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表型

早期的定居点经常会耗尽附近的资源，迫使居民勒紧裤带忍饥挨饿，或者迁移到其他地方。因此，早期的城镇经常会被遗弃。这些早期农业社区的居民比之前的狩猎—采集者要矮得多，而且他们的骨骼具有营养不良的特征。从骨骼看，他们中有很多人患有缺铁性贫血，几乎可以肯定是钩虫引起的，钩虫是如今最常见的引发贫血的寄生虫。他们定居的社区对于啮齿动物、苍蝇、吸血昆虫的繁衍非常有利，也为水传播和粪便传播的传染病以及家畜传播的传染病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古生物学家马克·内森·科恩认为，人们并非心甘情愿地耕种土地，而是由于人口和资源减少的压力被迫这样做的。久坐不动的生活环境有利于传染病的传播，同时也使指居民有了更充足但也并不稳定的食物供应。[19]所谓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并不一定带来更好的生活条件，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人类用了很长时间才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定居点发展为城市，而早期城市发展比现代城市则要快得多。

欧洲人的饮食主要是素食，他们吃的植物种类比现在的我们多得多。公元1世纪，一个林多人被献祭并扔进了英格兰西北部的泥炭沼泽，他是一个健康的人，大约25岁，身高170厘米，体格强壮。他死前不久吃了用大麦、草、小麦和香草做成的粥，粥里可能还加了一点猪肉。[20]大约在同一时期，丹麦的托伦德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他的肠道里保存有一份纯素食，里面有大约40种不同的种子，包括大麦、亚麻和紫苏等。大麦和亚麻可能是人工种植的，其余都是野菜。

他们的后代就像塔西佗描述的德国人一样，将大麦汁发酵制成酒精饮料。塔西佗说：“他们每年更换耕地轮作，但仍然有多余的土地。事实上，他们的土地肥沃而富饶，但他们拒绝在土地上付出应有的劳动。他们没有果树种植园，没有用围栏围起来的草地，没有被精心浇灌的花园。他们只在地里播撒谷物。”[21]塔西佗可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一切，但德国人的生活方式显然对他有吸引力。谁宁愿干农活而不愿在荒野中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呢?谁会愿意年复一年地尝试在同一块土地上收割庄稼，而不是烧掉另一块林地，把种子撒在灰烬里呢?

农业在不断发展，定居从事农业活动意味着依赖粮食生存，而对粮食的依赖又需要组织来保障。定期的丰收之后会产生大量的剩余食物，这些剩余食物需要储存、看守和分配。于是，士兵出现了，防护栏也出现了，城市、行政人员、牧师和国王也紧随其后出现了。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公民政府……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富人免受穷人的伤害设立的，或者说是为保护那些有一些财产的人免受一无所有的人的伤害而设立的。”文明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的。

历史由胜利者书写，而胜利者居住在城市里。5000年前，城市居民和供养他们的农民只占全球人口的一小部分；其余的人都没有历史。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1332—1406）的作品《历史绪论》以令人耳目一新的非欧洲中心的方式介绍了普世的历史。在他看来，人类最初的状态与7世纪阿拉伯人入侵之前的贝都因人相似：强壮的游牧民族带着骆驼四处迁徙，以骆驼的奶和肉为生。他们精瘦又强壮，已经习惯了饥饿，对一切危险都十分警觉。由于紧密的血缘关系，他们在战斗中团结一致。相比之下，城市居民则是柔软、娇弱和怯懦的，因为久坐不动的生活“构成了文明的最后阶段和衰落的起点”。一波又一波饥寒交迫的战士从荒地中涌现出来，掠夺着城市中虚弱和“罪恶”的居民，他们因奢靡而沦为牺牲品。[22]

那些不得不靠务农为生的人们，身高基本没有变化。埋葬在欧洲各地的9500个人的身高数据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在基督教时代的前1800年里，男性的平均身高约为170厘米，女性的平均身高约为162厘米，而且在整个时期内，这些平均值的变化仅略大于1厘米。[23]农业社会是两极分化的，那些处于金字塔底部的人—沉默的大多数—生活在勉强维持生计的边缘。罗伯特·马尔萨斯是18世纪90年代著名的人口统计学家，在此之前，他曾在农村教区做牧师。他曾说：“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应该知道，劳动者的儿子很容易发育不良，并且很晚才会发育成熟。一经询问就会发现，你以为是14或15岁的男孩，通常是18或19岁。”[24]在约克郡的沃伦珀西村中，对一个在中世纪被遗弃的乡村教堂墓地的遗骨进行的分析，也为我们提供了同样的结论。当时，沃伦珀西村10岁的孩子比现在同龄的孩子矮20厘米，而如今10岁的孩子已经和中世纪14岁的孩子体型差不多了。[25]沃伦珀西村孩子的体型并不比1833年英国儿童测量样本的体型小多少，这表明体型的增长是很近的事。现代生长研究之父詹姆斯·坦纳指出，终身发育不良在2岁时就已经确立，此后发育不良的儿童会在总体统计中拉低健康儿童的成长曲线。

自给自足的农民的身体被塑造为可以用微薄的口粮辛勤工作的样子，他们劳动的主要产品是谷物。骨骼在使用中定型，并随着施加在它们身上的压力而变厚；肌肉附着也变得更加突出。旧石器时代的猎人有旅行家的腿和有力的投掷手的手臂，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妇女拥有研磨种子产生的强壮手臂，以及因为前后晃动的跪姿而产生的膝盖和脚趾的畸形。[26]一项对农业时代最初的500年中欧洲妇女的研究表明，由于从事诸如锄地或研磨玉米等重体力劳动，她们上臂骨骼的密度大大增加，就连剑桥大学女子赛艇队的队员也不能与她们相比。[27]在农村的墓地中，经常会发现具有职业性骨骼和关节畸形的人体遗骸，这说明了农民的苦难和忍耐塑造了这些畸形。这就是农业的表型，从人类耕种初期到表型转变，它的变化不大。