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清鼎革（又称明清易代），是指明朝灭亡、清朝勃兴的历史过程。时段上，明清鼎革可以以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为始，至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为止。在这近7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明与后金（清）战争（1618—1644）、农民战争（1627—1658）、清与南明诸政权战争（1644—1662）、清与郑成功势力的战争和迁海（1661—1683）、三藩之乱（1673—1681）等一系列大规模暴力冲突，社会失序、人口锐减、生产凋敝，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对外贸易遭遇巨大萎缩。明清鼎革是文化落后的满洲政权征服文化先进的明帝国，所以在易代过程中充满了意识形态、民族认同、中华宗主国认同等的崩塌与重建，文化、制度、思想等陷入矛盾、冲突、混乱后，新的秩序逐步形成。
明清鼎革不仅是帝制中国最后一次改朝换代，而且是17世纪中叶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政治、军事、社会和经济事件之一，其影响不仅限于中国，亦波及整个东亚地区，改变了东亚的国际关系和政治格局，并进一步对17—18世纪的世界体系发挥深远影响。明清鼎革的消息通过西方来华传教士和商人传至欧洲，引起欧洲政治、宗教、商业、文化各界的广泛关注，进而导致欧洲对中国观念以及中欧关系的变化。换言之，明清鼎革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更是一场区域政治变革事件，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一个全球性事件。正如赵轶峰写道，明清鼎革“发生在中国卷入全球化加速发展100多年后的17世纪中叶，与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欧洲和美洲正在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局有重要关联”(1)。
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在其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开篇即说：“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2)百余年来，这一题目不断吸引国内和国际学者的关注，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如果我们把明清鼎革作为观察的焦点，把不同空间尺度作为观察焦点的不同焦距，则明清鼎革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范式：
第一是国别史的范式，即在中国史的框架下研究明清鼎革。这是以往研究得最深入、成果最丰富的一类。例如谢国桢、陈纶绪、樊树志等学者的晚明史研究，孙文良、李治亭等学者的明清战争史研究，顾诚、秦晖等学者的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钱海岳、顾诚、司徒琳（Lynn A. Struve）等学者的南明史研究，孟森、魏斐德等学者的清史研究，以及大量的明遗民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对明亡缘由、鼎革过程和清兴原因及其特征等，均做了大量阐释。
第二是区域史的范式，包括对朝鲜等周边国家卷入明清鼎革过程的研究，尤其是对明清鼎革在“儒家文化圈”范围内的影响的研究。例如孙卫国对朝鲜王朝小中华意识的研究，牛军凯对明清时期中越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孙文、楠木贤道等对鼎革期间中日关系的研究，以及韦祖辉对东渡日本的明遗民研究等。此范式突破了本国史研究框架，从双边关系的角度，在大量发掘周边国家汉文文献基础上，重点探讨周边国家对明清鼎革的态度。这一范式之下仍存在不少可继续探究的余地，例如明清鼎革时期中国对外贸易遭到严重破坏，这一状况对东亚海域周边国家尤其是对东南亚区域产生了什么影响？尽管我们从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中能够了解一些端倪，但这一问题显然需要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做更深入的探讨。
第三是全球史的范式，即在全球视野中考察明清鼎革。已有的研究主要通过全球气候变化（小冰期）和白银输入减少两方面，分析明朝灭亡的原因。这方面的研究由阿谢德（Samuel A. M. Adshead）、艾维四（William S. Atwell）等学者开启，中国学界如李伯重等对这一研究范式做了进一步的深化。此范式大大拓展了明清鼎革史研究的视野，但仍留有很多研究空间。明清鼎革之际，尤其是清初迁海政策实施期间，中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退出了已存在了一个多世纪的国际贸易体系，作为被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称为世界经济重心的中国，这一退出对全球体系有怎样的影响？17世纪80年代清朝开海、重返国际贸易体系后，又有怎样的影响？其实魏斐德早已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认为“甚至还有可能的是，中国如此迅速地从1650年的全球危机中站起，为18世纪早期通过茶叶和丝绸贸易实现欧洲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契机”(3)。但自魏斐德提出这一看法以来，此问题仍未被系统研究。此外，明清鼎革的消息传至欧洲后，在西欧引发了一系列关注和讨论，甚至出现了许多以中国时事为背景或题材的文学作品。明清鼎革对欧洲的中国观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仍是缺乏的。
焦距不同，观察到的事物和结果也会不同。对明清鼎革的观察，除了可以在空间尺度上调节焦距之外，还可以在时间尺度、社会尺度、文化尺度上调整焦距。因此，有必要使用“变焦镜头”对明清鼎革史做不断的再研究。
有鉴于此，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于2018年11月24至25日主办了题为“全球视野中的明清鼎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的23位学者，在“全球视野下的明清鼎革”、“明清鼎革与边疆”、“明清鼎革与周边”、“明清鼎革与关内”、“明清鼎革与欧洲”、“明清鼎革与信息交流”、“明清鼎革的历史记忆”七个主题下展开研讨。本论文集就是这次研讨会的主要成果。
会议结束两年多来，与会学者们对会议论文做了仔细修订乃至改写，其中部分论文已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大部分的论文则为本论文集首发。编辑过程中，为了使主题更为集中，我们将赵轶峰先生的论文排为首篇，因为该文对以往明清鼎革史研究做了深入分析，并提出“此次变革最深远的影响在于中华文明聚合运动的基本完成；鼎革之后，中国帝制体系经历又一轮强化，中国经济发生了农商并为本业的一次持续繁荣”等甚有见地的观点，起到了本文论集“导论”的作用。其余20篇论文则以“本土”、“区域”和“全球”三种焦距为标准分为三组，从三个不同空间尺度来呈现明清鼎革史。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第三组“全球视角”中诸篇论文的内容多与欧洲有关，但我们并非认为只要与欧洲有关即可称之为“全球”。作为方法的全球史，是把研究对象放在全球范围内考察，这一做法极大地拓展了研究视野。但用这一方法研究明清鼎革史尚属起步阶段，距离充分研究还有很长的距离。比如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明清鼎革对南亚和西亚是否有或有多少影响，更没有探讨过明清鼎革是否也与非洲历史发生关联。如果我们接受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并同意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所认为的亚洲（尤其是中国）是当时世界枢纽的观点，那么这场发生于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理应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这一连锁反应包括17世纪中叶中国危机对世界贸易体系的冲击，也包括清朝逐步恢复秩序、重返世界体系后对全球摆脱危机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有待研究。因此，我们希望这本论文集不仅是一次学术研讨会的结果，而且能够激发出更多从全球视野中研究明清鼎革史的成果。
最后，作为此次会议的召集者和本论文集的编者，我要对所有与会同仁和论文作者表达诚挚的谢意，也对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支持表示感谢。
董少新
2021年3月26日
(1) 见本书第30页。
(2) ［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增订版），陈苏镇、薄小莹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第二版，第1页。
(3) ［美］魏斐德著，［美］梁禾主编：《讲述中国历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