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史回顾

随着20世纪西方学术风气的传入和影响，中国古代史学被纳入“史学史”的框架下加以研讨。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史长期关注的是史著以及史官、史学、史家的成立与发展，从而在整体上表现出“要籍解题式”的研究特征(14)。更有学者认为，由于研究重心置于史官制度的成立、史学著作体裁的演进以及史学思想的发达等若干方面，史学史研究忽视了史家、史作与史学在当时的社会中所发挥的实际功能(15)。

另外一类关注正史列传的研究是文学史中的传记文学研究。传记文学研究的核心是人，注重探讨史传中的人物形象是否饱满，叙述是否流畅，能否给人带来美学、哲学方面的思考。其研究方式与古人对义法的追求有近似之处，但亦有一定局限性。其中部分作品，为研究列传编纂提供了不同视角。

（一）史学史角度

自梁启超提出“中国史学史”的概念以来，“史学史”即成为历史学的重要分支之一(16)。有两方面的著作与本书相关：其一，以“中国史学史”为题的专著、论文层出不穷，特别是以《中国史学史》为题的教材大量涌现，或多或少提及前四史列传编纂；其二，以前四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在讨论中涉及列传部分，也在本书参考之列。

1．中国史学史论著

早期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出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1941年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7)、1943年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18)和1944年魏应麒《中国史学史》(19)出版以来，大量以“中国史学史”为题的著作涌现。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史学史研究虽起步较早，不过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理论构建和全面研究，“则主要反映于新中国建立后至今的60年中”。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侧重于对史家、史部要籍作解题式的研究；90年代以后，侧重从史学评论入手梳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20)。这种学术潮流中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往往作为教材使用，讲究时序清晰，体例严整，讨论列传的内容较少(21)。

再看中国史学史著作对前四史列传编纂的研究情况。

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史方面的专著较少，且一般不探讨前四史列传编纂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俞静安的《论前四史合传附传之例》。文中总结《史记》列传义例有八种，为“推隐”“从志”“曲讳”“尽书”“著事”“存人”“举重”“依类”。这八种义例内容多有重叠，相互并不完全独立。提及《汉书》合传附传之例，俞氏认为多从《史记》。如“《史记》韩信、黥布，各自为传，彭越与魏豹合传，卢绾与韩王信合传，吴芮无专传。《汉书》则以韩彭英卢吴合为一传，盖韩彭英三人同功同祸，卢则旧恩不终，皆蹈凶终之讥。未若吴芮之忠贞纯一，持盈保泰，卒至传国五世也。同中有异，而褒贬之意见焉，此即史公推隐之例也”。讨论范晔《后汉书》合传，亦认为“规自《班书》”。至《三国志》合传，俞静安认为“其体虽依《班书》，其例多从《马史》”。具体讨论中，所谓“广记备言之例”“参互明意之例”“义类谨严之例”，亦非前文所谓《史记》义例(22)。俞静安讨论前四史列传编纂的一般面貌多受古人“义法”说的影响，提炼出的义例亦有交叉。

大量中国史学史著作对正史列传的研究多有相似之处。一般看来，这些著作都能提及《史记》开创纪传体体裁，《汉书》在体例上对《史记》的修正，以及《三国志》《后汉书》编纂的一般过程(23)。它们可使读者在初面中国史学史时，迅速把握其最基本的发展脉络，对其整体风貌有一个概要式的了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作的讨论也往往相似。如提及《三国志》，多抨击其曲笔与回护；提及范晔《后汉书》，多肯定其论赞之才，以及在列传中使用以类相从的写作手法(24)。关于这几部史书列传之间的关系研究则很少。

但也有一部分著作，注意到了前四史列传编纂方面的细微变化。如徐文珊《中国史学概论》，于史家讨论《史记》《汉书》体例差异处认为：“史家各自为例，不必尽同……要之能示人以法度，以及本人立场为准，于理可通，于事能顺，有辞可解，斯可以。不必强人以就己，亦不必屈己以从人。”(25)其说不强为解释，畅达可从。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注意到“《史记》标目和篇章排列不太划一，《汉书》的标目和篇章则较为整齐。此外，《汉书》的人物大量采用合传，把那些人品相近或事迹相类的人物合记一起，使许多人物传都各具特色”；以及“《魏书》为东汉末年北方的割据势力董卓、袁绍等多人立传，《吴书》为东汉末年一度割据东南的刘繇立传，《蜀书》为最先割据西南的刘焉、刘璋立传，注意及当时历史的整体”(26)。又如瞿林东《中国史学史教程》谈道：“《后汉书》中提到的有《东观汉记》和华峤《汉后书》，范晔称为‘前史’。还有许多是他没有提到的，如其《党锢传》，可能来自司马彪《续汉书·党锢传》……其‘六夷’传，包括东夷、南蛮、西羌、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等，可能是分别参考了谢承、司马彪、华峤三家后汉史中有关的传。”(27)这些主张关注到列传编纂中的细节问题(28)，成为本书观点的参照。

最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

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在涉及前四史的部分是这样撰写的：第五章《〈史记〉——史书的出现》，第六章《〈汉书〉》，第七章《〈史记〉〈汉书〉以后史书的发展》，第八章题为《六朝末唐代出现的史学变化》。从其标目看来，非但将《史记》《汉书》作为中国史学史上有分水岭意义的标志著作，而且还将《史记》《汉书》以后至六朝末的史学演变，看作一个可以贯通的整体。

探讨《史记》《汉书》以后正史编纂方法方面，内藤湖南强调《史记》《汉书》《三国志》对材料的趣旨相同，都是以保存原文为宗旨的，而范晔《后汉书》“将以往编纂物作为材料使用时，出现了改写文章的必要”(29)。他的观察已经向着探索史书形成过程的细节迈进了。

体例和内容方面，内藤湖南认为司马迁撰写列传的主旨与后世史家完全不同。在司马迁以后，只有《汉书·元后传》和《后汉书·宦者传》多少残留一些司马迁列传主旨影响下的情况。关于这一问题，他对《史记》列传评价道：“司马迁所记《列传》中包含了各式各样的思想，其写作方法亦各有不同，这并非后世《列传》那种单纯人物履历书似的记载，而是采取了一种极为自由笔法。”(30)这么说，内藤所反对的，实际上是列传撰写过程中的那种刻板的形式。从史书体例的角度来看，《史记》为“圆而神”的典范，作为纪传体史书的开山之作，在创作上自然有着许多回旋的余地。

《史记》的列传编纂毕竟有一定之规可循。后代正史的列传编纂，依据的仍是它的范式，各有因循损益。值得讨论的是《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史记》的风格，又在多大程度上有所创新。无论如何，内藤湖南的著作深刻地启发了本书的创作。

总的看来，中国史学史著作概括出了前四史列传的最基本特点，但是对《三国志》《后汉书》的列传编纂过程着墨不多；它们发现了《史记》与《汉书》之间列传形式的调整并加以叙述，不过对其变化背后的历史因素讨论较少(31)。

2．单独研究某一史书的论著

《史记》一书自成书以来讨论者众多。清末民国以来，一些虽属学术札记，而论及《史记》体例的著作逐渐刊行。汪之昌的《史记列传编次先后有无义例说》和罗以智的《史记合传论》(32)关涉《史记》列传编次、合传的基本问题，首开研究《史记》列传编纂的风气。

此后，几乎所有对《史记》进行研究的著作都对《史记》的编纂情况有所讨论，内容涉及《史记》取材、五体渊源与义例、《史记》残缺与补充等方面。民国时期，有胡韫玉（朴安）、孙德谦、靳德峻、程芸、王利器(33)、朱东润、程金造等人考辨或提及过《史记》体例。胡韫玉文最早，以批评《史记》失误为主线，其中关涉列传者为第三条“列传序次错乱之失”和第四条“世家列传分合之失”。论点本诸前人学术笔记，用按语形式略加评论(34)。孙德谦的《辨史记体例》一文讨论《史记》列传编次混乱的问题，进而讨论合传义法，并提出“凡是有常例者必有变例，惟通乎变例，可以肆应无穷”的观点(35)。程芸的《本纪世家皆〈史记〉前已有》，论及《史记》体例对先秦文献的继承(36)。靳德峻《〈史记〉名称之由来及其体例之商榷》、黄文弼《〈史记〉源流及其体例》、程金造《〈史记〉体例溯源》(37)都是梳理《史记》各体例源流，以及做介绍的作品。朱东润《史记考索》专章《〈史记〉纪表书世家传说例》，论述《史记》列传编次时，以为诸传排列段落略与诸表相当。论述列传种类，将其分为分传、合传、杂传，以杂传比之“类传”。以收纳人物数量对列传作分类的方式，采用了同一的分类标准，有着较高的可信度和利用度(38)。

1949年以后，卢南乔对《史记》体例详加论述，结论最为全面(39)。较为系统的研究以白寿彝为典型。白先生于1961年创作论文《司马迁寓论断于叙事》，探讨《史记》的叙述形式，已经涉及《史记》编纂问题。后于1963年发表论文《司马迁与班固》，非但探讨《史记》的编写特点，亦开研究《史记》向《汉书》过渡，及两汉之际史学发展的先声。上述论文为作者思考《史记》乃至整个汉代史学提供了准备。1981年，白寿彝的《〈史记〉新论》出版，该书可以视作作者对《史记》研究的全面整理(40)。自白寿彝后，李少雍、许绍光、张大可、赵生群、田汉云、萧绍基、傅朗云、孙绿江等人对《史记》的体例都进行过讨论，他们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了《史记》形成之前的文献传统，及《史记》对先出文献体例的继承(41)。其集大成者以近年学者整理出版的《〈史记〉研究集成》第十一卷《〈史记〉文献与编纂学研究》为代表。该书著者为张大可与赵生群等(42)。此书将张、赵等人的研究著作中，与《史记》编纂有关的内容加以整理形成。既题为“集成”，应该有一定的概括意义，亦可以看作全面讨论《史记》编纂方面的著作。是书之前，有张大可的《史记研究》，设专章探讨《史记》的编纂(43)。而后，便出现了专门以“编纂学”为题进行讨论的专著，即赵生群的《〈史记〉编纂学导论》。此书从《史记》的内容以及《史记》与其他文献两个角度，论述了《史记》在编纂上的特点，其内容与《〈史记〉文献与编纂学研究》有着相当程度的联系(44)。

台湾学界的《史记》研究一直较为兴盛。早期有徐文珊所作的《〈史记〉评介》，于《史记》列传采古笔记法，逐字品评，颇有创见(45)。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阮芝生以《司马迁的史学方法与历史思想》为题完成博士论文。该文讨论了《史记》编纂的体例问题，将《史记》列传分为四类：学术相关、功业相似、行事相涉、志节相类。其文要旨在于透过《史记》文字推知司马迁本心(46)。此后，阮芝生在《台大历史学报》先后发表《论〈史记〉五体及“太史公曰”的述与作》《论〈史记〉五体的体系关联》(47)。前者论及《史记》五体本源，后者论及《史记》列传编次理由，但是并没有总结出一般性的结论。阮芝生的学生吕世浩的博士论文《从〈史记〉到〈汉书〉——转折过程与历史意义》，详细论述了两汉之际的史学与《史记》的关系，对续修《史记》诸人的著作做出考辩，使人清楚地看到在《史记》的影响下学术风气的走向(48)。这对于思考列传范式影响下的学术传承和史书修订是有意义的。

专门论及《史记》列传编次的著作有韩国学者朴宰雨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他将《史记》列传的编次规律总结为：“时间为序（若是合传，多以传首第一人的时期为准，但也有例外）、以类相从、牵连顺排、侧重为次、对比见义等诸义例交织而成。”(49)杨光熙观点与之类似，其《司马迁的思想与〈史记〉编纂》可以视作对《史记》编纂进行专门讨论的著作。该书第二章《〈史记〉的产生》，认为《史记》篇次的规律是：“第一，以历史活动时间先后为根本，这里的历史活动指历史人物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时主要的、重大的政治活动；第二，同一时期，同类相从，同事相从。第三，时间相同者，准之影响或功劳大小。当然，同类相从、同事相从仍要遵循历史时间原则。”(50)该书的主要贡献就是归纳上述原则，但仍有进一步阐发的余地。所谓“历史人物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时主要的、重大的政治活动”是指什么？又所谓“同类相从，同事相从”以何种标准而论？作者在后文将《史记》中诸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与《史记》列传编次对照时又发现，战国人物和汉初人物都没有按照时间顺序编次，按照作者的话分别解释为“司马迁没有按上述次序（战国人物）编次，而是在遵守总的时间标准前提下，依类编次”和“司马迁没有按照这个序列（汉初人物）排列，而是首先分类”。诚然，一个原则执行中存有例外实属正常。不过这两段历史共涉及二十九篇列传，几乎接近《史记》全部列传之一半，例外之多令人费解。可见杨光熙先生的结论值得进一步讨论。朴、杨两人共同的问题在于他们提出的概念“以类相从”并不严格。张大可、赵生群等人的研究亦有类似表述(51)。

一些探讨《史记》利用先前的文献的著作有助于了解司马迁的学术背景和写作特色，对本书写作也有帮助。金德建的《司马迁所见书考》关注《史记》成书前的文献基础，以考证《史记》与诸经、子文献的关系为主(52)。日本学者藤田胜久对《史记》战国史料加以分析，着重论述《史记》各战国世家的形成。其书虽与列传无关，而其研究思路与方法非常可取(53)。美国学者倪豪士着重思考司马迁在编纂《史记》的过程中对史料的选择、剪裁和编辑手法，可以视作金德建的工作之继续(54)。

值得一提的是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一书。该书论及《匈奴列传》的次第，以及列传与本纪的关系，都是关涉《史记》列传编纂的重要问题。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不局限于史学史，而是更多地与文化、政治相联系，勾画出史学史研究的深远图景(55)。可以说，逯耀东的著作已经涉及列传范式的某些面向。

综合前人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到，对《史记》列传编纂的研究并非题无剩意，《汉书》《三国志》及《后汉书》的情况也是如此(56)。

20世纪以来，《汉书》研究不及《史记》蓬勃，以杨树达《汉书窥管》最为著名。其书对于几个合传的设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57)。此书问世以前，杨树达已有《〈汉书〉释例》一文，专论《汉书》文例，与列传相关之处在其“论较量”与“论附记”两处。前者以列传行文中人物相仿相比事例，说明班固心中对人物的品评自有标准；后者归纳列传附记之例。此文长于归纳史料，见识非《汉书》烂熟于心者不能得(58)。卢南乔的《从史学和史料来论述〈汉书〉编纂特点》，重视刘向、扬雄作品对《汉书》在材料上的影响，他认为《新序》《法言》是以议论的方式保留了汉代史料，而非作为历史著作存在(59)。许殿才、刘敦玉、唐朝、陈其泰(60)等学者的论著讨论《汉书》的编纂特点。关于《汉书》体例也有一些专著问世(61)，然而单纯针对列传编纂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的。

研究《三国志》列传编纂的论著并不多见。对本书有启发的有日本学者津田资久的《魏略の基礎的研究》，及高桥康浩《韋昭の吳書偏向とその檢討》(62)。这两部作品对了解陈寿继承先前史书的情况有帮助，进而可促进考量陈寿裁量列传的情况。

范晔《后汉书》出现以前的诸家《后汉书》，是范书之文献基础。对它们深入了解，方能清楚范晔《后汉书》在编纂上的继承与创新。汪文台、周天游对诸家《后汉书》的辑校是可资利用的材料。郑鹤声著有《各家后汉书综述》，对诸家《后汉书》的源流与辑佚情况作出考订和说明，是从事此类研究的必读作品(63)。

日本学者对《后汉书》的研究更充分。早在1954年，高田淳即发表《范曄の後漢書列傳構成》(64)。而后铃木启造发表对诸家《后汉书》进行研究的论文《佚後漢書の研究——失氏名書のばあい》(65)。其后小林春树又著有《後漢時代の東觀について——後漢書研究序說》《中國古代における合理的史學の成立——漢書から東觀漢記·續漢書へ》《史記·漢書·後漢書における天道観，天人（相関）関係観，運命観，歴史観の特色について——後漢書研究の予備的考察として》(66)。小岛茂稔的著作《范曄後漢書の史料的特質に関する考察》晚出，在认识到前人已经指出范晔《后汉书》利用《东观汉记》作为基本史料的基础上，希望从严格的“史料批判”的立场出发，将范晔对材料的选择以及叙述态度加以讨论。作者聚焦范晔《后汉书》中与倭人相关的部分加以论述，以及利用车骑将军冯绲碑与《冯绲传》对照，综合得出范晔自负文笔，对先行文献进行修改，并加以自我创作的结论(67)。同样立足于史料批判的还有安部聡一郎《袁宏後漢紀·范曄後漢書史料の成立過程について——劉平·趙孝の記事を中心に》，该文亦是通过逐条的史料对比，证明《东观汉记》等史书是构成范晔《后汉书》的基础，而范晔《后汉书》也继承了《后汉纪》对于“义”的理解(68)。在同样的指导思路下，安部撰写了《後漢書郭太列傳の構成過程——人物批評家としての郭泰像の成立》，不仅用《郭太传》与诸家后汉书对比，亦与《高士传》《抱朴子》对郭太的记录对比，以此明晰范晔《后汉书·郭太传》的结构与诸多文献的所载的结构基本一致(69)。这种研究深入到列传与其他文献内部，从细节对比出发，明了史料结构，并由此探讨史家的深意，其论述过程引人入胜，是值得模拟的对象(70)。虽然日本学者没有纵观《后汉书》乃至前四史列传编纂的作品，但是他们深入细致的研究方法，对本书亦有影响。

藤田胜久对《史记》的批评似可看作新的研究角度。他认为对史记的研究应该“突破对《史记》文本的校勘、注释，突破对司马迁所用典籍、资料的复原，进一步对构成《史记》材料的性质和其编纂过程进行研究”(71)。此亦是本书希望通过努力达到的境界。有理由说，在藤田胜久、安部聡一郎等人开创的史料研究的道路上，对于前四史的编纂进行重新反思，还是会有相当的收获。

关于史著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其中多数的讨论涉及史书体例的产生与流变。现在看来，对于不同时期，列传产生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以及学术渊源的思考还可以更深入；对于列传人物的合并、编次的调整等问题，也可以进一步挖掘。实际上，列传人物的合并方式和列传排列次序，甚至列传内史料的先后次序，都可能影响读者对传主的认识和判断，也都可能蕴含作者的意图。那些人们看似习以为常的历史编纂很有可能大有深意(72)。

（二）文学史角度——传记文学

前四史不仅作为史学文献为历史学家所重，亦以优秀的文学作品而闻名。学者专从传记文学或史传文学的角度对前四史列传进行研究，在形式上与本书更为贴切。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出现了四代传记文学研究者(73)。由于对传记文学的定义有着不同理解，他们约略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史传是传记文学的一种；另一派则不讨论史传，只将史传以外的杂传视作纯粹的传记文学。两派学者对传记文学的定义存在广义狭义之分，但都涉及正史列传编纂。

首先看狭义的传记文学定义。在朱东润看来，传记文学（朱东润称为传叙文学）和史学的差异在于，史学的对象是事，而传记文学的对象是人。传记文学是“人性真相底流露”，而大部分史传不能完全揭示人物的全貌，这也就是“史传不能成为标准传叙文学底原因”。在此精神指导下，朱东润创作的专论汉魏六朝传记的著作《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对史传皆避而不谈，只研讨史传之外的传记。他总结出的传记文学的产生、自觉和其风格，实际上是对不同时期的传记的发展脉络与图景的勾画(74)。必须意识到，朱东润着重考察的史传以外的传记，是在列传范式带动下形成的传记。它们沿着与史传不同的轨迹发展下去，形成史传之外涌动着的暗流，和史传碰撞与干扰，不时在史传的发展洪流中翻滚出浪花。特别是在史书兴替之际，这种影响就尤为强烈。关注史传以外的传记文献，对研究列传范式有帮助，此可视作来自朱东润的提醒。

再看广义的传记文学的定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传记文学条”：“记载人物经历的作品称传记，其中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即是传记文学。”(75)据此，陈兰村对于传记文学的限定有三点：“第一，以历史或现实人物，以作者自己或他人作为描写对象，所记人物和时间都应有历史的真实性。第二，以传主为中心，描述传主的一生或相对完整的一段生活历程，着意表现传主的个性特征。第三，传记文学既是一种文学样式，应具有文学的艺术性。”其分类则有四类：“1.史传，主要指纪传体正史中的人物传记，尤其是文学性较强的前四史中的传记。2.杂传，主要指单独成书的类传。3.散传，指一人一传，但不单独成书，以单篇流行，或散见于各家文集中的个人传记。4.专传，指一人一传，单独成书的中篇以上单人传记。”(76)此观点与韩兆琦相同，所不同的是后者以传记体小说为传记文学的第五类表现(77)。在这些学者的研究中，史传是其基本的讨论对象(78)。

上述研究视角将史传纳入传记文学的研究视野，侧重考察列传的行文结构、艺术手法以及人物形象。其特点在于评论史传作为文章形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凸显人物性格及时代风貌，并且表达出文学的美感(79)。其研究侧重更似古人的“义法”。不过也有部分著作，能够从文学的角度反思史书编纂方面的问题。

对传记文学的关注，亦多集中在《史记》上(80)。俞樟华《论司马迁的传记文学理论》一文讨论《史记》立传标准，提及“功名”是标准之一。何为“功名”及《史记》是如何践行这一原则的，作者并未详细论及(81)。其《史记艺术论》的第八章《后代传记文学无法超越〈史记〉的原因》，从文学角度讨论了后代史传对《史记》的消解与模仿，已经触及长时段学术走向的问题(82)。

郭丹的《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关注到刘向在两汉之际对传记文学的贡献(83)。李少雍的《从古史及“四史”看史传文学的发展》，强调史传的文学性，同时也能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评论四史的地位，观察到史学之外的学术线索(84)。杨正润注意到杂传兴起之际史传出现了衰落的趋势，为分析《三国志》《后汉书》的文化背景作出提示(85)。

目前看来，还没有学者从传记文学的角度专论《三国志》。关于《后汉书》则有程方勇的博士论文《范晔及其史传文学》，其中与《后汉书》体例有关的部分可以参考(86)。

另外有一些从宏观角度对古代传记进行探讨的著作也值得关注。汪荣祖的《史传通说》仿《文心雕龙》而作，其中论《太史公》《传记》《班固》《后汉诸史》《陈寿》部分，串讲前四史，内容接近一般史学史著作，惟杂糅西方史学理论于其中。其论《铨配》一章，关涉合传问题(87)。李祥年的《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认为《史记》的人物传记的历史局限有“过分强调了传记的伦理教化作用，因而削弱了人物传记的形象塑造”，以及“过多从个人情感出发，局限了对历史人物在客观历史进程中地位与作用的正确评价”(88)。此说似乎距司马迁立传的标准和编次的深意相去较远。

综上，传记文学的模式，承袭了古代学术札记重议论的风格，品评人物、事件是其所长。传记文学的研究，能够从史家能否通过列传编纂表达自己史学意图的角度，激发笔者加深对列传编纂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