
2010年，我在参与撰写一个以“独居者之国”为主题的系列报道时初次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些报道先是连载在报纸上，后来被汇编成为单行本出版。报道的主题是“社会性孤立”。眼下，人们与社区和家庭之间的关系正在变得愈发淡漠，甚至以孤独死这一极端形式鲜明地呈现在大众眼前。报道关注的就是这一社会现象。
《朝日新闻》之所以会策划这一连载，是因为在2010年夏季，日本国内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有人在东京都内的一所住宅中发现了一具已变成木乃伊的尸体。如果他还活着，那么年龄应该是111岁，同时也是东京都内最长寿的老人。该男子的子女和孙子同样居住在这所房子里，而该男子已经去世30多年了。没有处理尸体的原因是，该男子的退休金是这个家庭的收入来源，家人担心如果将他的死亡申报上去，整个家庭会难以维持生计。后来，国内各地也发现了大量类似案例，孤独死也成为了社会性问题。
在进行“独居者之国”的采访过程中，我发现类似的事件其实很久之前就已经在全国各地悄然上演。
例如很久以前，一些报纸的地方版中就出现过某人去世后，家人以“支付不起葬礼费用”“不知道怎样处理”为借口将遗体放置不管，最终发展成刑事案件的小型报道。
与家人、熟人基本断绝联系，死后好几个月都没人发现的孤独死事件也时有发生。如果没有被认定为刑事案件发生，警方往往不会发布公告，这些事件也不会被写成报道。
然而如果将几百件，抑或上千件“不值一提”的新闻汇总在一起，就会发现它们背后存在着的重大问题——在如今这个时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脆弱，家庭作为安全网的作用也在逐渐减弱。这样的问题已经显而易见，却从未得到重视。通过这次采访，我深深感到，如果不从一种另类的角度去挖掘“新闻价值”，人们可能会对这些问题始终视而不见。
与此同时，我也感受到了社会意识的变化。
这一趋势是伴随着人们对“工作方式”的关注而出现的。由于非正式雇佣群体的规模扩大，“过劳死”“吸血企业”等词汇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拥有稳定收入、结婚生子这些在以前的昭和时代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在泡沫经济崩溃后却都愈发难以实现。
从另一方面讲，在这个通货紧缩的时代，工资增长停滞不前，然而人们对服务的要求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还在提高。一般认为日本的服务价格和水平都是较高的，然而在高水平服务的背后，正有人为此而做出牺牲——如今人们已经开始逐渐认识到这一点。
我强烈感受到社会观念发生变化，是在对2016年9月发生的一起事故进行报道的时候。当时关西地区的私营铁路线上发生了一起跳轨自杀事件，导致电车停运，站台上一片混乱。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个车站里，一位正在处理乘客问题的乘务员突然惊恐万状、拔足狂奔，最终从高架铁路上跳下并摔成重伤。据目击者称，当时有几名顾客情绪激动地将该乘务员逼到角落，不停地追问他：“到底什么时候开车？”这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事件传播开来后，人们纷纷在推特上为这位乘务员辩护，并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呼吁公司对他离岗并跳下高架铁路的行为给予宽大处理，并在后续对他进行心理疏导。其中有一位网友表示：“在员工遭到恶意投诉时，公司有责任对他们进行保护。”
作为长期关注这一领域事件的人，我对互联网上的反应感到惊讶。因为若是在几年前，如果一个乘务员做出这样的行为，人们通常会骂他“不负责任”，并追究他擅离职守的责任。直到我撰写“独居者之国”的连载时，社会上依然存在一种强烈的舆论倾向，将贫困、遭受孤立与心理疾病等问题归结为“个人原因”。然而，如今在专家与援助人士的科普下，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这些问题仅靠自身努力无法解决”这一观点。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贫富差距”与“阶层固化”等问题视为与自己息息相关之事。
人们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获得服装和食品，这本身是一件值得感激的事。然而在这种现象背后，有一群人正为此而付出巨大的牺牲。为什么这些商品价格低廉？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雇佣廉价劳动力、进行大批量生产的系统。被称作“跨国公司”的巨型企业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人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了这样一个系统。如果没有独创性极高的产品，小型企业根本无法与之抗衡。伴随着大型企业寡头垄断程度的加深，就业环境愈发恶化，人民生活愈发艰难。全球化的浪潮甚至同样给发达国家带来了恶果，人们抱怨发展中国家抢走了自己的工作，或是抱怨企业想要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进行竞争，拖累自己的工资也节节走低。
那么承接了发达国家大部分业务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活状况又是否得到了改善呢？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劳动者们被迫以低廉的工资进行长时间劳作；当地环境遭到污染，产业被破坏；持续的不合理压榨行为孕育出恐怖主义，成为了冲突的导火索。
尽管不断有环境问题、矛盾冲突、恐怖主义和极端贫困等现实问题的报道，然而对于生活在日本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发生在“遥远异国的事件”，他们不太认为自己的行动能改变现状。身为日本的媒体记者，自己能否更进一步，帮助人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发生在地球“某处”的问题联系起来，并将其作为“与我们息息相关之事”来进行报道呢？隐约之间，我开始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就在这时，长期担任NHK“Close-up现代”(3)节目主持人的国谷裕子女士打算召集人手，共同策划新项目，我也受到了邀请。该项目同时聚集了来自社会新闻部、文化生活报道部、网络媒体编辑部等跨多个领域的记者。
2016年7月，在我第一次见到国谷女士的时候，她的提议是对“SDGs”这一话题进行挖掘。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可持续发展目标）指的是联合国于2015年9月正式通过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年是MDGs（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最后一年，该目标侧重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而SGDs则设定为包含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应为之努力的目标。
本项目将由符合SDGs理念的报道与采访共同组成，条件允许的话，还会制作纪录片。国谷女士身为这方面的采访专家，负责对每个主题所属领域的一线专家与活跃人士进行采访，我们这些记者则负责撰写现场报道。
本书的另一位作者藤田皋月（《朝日新闻》Opinion编辑部记者）于2000年入职，比我要早一些。当SDGs这一项目开始时，文化生活报道部主要负责的是生活类内容。我们两人的孩子同岁，在撰写文章时的方向也常常一致，因此我们都希望尽可能让日本人对环境、贫困这些他们原本认为是距离自己非常遥远的问题产生兴趣。这时我们想到，能不能以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品、服装为突破口，鼓励人们去联想这些事物背后的“世界”中所发生的问题呢？
经过悉心准备后，项目终于在2017年1月启动。以该项目为中心，我与藤田记者多次就食品浪费、服装大量废弃等问题进行合作报道。当时我们非常担心自己的心声能否传递给读者，然而读者的反响却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本书是以藤田记者与我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所采访到的内容为基础撰写而成的。
第一部分讲述的是服装行业。以低廉的价格提供流行服装的快消时尚品牌的出现，使我们能以低成本享受到时尚潮流。然而这种现象所倚靠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生产。另一方面，其滞销产品也同样日益增加。过去那种光靠牌子就能卖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大规模生产的商业模式正在快消时尚之外的领域蔓延。“即使有部分产品报废，依然是大量生产的模式赚钱更多”成了行业心照不宣的理念。在这一部分里，我们将介绍服装行业的这一现状，以及业界为了改善这种现状所做出的努力。
第二部分讲述的是食品行业。对“惠方卷”等季节商品大量报废的现象及其背后原因进行探访。同时我们还将对曾在《朝日新闻》电子版中在线公开的纪录片里出现并引起过巨大反响的“不扔面包的面包店”的运营方式进行介绍。
第三部分是对消费者自身进行的追问。我们要把钱花在哪里、购买什么，这些行为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活动。“我们每天都要进行的购物行为可能会令企业发生改变”——我们尝试着从这一视角提出了话题。
或许有些人会感到无助，认为“仅凭我一人做出变化，又能改变什么”。不过我想说的是，即便是看上去难以抗衡的“巨型企业”，在其内部工作的也不过是一个个普通人而已。
其实我也经常陷入迷茫，因为在外人眼里“报社记者”的形象，与我们的实际形象相比，总是要高大得多（当然，与过去相比，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媒体，对记者有所期待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少）。
大约5年前，当时我还在静冈总局工作，曾经带过一批有志于成为记者的大学生。
经过两天一夜的培训后，其中一位学生对我说：“我原以为新闻记者都是那些能够满怀信心地写出报道，并表示‘这就是正确答案！’的人。可没想到记者在写作时也会有那么多的烦恼。”
“原来他们是这样看待记者这个职业的”，我不禁露出苦涩的笑容，内心却又感到一丝欣喜。报社记者需要听取各种观点，查阅资料，并通过比较各种事实来撰写报道。即使同样的资料摆在眼前，不同的人所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差异。事件相关者的论点有时甚至会彼此冲突。你对事实的核查是否充足？在追究某个人的责任时，你的言辞是否过于严厉？你觉得某件事有问题，会不会是自己理解有误？又会不会是被人误导？每一次都是磨到最后一刻，我依然在与各种不同身份的人不断讨论，并为此苦恼。即便如此，我还是经常会在报道发表后，从读者的反馈中得到新鲜的观点。当我还是个职场新人时，有人告诉我：“当你听到一句抱怨时，就要默认有一百个人心存不满。”因此即使是一条抱怨或好评，报社也会非常重视。
身为报社记者，我能与身处不同领域的各类人士交谈。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同时，我也逐渐感受到，无论看上去多么“强大”的组织，其内部的工作人员也会非常关注外界的声音。强势的跨国企业也好，政治家也罢，他们都对公众舆论颇为敏感。如果一个组织不能倾听外部的声音，那么迟早会走向衰亡。
因此身为消费者，请不要放弃对企业发声。除去投诉以外，如果你认为企业有值得夸奖之处，也请不要吝惜你的好评。因为这些好评能够帮助企业验证它们前进方向的正确性，同时为那些原本对路线有所怀疑的人提供动力。如果你通过社交平台与周围的人分享这一信息，或许也会帮助其他人注意到这一现象。事实上，这些行为日积月累，已经逐渐发挥出作用，引导各大公司作出改变了。
重大变革的第一步，通常从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小改变开始。以志愿者或社会企业家的身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形式或许并非适合每一个人，但若从日常生活着手，我们能做的事还有许多。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日常生活中那些不可或缺的商品是如何生产、来到我们手中的，并因此改变自己的购物方式，那么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同样也会随之改变。
衷心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触发改变的因素之一。
(1) 2016年2月15日，日本一位年轻的妈妈在网上匿名写下《上不了保育园，日本去死！！！》的博文，文中抱怨政府无能，在奥运会上浪费金钱，自家的孩子却上不成保育园……这篇博文引发了大量日本国民的共鸣。——译者（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2) 为了方便双职工父母与老人不方便帮忙带孩子的家庭能够放心生育，日本保育园可托管六岁以下的学龄前儿童，但入园前保育园将根据一系列指标对父母进行打分，以决定孩子是否可以入园。如果父母打分没有达到标准，孩子就不得不待在家中，这样的幼儿被称作“待机儿童”。截至2016年4月1日，日本有约两万多名“待机儿童”，其中86.6%是两岁以下的幼儿，这还不包括一些“隐性待机儿童”（进入非政府认可保育园的幼儿）。
(3) 由NHK所推出的一档新闻节目。于每周一至周四在NHK综合电视台、NHK WORLD TV及NHK WORLD PREMIUM播出。节目的主题涉及国内外社会问题、社会世态、社会热点和热门人物等。作者提到的国谷裕子从节目推出以来就一直担任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